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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内对于帝国主义抗争的事件，层见叠出，蔡观明曾做了一篇《救亡大计》的文章，在《商报》上发表，文中有两要点，其中一点是“建设之抵抗”，是针对不从实际充实力量，而只喊口号的毛病说的，后来有人把此文载在次年的《国民快览》里面。现在看起来，无建设的抵抗，结果如此，可以证明他的论旨不误了。
蔡观明其名其人，今者知之甚少。约七八年前，我开始撰写《钱基博年谱》，因而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南通如皋人蔡观明先生的零星材料，当时就猜测他与钱先生的关系一定非同寻常。2008年冬我三访南通，又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蔡观明的资料，除了摘录钱、蔡二人唱和的诗词、书信和相关史料之外，还将其自传《知非录》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并把第十一章“从约翰到光华”（详见附录一）手抄一过；其实也还是知之甚少。沙淘浪过，历史的影像常常并不大清晰，对于1925年上海光华大学创校的历史，我兴趣依旧，回头再去琢磨那几页手抄的资料，反觉滋味醇厚，又萌生了重读《知非录》的念头。
2000年前后，全国各地争先恐后搞起了“文库”工程，大者一省一“文库”，小者一市一“文库”，花样百出，许多好东西就这么被翻腾出来了。南通人既有钱又有文化，当然也不能示弱，于是热热闹闹编起了“江海文库”，据说已经印到了第八辑，因为是非正式出版物，不能发行，只能“礼尚往来”，这样的事情自然也还是知者甚少。好在2008年有心人已将蔡观明的《孤桐馆诗》、《孤桐馆文甲编》和《知非录》三部旧书汇编一集，即《孤桐馆诗文》，收入“江海文库”第五辑出版，对于关心近百年南通历史文化的人来说，一段沧桑，不能算没有意义的事情。
据说旧上海滩的高等教育界，有所谓“四大金刚”之说，孰高孰低，确实不好判断，但比较公认的排名是：国立大学以交通大学为第一，私立大学以光华大学为最受尊崇，而教会学校则以圣约翰大学为首座。在这三所上海最好的大学中，圣约翰常被认为是光华的“前身”，而两所学校之间的“恩怨情仇”，则来源于一次学潮。
从19世纪末中国现代大学初创到上世纪20年代，因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最终导致师生另立新校的情况，都不少见。例如大同大学，即是因为胡敦复、朱香晚等教师不满北京清华学校的美式校风，于1912年到上海另设新校；1924年大夏大学的建立，则是厦门大学学潮的产物。但不难看出，这些新建立的大学与原有大学的关系，都是咱中国人内部的“家庭纠纷”，并不牵涉到国家尊严与民族情感等问题。即便是复旦脱离震旦而另立，也因为两校共同的创始人是中国人马相伯的缘故，并未出现太多的民族隔阂。然而，对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决裂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圣约翰是美国教会大学，而教会大学一贯被视为西方掠夺中国教育主权和文化侵略的直接工具，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即普遍要求收回教会大学的教育权，因此，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背景下，师生脱离圣约翰另组光华大学的行动，就不仅仅是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那么简单，自然而然就上升到了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高度。
蔡观明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几乎足不出南通，唯有1924年至1926年间，在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任教。他恰恰就见证了“六三事件”的发生和演变，而且，在当时被各大报纸疯狂转载的两份圣约翰中国籍教师宣言，即《离校教职员宣言》、《离校教员致约翰同学会书》，都由他领衔签名，所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光华大学创校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蔡观明在其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当时的报道和事后学生的回忆文字，难免都语焉不详。孰料事情过去18年后，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蔡观明开始撰写自传《知非录》，对此旧事仍念念不忘，不仅披露了许多历史细节，而且更有一段惊人的评论：“平心而论，我对于教育权的收回，认为尚非其时。因中国所办学校，不如外人所办远甚；自己的学校既办的不好，又不许人家办，似乎徒争意气，不顾实际。但那时情势特殊，且我系孟、钱两君邀来，自应和他们同进退。”文中直率地批评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并且对自己当年与他人“同进退”而脱离圣约翰，颇显得有些无奈，这样的记述的确非常“另类”。
就《知非录》第十一章“从约翰到光华”与相关的记述来看，历史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蔡观明原名达官，后改名蔡达，字处晦、尔文，笔名观明、孤桐，如皋拼茶（今属南通如东县）人。他生于1893年，与好友费师洪（字范九）、钱基博（字子泉）约属同代人。费、钱二位均参加过科举，其中费师洪19岁参加州试，名列第一，时称“州首”。蔡观明因年轻几岁，就没赶上科举。他五岁延师就读，清宣统二年（1910）考进状元公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学习，师从屠寄学写古文。民国五年（1916），任如皋《皋鸣报》主编；次年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即后来的南通中学，以下简称七中），任国文教员7年。
在七中的这几年，蔡观明与同门费师洪时常往来，间有诗文，均在费主持的《南通报》上发表。1923年以后，才担任《南通报》特约撰述，每周撰评论一两篇。钱基博偶然在该报看见了他的一篇演讲稿《诗之研究》，认为很有见地，就写信给费师洪，询问作者的经历，于是双方就算认识了。蔡观明乃将自著讲义《文学通义》寄给钱基博请教，又作了一首七律为赠，诗云：“测香以鼻测声耳，唯有文章测以心。览骥骊黄闲检校，操琴山水耐探寻。岂应竟托空言老，弥觉相望大海深。欲状生平酬问讯，朱颜三十日长吟。”这是他俩订交之始，也是蔡观明后来到圣约翰附中任教的原因。
《文学通义》是一部中国古典及近代文学概论性质的书，由蔡观明于1920年初在七中完成。该书分总论、论文章的分类、论思想、论文词、论美相（即美学）等五篇，作者自认为此书近于文章修辞学。因系文言写作，商务印书馆担心销路差，不肯接收，蔡观明只好改为自印，于同年5月出版。
蔡观明出自张謇门下，工诗能文，兴学办报，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又性喜结交，所以大江南北的名流学者、骚人墨客，都与他广结文字因缘。在《孤桐馆诗甲乙编》里，还有一首五律《赠子泉》（1924年），诗云：“腹中饱万卷，挥手谢时名。斯人大勇猛，高识云天平。如我安及此，时作秋虫吟。钱君良史材，学浥盲腐英。往续技击传，睥睨侯官林（林琴南作《技击余闻》，君补数十事）。示我文数篇，吴传尤雄深（《吴禄贞传》）。此事足千祀，君谢非所营。聊以当博奕，虚誉胡容争。嗟今朝野士，万事期相陵。毫发得君意，天宇皆夷清。作诗誓隗始，永永坚同盟。”尤见他对钱基博这位新知的信任和钦佩。 不过，两人书信往来，谈艺论学，虽然非常投缘，但也有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一次，钱基博论及范伯子之文，认为范文虽学于桐城而蹊径不同，足以与桐城派“抗颜争列”，可名之曰“南通派”。蔡观明不以为然，当即复函曰：“顷见大著，论弟与范九之文，近于范伯子，而戏目之曰南通派。此弟所不敢受，亦不欲受也。”洋洋洒洒，辩之甚切，强烈要求钱基博给予“平反”。论争虽然激烈，但终究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至于钱基博是如何回应的，由于资料缺乏，确实不好妄测。不意此后十年，针对钱基博“范伯子非桐城派”的论调，从南通首先发难，闹得沸沸扬扬，大江南北十数位文章好手都卷入其中。一则关于“南通派”的议论，居然演变成了古文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案”，处于风暴中心的钱基博，那滋味一定不好受。
1924年上半年，蔡观明在七中的日子也过得并不愉快。由于去年暑假三年级与四年级学生发生冲突，遭到无理驱逐，教师罢教以示警告，结果激起四年级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的对峙，而校长处置不当，学潮遂久拖不决。这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的钱基博刚好写信给费师洪转邀蔡观明到圣约翰附中任课，他便应允了。暑假一过，蔡观明就急急赶往上海就职，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是担任附中国文课；但有一特别班，是中学最高年级，国文学分已修毕，预习大学一年级国文，所得学分，即算将来升入大学以后的学分，由我教授。总计每周授课时间，多至十八小时；有范文讲读，及默写，有作文，有文法，比在七中忙碌得多。但环境既佳，秩序井然，工作兴味，自然增进，又有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虽中文书并不过多，但暇时每去浏览。又有弹子房的设备，供教员课余消遣。所以那时课务虽忙，反觉舒适。”“课务虽忙，反觉舒适”，这是圣约翰给蔡观明的第一个好印象。
众所周知，圣约翰自美国传教士卜舫济接任校长后，大力推行“英语运动”，将英语普及到各科教学当中，收到了巨大的成功，使该校一跃成为中国最好的学习英语的场所。而重视英语的反面，国文教育则一直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视了。五四运动以后，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指责和非议，圣约翰大学的当局者也深谙妥协之道，于是另一场由外而内、从上至下的“国文改革”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1921年，圣约翰当局颁布《本校之大计划》，原有的中国文学哲学科裁撤，归并入文科，以“便利施行选科制之故”，这一举措增加了中国文化在整个教学中的分量。1923年，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校调查国文教学状况，黄炎培指出：“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改进之计，事不可缓。”于是圣约翰全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严格考查成绩，国文学分不够、成绩不合格者，不授予学位；二是邀请1916年毕业生孟宪承回校主持国文部，继而聘请钱基博等国学名家为教授；三是成立国文教学研究会，改进国文课程和教学方法；四是增添国文图书等。这些措施的行之有效，使圣约翰长期以来重英文轻国文的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蔡观明对此有客观而准确的评论：“以前约翰的缺点，就是不注重中文；自‘收回教育权’的声浪日高，便也顺应潮流，把中文抬高，所以聘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宪承也是约翰毕业生——锐意改革，那时中文教授方法的完备，倒在我国各校之上了。”
俗话说：“师严而后道尊。”意思是教师首先要“严字当头”，课堂上勤讲勤改，生活中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即所谓师不严则道不尊，道不尊则人才不成。蔡观明对此自然有真切的体会，他在《知非录》中写道：“教员在课室内，负管理全责，学生有犯规情事，可以立时记过，报告办事人惩罚。考试尤其严格，如发现学生作弊，立即斥退。所以学生从无程度不足马虎升级的事，约翰学生出校，在社会成名的，不下数十百人，决非侥幸。我恐怕北京大学，在精神方面，未必能够比得上。”圣约翰正是这样一所以纪律严明著称的教会大学，并持之以恒，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传统。
圣约翰除了纪律严格之外，也还有思想自由和人性光辉的一面。如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一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这个名字，久蒙尘埃，在历史教科书上，他们曾被定义为外国文化侵略者，随着毛泽东的一句“别了，司徒雷登”，而被放逐；在中国教育史上，一般书写者小心翼翼书写他们的贡献，唯恐与民族意识发生冲突。
但在圣约翰学生的各类回忆录里，都能见到卜舫济一闪而过的形象。比如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一书中，称卜舫济“苦口婆心，劝人为善，仁爱牺牲，以身作则”。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里，这位卜先生则“留长辫，衣华服，矩步规行，俨然一中国绅士。其人态度严肃而诚挚，办事认真不苟”。而圣约翰大学最年长的在世学子周有光，在2011年3月份出版的回忆录《拾贝集》中，写有关于卜舫济的片段：
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据说卜舫济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只有在抗战期间因病返回美国休假5年。1946年10月23日，当他回到第二故乡中国时，已经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多病，风烛残年。当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1947年3月7日，卜氏因病住院治疗数周后，在宏恩医院去世，葬于上海静安公墓，实现了他的宿愿。卜舫济生前曾对人说：
兹校之来学者，方今之中国学生也。方今之中国学生，不可不使之知欧化之真善，尤不可不使明国学之粹美。不知欧化之真善者，将墟故笃旧，而凿枘于方今，然不明国学之粹美，则见异骛外，而背弃其祖国。此又吾之所大惧也。然吾有事兹校教学三十年，尝诏之欧美科学之真善矣，然未尝使之知国学之不可放废也。欧化则播矣，国性或损矣，斯则吾之过也。然吾老矣，吾犹将努力。
这话是在“国文改革”运动中所讲，相信一定也感动过不少中国籍教师吧。 孟宪承、钱基博二位先生执教圣约翰大学两年，蔡观明则只有一年，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无论校风、学风均出现了新的气象，如若不是因为“六三事件”，定然也会有一番更大的作为。
关于“六三事件”的过程和分析，在今天众多的出版物当中，莫详于熊月之先生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和徐以骅博士主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此处就不过多转述了。但有一点是各家都忽略的事实，即事件中蔡观明充其量算一个旁观者，那为何在两份最重要的教师脱离圣约翰之宣言书中，均由他来领衔签名，而不是中国籍教师里职务最高的国文部主任孟宪承，也非大名鼎鼎的钱基博教授，边缘变焦点，颇耐人寻味。总之，《知非录》也给出了自己的说法。
历史研究讲求全面掌握资料，不然结论会有崩塌的危险。过去关于“六三事件”最详尽的描述，并非如徐博士所言只是钱基博的《光华大学成立记》，还应该有一部《光华大学五祺纪念册》。这本纪念册亦由钱基博编撰而成，分为载记、组织、文征三部分，几乎包括了“六三事件”中所有的文本，史料价值巨大，希望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近读徐以骅《卜舫济和他的自述》一文，文中写道：
当时所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资料和见证人的回忆都表明，卜舫济并未“有意侮辱国旗”，至于后来见诸许多报道的“撕毁国旗”一说，更是以讹传讹。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为该事件专门成立的调查小组，在一番详细调查后作出上述结论。卜舫济在6月5日就该事件发表一份声明，公开宣称是郭斐蔚主教指使他取下中国国旗，他以教会内这样极不寻常的方式透露了同主教的矛盾，并为自己开脱。过去关于“六三事件”最详尽的描述为圣约翰国文部教员钱基博先生的《光华大学成立记》，该文载于《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钱氏在文中虽然言辞激烈，但并未指责卜“侮辱国旗”。事实上钱基博还为1926年10月25日一期的《圣公会报》撰写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盛赞卜舫济治校有方，字里行间已了无“六三事件”的痕迹。
笔者于此处有两点不同意见：其一，在整个冲突过程中，诚如徐先生所言，卜舫济的确不曾“撕毁国旗”，但他出尔反尔，两次直接出面阻止升国旗仪式，反对学生的爱国行径，不论有意无意，其行为本身都是在“侮辱国旗”，若按钱基博《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送毕业同学》一文的说法，简直就是“侮蔑我国性”。其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详见附录二）并非专为《圣公会报》而撰写，它最早发表于1925年4月22日《南通报》，隔日刊，三期连载，标题和内容几乎一样。其文末略云：“先生今年六十，邦人君子之前承教者，将征鸿文于硕德，颂君子以万年，而言之不可以无征也，遂胪次事实，而属基博为之传。”由此可见钱先生乃受众人推举为撰，并非撰于“六三事件”发生之后，更不可能私下里与卜氏“化干戈为玉帛”。众所周知，1925年3月22日为卜舫济60整寿，圣约翰师生当然免不了一番庆祝，故而此文约写于1925年3月22日前后，此时距离“五卅”发生尚有两个多月，字里行间自然没有“六三事件”的痕迹。
蔡观明随众人脱离圣约翰后，起初暂住在族弟蔡晦渔孟纳路的寓所，既未协助学生的安置，又未参与新大学的筹建，过些时候也就回了南通。暑期中，孟宪承来南通演讲，面邀他去新组建的光华大学任教，他又应允了。不过，光华一部分办事人对蔡观明有点敷衍的意味，因此令他颇有微词。学年结束后，光华果然没有续约，他也无意继续留任，就忙着创办自己的学校去了。
那时国内对于帝国主义抗争的事件，层见叠出，蔡观明曾做了一篇《救亡大计》的文章，在《商报》上发表，文中有两要点，其中一点是“建设之抵抗”，是针对不从实际充实力量，而只喊口号的毛病说的，后来有人把此文载在次年的《国民快览》里面。现在看起来，无建设的抵抗，结果如此，可以证明他的论旨不误了。
蔡观明离开光华大学以后，先去家乡如皋创办扶轮学院并任教务主任。民国十七年（1928），任拼茶行政局局长，支持徐一朋创办拼茶初级中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又协助徐一朋在拼茶中学增设高中部，同时创办国文专修学社，自任社长。日军占领拼茶后，避居乡间教书行医。民国三十六年（1947），任南通中学首席国文教师。曾出任东台县参议会参议员、如皋县参议会参议员。新中国建立以后，蔡观明历任南通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通市政协委员。
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戏剧性，让人琢磨不透。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金字招牌怎么都保不住了，前者的文理专业被“连窝”端给了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后者则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东扔一块，西丢一块，其中文、理学院的大部分专业也被并入了这所师范大学。俗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两所当年上海高校界赫赫有名的“死对头”，不尴不尬、磕磕绊绊了20多年，居然如此收场，恐怕让九泉之下的卜舫济和张寿镛二位校长都始料未及的吧。
蔡观明学识渊博，书法、国画、金石也有相当功底。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著述，计有《文学通义》（商务印刷，1920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经学指津》、《孤桐馆诗》（铅印本，1924）、《孤桐馆文甲编》（铅印本，1926年）、《孤桐余韵》、《南通方言疏证订补》、《偏旁笔顺检字法的简明字汇》（油印本，1954年）、《孤桐馆语言学论丛初集》（油印本，1963年）、《吴嘉纪年谱》（油印本，1964年）、《金沧江年谱》、《孙枝蔚年谱》、《知非录：蔡观明白叙传》（铅印本，1943年）、《拼茶史料初集》（铅印本，1936年）等。
他自幼爱好传统医学，又是当地著名的中医。抗战期间，他在家乡开设诊所，为父老乡亲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受到欢迎。其医学著作有《平秘论》、《湿温警言》、《孤桐馆医案》、《素问音（上、下）》、《习医札记》、《医验杂记》、《国医蠡测》等，心得极多，都是他在常年行医过程中仔细观察、思考和总结的成果。
蔡观明不仅精通医术，早年还是位写作言情小说的高手，已正式出版的小说有《绿波传》（商务印书馆，1914年）、《游侠外史》（文明书局，1924年）。其他还有散篇小说《筠娘遗恨记》、《吴笺》、《清波向往记》、《花月新痕》、《误吻》、《玉无瑕》、《青衫红粉》等等，均发表在当时上海或南通的报章杂志上。这些小说一般署名“孤桐”，与擅写政论的章士钊笔名相同，后来的整理者不察，往往将其滥入《章士钊全集》，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参见孟庆澍《（绿波传）索隐》，刊于《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孟庆澍著，2010年。）其实，蔡观明署名“孤桐”的作品不限于小说，其他还有不少，且与章士钊使用“孤桐”的时间重叠，极不容易辨识。我的朋友朱铭先生是上海研究章士钊的专家，对章文的熟悉，一时无俩，真可谓“海内罕及”，他就常跟我抱怨：“怎么又是‘孤桐’？唉。” 1966年春，举国上下口诛笔伐《海瑞罢官》，蔡观明私下对人说：“我就不信忠臣海瑞比奸臣严嵩还坏！”结果“群众”觉悟高，哪管他是什么“政协委员”，一律平等，绝不允许“反动言论”逍遥法外，蔡观明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批斗。他忧愤成疾，于1970年1月17日在家乡逝世，终年77岁。
70余年乡居生涯，也不算平淡，也不算孤陋，举凡诗文小说、金石书画、地志中医等等，蔡观明均有所涉猎，足可用“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来评价。他一生勤奋，文字等身，除了几部小说之外，大量文史和中医著述都属于自印铅字本、油印本和手稿本，居然没有一部著作是正式出版物。尤其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历经劫灰，他这些心血凝聚的文字竟然大都保存了下来，静静地躺在南通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和特藏部中。1962年，蔡观明年近70，老友费范九提前作诗祝寿：“士望峥嵘七十年，老来幸值大同天。才高原不因文重，兴好何妨以画传。马列专书成武库，农工集会当经筵。钓游旧侣今难得，争向花时付酒钱。”寂寞的学人或可由此得些感悟。诗中“大同天”颇具讽刺意味，而“士望峥嵘”则为蔡观明一生写照，似也相宜的。
附录一：《知非录》第十一章“由约翰到光华”
蔡观明
约翰大学是中国教会学校的首座，也可算中国境内大学的翘楚。——有外人评论：“中国之以大学称者，名实相符，除外国政府所设之香港大学外，只约翰大学、北京大学而已。”——占地极广，树木深蔚。我是担任附中国文课；但有一特别班，是中学最高年级，国文学分已修毕，预习大学一年级国文，所得学分，即算将来升入大学以后的学分，由我教授。总计每周授课时间，多至十八小时；有范文讲读，及默写，有作文，有文法，比在七中忙碌得多。但环境既佳，秩序井然，工作兴味，自然增进，又有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虽中文书并不过多，但暇时每去浏览。又有弹子房的设备，供教员课馀消遣。所以那时课务虽忙，反觉舒适。
教员在课室内，负管理全责，学生有犯规情事，可以立时记过，报告办事人惩罚。考试尤其严格，如发现学生作弊，立即斥退。所以学生从无程度不足马虎升级的事，约翰学生出校，在社会成名的，不下数十百人，决非侥幸。我恐怕北京大学，在精神方面，未必能够比得上。以前约翰的缺点，就是不注重中文；自“收回教育权”的声浪曰高，便也顺应潮流，把中文抬高，所以聘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宪承也是约翰毕业生——锐意改革，那时中文教授方法的完备，倒在我国各校之上了。
开课的时候，安亭黄渡之间，已经发生冲突，从此枪炮声无夜不闻，有时齐燮元军队，抄袭南翔，尤为清晰。及至卢军后路，被孙传芳压迫，形势日非，约翰靠近梵王渡车站，恐有溃兵阑入；外籍各教员，每夜荷枪守卫，我们竟没有一人加入，相形之下，颇难为情。国籍同事间，偶然谈到，只有相对不自然的谈笑而已。直至卢何出走，战事结束，才恢复常态。
大约是为西文拼音的便利，或是西人一人一名的习惯，在约翰里，我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以字行了——蔡观明——著述的工夫是没有；因大学生为他们的刊物索稿，偶然写点诗文，又写了几则读易偶谈给他们登载；此外便一无成绩可述。
每逢礼拜六，或礼拜日，总要到“上海”去会会朋友——在梵王渡认为是上海以外地区。——次年乙丑四月，独游苏州两日，仅在虎丘、寒山寺、沧浪亭等处而已。
约翰治校，素主高压，在学生运动极盛的时候，约翰学生，埋头读书如故。及五卅惨案发生，居然也响应罢课起来，当局见势不可遏，倒也并未阻止。六月三日，学生事前得到校长允可，将中国国旗升至旗竿中段——下半旗，为惨案死者志哀。——校长忽想及学校与租界当局的关系，——本是一脉相通，——未便任令学生作如此表示，遂亲往将旗取下。学生见之大愤，认为污辱国旗，就全体离校，国籍教职员，为表示与学生一致，也多数同时离校，并联名登报表明态度。宪承因自己是约翰出身，不肯领衔，遂推我领衔。后来国家主义派刊物《醒狮》，狠表扬这次事件；南京东南大学离校教授，——因校内风潮——也来电慰问。我那时便暂住族弟晦渔孟纳路寓所，过些时也就回通。
平心而论，我对于教育权的收回，认为尚非其时。因中国所办学校，不如外人所办远甚；自己的学校既办的不好，又不许人家办，似乎徒争意气，不顾实际。但那时情势特殊，且我系孟、钱两君邀来，自应和他们同进退。
学生离校以后，立时获得上海若干名流之助，开始创办新校，设立筹备处。宪承因南通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请来演讲，南通教育局长、教育会长，邀我陪同参观各处。宪承告我：新校创办情形，并说可以迳往参加，但我不愿前往。暑期中曾回拼一行，后得到新校——光华大学——聘书，才在开学以前到沪，仍寓晦渔处。
光华校舍，系租赁霞飞路西首一所洋房。校长张咏霓，教务长朱经农。我任大学各级范文讲读及作文，每周改本达一百五十馀本，而待遇又和其他科学教授不同，——理由是留学生花的本钱大，——初订月薪八十元，后因伍叔傥——约翰旧同事——不到，课由我和何仲英分任，才增至一百二十元。
那时国内对于帝国主义抗争的事件，层见叠出，我做了一篇《救亡大计》，在《商报》上发表，文中两要点：其中一点现已遗忘，一点是“建设之抵抗”，是针对不从实际充实力量，而止喊口号的毛病说的，后来毕公天曾把此文载在次年的《国民快览》里面。现在看起来，无建设的抵抗，结果如此，可以证明我的论旨不误了。
我对光华兴趣不高，且觉得光华一部分办事人，对约翰离校同人，有点敷衍意味；便决定努力的方向。想创办一个研究国学的专门学院，采取旧日书院学生自动研究的长处，和教会学校严格的校风。其理由：学校出身的人，在中小学里，科学分心，再加以改授国语，对本国文学基础太浅薄，到大学研究，纵能在诗词散文方面有所成就，——已经很少，——要谈到朴学，简直是不可能。所以非用专门的特别的教育，难以养成特出人才。年假中草创计划，到如皋访谒沙健庵先生，请他主持，——此事曾和国文专修科老同学姚泽人谈过，泽人说沙先生可望赞助，——沙先生但说：“兹事体大。”也未拒绝，丙寅暑假散学时，光华对各教授均未发聘书，我也就到如皋会同泽人积极筹办“扶轮学院”。后来光华果然通知不续约，约翰离校同人，多数均先后脱离。 （节录自《知非录：蔡观明自叙传》，铅印本，1943年）
附录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
钱基博
先生氏卜，舫济其名。美国者，其父母之邦；纽约，其生地也。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其生之日也，实与缔造美国开基民主之华盛顿同日生，先生时引以自喜，亦以自勗者也。
年十几，习文学于其国之三一学校，对转哥伦比亚大学，又习神学于纽约之神学院。以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授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又三年，授纽约神学院神学士，遂以其年宣基督教于中国，而尤注意于中国之基督教会教育焉。一千九百年，授三一学校名誉神学博士，又十年，乃赴英之英格兰，与于万国宣教大会，而授英壹丁堡大学之名誉神学博士焉。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我中华民国前大总统黎公以先生乐育多士，有勋劳于我国家，给予三等嘉禾章，众民望也，实为中华人民建国之十年，其所得之荣典也。而其间授名誉神学博士者再，盖生平殚锐于宗教，知化穷神，彼都人士尤以是徵先生之德之盛也。
所著书之言宗教者，曰《基督本纪》，曰《天国振新记》，曰《预备天国记》；言科学者，曰《格致启蒙》，曰《地理学》；言中国者，曰《中国历史大纲》，曰《中国之革命》，曰《中国之危险》，其所著之书籍也。而《中国历史大纲》一书，彼都人士尤乐道焉，盖先生居中国久，殚见洽闻，称习中国之为以有闻于世也。
先生所任之职，曰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曰上海工部局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而圣约翰大学校校长，特先生任职之一而已。其间尝一被推为安徽省主教，胥不以称，独称之日圣约翰大学校校长卜先生者，盖有先生之掌教，斯以有圣约翰大学之今日；有圣约翰大学之今日，斯以彰先生之隆誉。而邦之贤士大夫，有誉于圣约翰大学者，何尝不连类以称先生也？
先生之来掌圣约翰也，实以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于时学校不修，邦士大夫，方督子弟呻估毕，从事制举文弋科第，其尤秀异者，俾之走通都大邑，挂籍书院，以求速化，通声气，而美国施主教乃于上海办所谓圣约翰书院者，是乃今日圣约翰大学之权舆也。然伯度草创，初亦以制举文教，继圣虽更制，教程只限中学，而校舍亦因陋简而已。先生之来，乃度宏规而大起，成之以勇迈不回之气，佐之以坚苦廉毅之操，三十年间，增殖校产二百万元，拓校地二百二十八华亩。其教程自中学、大学以底有大学院，其大学分科自神学、医学、文理三科以底增工科学院，其学舍自办公室、礼堂、课堂、寝室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体育室、交谊室之属，罔不建。学籍自沿海广东、福建以北渐，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暨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西诸省罔不有。始以一千八百九十二年筹设大学院，分神学科、医学科、文理科，自以习文学、神学，而理医非所长，则请英国人顾斐德者主理科，美人林肯授医科。其教学之法既渐备，行之十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圣约翰大学为归。而训练管理之事，先生胥以一身任之，义所不可，一不为煦妪，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遵，四方之来学者，咸能率教以有成。高第弟子多折冲外交，知名当世者。其次一技一能，亦以有造于邦家。散而之海外者，东自美国，横斐律滨、南洋各岛，以西渐欧罗巴大邦，莫不有圣约翰大学学生之踪迹焉。先生常以六年一之海外，作汗漫游，而舟车所至，鞠（月卺）道左，周旋晋接，执弟子礼惟谨者，皆圣约翰大学之学生也。尝思教泽之汪洋，矢勿谖以永日，爰庀钜金，恢张黉序。图书馆者，诸生所以纪念先生之任职二十五年而有建焉者也；交谊室者，诸生所以纪念先生之哲妃黄夫人者也。自先生以推爱于厥妃，斯可谓忠且敬矣。顾先生若有歉焉，辄语于人日：“兹校之来学者，方今之中国学生也。方今之中国学生，不可不使之知欧化之真善，尤不可不使明国学之粹美。不知欧化之真善者，将墟故笃旧，而凿枘于方今，然不明国学之粹美，则见异骛外，而背弃其祖国。此又吾之所大惧也。然吾有事兹校教学三十年，尝诏之欧美科学之真善矣，然未尝使之知国学之不可放废也。欧化则播矣，国性或损矣，斯则吾之过也。然吾老矣，吾犹将努力。”十余年来，在校无时不讨诸生而申儆之于“国性之宜自葆，国学之不可以惰”。其著论于《约翰声》者，可复按也。
钱基博曰：《诗·小宛》之三章曰：“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教诲尔子，式毂似之。”释之者曰：“式用毂善也，喻教诲之能迁善也。”虽然，毂则毂矣，螟蛉失其子矣，宁螟蛉之所以期其子者而若是乎？曩吾观于国内侨客之建学，而怃然若有惧焉。奚惧？惧螟蛉我国人子弟也。我国人有子弟，而侨客不吝式毂之教焉，国人之所甚感也。虽然，倘自居为负子之蜾赢，而教以式毂之似焉，则国人之所不欲者也。先生则既夫白其志于国人矣。虽然，国人子弟之负笈来此者，或不能体先生所以作育之意，而见异骛外，自蔑其国性焉，此又先生之所甚不欲，而无如何者也。闻先生之言者，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矣。先生今年六十，邦人君子之前承教者，将徵鸿文于硕德，颂君子以万年，而言之不可以无征也，遂胪次事实，而属基博为之传。
（原刊于《南通报》，1925年4月22日至26日）
（责任编辑 袁剑）
蔡观明其名其人，今者知之甚少。约七八年前，我开始撰写《钱基博年谱》，因而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南通如皋人蔡观明先生的零星材料，当时就猜测他与钱先生的关系一定非同寻常。2008年冬我三访南通，又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蔡观明的资料，除了摘录钱、蔡二人唱和的诗词、书信和相关史料之外，还将其自传《知非录》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并把第十一章“从约翰到光华”（详见附录一）手抄一过；其实也还是知之甚少。沙淘浪过，历史的影像常常并不大清晰，对于1925年上海光华大学创校的历史，我兴趣依旧，回头再去琢磨那几页手抄的资料，反觉滋味醇厚，又萌生了重读《知非录》的念头。
2000年前后，全国各地争先恐后搞起了“文库”工程，大者一省一“文库”，小者一市一“文库”，花样百出，许多好东西就这么被翻腾出来了。南通人既有钱又有文化，当然也不能示弱，于是热热闹闹编起了“江海文库”，据说已经印到了第八辑，因为是非正式出版物，不能发行，只能“礼尚往来”，这样的事情自然也还是知者甚少。好在2008年有心人已将蔡观明的《孤桐馆诗》、《孤桐馆文甲编》和《知非录》三部旧书汇编一集，即《孤桐馆诗文》，收入“江海文库”第五辑出版，对于关心近百年南通历史文化的人来说，一段沧桑，不能算没有意义的事情。
据说旧上海滩的高等教育界，有所谓“四大金刚”之说，孰高孰低，确实不好判断，但比较公认的排名是：国立大学以交通大学为第一，私立大学以光华大学为最受尊崇，而教会学校则以圣约翰大学为首座。在这三所上海最好的大学中，圣约翰常被认为是光华的“前身”，而两所学校之间的“恩怨情仇”，则来源于一次学潮。
从19世纪末中国现代大学初创到上世纪20年代，因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最终导致师生另立新校的情况，都不少见。例如大同大学，即是因为胡敦复、朱香晚等教师不满北京清华学校的美式校风，于1912年到上海另设新校；1924年大夏大学的建立，则是厦门大学学潮的产物。但不难看出，这些新建立的大学与原有大学的关系，都是咱中国人内部的“家庭纠纷”，并不牵涉到国家尊严与民族情感等问题。即便是复旦脱离震旦而另立，也因为两校共同的创始人是中国人马相伯的缘故，并未出现太多的民族隔阂。然而，对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决裂来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圣约翰是美国教会大学，而教会大学一贯被视为西方掠夺中国教育主权和文化侵略的直接工具，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即普遍要求收回教会大学的教育权，因此，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背景下，师生脱离圣约翰另组光华大学的行动，就不仅仅是校务处理不当而引起学潮那么简单，自然而然就上升到了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高度。
蔡观明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几乎足不出南通，唯有1924年至1926年间，在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任教。他恰恰就见证了“六三事件”的发生和演变，而且，在当时被各大报纸疯狂转载的两份圣约翰中国籍教师宣言，即《离校教职员宣言》、《离校教员致约翰同学会书》，都由他领衔签名，所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光华大学创校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蔡观明在其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当时的报道和事后学生的回忆文字，难免都语焉不详。孰料事情过去18年后，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蔡观明开始撰写自传《知非录》，对此旧事仍念念不忘，不仅披露了许多历史细节，而且更有一段惊人的评论：“平心而论，我对于教育权的收回，认为尚非其时。因中国所办学校，不如外人所办远甚；自己的学校既办的不好，又不许人家办，似乎徒争意气，不顾实际。但那时情势特殊，且我系孟、钱两君邀来，自应和他们同进退。”文中直率地批评了“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并且对自己当年与他人“同进退”而脱离圣约翰，颇显得有些无奈，这样的记述的确非常“另类”。
就《知非录》第十一章“从约翰到光华”与相关的记述来看，历史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蔡观明原名达官，后改名蔡达，字处晦、尔文，笔名观明、孤桐，如皋拼茶（今属南通如东县）人。他生于1893年，与好友费师洪（字范九）、钱基博（字子泉）约属同代人。费、钱二位均参加过科举，其中费师洪19岁参加州试，名列第一，时称“州首”。蔡观明因年轻几岁，就没赶上科举。他五岁延师就读，清宣统二年（1910）考进状元公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学习，师从屠寄学写古文。民国五年（1916），任如皋《皋鸣报》主编；次年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即后来的南通中学，以下简称七中），任国文教员7年。
在七中的这几年，蔡观明与同门费师洪时常往来，间有诗文，均在费主持的《南通报》上发表。1923年以后，才担任《南通报》特约撰述，每周撰评论一两篇。钱基博偶然在该报看见了他的一篇演讲稿《诗之研究》，认为很有见地，就写信给费师洪，询问作者的经历，于是双方就算认识了。蔡观明乃将自著讲义《文学通义》寄给钱基博请教，又作了一首七律为赠，诗云：“测香以鼻测声耳，唯有文章测以心。览骥骊黄闲检校，操琴山水耐探寻。岂应竟托空言老，弥觉相望大海深。欲状生平酬问讯，朱颜三十日长吟。”这是他俩订交之始，也是蔡观明后来到圣约翰附中任教的原因。
《文学通义》是一部中国古典及近代文学概论性质的书，由蔡观明于1920年初在七中完成。该书分总论、论文章的分类、论思想、论文词、论美相（即美学）等五篇，作者自认为此书近于文章修辞学。因系文言写作，商务印书馆担心销路差，不肯接收，蔡观明只好改为自印，于同年5月出版。
蔡观明出自张謇门下，工诗能文，兴学办报，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又性喜结交，所以大江南北的名流学者、骚人墨客，都与他广结文字因缘。在《孤桐馆诗甲乙编》里，还有一首五律《赠子泉》（1924年），诗云：“腹中饱万卷，挥手谢时名。斯人大勇猛，高识云天平。如我安及此，时作秋虫吟。钱君良史材，学浥盲腐英。往续技击传，睥睨侯官林（林琴南作《技击余闻》，君补数十事）。示我文数篇，吴传尤雄深（《吴禄贞传》）。此事足千祀，君谢非所营。聊以当博奕，虚誉胡容争。嗟今朝野士，万事期相陵。毫发得君意，天宇皆夷清。作诗誓隗始，永永坚同盟。”尤见他对钱基博这位新知的信任和钦佩。 不过，两人书信往来，谈艺论学，虽然非常投缘，但也有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一次，钱基博论及范伯子之文，认为范文虽学于桐城而蹊径不同，足以与桐城派“抗颜争列”，可名之曰“南通派”。蔡观明不以为然，当即复函曰：“顷见大著，论弟与范九之文，近于范伯子，而戏目之曰南通派。此弟所不敢受，亦不欲受也。”洋洋洒洒，辩之甚切，强烈要求钱基博给予“平反”。论争虽然激烈，但终究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至于钱基博是如何回应的，由于资料缺乏，确实不好妄测。不意此后十年，针对钱基博“范伯子非桐城派”的论调，从南通首先发难，闹得沸沸扬扬，大江南北十数位文章好手都卷入其中。一则关于“南通派”的议论，居然演变成了古文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案”，处于风暴中心的钱基博，那滋味一定不好受。
1924年上半年，蔡观明在七中的日子也过得并不愉快。由于去年暑假三年级与四年级学生发生冲突，遭到无理驱逐，教师罢教以示警告，结果激起四年级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的对峙，而校长处置不当，学潮遂久拖不决。这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的钱基博刚好写信给费师洪转邀蔡观明到圣约翰附中任课，他便应允了。暑假一过，蔡观明就急急赶往上海就职，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是担任附中国文课；但有一特别班，是中学最高年级，国文学分已修毕，预习大学一年级国文，所得学分，即算将来升入大学以后的学分，由我教授。总计每周授课时间，多至十八小时；有范文讲读，及默写，有作文，有文法，比在七中忙碌得多。但环境既佳，秩序井然，工作兴味，自然增进，又有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虽中文书并不过多，但暇时每去浏览。又有弹子房的设备，供教员课余消遣。所以那时课务虽忙，反觉舒适。”“课务虽忙，反觉舒适”，这是圣约翰给蔡观明的第一个好印象。
众所周知，圣约翰自美国传教士卜舫济接任校长后，大力推行“英语运动”，将英语普及到各科教学当中，收到了巨大的成功，使该校一跃成为中国最好的学习英语的场所。而重视英语的反面，国文教育则一直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视了。五四运动以后，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指责和非议，圣约翰大学的当局者也深谙妥协之道，于是另一场由外而内、从上至下的“国文改革”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1921年，圣约翰当局颁布《本校之大计划》，原有的中国文学哲学科裁撤，归并入文科，以“便利施行选科制之故”，这一举措增加了中国文化在整个教学中的分量。1923年，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校调查国文教学状况，黄炎培指出：“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改进之计，事不可缓。”于是圣约翰全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严格考查成绩，国文学分不够、成绩不合格者，不授予学位；二是邀请1916年毕业生孟宪承回校主持国文部，继而聘请钱基博等国学名家为教授；三是成立国文教学研究会，改进国文课程和教学方法；四是增添国文图书等。这些措施的行之有效，使圣约翰长期以来重英文轻国文的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蔡观明对此有客观而准确的评论：“以前约翰的缺点，就是不注重中文；自‘收回教育权’的声浪日高，便也顺应潮流，把中文抬高，所以聘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宪承也是约翰毕业生——锐意改革，那时中文教授方法的完备，倒在我国各校之上了。”
俗话说：“师严而后道尊。”意思是教师首先要“严字当头”，课堂上勤讲勤改，生活中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即所谓师不严则道不尊，道不尊则人才不成。蔡观明对此自然有真切的体会，他在《知非录》中写道：“教员在课室内，负管理全责，学生有犯规情事，可以立时记过，报告办事人惩罚。考试尤其严格，如发现学生作弊，立即斥退。所以学生从无程度不足马虎升级的事，约翰学生出校，在社会成名的，不下数十百人，决非侥幸。我恐怕北京大学，在精神方面，未必能够比得上。”圣约翰正是这样一所以纪律严明著称的教会大学，并持之以恒，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传统。
圣约翰除了纪律严格之外，也还有思想自由和人性光辉的一面。如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一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这个名字，久蒙尘埃，在历史教科书上，他们曾被定义为外国文化侵略者，随着毛泽东的一句“别了，司徒雷登”，而被放逐；在中国教育史上，一般书写者小心翼翼书写他们的贡献，唯恐与民族意识发生冲突。
但在圣约翰学生的各类回忆录里，都能见到卜舫济一闪而过的形象。比如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一书中，称卜舫济“苦口婆心，劝人为善，仁爱牺牲，以身作则”。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里，这位卜先生则“留长辫，衣华服，矩步规行，俨然一中国绅士。其人态度严肃而诚挚，办事认真不苟”。而圣约翰大学最年长的在世学子周有光，在2011年3月份出版的回忆录《拾贝集》中，写有关于卜舫济的片段：
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据说卜舫济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只有在抗战期间因病返回美国休假5年。1946年10月23日，当他回到第二故乡中国时，已经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多病，风烛残年。当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1947年3月7日，卜氏因病住院治疗数周后，在宏恩医院去世，葬于上海静安公墓，实现了他的宿愿。卜舫济生前曾对人说：
兹校之来学者，方今之中国学生也。方今之中国学生，不可不使之知欧化之真善，尤不可不使明国学之粹美。不知欧化之真善者，将墟故笃旧，而凿枘于方今，然不明国学之粹美，则见异骛外，而背弃其祖国。此又吾之所大惧也。然吾有事兹校教学三十年，尝诏之欧美科学之真善矣，然未尝使之知国学之不可放废也。欧化则播矣，国性或损矣，斯则吾之过也。然吾老矣，吾犹将努力。
这话是在“国文改革”运动中所讲，相信一定也感动过不少中国籍教师吧。 孟宪承、钱基博二位先生执教圣约翰大学两年，蔡观明则只有一年，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无论校风、学风均出现了新的气象，如若不是因为“六三事件”，定然也会有一番更大的作为。
关于“六三事件”的过程和分析，在今天众多的出版物当中，莫详于熊月之先生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和徐以骅博士主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此处就不过多转述了。但有一点是各家都忽略的事实，即事件中蔡观明充其量算一个旁观者，那为何在两份最重要的教师脱离圣约翰之宣言书中，均由他来领衔签名，而不是中国籍教师里职务最高的国文部主任孟宪承，也非大名鼎鼎的钱基博教授，边缘变焦点，颇耐人寻味。总之，《知非录》也给出了自己的说法。
历史研究讲求全面掌握资料，不然结论会有崩塌的危险。过去关于“六三事件”最详尽的描述，并非如徐博士所言只是钱基博的《光华大学成立记》，还应该有一部《光华大学五祺纪念册》。这本纪念册亦由钱基博编撰而成，分为载记、组织、文征三部分，几乎包括了“六三事件”中所有的文本，史料价值巨大，希望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近读徐以骅《卜舫济和他的自述》一文，文中写道：
当时所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资料和见证人的回忆都表明，卜舫济并未“有意侮辱国旗”，至于后来见诸许多报道的“撕毁国旗”一说，更是以讹传讹。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为该事件专门成立的调查小组，在一番详细调查后作出上述结论。卜舫济在6月5日就该事件发表一份声明，公开宣称是郭斐蔚主教指使他取下中国国旗，他以教会内这样极不寻常的方式透露了同主教的矛盾，并为自己开脱。过去关于“六三事件”最详尽的描述为圣约翰国文部教员钱基博先生的《光华大学成立记》，该文载于《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钱氏在文中虽然言辞激烈，但并未指责卜“侮辱国旗”。事实上钱基博还为1926年10月25日一期的《圣公会报》撰写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盛赞卜舫济治校有方，字里行间已了无“六三事件”的痕迹。
笔者于此处有两点不同意见：其一，在整个冲突过程中，诚如徐先生所言，卜舫济的确不曾“撕毁国旗”，但他出尔反尔，两次直接出面阻止升国旗仪式，反对学生的爱国行径，不论有意无意，其行为本身都是在“侮辱国旗”，若按钱基博《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送毕业同学》一文的说法，简直就是“侮蔑我国性”。其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详见附录二）并非专为《圣公会报》而撰写，它最早发表于1925年4月22日《南通报》，隔日刊，三期连载，标题和内容几乎一样。其文末略云：“先生今年六十，邦人君子之前承教者，将征鸿文于硕德，颂君子以万年，而言之不可以无征也，遂胪次事实，而属基博为之传。”由此可见钱先生乃受众人推举为撰，并非撰于“六三事件”发生之后，更不可能私下里与卜氏“化干戈为玉帛”。众所周知，1925年3月22日为卜舫济60整寿，圣约翰师生当然免不了一番庆祝，故而此文约写于1925年3月22日前后，此时距离“五卅”发生尚有两个多月，字里行间自然没有“六三事件”的痕迹。
蔡观明随众人脱离圣约翰后，起初暂住在族弟蔡晦渔孟纳路的寓所，既未协助学生的安置，又未参与新大学的筹建，过些时候也就回了南通。暑期中，孟宪承来南通演讲，面邀他去新组建的光华大学任教，他又应允了。不过，光华一部分办事人对蔡观明有点敷衍的意味，因此令他颇有微词。学年结束后，光华果然没有续约，他也无意继续留任，就忙着创办自己的学校去了。
那时国内对于帝国主义抗争的事件，层见叠出，蔡观明曾做了一篇《救亡大计》的文章，在《商报》上发表，文中有两要点，其中一点是“建设之抵抗”，是针对不从实际充实力量，而只喊口号的毛病说的，后来有人把此文载在次年的《国民快览》里面。现在看起来，无建设的抵抗，结果如此，可以证明他的论旨不误了。
蔡观明离开光华大学以后，先去家乡如皋创办扶轮学院并任教务主任。民国十七年（1928），任拼茶行政局局长，支持徐一朋创办拼茶初级中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又协助徐一朋在拼茶中学增设高中部，同时创办国文专修学社，自任社长。日军占领拼茶后，避居乡间教书行医。民国三十六年（1947），任南通中学首席国文教师。曾出任东台县参议会参议员、如皋县参议会参议员。新中国建立以后，蔡观明历任南通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通市政协委员。
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戏剧性，让人琢磨不透。1952年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金字招牌怎么都保不住了，前者的文理专业被“连窝”端给了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后者则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东扔一块，西丢一块，其中文、理学院的大部分专业也被并入了这所师范大学。俗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两所当年上海高校界赫赫有名的“死对头”，不尴不尬、磕磕绊绊了20多年，居然如此收场，恐怕让九泉之下的卜舫济和张寿镛二位校长都始料未及的吧。
蔡观明学识渊博，书法、国画、金石也有相当功底。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著述，计有《文学通义》（商务印刷，1920年）、《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经学指津》、《孤桐馆诗》（铅印本，1924）、《孤桐馆文甲编》（铅印本，1926年）、《孤桐余韵》、《南通方言疏证订补》、《偏旁笔顺检字法的简明字汇》（油印本，1954年）、《孤桐馆语言学论丛初集》（油印本，1963年）、《吴嘉纪年谱》（油印本，1964年）、《金沧江年谱》、《孙枝蔚年谱》、《知非录：蔡观明白叙传》（铅印本，1943年）、《拼茶史料初集》（铅印本，1936年）等。
他自幼爱好传统医学，又是当地著名的中医。抗战期间，他在家乡开设诊所，为父老乡亲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受到欢迎。其医学著作有《平秘论》、《湿温警言》、《孤桐馆医案》、《素问音（上、下）》、《习医札记》、《医验杂记》、《国医蠡测》等，心得极多，都是他在常年行医过程中仔细观察、思考和总结的成果。
蔡观明不仅精通医术，早年还是位写作言情小说的高手，已正式出版的小说有《绿波传》（商务印书馆，1914年）、《游侠外史》（文明书局，1924年）。其他还有散篇小说《筠娘遗恨记》、《吴笺》、《清波向往记》、《花月新痕》、《误吻》、《玉无瑕》、《青衫红粉》等等，均发表在当时上海或南通的报章杂志上。这些小说一般署名“孤桐”，与擅写政论的章士钊笔名相同，后来的整理者不察，往往将其滥入《章士钊全集》，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参见孟庆澍《（绿波传）索隐》，刊于《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孟庆澍著，2010年。）其实，蔡观明署名“孤桐”的作品不限于小说，其他还有不少，且与章士钊使用“孤桐”的时间重叠，极不容易辨识。我的朋友朱铭先生是上海研究章士钊的专家，对章文的熟悉，一时无俩，真可谓“海内罕及”，他就常跟我抱怨：“怎么又是‘孤桐’？唉。” 1966年春，举国上下口诛笔伐《海瑞罢官》，蔡观明私下对人说：“我就不信忠臣海瑞比奸臣严嵩还坏！”结果“群众”觉悟高，哪管他是什么“政协委员”，一律平等，绝不允许“反动言论”逍遥法外，蔡观明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批斗。他忧愤成疾，于1970年1月17日在家乡逝世，终年77岁。
70余年乡居生涯，也不算平淡，也不算孤陋，举凡诗文小说、金石书画、地志中医等等，蔡观明均有所涉猎，足可用“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来评价。他一生勤奋，文字等身，除了几部小说之外，大量文史和中医著述都属于自印铅字本、油印本和手稿本，居然没有一部著作是正式出版物。尤其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历经劫灰，他这些心血凝聚的文字竟然大都保存了下来，静静地躺在南通市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和特藏部中。1962年，蔡观明年近70，老友费范九提前作诗祝寿：“士望峥嵘七十年，老来幸值大同天。才高原不因文重，兴好何妨以画传。马列专书成武库，农工集会当经筵。钓游旧侣今难得，争向花时付酒钱。”寂寞的学人或可由此得些感悟。诗中“大同天”颇具讽刺意味，而“士望峥嵘”则为蔡观明一生写照，似也相宜的。
附录一：《知非录》第十一章“由约翰到光华”
蔡观明
约翰大学是中国教会学校的首座，也可算中国境内大学的翘楚。——有外人评论：“中国之以大学称者，名实相符，除外国政府所设之香港大学外，只约翰大学、北京大学而已。”——占地极广，树木深蔚。我是担任附中国文课；但有一特别班，是中学最高年级，国文学分已修毕，预习大学一年级国文，所得学分，即算将来升入大学以后的学分，由我教授。总计每周授课时间，多至十八小时；有范文讲读，及默写，有作文，有文法，比在七中忙碌得多。但环境既佳，秩序井然，工作兴味，自然增进，又有规模很大的图书馆，虽中文书并不过多，但暇时每去浏览。又有弹子房的设备，供教员课馀消遣。所以那时课务虽忙，反觉舒适。
教员在课室内，负管理全责，学生有犯规情事，可以立时记过，报告办事人惩罚。考试尤其严格，如发现学生作弊，立即斥退。所以学生从无程度不足马虎升级的事，约翰学生出校，在社会成名的，不下数十百人，决非侥幸。我恐怕北京大学，在精神方面，未必能够比得上。以前约翰的缺点，就是不注重中文；自“收回教育权”的声浪曰高，便也顺应潮流，把中文抬高，所以聘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宪承也是约翰毕业生——锐意改革，那时中文教授方法的完备，倒在我国各校之上了。
开课的时候，安亭黄渡之间，已经发生冲突，从此枪炮声无夜不闻，有时齐燮元军队，抄袭南翔，尤为清晰。及至卢军后路，被孙传芳压迫，形势日非，约翰靠近梵王渡车站，恐有溃兵阑入；外籍各教员，每夜荷枪守卫，我们竟没有一人加入，相形之下，颇难为情。国籍同事间，偶然谈到，只有相对不自然的谈笑而已。直至卢何出走，战事结束，才恢复常态。
大约是为西文拼音的便利，或是西人一人一名的习惯，在约翰里，我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以字行了——蔡观明——著述的工夫是没有；因大学生为他们的刊物索稿，偶然写点诗文，又写了几则读易偶谈给他们登载；此外便一无成绩可述。
每逢礼拜六，或礼拜日，总要到“上海”去会会朋友——在梵王渡认为是上海以外地区。——次年乙丑四月，独游苏州两日，仅在虎丘、寒山寺、沧浪亭等处而已。
约翰治校，素主高压，在学生运动极盛的时候，约翰学生，埋头读书如故。及五卅惨案发生，居然也响应罢课起来，当局见势不可遏，倒也并未阻止。六月三日，学生事前得到校长允可，将中国国旗升至旗竿中段——下半旗，为惨案死者志哀。——校长忽想及学校与租界当局的关系，——本是一脉相通，——未便任令学生作如此表示，遂亲往将旗取下。学生见之大愤，认为污辱国旗，就全体离校，国籍教职员，为表示与学生一致，也多数同时离校，并联名登报表明态度。宪承因自己是约翰出身，不肯领衔，遂推我领衔。后来国家主义派刊物《醒狮》，狠表扬这次事件；南京东南大学离校教授，——因校内风潮——也来电慰问。我那时便暂住族弟晦渔孟纳路寓所，过些时也就回通。
平心而论，我对于教育权的收回，认为尚非其时。因中国所办学校，不如外人所办远甚；自己的学校既办的不好，又不许人家办，似乎徒争意气，不顾实际。但那时情势特殊，且我系孟、钱两君邀来，自应和他们同进退。
学生离校以后，立时获得上海若干名流之助，开始创办新校，设立筹备处。宪承因南通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请来演讲，南通教育局长、教育会长，邀我陪同参观各处。宪承告我：新校创办情形，并说可以迳往参加，但我不愿前往。暑期中曾回拼一行，后得到新校——光华大学——聘书，才在开学以前到沪，仍寓晦渔处。
光华校舍，系租赁霞飞路西首一所洋房。校长张咏霓，教务长朱经农。我任大学各级范文讲读及作文，每周改本达一百五十馀本，而待遇又和其他科学教授不同，——理由是留学生花的本钱大，——初订月薪八十元，后因伍叔傥——约翰旧同事——不到，课由我和何仲英分任，才增至一百二十元。
那时国内对于帝国主义抗争的事件，层见叠出，我做了一篇《救亡大计》，在《商报》上发表，文中两要点：其中一点现已遗忘，一点是“建设之抵抗”，是针对不从实际充实力量，而止喊口号的毛病说的，后来毕公天曾把此文载在次年的《国民快览》里面。现在看起来，无建设的抵抗，结果如此，可以证明我的论旨不误了。
我对光华兴趣不高，且觉得光华一部分办事人，对约翰离校同人，有点敷衍意味；便决定努力的方向。想创办一个研究国学的专门学院，采取旧日书院学生自动研究的长处，和教会学校严格的校风。其理由：学校出身的人，在中小学里，科学分心，再加以改授国语，对本国文学基础太浅薄，到大学研究，纵能在诗词散文方面有所成就，——已经很少，——要谈到朴学，简直是不可能。所以非用专门的特别的教育，难以养成特出人才。年假中草创计划，到如皋访谒沙健庵先生，请他主持，——此事曾和国文专修科老同学姚泽人谈过，泽人说沙先生可望赞助，——沙先生但说：“兹事体大。”也未拒绝，丙寅暑假散学时，光华对各教授均未发聘书，我也就到如皋会同泽人积极筹办“扶轮学院”。后来光华果然通知不续约，约翰离校同人，多数均先后脱离。 （节录自《知非录：蔡观明自叙传》，铅印本，1943年）
附录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
钱基博
先生氏卜，舫济其名。美国者，其父母之邦；纽约，其生地也。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其生之日也，实与缔造美国开基民主之华盛顿同日生，先生时引以自喜，亦以自勗者也。
年十几，习文学于其国之三一学校，对转哥伦比亚大学，又习神学于纽约之神学院。以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授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又三年，授纽约神学院神学士，遂以其年宣基督教于中国，而尤注意于中国之基督教会教育焉。一千九百年，授三一学校名誉神学博士，又十年，乃赴英之英格兰，与于万国宣教大会，而授英壹丁堡大学之名誉神学博士焉。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我中华民国前大总统黎公以先生乐育多士，有勋劳于我国家，给予三等嘉禾章，众民望也，实为中华人民建国之十年，其所得之荣典也。而其间授名誉神学博士者再，盖生平殚锐于宗教，知化穷神，彼都人士尤以是徵先生之德之盛也。
所著书之言宗教者，曰《基督本纪》，曰《天国振新记》，曰《预备天国记》；言科学者，曰《格致启蒙》，曰《地理学》；言中国者，曰《中国历史大纲》，曰《中国之革命》，曰《中国之危险》，其所著之书籍也。而《中国历史大纲》一书，彼都人士尤乐道焉，盖先生居中国久，殚见洽闻，称习中国之为以有闻于世也。
先生所任之职，曰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曰上海工部局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而圣约翰大学校校长，特先生任职之一而已。其间尝一被推为安徽省主教，胥不以称，独称之日圣约翰大学校校长卜先生者，盖有先生之掌教，斯以有圣约翰大学之今日；有圣约翰大学之今日，斯以彰先生之隆誉。而邦之贤士大夫，有誉于圣约翰大学者，何尝不连类以称先生也？
先生之来掌圣约翰也，实以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于时学校不修，邦士大夫，方督子弟呻估毕，从事制举文弋科第，其尤秀异者，俾之走通都大邑，挂籍书院，以求速化，通声气，而美国施主教乃于上海办所谓圣约翰书院者，是乃今日圣约翰大学之权舆也。然伯度草创，初亦以制举文教，继圣虽更制，教程只限中学，而校舍亦因陋简而已。先生之来，乃度宏规而大起，成之以勇迈不回之气，佐之以坚苦廉毅之操，三十年间，增殖校产二百万元，拓校地二百二十八华亩。其教程自中学、大学以底有大学院，其大学分科自神学、医学、文理三科以底增工科学院，其学舍自办公室、礼堂、课堂、寝室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体育室、交谊室之属，罔不建。学籍自沿海广东、福建以北渐，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暨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西诸省罔不有。始以一千八百九十二年筹设大学院，分神学科、医学科、文理科，自以习文学、神学，而理医非所长，则请英国人顾斐德者主理科，美人林肯授医科。其教学之法既渐备，行之十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圣约翰大学为归。而训练管理之事，先生胥以一身任之，义所不可，一不为煦妪，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遵，四方之来学者，咸能率教以有成。高第弟子多折冲外交，知名当世者。其次一技一能，亦以有造于邦家。散而之海外者，东自美国，横斐律滨、南洋各岛，以西渐欧罗巴大邦，莫不有圣约翰大学学生之踪迹焉。先生常以六年一之海外，作汗漫游，而舟车所至，鞠（月卺）道左，周旋晋接，执弟子礼惟谨者，皆圣约翰大学之学生也。尝思教泽之汪洋，矢勿谖以永日，爰庀钜金，恢张黉序。图书馆者，诸生所以纪念先生之任职二十五年而有建焉者也；交谊室者，诸生所以纪念先生之哲妃黄夫人者也。自先生以推爱于厥妃，斯可谓忠且敬矣。顾先生若有歉焉，辄语于人日：“兹校之来学者，方今之中国学生也。方今之中国学生，不可不使之知欧化之真善，尤不可不使明国学之粹美。不知欧化之真善者，将墟故笃旧，而凿枘于方今，然不明国学之粹美，则见异骛外，而背弃其祖国。此又吾之所大惧也。然吾有事兹校教学三十年，尝诏之欧美科学之真善矣，然未尝使之知国学之不可放废也。欧化则播矣，国性或损矣，斯则吾之过也。然吾老矣，吾犹将努力。”十余年来，在校无时不讨诸生而申儆之于“国性之宜自葆，国学之不可以惰”。其著论于《约翰声》者，可复按也。
钱基博曰：《诗·小宛》之三章曰：“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教诲尔子，式毂似之。”释之者曰：“式用毂善也，喻教诲之能迁善也。”虽然，毂则毂矣，螟蛉失其子矣，宁螟蛉之所以期其子者而若是乎？曩吾观于国内侨客之建学，而怃然若有惧焉。奚惧？惧螟蛉我国人子弟也。我国人有子弟，而侨客不吝式毂之教焉，国人之所甚感也。虽然，倘自居为负子之蜾赢，而教以式毂之似焉，则国人之所不欲者也。先生则既夫白其志于国人矣。虽然，国人子弟之负笈来此者，或不能体先生所以作育之意，而见异骛外，自蔑其国性焉，此又先生之所甚不欲，而无如何者也。闻先生之言者，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矣。先生今年六十，邦人君子之前承教者，将徵鸿文于硕德，颂君子以万年，而言之不可以无征也，遂胪次事实，而属基博为之传。
（原刊于《南通报》，1925年4月22日至26日）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