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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研究视阈，通过分析赛珍珠和沙博理在其所处的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和“选择”的过程，解读两位译者《水浒传》不同翻译文本、英文书名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动因，描述其翻译活动。论文指出文学翻译中不同译本的产生是译者和原文本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结果，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决定了文学翻译中译本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文学翻译的多元化标准。
关键词：翻译生态环境 《水浒传》英译 多元化标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它丰富的语言素材，形象的人物刻画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一部《水浒传》是当时社会的写照和缩影，其创作主旨在于倡导民主、民权思想，张扬民族意识与独立思想，它是对社会现实以及中国式忠义道德的反映，从多视角、多维度呈现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因此，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译介活动也倍受翻译家关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和2010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中国籍犹太人沙博理（Sidney Shapiro）。赛珍珠的《水浒传》七十回本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以下简称“赛译”）于1933年由纽约庄台公司（John Day Company）出版；沙博理的一百回本译作Outlaws of the Marsh（以下简称“沙译”）则于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赛译和沙译虽属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译本，但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并享有很高的声望，引起了译界学者从目的论、译者主体性、多元系统理论、对外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传播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和评析。然而，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解读和对比赛译和沙译的研究还鲜有所见。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两位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过程，解读不同译本产生的原因，探讨其对构建文学翻译多元化标准的启发。
二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译者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活动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
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13）。而翻译生态环境则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8：13）。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来看，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错综复杂、多维度的翻译生态化境中，进行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
生态翻译学以自然生态学为理论基石，以译者为中心，将翻译活动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立体和动态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去描述翻译过程，探究翻译方法和翻译评判标准，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阈和领域。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研究和解读《水浒传》的译介活动，也能为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其“适用性”和“实践性”方面，提供有力的佐证。
三 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的观点认为不同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和译文的选择，是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不同结果。因此，下文将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分析赛珍珠和沙博理《水浒传》不同翻譯文本、不同英文书名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动因，解释不同译本产生的原因。
1 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与译本的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文本的选择过程是译本对译者选择和译者对以译本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胡庚申，2004：121）。因此，赛珍珠和沙博理不同的译本选择是译本对两位译者的选择，以及两位译者对不同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1）赛珍珠的七十回本选择
《水浒传》是中国元末明初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提供给译者的是一个包含中国社会、制度、地域、习俗、礼仪和语言文化为一体的翻译生态环境。然而，赛珍珠生于美国，长在中国，自幼即随父母传教来到中国，从小学习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痴迷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和题材。20世纪20年代，赛珍珠便开始了以描写中国农民生活为题材的跨文化写作。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她便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学巨著《水浒传》（七十回本）的英译。赛珍珠跨国的生活经历，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精通英汉双语以及“中国通”的身份地位，使其完全能胜任《水浒传》英译的重任，具备翻译该文学巨著的能力。另外，译者对中国时局的愤怒和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以“造反”为题材的《水浒传》会成为她的首选（唐艳芳，2007：81）。因此，《水浒传》翻译原文本的选择既是原文本对译者素质和能力的适应与选择，也是赛珍珠对原文本所构建的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从赛珍珠的翻译目的来看，她旨在将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改变西方人心目中被扭曲和丑化的中国人形象。此外，对于《水浒传》七十回本的选择，也源于其“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陈敬，2006：99），然而，“其它回本的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这去掉了小说的革命文学立场”（Buck，1933：viii）。显然，《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其承载的内容完全契合了赛珍珠的翻译目的，适应了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
（2）沙博理的一百回本选择
沙博理是一位犹太籍的美国律师，于1947年移居中国并与上海著名演员凤子结婚。来中国之前，沙博理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在其夫人凤子女士的帮助下，沙博理不但快速学习了汉语而且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随后他供职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英译工作，并先后翻译了《家》、《春蚕》、《李有才板话》等多部中国小说。与赛珍珠一样，沙博理有很好的英汉双语能力，深谙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拥有大量的中国文学典籍英译的经验。从译者自身的角度来看，沙博理对《水浒传》英译活动的选择，也是其自身翻译素质和原文本的翻译生态环境相互适应和选择的结果。从沙博理《水浒传》英译的历史语境来看，他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是一段比较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期间，由于“四人帮”认为七十回本故意隐瞒了宋江的“投降主义”，以及其本人认为七十回本的故事内容不完整，这促使他最终选择了金圣叹前七十回本和容与堂后三十回本相结合的翻译文本。从译者选择翻译《水浒传》一百回本的动机来看，沙博理翻译原文本的选择也是原文本适应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在其所处的特殊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地主动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2 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与英译本书名的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不同译文产生的过程是“译者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环境相适应的不同选择”（胡庚申，2004：129）的过程，译文的产生也是一个“汰弱留强”的过程。《水浒传》英译本不同书名选择的过程，也印证了以上生态翻译学的观点。
（1）赛译《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
赛珍珠在《水浒传》书名英译中，曾尝试过The Good Robbers（《侠盗》）和The Righteous Robbers（《义侠》）的名称（唐艳芳，2007：81），但她最终选择了All Men are Brothers。对此，赛珍珠（Buck，1933：V）在其英译本的序言中提到，将《水浒传》的中文名称对等翻译为英文则“毫无意义，也不能反映原书的意旨，因此她选取了小说中孔子的一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书名，该名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均体现了这些绿林好汉的侠义精神。”换个角度来看，该译名的选择，也是译者兼顾西方读者的理解而为。另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该书名的选用“表达了她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平等相处的美好愿望”（李晶，2006：47）显然，赛译书名的选择是译者在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2）沙译《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
就英文书名的选择，沙博理曾在Heroes of the Marsh《草莽英雄》和Outlaws of the Marsh《亡命水泊》之间徘徊和选择，而其最终选择了后者。对此，他曾有如下解释，“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我被迫放弃了我原来为本书取的英文书名《草莽英雄》（Heroes of the Marsh）”（沙博理，1998：445）。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迫于出版商的压力，沙博理将原本激进的英文译名，改为了带有强烈政治和感情色彩的Outlaws of the Marsh《亡命水泊》。“而沙博理的书名正是他为顺应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变通”（李晶，2006：48）。沙译书名的选择，直观地展示了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过程，也体现了“汰弱留强”的译文选择过程。
3 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众所周知，译者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开展翻译活动的。生态翻译学认为，“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也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作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胡庚申，2004：125）。赛译和沙译中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使用是两位译者在适应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所做出的不同选择。
（1）赛珍珠的翻译生态环境与直译策略的选择
赛珍珠在其《水浒传》英译本的序言中写道，“我尽可能地直译，因为我觉得汉语的语言风格与该书的题材极为相称，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使译本逼似原著，因为我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能产生一中幻觉，即他们感到自己是在读原著”（Buck，1933：V）。从赛珍珠的人生经历来看，她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然而，《水浒传》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它描述的不仅是中国的过去，而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国文化典籍的性质，决定了赛珍珠必然采用以向西方傳播中国文化为目地的直译翻译策略。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语境来看，东西方需要加强文化交流，中国需要改变西方人妖魔化中国的现状，同时西方人对“东方古国”怀有强烈的猎奇心理，这些社会历史因素与赛珍珠“追求异质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姚君伟，2006：71）的异质文化态度，共同构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赛珍珠以保留中国古代文化和语言特征为翻译目地的直译策略的使用，正是其在以译本和译者为典型要件的双重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必然结果。
（2）沙博理的翻译生态环境与意译策略的选择
沙博理的《水浒传》英译，是在赛珍珠和杰克逊七十回本翻译之后进行的。他认为“赛珍珠的译文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类似圣经译文，让人读起来有点‘古味’，又为了有点‘中国味道’，句型结构完全按照中文逐字逐句地对译，这给外国读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后来杰克逊采取意译的译文，又相当不准确”（沙博理，1984：29）。因此，赛珍珠和杰克逊的七十回本译本为沙博理的《水浒传》翻译活动构建了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翻译生态环境下，沙博理的一百回本翻译则既要努力克服赛译的直译给读者理解造成的困难，又要极力避免杰克的译本中意译翻译策略造成的译文信息不准确，即采取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尽力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理解性和译文本身的准确性。
（3）不同翻译策略选择对译本的影响
在赛译和沙译之中，不同的翻译策略选择体现在译本的各个层面，并从多个层面影响译本的生成，是不同译本产生的根本原因。由于直译和意译既体现了译者异化和归化的文化态度，同时也会在语言层面对翻译文本产生影响。下文主要从两部《水浒传》的英译本中，不同译者对原文本中文化负载词和句子结构的翻译，分析直译和意译在翻译中的体现以及对译本的生成产生的影响。
从赛译和沙译对于文化信息词汇的处理来看，两位译者分别采用了以异化和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反映在语言层面，即为直译和意译。如对“印信榜文”的翻译，赛译为“proclaim with seal”，而沙译为“a notice”。赛珍珠的直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印章文化，而沙译则完全归化于英语文化。在“这是人伦大事，五常之理”的翻译中，赛译“the five relationships”将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介绍给了西方读者，而沙译则用了“normal”一词。在对“气的紫涨了面皮”一句的翻译中，赛译“He was so angered，the skin of his face was empurpled”把汉语中用“紫色”形容人生气时脸色变化的语言特征完全传递给了西方读者；而沙译“His face was tight with rage”则完全归顺于地道的英文表达和西方文化。因此，赛译保留了汉语文化，但增加了译入语读者的理解难度，而沙博理的意译，使汉语文化完全归顺于英语文化，虽然损失了源语文化信息，但兼顾了读者的理解，使译文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当然，两位译者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其对不同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体现，也导致了不同翻译文本的产生。 两位译者直译和意译翻译策略的使用，对译文最直接的影响也体现在语言和句子结构层面，请看下面的例证：
例：洪信领了圣 ，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施耐庵，2002：2）
赛译：Straightway he went forth with the imperial mandate and he bade farewell to the emperor and he bore the mandate on his shoulder and put the imperial incense in a box and he led with him some tens of men.They all mounted each his horse and they all followed him and so they left the capital.（Buck，1933：5）
沙译：Hong accepted the royal edict and took leave of the emperor.With the edict in a bag on his back and incense sticks in a golden box，he mounted his horse and left Eastern Capital，leading a column of several score men.（Shapiro，2001：5）
从以上译例来看，为了保留原文本的汉语语言文化特征，使译文与原文的句子结构保持对等，赛珍珠使用了六个“and”，这样的对等处理，使英语的句子结构变得拖沓冗长；沙博理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对原文本中汉语句子的结构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进行了重组和改造，只使用了三个“and”，使译文的句子更简洁，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关照了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导致了不同译文的产生，然而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却是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不同结果。归根结底，译者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才是导致文学翻译中译本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四 对构建文学翻译多元化标准的启发
从生态翻译学视阈对赛译和沙译进行解读，使我们认识到两位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所做出的不同适应和选择是导致其译本差异的根本原因。文学翻译中，每一个译本的产生都是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在以“原文——译者——译文”构建的三元关系中，相互适应和选择的不同结果。文学翻译中，每一个译本的产生，都是译者动态地适应以原文本、译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译入语社会文化环境和译本读者等要素构建的多元化、立体化翻译生态环境的结果。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对不同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译本都有其“适应”和赖以“生存”的翻译生态环境，且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文学翻译的批评，必须考虑译者所面对的翻译生态环境。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之所以饱受非议，并被冠以各种不忠实翻译的“罪名”，恰是因为批评者无视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作和原作在文字层面，进行局部和静态判断的结果，从而对译者和译作做出了不公允的评判。
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如“信、达、雅”标准、“忠实”标准以及“化境”说、“神似”说等都属于一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事实上，翻译活动并不是在一元化的环境中开展的，一元化的翻译标准只是一种翻译的原文文本中心论，它忽略了原文本和译者所处的多元化的翻译生态环境。然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异质文化交流活动，其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译者是在更广阔和立体化的社会环境中开展翻译活动的，译者必将面临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的翻译生态环境。一部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的诞生，必定是译者优秀的翻译素质和其在多元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最佳适应和选择的集中表现。因此，文学翻译批评也应将以原文和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纳入其评价体系之中。生态翻译学理论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给予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更多的关注，从而把翻译研究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动态、全面和立体化的视阈。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动态适应、整体主义和多维度适应的思想观，为构建动态、全面和多元化的文学翻译标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例证。在文学翻译的批評中，批评者不同的视阈会挖掘出译本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批评结论。因此，文学翻译的标准应该摒弃“单一”、“静态”、“局部”的文字对等判断，构建动态、全面、立体化、多元化的文学翻译标准，从而形成对一个译本更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Pearl S.Buck.（trans.）All Men are Brothers[M].2 Vols.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3.
[2] Sidney Shapiro.（trans.）Outlaws of the Marsh[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0.
[3]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4]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 唐艳芳：《时代背景与译者主体的互动——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选材的主体性》，《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6] 陈敬：《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李晶：《翻译与意识形态——〈水浒传〉不同书名成因探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
[8] 沙博理，宋蜀碧译：《我的中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 姚君伟：《缘由·对象·方法——新世纪赛珍珠研究三题》，《外语研究》，2006年第2期。
[10] 沙博理：《〈水浒传〉的英译》，《翻译通讯》，1984年第4期。
[1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韩红建，男，1977—，陕西汉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外语教学法、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关键词：翻译生态环境 《水浒传》英译 多元化标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它丰富的语言素材，形象的人物刻画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一部《水浒传》是当时社会的写照和缩影，其创作主旨在于倡导民主、民权思想，张扬民族意识与独立思想，它是对社会现实以及中国式忠义道德的反映，从多视角、多维度呈现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因此，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译介活动也倍受翻译家关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和2010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中国籍犹太人沙博理（Sidney Shapiro）。赛珍珠的《水浒传》七十回本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以下简称“赛译”）于1933年由纽约庄台公司（John Day Company）出版；沙博理的一百回本译作Outlaws of the Marsh（以下简称“沙译”）则于1980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赛译和沙译虽属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译本，但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并享有很高的声望，引起了译界学者从目的论、译者主体性、多元系统理论、对外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传播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和评析。然而，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解读和对比赛译和沙译的研究还鲜有所见。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两位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过程，解读不同译本产生的原因，探讨其对构建文学翻译多元化标准的启发。
二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译者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活动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
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13）。而翻译生态环境则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8：13）。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来看，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错综复杂、多维度的翻译生态化境中，进行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
生态翻译学以自然生态学为理论基石，以译者为中心，将翻译活动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立体和动态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去描述翻译过程，探究翻译方法和翻译评判标准，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阈和领域。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研究和解读《水浒传》的译介活动，也能为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其“适用性”和“实践性”方面，提供有力的佐证。
三 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的观点认为不同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和译文的选择，是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不同结果。因此，下文将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视角，分析赛珍珠和沙博理《水浒传》不同翻譯文本、不同英文书名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动因，解释不同译本产生的原因。
1 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与译本的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文本的选择过程是译本对译者选择和译者对以译本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胡庚申，2004：121）。因此，赛珍珠和沙博理不同的译本选择是译本对两位译者的选择，以及两位译者对不同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1）赛珍珠的七十回本选择
《水浒传》是中国元末明初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提供给译者的是一个包含中国社会、制度、地域、习俗、礼仪和语言文化为一体的翻译生态环境。然而，赛珍珠生于美国，长在中国，自幼即随父母传教来到中国，从小学习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痴迷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语言风格和题材。20世纪20年代，赛珍珠便开始了以描写中国农民生活为题材的跨文化写作。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她便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学巨著《水浒传》（七十回本）的英译。赛珍珠跨国的生活经历，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精通英汉双语以及“中国通”的身份地位，使其完全能胜任《水浒传》英译的重任，具备翻译该文学巨著的能力。另外，译者对中国时局的愤怒和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以“造反”为题材的《水浒传》会成为她的首选（唐艳芳，2007：81）。因此，《水浒传》翻译原文本的选择既是原文本对译者素质和能力的适应与选择，也是赛珍珠对原文本所构建的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从赛珍珠的翻译目的来看，她旨在将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改变西方人心目中被扭曲和丑化的中国人形象。此外，对于《水浒传》七十回本的选择，也源于其“自始至终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陈敬，2006：99），然而，“其它回本的结尾大多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这去掉了小说的革命文学立场”（Buck，1933：viii）。显然，《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其承载的内容完全契合了赛珍珠的翻译目的，适应了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
（2）沙博理的一百回本选择
沙博理是一位犹太籍的美国律师，于1947年移居中国并与上海著名演员凤子结婚。来中国之前，沙博理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在其夫人凤子女士的帮助下，沙博理不但快速学习了汉语而且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随后他供职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英译工作，并先后翻译了《家》、《春蚕》、《李有才板话》等多部中国小说。与赛珍珠一样，沙博理有很好的英汉双语能力，深谙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拥有大量的中国文学典籍英译的经验。从译者自身的角度来看，沙博理对《水浒传》英译活动的选择，也是其自身翻译素质和原文本的翻译生态环境相互适应和选择的结果。从沙博理《水浒传》英译的历史语境来看，他的翻译活动开始于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是一段比较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期间，由于“四人帮”认为七十回本故意隐瞒了宋江的“投降主义”，以及其本人认为七十回本的故事内容不完整，这促使他最终选择了金圣叹前七十回本和容与堂后三十回本相结合的翻译文本。从译者选择翻译《水浒传》一百回本的动机来看，沙博理翻译原文本的选择也是原文本适应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在其所处的特殊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地主动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2 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与英译本书名的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不同译文产生的过程是“译者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环境相适应的不同选择”（胡庚申，2004：129）的过程，译文的产生也是一个“汰弱留强”的过程。《水浒传》英译本不同书名选择的过程，也印证了以上生态翻译学的观点。
（1）赛译《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
赛珍珠在《水浒传》书名英译中，曾尝试过The Good Robbers（《侠盗》）和The Righteous Robbers（《义侠》）的名称（唐艳芳，2007：81），但她最终选择了All Men are Brothers。对此，赛珍珠（Buck，1933：V）在其英译本的序言中提到，将《水浒传》的中文名称对等翻译为英文则“毫无意义，也不能反映原书的意旨，因此她选取了小说中孔子的一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书名，该名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均体现了这些绿林好汉的侠义精神。”换个角度来看，该译名的选择，也是译者兼顾西方读者的理解而为。另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该书名的选用“表达了她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平等相处的美好愿望”（李晶，2006：47）显然，赛译书名的选择是译者在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结果。
（2）沙译《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
就英文书名的选择，沙博理曾在Heroes of the Marsh《草莽英雄》和Outlaws of the Marsh《亡命水泊》之间徘徊和选择，而其最终选择了后者。对此，他曾有如下解释，“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我被迫放弃了我原来为本书取的英文书名《草莽英雄》（Heroes of the Marsh）”（沙博理，1998：445）。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迫于出版商的压力，沙博理将原本激进的英文译名，改为了带有强烈政治和感情色彩的Outlaws of the Marsh《亡命水泊》。“而沙博理的书名正是他为顺应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变通”（李晶，2006：48）。沙译书名的选择，直观地展示了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过程，也体现了“汰弱留强”的译文选择过程。
3 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众所周知，译者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开展翻译活动的。生态翻译学认为，“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也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作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胡庚申，2004：125）。赛译和沙译中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使用是两位译者在适应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所做出的不同选择。
（1）赛珍珠的翻译生态环境与直译策略的选择
赛珍珠在其《水浒传》英译本的序言中写道，“我尽可能地直译，因为我觉得汉语的语言风格与该书的题材极为相称，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使译本逼似原著，因为我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能产生一中幻觉，即他们感到自己是在读原著”（Buck，1933：V）。从赛珍珠的人生经历来看，她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然而，《水浒传》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它描述的不仅是中国的过去，而更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国文化典籍的性质，决定了赛珍珠必然采用以向西方傳播中国文化为目地的直译翻译策略。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语境来看，东西方需要加强文化交流，中国需要改变西方人妖魔化中国的现状，同时西方人对“东方古国”怀有强烈的猎奇心理，这些社会历史因素与赛珍珠“追求异质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姚君伟，2006：71）的异质文化态度，共同构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赛珍珠以保留中国古代文化和语言特征为翻译目地的直译策略的使用，正是其在以译本和译者为典型要件的双重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必然结果。
（2）沙博理的翻译生态环境与意译策略的选择
沙博理的《水浒传》英译，是在赛珍珠和杰克逊七十回本翻译之后进行的。他认为“赛珍珠的译文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类似圣经译文，让人读起来有点‘古味’，又为了有点‘中国味道’，句型结构完全按照中文逐字逐句地对译，这给外国读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后来杰克逊采取意译的译文，又相当不准确”（沙博理，1984：29）。因此，赛珍珠和杰克逊的七十回本译本为沙博理的《水浒传》翻译活动构建了特殊的翻译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翻译生态环境下，沙博理的一百回本翻译则既要努力克服赛译的直译给读者理解造成的困难，又要极力避免杰克的译本中意译翻译策略造成的译文信息不准确，即采取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尽力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理解性和译文本身的准确性。
（3）不同翻译策略选择对译本的影响
在赛译和沙译之中，不同的翻译策略选择体现在译本的各个层面，并从多个层面影响译本的生成，是不同译本产生的根本原因。由于直译和意译既体现了译者异化和归化的文化态度，同时也会在语言层面对翻译文本产生影响。下文主要从两部《水浒传》的英译本中，不同译者对原文本中文化负载词和句子结构的翻译，分析直译和意译在翻译中的体现以及对译本的生成产生的影响。
从赛译和沙译对于文化信息词汇的处理来看，两位译者分别采用了以异化和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反映在语言层面，即为直译和意译。如对“印信榜文”的翻译，赛译为“proclaim with seal”，而沙译为“a notice”。赛珍珠的直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印章文化，而沙译则完全归化于英语文化。在“这是人伦大事，五常之理”的翻译中，赛译“the five relationships”将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介绍给了西方读者，而沙译则用了“normal”一词。在对“气的紫涨了面皮”一句的翻译中，赛译“He was so angered，the skin of his face was empurpled”把汉语中用“紫色”形容人生气时脸色变化的语言特征完全传递给了西方读者；而沙译“His face was tight with rage”则完全归顺于地道的英文表达和西方文化。因此，赛译保留了汉语文化，但增加了译入语读者的理解难度，而沙博理的意译，使汉语文化完全归顺于英语文化，虽然损失了源语文化信息，但兼顾了读者的理解，使译文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当然，两位译者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其对不同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体现，也导致了不同翻译文本的产生。 两位译者直译和意译翻译策略的使用，对译文最直接的影响也体现在语言和句子结构层面，请看下面的例证：
例：洪信领了圣 ，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施耐庵，2002：2）
赛译：Straightway he went forth with the imperial mandate and he bade farewell to the emperor and he bore the mandate on his shoulder and put the imperial incense in a box and he led with him some tens of men.They all mounted each his horse and they all followed him and so they left the capital.（Buck，1933：5）
沙译：Hong accepted the royal edict and took leave of the emperor.With the edict in a bag on his back and incense sticks in a golden box，he mounted his horse and left Eastern Capital，leading a column of several score men.（Shapiro，2001：5）
从以上译例来看，为了保留原文本的汉语语言文化特征，使译文与原文的句子结构保持对等，赛珍珠使用了六个“and”，这样的对等处理，使英语的句子结构变得拖沓冗长；沙博理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对原文本中汉语句子的结构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进行了重组和改造，只使用了三个“and”，使译文的句子更简洁，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关照了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导致了不同译文的产生，然而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却是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和选择的不同结果。归根结底，译者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才是导致文学翻译中译本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四 对构建文学翻译多元化标准的启发
从生态翻译学视阈对赛译和沙译进行解读，使我们认识到两位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所做出的不同适应和选择是导致其译本差异的根本原因。文学翻译中，每一个译本的产生都是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在以“原文——译者——译文”构建的三元关系中，相互适应和选择的不同结果。文学翻译中，每一个译本的产生，都是译者动态地适应以原文本、译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译入语社会文化环境和译本读者等要素构建的多元化、立体化翻译生态环境的结果。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对不同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译本都有其“适应”和赖以“生存”的翻译生态环境，且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文学翻译的批评，必须考虑译者所面对的翻译生态环境。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之所以饱受非议，并被冠以各种不忠实翻译的“罪名”，恰是因为批评者无视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作和原作在文字层面，进行局部和静态判断的结果，从而对译者和译作做出了不公允的评判。
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如“信、达、雅”标准、“忠实”标准以及“化境”说、“神似”说等都属于一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事实上，翻译活动并不是在一元化的环境中开展的，一元化的翻译标准只是一种翻译的原文文本中心论，它忽略了原文本和译者所处的多元化的翻译生态环境。然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异质文化交流活动，其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译者是在更广阔和立体化的社会环境中开展翻译活动的，译者必将面临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的翻译生态环境。一部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的诞生，必定是译者优秀的翻译素质和其在多元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最佳适应和选择的集中表现。因此，文学翻译批评也应将以原文和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纳入其评价体系之中。生态翻译学理论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给予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更多的关注，从而把翻译研究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动态、全面和立体化的视阈。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动态适应、整体主义和多维度适应的思想观，为构建动态、全面和多元化的文学翻译标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例证。在文学翻译的批評中，批评者不同的视阈会挖掘出译本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批评结论。因此，文学翻译的标准应该摒弃“单一”、“静态”、“局部”的文字对等判断，构建动态、全面、立体化、多元化的文学翻译标准，从而形成对一个译本更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Pearl S.Buck.（trans.）All Men are Brothers[M].2 Vols.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3.
[2] Sidney Shapiro.（trans.）Outlaws of the Marsh[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0.
[3]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4]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 唐艳芳：《时代背景与译者主体的互动——论赛珍珠〈水浒传〉英译选材的主体性》，《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6] 陈敬：《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李晶：《翻译与意识形态——〈水浒传〉不同书名成因探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
[8] 沙博理，宋蜀碧译：《我的中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 姚君伟：《缘由·对象·方法——新世纪赛珍珠研究三题》，《外语研究》，2006年第2期。
[10] 沙博理：《〈水浒传〉的英译》，《翻译通讯》，1984年第4期。
[1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韩红建，男，1977—，陕西汉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外语教学法、英美文学，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