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法]布迪厄、夏蒂埃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历史学家自身处于历史之中，历史科学是否存在?社会学家自身处于社会当中，社会科学是否存在?”
　　历史有时候很吊诡，在学科分化尚不明显的时候，我们觉得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混杂无序，而在学科壁垒日益明晰的今天，又反而感觉学科门派中的各家各户需要出门走走，看看周邻的学科发展得怎么样，自己又能从中获取新的灵感与方向。但问题随之也产生了，这样的跨学科对话如何可能?
　　国内学术界如今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风起云涌，大有当年美国倡导“区域研究”的气势，但问题是，我们是否还只是重走美国人走过的道路，把他们建立过的研究机构再在中国重新建一遍?当年美国“区域研究”的杰出倡导者费正清曾“希望新一代将会是具有全球眼光、掌握世界形势、能够理解外国文化和人民并能在此基础上提供有效政策的人才”，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更应该秉持的是类似的这种目标，而不是纠结于建立怎样的机构。
　　以人才养成为根本的学术目标的确立总是与学科之间的有效沟通息息相关，而这也是成功的“区域研究”的应有之义。大体而言，较为成功的区域研究大体有两类：历史学、社会学，一种面向过往，一种直指当下，而如何实现两者间彼此“同情之理解”，就成为将区域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所在。
　　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与历史学家夏蒂埃的一番谈话或许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对话”。两人各自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旨趣都已经形成特色，也正是基于此，双方问的这种对话也就避免了随兴式的“漫谈”，进而在主要观念与旨趣上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可以说，从彼此“理解”的角度所展现的“问题意识”，才是这场跨学科对话的真正意义所在。
　　我们今天在跨学科互相理解方面的问题在1988年的法国就已经出现过了。当时的法国历史学界已经认识到了狭义“年鉴学派”观点的局限性，并进而在“应当继续突出系列和结构还是应当注重行动者，在史学家操作的范畴与历史行动者本人的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还是类同等问题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但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布’迪厄一语中的：“历史学家将他们的分析范畴过分地普遍化，没有深入探索区划和分层的社会历史建构，并时常将它们视为自然之物”。确实，身处历史学界的人往往会存在某种学科上的自傲，仿佛自己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但实际上，正如布迪厄所言：“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所有观念、词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建构的。而奇怪的是，历史学家所犯的时代错误无疑是最多的。因为，或是为了造成现代感，或是想使研究显得更有趣，或是由于麻痹大意，他们用当今通行的词语来阐述历史现实，而这种词语在当时尚未出现或另具他义。”因此，不管是在看待还是研究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保持一种反思性。
　　如果说历史学是面向过去的，那么，社会学所面对的则是更为实在与实证的问题。对此，布迪厄可以说深有体会，在言谈当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位社会学大师：如何使社会学变得更容易相处?正如夏蒂埃所指出的，社会学“在致力于反观社会世界的同时，也把从事反观者归入他正在描述的场域之中”，这种内在矛盾的解决贯穿了布迪厄的一生，可以说，布迪厄所提出的诸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及惯习、场域等概念，都是为了在他的社会学世界中处理这一难题。
　　或许，正是由于这场20多年前的对话，我们现在才有了对于渗入历史的社会学或者介入社会的历史学的新认识，社会学和历史学都不应该成为“广告学”和“营销学”的一部分，而必须保持反思性与敏锐性。在布迪厄的理想中，社会学应该饱含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并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勇于面对质疑，并在与历史学的对话中获得足够的历史纵深感。从这种意义上说，从书中知道这一些，就足够我们开展新的探索了。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