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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的教师成长为桃李满濠江的教育家，並成为一位叱咤政坛的人士。扎根教育土壤，把绿荫延伸至政界这片广阔的天空，他演绎着人生的传奇。他不仅是澳门业餘进修中心校长、中华教育会理事长，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等多项公职——他就是李沛霖先生。
上世纪20年代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成立了中华教育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身处东南一隅的澳门有识之士也积极响应，成立了中华教育会。1923年，澳门中华教育会通过澳葡政府注册，成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社团组织，一直致力於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地位。
李沛霖先生自70年代参与教育会的工作後，一直奔波不息。1985年，他离开学习和执教25年的濠江中学，转往业餘进修中心担任行政职务，以便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参与教育会的工作。今天，作为教育会的理事长，维护师生权益和弘扬民族教育文化的火炬在他的手中得以承传。
记 者：教育会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著名社会团体，您认为它的生命力何在？自您参与教育会工作以来，为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发展澳门教育事业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沛霖：教育会的宗旨是维护教育界同仁的合法权益和地位，凝聚大家的力量，推动澳门教育的发展。相对於澳葡政府殖民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丝毫不关心教育的发展，澳门的教育处於极度困难的状态。因此为了保障民众受教育的权益，在教育会和其他热心团体的推动下，私立学校得以发展，使得华人的子女有受教育的机会。如今，澳门的私立学校也佔着极大的比重，正是受这一历史条件所影响。
一直以来，教育会着眼於团体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将受益面广泛化。这成为教育会能够凝聚同仁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大家目标一致、利益共享，从而使教育会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
而教育会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团体，对澳门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由於澳门特殊的历史环境，教师的地位一直很低。教育会也一直致力於提升教师社会地位这方面的工作，这个过程虽漫长，但成效明显。
在80年代中期，一个校长的工资还不如一个公务员清洁工，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直到1985年，教育会的维权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庆祝教师节来引起社会对教师的尊重，这种局面才逐步改变。 几十年来，教育会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持续的努力。
首先，在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方面。由於澳门特殊的历史背景，直到80年代，专业的教师尚不足30%，教师素质亟待提高。对此，教育会提出教师应当注重自我提升，从1985年开始，教育会与华南师大合作，开办了在职教师学历培训班，统一开设教育专业，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这在澳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属首创之举，後来还陆续开设了幼儿教育与心理、英语和数学等专业知识的学历培训班，为澳门教师队伍输入了新鲜的知识血液。到现在，澳门持有师范文凭的教师已经达80%之多，教育会对此可谓功不可没。
其次，积极参与社会，为社会发展做贡献。澳门的发展离不开社团的力量，政府的试点工作常常须要社团的支持。教育会作为澳门社会团体的一部分，更作为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先进教育团体，对政府工作起到了积极配合、支持与监督的作用。从庆国庆、筹备庆回归，到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从回归前基本法的諮询与宣传工作，到回归後的特区建设，教育会一直恪守师生共同参与的原则。
此外教育会对会员的福利待遇、工餘生活非常关心，经常开展学术、旅遊、体育、文化活动，使大家得以调节和放鬆，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教育会在关注教员的同时，也会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经常组织全澳学生开展文艺活动和比赛。就以全澳最大规模的学生朗诵比赛为例，比赛按参加人次分个人组和集体组，按学龄级别分小学、初中、高中、专上等组别，按语言分英语、普通话、粤语、葡语等组别，这样的活动不仅给学生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更重要是给教育工作者提供教学交流的平台。通过对比、学习、交流，寻找差距，达到共同进步的效果。这样的活动每年大约有8000人参加，成为澳门具有代表性的文教活动之一。
现在，澳门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都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很多人才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成长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澳门进入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长期落後的教育卻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人员素质和技能亟待提高。直至1981年，澳门才有了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但由於该校学费昂贵，生源主要以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学生为主，澳门当地学生仅佔10%，对於落後的澳门教育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不少学生选择到中国内地升学，毕业後返澳服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982年，澳门工联总会创办了业餘进修中心，为广大职工提供一个在职进修的场所。1985年，李沛霖先生加盟到进修中心，不仅很快成为正处於起步阶段的进修中心的骨幹力量，而且以出色成绩於90年代後期晋升校长之职。
记者：进修中心已走过了二十四年的历程，您认为在澳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进修中心起着什麽样的作用呢？多年来，进修中心办学的原则和宗旨是什麽呢？
李沛霖：进修中心肩负着培训各业职工和普及提升全民素质的重要任务，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应工联所需，提升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水平；应社会所需，为澳门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所以每开设一个课程、一个专业都非常具有社会实用性。
为了提升培训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我们採取与内地高校合作的方式，开展培训课程，拓展高等教育的覆盖面。譬如我们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开办了成人高等教育学历班，实行三年专科加两年本科的教育模式，毕业证书由华南师范大学统一颁发。由於港澳地区对内地的函授文凭一直持怀疑态度，误以为这是不用面授，只通过书信往来进行学习的课程，认为这会对学生的就业和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本着对学生负责的原则，我们希望能够在毕业证书上写上“在职兼读”的字样，这一想法得到了一直支持我们工作的国家教委和广东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澳门政府也承认这一学历。这样一来，学生利益得到维护的同时，进修中心的工作也得以进一步展开。
中文是我们开设的第一个专业，因为无论是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还是就业，中文都必不可少，所以我们选择了该专业作为试点。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报读的人不少。经过培训，学生的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他们的就业率都有了显着提高。
後来我们又有感於澳门护士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我们就与暨南大学办了护理学专业，为在职护士提供进修机会。在我们的推动下，不少在职护理人员纷纷报读该课程，直到镜湖护校升格为护理学院，我们的工作也就水到渠成。
随着澳门文化的逐步发展，图书馆的设立越来越多，而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卻是凤毛麟角。为了让在职人士接受更系统的培训，1998年我们与北京大学合办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实行三年专科加三年本科的制度。但後来感到图书馆学的适用面比较窄，於是我们在第二期开班的时候就把图书馆学与资讯管理相结合，适用性变得更加广泛。
在澳门回归的後过渡时期，在协助特区政府储备人才方面，进修中心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93年基本法颁布後，澳门进入了後过渡时期，法律人才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成为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要实现澳人治澳，没有一定的公共行政知识就很难接班，急需一批专业的公共行政人员。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1994年，进修中心与中山大学办起了公共行政硕士研究生课程， 全面提升一批优秀的公务员在公共行政方面的能力。一些参加过这一培训课程的人士如今都成为了“澳人治澳”的骨幹力量。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进修中心的积极意义，为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的桥樑作用。
除了上述的高校以外，我们还与华侨大学合办了多个本科和硕士课程。通过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培训质量，而且还对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有力补充。
到目前为止，进修中心先後接受了约10万人在职学习，在培训的政策上，採取正规与非正规、学历与非学历、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方针，根据不同需要，分不同的层次、不同种类、不同内容，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我们办进修中心有这样一个目标：让各个层次的人都达成一种想进修就找业餘进修中心的共识。我们要让人们把进修中心当成一个成人教育的超级市场。我们不仅可以接受学生到校来培训，也可以根据需要，派专人到需要培训的地方进行培训，这种两结合的方针，为更广大的人群提供了更方便的教育服务。
活跃在教育界的李沛霖以出色的领导和活动能力得到政界的关注，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在90年代他就先後被委任为广东省政协第七、八届委员和第九届常委；由於政绩突出，又受邀出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澳门基本法委员会成立，他成为委员会的澳门五位成员之一；2005年，在何厚铧特首的委任下，担任了澳门立法会议员，成为第一个被委任进入特区立法会的教育界人士。
记者：从教育岗位到参政议政，您是怎麽看待这一角色的转换的？
李沛霖：走上参政的道路，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教育工作的肯定，对此，我对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感到欣慰。90年代初期，我受邀进入广东省政协工作，在接受这一职务後，我努力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尽量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澳门特邀委员，因为不在广东生活，这对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一直通过报章、电视等途径对广东时事及百姓生活加以瞭解，以便清楚自己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包括通关、内地升学、商人在内地的投资等问题，我都会积极出谋划策，提供有益的意见。
我是一个对工作很投入和有责任心的人，每编写一个提案都会调查、取证、检查问题的症结所在，並尽力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对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让我跟全国政协结缘，被推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澳门仅有的三十二名委员之一，更感责任重大，感到自己须要更努力去做，而且我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不能只从局部出发，而应以全局性的眼光来处理问题。
在政协会议上，我着眼全国，几年来提出了一些全国性的提案。例如今年提出了改革高校学位授予制度的问题。目前高校学位授予多与英语四级考试挂钩，让很多其他方面优秀的学生丧失了拿到学位证的资格，这给学生就业和将来的发展都会造成阴影。高等教育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走出这改革的一步，放宽这一政策。
这一提案的意见虽然最终没有被接受，但从人民网记者对我进行专访所传递的信息来看，我的提议引起了社会的共鸣，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不仅为澳门人说了话，也道出了全国不少人的心声。
记者：从多年的参政经验来看，您觉得政协工作有什麽可喜的变化吗？
李沛霖：从多年的参政经验来看，我感到政协正在日益走上了正轨，真正把各界精英的力量都凝聚起来了，做了很多的实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变化。
记者：作为第一位被委任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以及立法会议员的教育工作者，对这样的荣誉，您有什麽特别的感受吗？
李沛霖：我进入基本法委员会是在1999年12月20日，澳门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直属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共有十个成员，其中内地与澳门各佔五位，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真的是很荣幸。但这对於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如须要解释基本法、修改基本法或者当基本法受到挑战时要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有见地的、专业性的意见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也是一项非常不简单的工作，毕竟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但我会积极补充一些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尽量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另外，我参加立法会是受特首何厚铧先生委任的，以往立法会的历届官委成员多为法律界和工商界的人士，教育界的人士参与立法会这还是首次。能够有幸成为第一人，我知道这不仅是特首对我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教育会工作的肯定和对教育界的企盼和重视，特区政府希望在立法会有教育界的声音。
作为委任议员，在工作性质上与直选议员和间选议员有所区别。直选议员要面向自己的选民，要向选民负责，间选议员要面向选他的团体负责，直选和间选都有一定的选民背景，而特首委任议员是希望他能够向特首、向特区政府负责，特区政府如何依法施政，社会如何繁荣稳定，议员要发挥作用，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就一定要坚持，不能民间有什麽声音，就不理对错地反映什麽声音。在关键的投票中，一定要发挥好委任议员的角色，否则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能。所以我作为教育界的人士，反映教育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一名委任议员就不能简单地只站在教育界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应从全局出发，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教育界的同仁也不能像要求直选议员那样希望我处处自私地只为教育界着想。
在立法会的工作中，我总结出了“三理”的行事原则：理念、理性、理据。理念当然指的是要坚持信念；理性指处事不冲动，要顾全大局，做到理性分析；理据指要有理论依据。以坚持真理为理念，理性地处理工作中的矛盾问题，以事实依据让人信服。凭着这样的处事风格，在立法会的工作也变得顺利很多。其实参与立法会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会坚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今，李沛霖可谓已经是功成名就，但从教师岗位走上来的他依然没有忘记母校——濠江中学对他的培养。濠江中学不仅让他增长了学识，还给予了他走上工作岗位的机会，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为宝贵的25年，这一段记忆，值得他一辈子珍藏。
记者：濠江中学是您人生的一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您不仅在这里完成了高中学业，还得以留校从教，您认为濠江的经历对後来的人生发展有何裨益？您怎样看待这一段经历?
李沛霖：在濠江就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是校内的一个活跃分子，朗诵、主持、唱歌、跳舞、话剧、篮球、乒乓球等活动我都参加，而且我还参与了学生会和学联的工作。因此，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在他们的推荐下，我得到了在澳门日报见习的机会，另外，我还曾在中国旅行社得到了锻炼。这些经历让我的高中生活过得丰富而充实。当时我曾意气风发地梦想着上大学，但後来大陆遭遇“文革”，我的大学梦也就此而破灭。虽然这给我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我无疑又是幸运的，由於学校领导的垂青，我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这对一个中学毕业生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後来在职期间，我有机会边工作、边进修大学课程，利用十年时间先後完成了教育专业及社会学专业两个学士学位课程，使我最终圆了大学梦。
在留校任教期间，没有了适应陌生环境的繁杂，没有了面对陌生面孔的生疏，在濠江这一片早已熟悉的土地上，我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我的潛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濠江，我的教学质量是有目共睹的，我很注重学生思想和文化双重素质的提高。除了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组织带领学生参加体育、文艺比赛，通过这一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也感到自己得到了锻炼。记得我带的这首届学生毕业之後，他们还联名写信给校长，让我继续领班；往後数年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这些事情我也是後来才知道的，对此，我非常感动，感到自己为学生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
在濠江的二十五年，我得到了无数学生的情谊，这是我教学生涯中收穫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濠江的二十五年，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挑战的二十五年，是濠江给了我发展的空间，给了我施展自己的平台。这一段记忆，值得我一辈子珍藏。
记者：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位活跃的政界人士，你对子女的教育有什麽心得呢？
李沛霖：我只有一个儿子，他现在已经研究生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对孩子的教育所坚持的原则是：有约束性地自由发展。 太过自由会让他丧失自我，太过约束会扼杀孩子的创造力。教育孩子就好比放风筝，可以任他自由飞翔，但家长一定要牵好那根线头。而且父母双方的教育原则还要一致，不能一方放纵，一方严厉，这不仅会分裂夫妻之间的感情，孩子也会利用这个突破口，这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不利的。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家长要想孩子在学校好好学习，还要帮助孩子建立起对老师的敬佩，不能纵容孩子抵触老师，否则，孩子以後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对孩子学习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採访後记：与李沛霖先生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记者深深地被他缜密的逻辑思维、深刻的分析能力以及超强的表达能力所折服。听他谈话，就像在听一场精彩的演讲，没有激情澎湃，没有高潮迭起，但卻在质朴中彰显了崇高，在平淡中，突显了伟大。在他淡然的神情当中，我们看到的卻是一位教育家的光辉，看到的是一位参政者的从容以及对教育、对社会、对澳门、对国家的那份不捨的责任。
上世纪20年代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成立了中华教育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身处东南一隅的澳门有识之士也积极响应，成立了中华教育会。1923年，澳门中华教育会通过澳葡政府注册，成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社团组织，一直致力於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地位。
李沛霖先生自70年代参与教育会的工作後，一直奔波不息。1985年，他离开学习和执教25年的濠江中学，转往业餘进修中心担任行政职务，以便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参与教育会的工作。今天，作为教育会的理事长，维护师生权益和弘扬民族教育文化的火炬在他的手中得以承传。
记 者：教育会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著名社会团体，您认为它的生命力何在？自您参与教育会工作以来，为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发展澳门教育事业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沛霖：教育会的宗旨是维护教育界同仁的合法权益和地位，凝聚大家的力量，推动澳门教育的发展。相对於澳葡政府殖民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丝毫不关心教育的发展，澳门的教育处於极度困难的状态。因此为了保障民众受教育的权益，在教育会和其他热心团体的推动下，私立学校得以发展，使得华人的子女有受教育的机会。如今，澳门的私立学校也佔着极大的比重，正是受这一历史条件所影响。
一直以来，教育会着眼於团体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将受益面广泛化。这成为教育会能够凝聚同仁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大家目标一致、利益共享，从而使教育会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
而教育会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团体，对澳门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由於澳门特殊的历史环境，教师的地位一直很低。教育会也一直致力於提升教师社会地位这方面的工作，这个过程虽漫长，但成效明显。
在80年代中期，一个校长的工资还不如一个公务员清洁工，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直到1985年，教育会的维权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庆祝教师节来引起社会对教师的尊重，这种局面才逐步改变。 几十年来，教育会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持续的努力。
首先，在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方面。由於澳门特殊的历史背景，直到80年代，专业的教师尚不足30%，教师素质亟待提高。对此，教育会提出教师应当注重自我提升，从1985年开始，教育会与华南师大合作，开办了在职教师学历培训班，统一开设教育专业，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这在澳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属首创之举，後来还陆续开设了幼儿教育与心理、英语和数学等专业知识的学历培训班，为澳门教师队伍输入了新鲜的知识血液。到现在，澳门持有师范文凭的教师已经达80%之多，教育会对此可谓功不可没。
其次，积极参与社会，为社会发展做贡献。澳门的发展离不开社团的力量，政府的试点工作常常须要社团的支持。教育会作为澳门社会团体的一部分，更作为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先进教育团体，对政府工作起到了积极配合、支持与监督的作用。从庆国庆、筹备庆回归，到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从回归前基本法的諮询与宣传工作，到回归後的特区建设，教育会一直恪守师生共同参与的原则。
此外教育会对会员的福利待遇、工餘生活非常关心，经常开展学术、旅遊、体育、文化活动，使大家得以调节和放鬆，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教育会在关注教员的同时，也会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经常组织全澳学生开展文艺活动和比赛。就以全澳最大规模的学生朗诵比赛为例，比赛按参加人次分个人组和集体组，按学龄级别分小学、初中、高中、专上等组别，按语言分英语、普通话、粤语、葡语等组别，这样的活动不仅给学生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更重要是给教育工作者提供教学交流的平台。通过对比、学习、交流，寻找差距，达到共同进步的效果。这样的活动每年大约有8000人参加，成为澳门具有代表性的文教活动之一。
现在，澳门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都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很多人才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成长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澳门进入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而长期落後的教育卻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人员素质和技能亟待提高。直至1981年，澳门才有了第一所大学——东亚大学。但由於该校学费昂贵，生源主要以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学生为主，澳门当地学生仅佔10%，对於落後的澳门教育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不少学生选择到中国内地升学，毕业後返澳服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982年，澳门工联总会创办了业餘进修中心，为广大职工提供一个在职进修的场所。1985年，李沛霖先生加盟到进修中心，不仅很快成为正处於起步阶段的进修中心的骨幹力量，而且以出色成绩於90年代後期晋升校长之职。
记者：进修中心已走过了二十四年的历程，您认为在澳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进修中心起着什麽样的作用呢？多年来，进修中心办学的原则和宗旨是什麽呢？
李沛霖：进修中心肩负着培训各业职工和普及提升全民素质的重要任务，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应工联所需，提升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水平；应社会所需，为澳门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所以每开设一个课程、一个专业都非常具有社会实用性。
为了提升培训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我们採取与内地高校合作的方式，开展培训课程，拓展高等教育的覆盖面。譬如我们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开办了成人高等教育学历班，实行三年专科加两年本科的教育模式，毕业证书由华南师范大学统一颁发。由於港澳地区对内地的函授文凭一直持怀疑态度，误以为这是不用面授，只通过书信往来进行学习的课程，认为这会对学生的就业和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本着对学生负责的原则，我们希望能够在毕业证书上写上“在职兼读”的字样，这一想法得到了一直支持我们工作的国家教委和广东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澳门政府也承认这一学历。这样一来，学生利益得到维护的同时，进修中心的工作也得以进一步展开。
中文是我们开设的第一个专业，因为无论是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还是就业，中文都必不可少，所以我们选择了该专业作为试点。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报读的人不少。经过培训，学生的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他们的就业率都有了显着提高。
後来我们又有感於澳门护士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我们就与暨南大学办了护理学专业，为在职护士提供进修机会。在我们的推动下，不少在职护理人员纷纷报读该课程，直到镜湖护校升格为护理学院，我们的工作也就水到渠成。
随着澳门文化的逐步发展，图书馆的设立越来越多，而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卻是凤毛麟角。为了让在职人士接受更系统的培训，1998年我们与北京大学合办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实行三年专科加三年本科的制度。但後来感到图书馆学的适用面比较窄，於是我们在第二期开班的时候就把图书馆学与资讯管理相结合，适用性变得更加广泛。
在澳门回归的後过渡时期，在协助特区政府储备人才方面，进修中心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93年基本法颁布後，澳门进入了後过渡时期，法律人才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成为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要实现澳人治澳，没有一定的公共行政知识就很难接班，急需一批专业的公共行政人员。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1994年，进修中心与中山大学办起了公共行政硕士研究生课程， 全面提升一批优秀的公务员在公共行政方面的能力。一些参加过这一培训课程的人士如今都成为了“澳人治澳”的骨幹力量。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进修中心的积极意义，为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的桥樑作用。
除了上述的高校以外，我们还与华侨大学合办了多个本科和硕士课程。通过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培训质量，而且还对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有力补充。
到目前为止，进修中心先後接受了约10万人在职学习，在培训的政策上，採取正规与非正规、学历与非学历、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方针，根据不同需要，分不同的层次、不同种类、不同内容，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我们办进修中心有这样一个目标：让各个层次的人都达成一种想进修就找业餘进修中心的共识。我们要让人们把进修中心当成一个成人教育的超级市场。我们不仅可以接受学生到校来培训，也可以根据需要，派专人到需要培训的地方进行培训，这种两结合的方针，为更广大的人群提供了更方便的教育服务。
活跃在教育界的李沛霖以出色的领导和活动能力得到政界的关注，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在90年代他就先後被委任为广东省政协第七、八届委员和第九届常委；由於政绩突出，又受邀出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澳门基本法委员会成立，他成为委员会的澳门五位成员之一；2005年，在何厚铧特首的委任下，担任了澳门立法会议员，成为第一个被委任进入特区立法会的教育界人士。
记者：从教育岗位到参政议政，您是怎麽看待这一角色的转换的？
李沛霖：走上参政的道路，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教育工作的肯定，对此，我对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感到欣慰。90年代初期，我受邀进入广东省政协工作，在接受这一职务後，我努力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尽量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澳门特邀委员，因为不在广东生活，这对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一直通过报章、电视等途径对广东时事及百姓生活加以瞭解，以便清楚自己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包括通关、内地升学、商人在内地的投资等问题，我都会积极出谋划策，提供有益的意见。
我是一个对工作很投入和有责任心的人，每编写一个提案都会调查、取证、检查问题的症结所在，並尽力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对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让我跟全国政协结缘，被推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澳门仅有的三十二名委员之一，更感责任重大，感到自己须要更努力去做，而且我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不能只从局部出发，而应以全局性的眼光来处理问题。
在政协会议上，我着眼全国，几年来提出了一些全国性的提案。例如今年提出了改革高校学位授予制度的问题。目前高校学位授予多与英语四级考试挂钩，让很多其他方面优秀的学生丧失了拿到学位证的资格，这给学生就业和将来的发展都会造成阴影。高等教育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走出这改革的一步，放宽这一政策。
这一提案的意见虽然最终没有被接受，但从人民网记者对我进行专访所传递的信息来看，我的提议引起了社会的共鸣，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不仅为澳门人说了话，也道出了全国不少人的心声。
记者：从多年的参政经验来看，您觉得政协工作有什麽可喜的变化吗？
李沛霖：从多年的参政经验来看，我感到政协正在日益走上了正轨，真正把各界精英的力量都凝聚起来了，做了很多的实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变化。
记者：作为第一位被委任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以及立法会议员的教育工作者，对这样的荣誉，您有什麽特别的感受吗？
李沛霖：我进入基本法委员会是在1999年12月20日，澳门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直属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共有十个成员，其中内地与澳门各佔五位，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真的是很荣幸。但这对於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如须要解释基本法、修改基本法或者当基本法受到挑战时要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有见地的、专业性的意见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也是一项非常不简单的工作，毕竟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但我会积极补充一些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尽量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另外，我参加立法会是受特首何厚铧先生委任的，以往立法会的历届官委成员多为法律界和工商界的人士，教育界的人士参与立法会这还是首次。能够有幸成为第一人，我知道这不仅是特首对我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教育会工作的肯定和对教育界的企盼和重视，特区政府希望在立法会有教育界的声音。
作为委任议员，在工作性质上与直选议员和间选议员有所区别。直选议员要面向自己的选民，要向选民负责，间选议员要面向选他的团体负责，直选和间选都有一定的选民背景，而特首委任议员是希望他能够向特首、向特区政府负责，特区政府如何依法施政，社会如何繁荣稳定，议员要发挥作用，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就一定要坚持，不能民间有什麽声音，就不理对错地反映什麽声音。在关键的投票中，一定要发挥好委任议员的角色，否则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能。所以我作为教育界的人士，反映教育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一名委任议员就不能简单地只站在教育界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应从全局出发，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教育界的同仁也不能像要求直选议员那样希望我处处自私地只为教育界着想。
在立法会的工作中，我总结出了“三理”的行事原则：理念、理性、理据。理念当然指的是要坚持信念；理性指处事不冲动，要顾全大局，做到理性分析；理据指要有理论依据。以坚持真理为理念，理性地处理工作中的矛盾问题，以事实依据让人信服。凭着这样的处事风格，在立法会的工作也变得顺利很多。其实参与立法会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会坚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今，李沛霖可谓已经是功成名就，但从教师岗位走上来的他依然没有忘记母校——濠江中学对他的培养。濠江中学不仅让他增长了学识，还给予了他走上工作岗位的机会，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为宝贵的25年，这一段记忆，值得他一辈子珍藏。
记者：濠江中学是您人生的一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您不仅在这里完成了高中学业，还得以留校从教，您认为濠江的经历对後来的人生发展有何裨益？您怎样看待这一段经历?
李沛霖：在濠江就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是校内的一个活跃分子，朗诵、主持、唱歌、跳舞、话剧、篮球、乒乓球等活动我都参加，而且我还参与了学生会和学联的工作。因此，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在他们的推荐下，我得到了在澳门日报见习的机会，另外，我还曾在中国旅行社得到了锻炼。这些经历让我的高中生活过得丰富而充实。当时我曾意气风发地梦想着上大学，但後来大陆遭遇“文革”，我的大学梦也就此而破灭。虽然这给我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我无疑又是幸运的，由於学校领导的垂青，我得到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这对一个中学毕业生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後来在职期间，我有机会边工作、边进修大学课程，利用十年时间先後完成了教育专业及社会学专业两个学士学位课程，使我最终圆了大学梦。
在留校任教期间，没有了适应陌生环境的繁杂，没有了面对陌生面孔的生疏，在濠江这一片早已熟悉的土地上，我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的状态，我的潛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濠江，我的教学质量是有目共睹的，我很注重学生思想和文化双重素质的提高。除了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组织带领学生参加体育、文艺比赛，通过这一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也感到自己得到了锻炼。记得我带的这首届学生毕业之後，他们还联名写信给校长，让我继续领班；往後数年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这些事情我也是後来才知道的，对此，我非常感动，感到自己为学生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
在濠江的二十五年，我得到了无数学生的情谊，这是我教学生涯中收穫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濠江的二十五年，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挑战的二十五年，是濠江给了我发展的空间，给了我施展自己的平台。这一段记忆，值得我一辈子珍藏。
记者：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位活跃的政界人士，你对子女的教育有什麽心得呢？
李沛霖：我只有一个儿子，他现在已经研究生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对孩子的教育所坚持的原则是：有约束性地自由发展。 太过自由会让他丧失自我，太过约束会扼杀孩子的创造力。教育孩子就好比放风筝，可以任他自由飞翔，但家长一定要牵好那根线头。而且父母双方的教育原则还要一致，不能一方放纵，一方严厉，这不仅会分裂夫妻之间的感情，孩子也会利用这个突破口，这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不利的。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家长要想孩子在学校好好学习，还要帮助孩子建立起对老师的敬佩，不能纵容孩子抵触老师，否则，孩子以後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对孩子学习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採访後记：与李沛霖先生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记者深深地被他缜密的逻辑思维、深刻的分析能力以及超强的表达能力所折服。听他谈话，就像在听一场精彩的演讲，没有激情澎湃，没有高潮迭起，但卻在质朴中彰显了崇高，在平淡中，突显了伟大。在他淡然的神情当中，我们看到的卻是一位教育家的光辉，看到的是一位参政者的从容以及对教育、对社会、对澳门、对国家的那份不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