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生的低谷，没有将董竹君击垮，反而激发出她更高昂的斗志，助她打造出了“锦江饭店”这块金字招牌。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是洗衣妇。出生于底层人民家庭的董竹君自小生活艰难，但却甘之若饴。因为她有一位开明的父亲，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还是坚持送她去私塾读书，聪慧好学的董竹君在学习的乐趣中自然便忘了生活的艰辛，一家人生活清贫但很甜蜜。
然而，命运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幸福之家，在董竹君12岁那年，父亲因伤寒病患病在床，家里便失去了顶梁柱，无力再支付她的学费，董竹君只好辍学在家。全家将所有家当都拿去医治父亲的病，但父亲还是在贫病交加中离世。这下连一家人的生存都成了头疼的问题，迫于无奈，家里人将颇有姿色的董竹君送往了青楼当“清倌人”。
结识夏之时
沦落青楼的董竹君并没有就此沉沦，她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能够在老鸨逼她卖身之前逃离青楼，就在这时候，一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出现了。这个男人就是四川革命党督军夏之时。夏之时并不是整天流连在秦楼楚馆的风流子弟，也不是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等闲之徒，青楼是他遮人耳目、和工作伙伴接头的场所。在这里偶遇董竹君之后，二人暗生情愫。董竹君眼中的夏之時有风度、有才情，能够时常与她探讨当下的时局和政治。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决定相伴终身，夏之时打算为董竹君赎身。董竹君答应了，不过，她对夏之时约法三章：“第一，绝对不做小;第二，要送她去日本读书;第三，将来他要从事革命，她便料理家事。”夏之时一一答应，正逢袁世凯大批捕杀当时的革命党人，夏之时为了躲避风波，正打算去日本避难，此时已恢复自由身的董竹君与夏之时于上海成了婚。婚后不久，夫妻二人便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在日本的六年里，董竹君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学校。夏之时虽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洗礼的新青年，敢于娶青楼女子为妻，但是，封建刻板还是深入了夏之时的骨子里。他在妻子入读之前，交予董竹君一把手枪，让她在不测之时自尽，以免发生失节之事，无颜面对丈夫。更甚者，他将在南京上学的四弟召到日本，将他安排在董竹君的身边，时时刻刻监控着她的一举一动。可董竹君生性自由，怎能受得了这样的束缚，她还没来得及反抗，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回国之后，仕途不顺的夏之时被解除了兵权，意志消沉的他沉迷于赌博和鸦片，整天不归家，重男轻女的夏家让董竹君意识到当初那个让她看到曙光的男人早就变了。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地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甚至有报纸称她为“中国版出走的娜拉”。
大上海创业
在风云变幻的上海滩，一个女人想要生存下来何其难也，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后，她曾尝试过创业，创办了群益纱管厂，历经两年的艰辛终于把工厂引到正轨后，日本人的炮火又将其毁于一旦。后来，在好友李嵩高的投资下，董竹君拿着2000块钱创立了锦江川菜馆。对于菜馆的外部设计和内部装修，董竹君都亲自一把抓，名家大师的字画提升高雅格局，中西日风格迎合客流，盆栽鸟笼调动气氛，而且她还首次使用一次性筷子，干净、高雅、富有情调的整体环境成为上海滩的一大特色。
一时间，锦江川菜馆因为口味、布局而享誉上海滩，在势力复杂的上海滩，董竹君因为个人的特殊经营理念和为人处世，在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大佬的势力穿插下博得一席之地，而他们也成了锦江菜馆的熟客，时常到那里解决一日三餐。
董竹君做生意非常“干净”。她定下规矩，不在乎高低贵贱，只要在菜馆吃饭的客人都需要排队，就连杜月笙这种“土皇帝”也需要遵守。不愿排队的杜月笙“埋怨”菜馆面积太小，还提出给董竹君多租几间房子，“每天店里的生意都这么好，人这么拥挤，你们老板娘怎么就不扩充下店面呢？要是没钱，我杜月笙帮她，不就是让房东多给几间房子吗？我来办！”
面对杜月笙抛出的绣球，董竹君知道这是上海青帮愿意和她交好，但是她有着自己的顾虑。做过督军夫人的她早已习惯了和各类人打交道，面对杜月笙这个黑道头子的盛情邀约，董竹君选择婉转拒绝。她知道一旦和上海的势力有牵涉，他日能够在上海稳住脚不再简单，毕竟面对多股势力的交锋，一旦出现波动，整个菜馆、自己、员工都会陷入绝境。
就这样，董竹君凭借超前的眼光和为人处世，征服了杜月笙、黄金荣等地头蛇，也用自己的经营理念和审美让锦江川菜馆成为上海滩的一大特色饭店。一个单亲母亲带着四个女儿，在那个必须“靠关系”的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靠的不是攀高枝、搞阴谋，而是依靠卓越见识、独立思维、处世之道。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成为不少革命人士的避难所。她为抗日前线捐款捐物，支持抗日，创办《上海妇女》杂志，为女性发声。1949年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改名后的锦江宾馆成为第一家迎接外宾的国宾馆，在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接待过一百多国近300位国家首脑人物，尼克松、英国女王等都对此赞不绝口，董竹君也成为上海著名的女企业家。
注重子女教育
提起董竹君，我脑海里总有一个旧照片模样的场景挥之不去：一个绾着发髻、身着旧式旗袍的瘦削女人，牵领着四个少不更事的女儿坚定地朝前走的背影。她们的前面是混沌与未知，被她们撇在身后的是一幢散发腐朽气味的深宅大院。
经历过无数次大起大落的董竹君每一次对人生的感悟或许不尽相同，可对孩子的教育则是始终如一。早在她还没有离开夏家时，她便和重男轻女的夏家多次斗争，只为了四个女儿能够上学堂。离婚后，董竹君对孩子的教育愈发严苛，因为个人事业繁忙，所以四个女儿不得不住校，但是害怕她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帝国主义的侵害，惜时如金的董竹君每周都会前往学校看望她们，并且时刻为她们注入正确的“三观”，董竹君称之为“放风筝”。
随着锦江川菜馆生意越来越红火，董竹君手里的风筝线得以放得更长。1946年，大女儿国琼、二女儿国琇、三女儿国瑛分别赴美国学习音乐和电影技术，1947年，小女儿国璋也赴美国学习西洋文学和图书馆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竹君将自己苦心经营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交给了国家，两店合并迁址后更名为锦江饭店。此时，国内形势相对平稳，远在美国的国瑛和国璋，在中美未建交的情况下，纷纷逃回祖国。大女儿国琼也几经辗转，顺利回到上海。只有国琇因家庭原因，留在美国。回国后的夏国琼在上海音乐学院当钢琴教授，夏国瑛在文化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下组建成八一电影制片厂，夏国璋则先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翻译、在北京大学任教。
当然，从特殊年代走来的她们，命运也难免和母亲一样跌宕起伏，风云变幻混杂着或喜或悲的个人际遇。夏国琼曾说过，最难的时候，若非想起母亲，她很可能熬不过去。董竹君在教育上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子女的个人成就上，还体现在她们的为人处世和对抗苦难的能力上。
历经了晚清、民国、新中国，董竹君的一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出身在旧中国社会底层，贫穷、饥饿始终伴随着她的童年，她却从不认命。她嫁得高官，婚姻不幸，没有自怜自艾，反而坚强出走，像娜拉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生的低谷，没有将董竹君击垮，反而激发她更高昂的斗志，助她打造出了“锦江饭店”这块金字招牌。
（编辑 周静 charm1121@sina.com）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是洗衣妇。出生于底层人民家庭的董竹君自小生活艰难，但却甘之若饴。因为她有一位开明的父亲，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还是坚持送她去私塾读书，聪慧好学的董竹君在学习的乐趣中自然便忘了生活的艰辛，一家人生活清贫但很甜蜜。
然而，命运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幸福之家，在董竹君12岁那年，父亲因伤寒病患病在床，家里便失去了顶梁柱，无力再支付她的学费，董竹君只好辍学在家。全家将所有家当都拿去医治父亲的病，但父亲还是在贫病交加中离世。这下连一家人的生存都成了头疼的问题，迫于无奈，家里人将颇有姿色的董竹君送往了青楼当“清倌人”。
结识夏之时
沦落青楼的董竹君并没有就此沉沦，她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能够在老鸨逼她卖身之前逃离青楼，就在这时候，一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出现了。这个男人就是四川革命党督军夏之时。夏之时并不是整天流连在秦楼楚馆的风流子弟，也不是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等闲之徒，青楼是他遮人耳目、和工作伙伴接头的场所。在这里偶遇董竹君之后，二人暗生情愫。董竹君眼中的夏之時有风度、有才情，能够时常与她探讨当下的时局和政治。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两人决定相伴终身，夏之时打算为董竹君赎身。董竹君答应了，不过，她对夏之时约法三章：“第一，绝对不做小;第二，要送她去日本读书;第三，将来他要从事革命，她便料理家事。”夏之时一一答应，正逢袁世凯大批捕杀当时的革命党人，夏之时为了躲避风波，正打算去日本避难，此时已恢复自由身的董竹君与夏之时于上海成了婚。婚后不久，夫妻二人便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在日本的六年里，董竹君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学校。夏之时虽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洗礼的新青年，敢于娶青楼女子为妻，但是，封建刻板还是深入了夏之时的骨子里。他在妻子入读之前，交予董竹君一把手枪，让她在不测之时自尽，以免发生失节之事，无颜面对丈夫。更甚者，他将在南京上学的四弟召到日本，将他安排在董竹君的身边，时时刻刻监控着她的一举一动。可董竹君生性自由，怎能受得了这样的束缚，她还没来得及反抗，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回国之后，仕途不顺的夏之时被解除了兵权，意志消沉的他沉迷于赌博和鸦片，整天不归家，重男轻女的夏家让董竹君意识到当初那个让她看到曙光的男人早就变了。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地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甚至有报纸称她为“中国版出走的娜拉”。
大上海创业
在风云变幻的上海滩，一个女人想要生存下来何其难也，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后，她曾尝试过创业，创办了群益纱管厂，历经两年的艰辛终于把工厂引到正轨后，日本人的炮火又将其毁于一旦。后来，在好友李嵩高的投资下，董竹君拿着2000块钱创立了锦江川菜馆。对于菜馆的外部设计和内部装修，董竹君都亲自一把抓，名家大师的字画提升高雅格局，中西日风格迎合客流，盆栽鸟笼调动气氛，而且她还首次使用一次性筷子，干净、高雅、富有情调的整体环境成为上海滩的一大特色。
一时间，锦江川菜馆因为口味、布局而享誉上海滩，在势力复杂的上海滩，董竹君因为个人的特殊经营理念和为人处世，在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大佬的势力穿插下博得一席之地，而他们也成了锦江菜馆的熟客，时常到那里解决一日三餐。
董竹君做生意非常“干净”。她定下规矩，不在乎高低贵贱，只要在菜馆吃饭的客人都需要排队，就连杜月笙这种“土皇帝”也需要遵守。不愿排队的杜月笙“埋怨”菜馆面积太小，还提出给董竹君多租几间房子，“每天店里的生意都这么好，人这么拥挤，你们老板娘怎么就不扩充下店面呢？要是没钱，我杜月笙帮她，不就是让房东多给几间房子吗？我来办！”
面对杜月笙抛出的绣球，董竹君知道这是上海青帮愿意和她交好，但是她有着自己的顾虑。做过督军夫人的她早已习惯了和各类人打交道，面对杜月笙这个黑道头子的盛情邀约，董竹君选择婉转拒绝。她知道一旦和上海的势力有牵涉，他日能够在上海稳住脚不再简单，毕竟面对多股势力的交锋，一旦出现波动，整个菜馆、自己、员工都会陷入绝境。
就这样，董竹君凭借超前的眼光和为人处世，征服了杜月笙、黄金荣等地头蛇，也用自己的经营理念和审美让锦江川菜馆成为上海滩的一大特色饭店。一个单亲母亲带着四个女儿，在那个必须“靠关系”的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靠的不是攀高枝、搞阴谋，而是依靠卓越见识、独立思维、处世之道。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成为不少革命人士的避难所。她为抗日前线捐款捐物，支持抗日，创办《上海妇女》杂志，为女性发声。1949年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改名后的锦江宾馆成为第一家迎接外宾的国宾馆，在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接待过一百多国近300位国家首脑人物，尼克松、英国女王等都对此赞不绝口，董竹君也成为上海著名的女企业家。
注重子女教育
提起董竹君，我脑海里总有一个旧照片模样的场景挥之不去：一个绾着发髻、身着旧式旗袍的瘦削女人，牵领着四个少不更事的女儿坚定地朝前走的背影。她们的前面是混沌与未知，被她们撇在身后的是一幢散发腐朽气味的深宅大院。
经历过无数次大起大落的董竹君每一次对人生的感悟或许不尽相同，可对孩子的教育则是始终如一。早在她还没有离开夏家时，她便和重男轻女的夏家多次斗争，只为了四个女儿能够上学堂。离婚后，董竹君对孩子的教育愈发严苛，因为个人事业繁忙，所以四个女儿不得不住校，但是害怕她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帝国主义的侵害，惜时如金的董竹君每周都会前往学校看望她们，并且时刻为她们注入正确的“三观”，董竹君称之为“放风筝”。
随着锦江川菜馆生意越来越红火，董竹君手里的风筝线得以放得更长。1946年，大女儿国琼、二女儿国琇、三女儿国瑛分别赴美国学习音乐和电影技术，1947年，小女儿国璋也赴美国学习西洋文学和图书馆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竹君将自己苦心经营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交给了国家，两店合并迁址后更名为锦江饭店。此时，国内形势相对平稳，远在美国的国瑛和国璋，在中美未建交的情况下，纷纷逃回祖国。大女儿国琼也几经辗转，顺利回到上海。只有国琇因家庭原因，留在美国。回国后的夏国琼在上海音乐学院当钢琴教授，夏国瑛在文化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下组建成八一电影制片厂，夏国璋则先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翻译、在北京大学任教。
当然，从特殊年代走来的她们，命运也难免和母亲一样跌宕起伏，风云变幻混杂着或喜或悲的个人际遇。夏国琼曾说过，最难的时候，若非想起母亲，她很可能熬不过去。董竹君在教育上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子女的个人成就上，还体现在她们的为人处世和对抗苦难的能力上。
历经了晚清、民国、新中国，董竹君的一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出身在旧中国社会底层，贫穷、饥饿始终伴随着她的童年，她却从不认命。她嫁得高官，婚姻不幸，没有自怜自艾，反而坚强出走，像娜拉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生的低谷，没有将董竹君击垮，反而激发她更高昂的斗志，助她打造出了“锦江饭店”这块金字招牌。
（编辑 周静 charm112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