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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到他晚年,面对清廷开始着手教育和政府的改革,他写道:“所有的改革与新式教育息息相关,中国已无回头的余地了。学校校长透过铁路、电报、报纸之助,得以消弭偏远地区的闭塞顿滞之气,为他们拓展更宽广的天地,启迪他们更高的思想境界。中国人受科学和真正宗教激励,不出几代人,便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丁韪良于1850年来到中国,在华生活了近60年,经历了清王朝和民国两个时代,先后担任过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学术界对丁韪良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他与京师同文馆问题和他的传教思想和宗教观等方面。但由于外国传教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学界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及评价还存在争议。因此,长期以来丁韪良并未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价及学术研究的重视。
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有些好转,对丁韪良的评价逐渐客观,亦出版发表了一些学术成果。丁韪良本人喜欢写作,他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记述,其中较为出名的要数这本《花甲忆记》,为我们了解近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资料和独特的视角。
《花甲忆记》英文名A Cycle of Cathay,是一部以半回忆录形式写就的作品,记述了丁韪良1850年来华,至1895年离开同文馆为止的回忆。这本《花甲忆记》是以1900年的英文版第三版为准译出的。最早的英文版本于1896年在美国纽约、英国爱丁堡和伦敦同时出版的。此书自出版以来受到相当的关注,刊印出好几个版本,可谓是一本“畅销书”了。
书名中A Cycle,作者用意在于中国纪年中的一个花甲,即60年,代表着一个循环。Cathay 是“契丹”的音译,指的是中国。书名直译就是“中国六十年”,也曾经有一些学者将这本书称为《中国六十年》。关于书写此书的目的,丁韪良在序中曾经叙述:“我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意在做一个历史年表,而是要描写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私人因素也许会增加他们的兴趣;对全体读者而言,我希望这样的做法会使本书的描写更加可信。”
一、丁韪良眼中的中国
丁韪良最初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宁波传教。他较其他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的宽容。他曾拜访过孔庙,认为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做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的直接障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孔夫子的体系同基督教是和谐的。孔子不是基督,而是摩西,孔子是一个伦理道德的老师。他指出儒学的主要缺点与“法”密切相关,无法摆脱“肉体之缺陷”,“儒学缺乏精神生活”。因此,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加耶稣”的思想,主张传教士把中国文化看成必须重视的一股力量,并设法使其与基督教的优点相协调,主张用西学、教育争取儒教知识分子,改造儒学中与基督教相背离的部分,为实现中国基督教创造社会环境。
丁韪良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曾向村夫野妇布道,而结果却收效甚微。他认为理应先推进“西化”,这样皈依基督教自然水到渠成,只有中西之间有密切的交流,才能侈言西化。丁韪良认为中国的转变只有由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才能够成功。这个阶级是中国文化的领导者,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如果这个有影响的阶层或者是统治阶级本身能够支持基督教的话,将会有效地促进传教事业。有许多学者在提到丁韪良时,都认为他的传教方式与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相似甚至是相承袭。丁韪良在谈到利玛窦时说到:“利玛窦为了免于明朝人的排斥、反对,言行谦恭、谨慎,用他的科学知识获得明朝人的重用。”丁韪良想仿效利玛窦以自己的科技专才谋得清政府的官职,希冀由上至下对中国人内在生命产生极大的革新。
丁韪良1858年作为美国翻译官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并于1863年来到北京。早在1862年在上海传教期间,他已开始着手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1863年春,在天津拜会崇厚,他出示了一部分已经翻译好的译稿,崇厚写信给总理衙门大臣奕介绍此书。同时,文祥认为此书对清政府可用。恭亲王派人对此书加以润色,并拨银五百两刊刻问世。此书出版后,分送给清政府中央官员及各省与外事有关的官员等阅读,对中国早期法律意识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便在日本重印,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丁韪良亦因此书的翻译逐渐进入了清朝统治者的视野。
1865年丁韪良在赫德的推荐下受雇于清政府,担任了同文馆的教习。之后曾先后担任了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因而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清朝官员交往,他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清政府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花甲忆记》中记述了颇多的中国各层面的状况及其自己的认知,对清政府的官员及中西之间的问题亦有自己的视角。
在丁韪良的眼中,总理衙门的招募方式是他所见过的最奇怪的招募方式。总理衙门成立于1861年,由恭亲王主管。丁韪良回忆总理衙门大臣成林向其解释,这个策略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恭亲王往往奏请皇帝令其反对者至总理衙门共事。恭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恭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唯一可行方法。
面对中西之间颇为关键的鸦片问题,丁韪良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宁波时即开始研究抽鸦片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后果,并对此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只要我仍待在中国,就不可能放弃这项研究”。他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抽鸦片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诅咒。他将鸦片与西方人的酗酒进行了形象的对比,指出抽鸦片与西方人的酗酒所造成的后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酒精可以使人变得狂躁不安;而抽鸦片则使人变得安静和冷淡。酒鬼只有在喝多的情况下才会犯罪,而鸦片鬼则是在没有鸦片抽的情况下犯罪。酗酒是一种社会罪孽,酒鬼往往会给民众带来损害;抽鸦片是给个人在家里放纵的罪孽。在大多数情况下,醉鬼可以依靠意志力来戒酒;但抽鸦片的习惯是一种疾病,如想彻底戒掉,毫无例外地需要药物的帮助。使一个人堕落成为酒精的奴隶需要多年的时间;而鸦片则只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足以使人上瘾。它还不能用烟叶来取代,后者被中国所有的社会等级都当做是一种几乎无害的消遣。
丁韪良也认为:“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英国第一次是为中国销烟索要赔偿而开战;第二次是由于中国处置自己的百姓而使英国蒙羞,进而开战;第三次仅仅是凭借了一些遁词;最后一次则是英国由于坚持一项条约没有赋予的权利而开战。”还指出:“战火又起,联军指责中国人背信弃义。但中国人阻止联军通向一座条约上并没有规定要开放的城市又有什么错呢?联军统帅们没有通过协约来规定自己进入天津的权利,他们难道有权利让自己的兵舰开进这座城市吗?这些侵略者不仅首次发难,而且他们的整个行为都是错误的。”
从上述表述看来,丁韪良对中国十分同情,他指出了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并不支持侵略战争,提出鸦片对于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正是由于他对中国政治、外交等许多问题有较其他传教士更加深入的认识,因此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中国,给中国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而一个人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会对他的所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丁韪良在华60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的发展在客观上作出了某些贡献。
二、丁韪良与中国的现代化
丁韪良以其在同文馆的成绩、对中国晚清教育界的影响而闻名。在中国期间,他一直为他的教育、传教事业而努力。他认为中国只有先推进“西化”才能更好地接受基督教,因此他对中国“进步”的历程颇为关注。1864年丁韪良派访赫德,两人谈论中国进步的前景时甚欢。丁韪良作了很好的类比:重的物体虽然移动很快——停止移动当然更加困难——看来总不如轻的或小的物体那么困难。地球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再移动,但是将其同其他行星比较,我们知道它在移动:可以将中国和土耳其加以比较,等等。由此可见,那个时期丁韪良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1865年丁韪良接替傅兰雅出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后兼任国际法教习,1869年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就任同文馆总教习的典礼十分隆重,与会者有总理衙门各大臣以及美国驻华代办卫三畏。赫德虽没到场,但却送来一张贺笺,激励丁韪良日进光明。丁韪良用中文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大学士宝鋆在典礼上很是感动,即兴赋诗一首。从1869年出任同文馆总教习,直到1894年由于健康原因离开同文馆,丁韪良在同文馆工作的时间长达三十年,对中国教育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丁韪良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这个教育体系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缓慢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征是值得赞赏的。在维持中国统一和将中国保持在一个像样的水平上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其他一种事物。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站稳脚跟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了中华帝国的经验。但同时他也看到了科举考试的弊端,认为科举的标准是有局限性的,只涉及文学,而排斥科学,甚至引导学生完全模仿古代的范文,为进步设置了障碍。而科举制风险之大如同博彩。人们对于科举制度过于重视导致中国的武官常被忽略。造成武官多是力大如牛,同时也愚蠢如牛。武官的不受重视可以说是晚清中国遭受灾难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需要用西方的思想加以接种,以便使它能适应现代生活已经改变了的状况。
正是由于丁韪良看到了科举制度上的一些弊端,他在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期间,对同文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871年增添了化学馆,1878年添加了天文馆,1888年又添设了格致馆。除此而外同文馆还引进了西方的教务制度,实行严格的考核淘汰制。目的在养成经世致用,明白时务之通才,以便引导中国步入现代化途径。经过丁韪良不懈的努力,同文馆逐渐发展起来,达到了繁荣的阶段,建立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教育体制,受到了士大夫的重视,就连一些贵胄子弟都急切地要求入馆学习。
在同文馆任职期间,丁韪良与同文馆师生翻译了《格物入门》、《富国策》等许多西方著作,译出的书籍涉及国际公法、经济法、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法国和英国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外交领事指南等题材,以及许多其他题材。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同文馆的印刷所刊印,并免费分发给清朝官吏的。这些书籍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好地了解西方提供了资源,中国的官员通过同文馆翻译的书籍接触到法律、医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丁韪良亦将翻译工作看成是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这些书籍就像是一个杠杆,有了这么一个支点,肯定能撬动某些东西。假如说科学的创造者是凿了一口自流井的话,那么翻译家不就是在安装输水灌溉的管道吗?同时,同文馆亦培养出一批外交官员。同文馆最初创建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青年学生,以便毕业后能出任公职,尤其是作为参加国际交涉的政府代表。长期以来,同文馆培养出一些具有科学知识,能够使用一些外语的人员。这批学生在清末的外交界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出使日本的公使汪凤藻、出使法国的公使庆常、出使日本、比利时的公使杨枢等人。这个时期出使外国的使节,多有同文馆学生或毕业生随行,充当译员。
在丁韪良的努力之下,同文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些具有新知识的青年,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本人对同文馆的评价甚高:“同文馆的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它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科学的渗入科举。”同时,清政府对同文馆取得的成绩亦是十分满意,在一份奏章中叙述道:“窃臣衙门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二十余年。所有延请外国教习,……历年以来,洋教习等均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由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陛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著有成效。”
除教书育人而外,丁韪良利用空余的时间创办过一些刊物,主要包括《中西闻见录》、《尚贤堂月报》。丁韪良1872年8月创刊《中西闻见录》,这是近代较为著名的一份以介绍西学为主的刊物,在传播西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些清廷官员亦读过此刊物,郭嵩焘还亲自给《中西闻见录选编》作了序,足见此刊物在当时受到一定的重视,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郭嵩焘的序言中对丁韪良传播科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自明季利玛窦倡西学于中国,近伟勒亚力所著述尤精,冠西遂讲明而传习之。三人者相望数百年,号为博览,而冠西之功尤伟矣。”《中西闻见录》编撰出版之时,正值洋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就《中西闻见录》的内容及在当时的影响而言,该刊物对传播西学、开阔民众视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进程。日本文人冈千仞1884年到中国游历曾拜访过丁韪良,丁韪良在回访冈千仞时赠予了《中西闻见录》。冈千仞回忆道:“次书始刊时,一见,与今所赠少异,仍知加取舍为完本。”这本刊物当时也被日本的一些人士所重视。《中西闻见录》对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及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洋务运动的进行与近代社会风气的改变均有促进作用。
三、为“改造中国人民的心灵”
有学者将历代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方法作粗略的划分,大体上可得为二,一是纯属灵性的工作方式,他们只欲将福音的讯息尽快尽广地传遍中国,所以他们使用教会所惯用的聚会,如布道会、培灵会等,除了圣经的内容外几乎不涉及其他内容。另一派可以丁韪良、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为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温和,希望通过讲科学知识引入中国而使中国人民更易接受基督教,以达到传教的目的。
中国一些历史学家对丁韪良在使馆被围过程中的行为颇有微词。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使馆被围期间,他毅然倡议将慈禧太后放逐,甚至瓜分中国以求治。,丁韪良被认为是为殖民主义服务,力图瓜分中国。丁韪良这些言论与做法确实伤害了中国人民。但若因此即认定其为殖民主义服务却有些不妥。若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分析丁韪良作为,从他以传教为工作任务进入中国来看,他在中国60多年的时间始终是以传教为目的,是为“改造中国人民的心灵”,结论就不是他为殖民主义服务了。作为一位传教士,他对华传教是他最关心的工作,这也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始终是以“传播福音”作为出发点。他不是政治家、外交家,因此,他发表意见时十分坦率,而不考虑自己的位置及周围的环境。这与赫德恰好相反,由于赫德的特殊身份,他从不随意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两个人的两个侧面的对比恰恰说明了丁是以基督教的思维来思想中国问题,而这种用纯粹基督教信仰的思维看待问题的情况在丁韪良处理其他问题上亦可以表现出来。
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亦可以看出丁韪良对于问题的考虑。由于太平天国的信仰是拜上帝会,修改基督教为自己所用。丁韪良对此颇为好奇,曾经独自一人希望能够穿越重重困难,到达南京去亲眼看看太平天国。同时身上还随身携带着一封请求为太平天国服务的信件。另外,他还曾经写信给顾盛,指出太平天国所公开宣称的信条中包含着一种新秩序的萌芽,而对一个因循守旧的没落王朝则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因此请求他们保持严格的中立。这些言语之中皆能够表明丁韪良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他相信太平天国代表了新秩序的存在,更有利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正是由于宗教上的认同感,促使丁韪良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
丁韪良来“拯救中国”,而他希望通过科学和基督教给中国带来转变。他认为要把中国人民从罪恶的思想中解救出来,只有将中国全盘革新。他曾表明他从事传教工作的两大目标:一为赢得中国人相信基督教以便在他们心中播下永生的盼望;一为以西方知识的技术指导中国人,以便他们远离知识的沼泽地区与文化的落后。在中国人有了科学的训练后,自然易于接受基督教。丁韪良认为在两大目标中,布道虽然急切,但却有限;改崇基督教固然重要,但之后如何能为更广泛地接受基督教预备一良好的环境背景,则尤为重要。所以他终于献其毕生之力,从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基督教信仰及实际背道而驰的部分的重建工作。那么中国获得“拯救”、接受基督教的前提是中国的“西化”。在这样精神的指导下,丁韪良革新同文馆、创办刊物,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无论丁韪良的出发点如何,但这些做法在客观上确实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义和团之后,丁韪良不能再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职。但由于丁韪良在中国久居已经无法放弃中国,最后丁韪良又重新返回北京的长老会教团,协助开拓基层传教工作。而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到他晚年,面对清廷开始着手教育和政府的改革,他写道:“所有的改革与新式教育息息相关,中国已无回头的余地了。学校校长透过铁路、电报、报纸之助,得以消弭偏远地区的闭塞顿滞之气,为他们拓展更宽广的天地,启迪他们更高的思想境界。中国人受科学和真正宗教激励,不出几代人,便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丁韪良于1850年来到中国,在华生活了近60年,经历了清王朝和民国两个时代,先后担任过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学术界对丁韪良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他与京师同文馆问题和他的传教思想和宗教观等方面。但由于外国传教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学界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及评价还存在争议。因此,长期以来丁韪良并未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价及学术研究的重视。
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有些好转,对丁韪良的评价逐渐客观,亦出版发表了一些学术成果。丁韪良本人喜欢写作,他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记述,其中较为出名的要数这本《花甲忆记》,为我们了解近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资料和独特的视角。
《花甲忆记》英文名A Cycle of Cathay,是一部以半回忆录形式写就的作品,记述了丁韪良1850年来华,至1895年离开同文馆为止的回忆。这本《花甲忆记》是以1900年的英文版第三版为准译出的。最早的英文版本于1896年在美国纽约、英国爱丁堡和伦敦同时出版的。此书自出版以来受到相当的关注,刊印出好几个版本,可谓是一本“畅销书”了。
书名中A Cycle,作者用意在于中国纪年中的一个花甲,即60年,代表着一个循环。Cathay 是“契丹”的音译,指的是中国。书名直译就是“中国六十年”,也曾经有一些学者将这本书称为《中国六十年》。关于书写此书的目的,丁韪良在序中曾经叙述:“我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意在做一个历史年表,而是要描写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私人因素也许会增加他们的兴趣;对全体读者而言,我希望这样的做法会使本书的描写更加可信。”
一、丁韪良眼中的中国
丁韪良最初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宁波传教。他较其他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的宽容。他曾拜访过孔庙,认为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做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的直接障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孔夫子的体系同基督教是和谐的。孔子不是基督,而是摩西,孔子是一个伦理道德的老师。他指出儒学的主要缺点与“法”密切相关,无法摆脱“肉体之缺陷”,“儒学缺乏精神生活”。因此,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加耶稣”的思想,主张传教士把中国文化看成必须重视的一股力量,并设法使其与基督教的优点相协调,主张用西学、教育争取儒教知识分子,改造儒学中与基督教相背离的部分,为实现中国基督教创造社会环境。
丁韪良以传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曾向村夫野妇布道,而结果却收效甚微。他认为理应先推进“西化”,这样皈依基督教自然水到渠成,只有中西之间有密切的交流,才能侈言西化。丁韪良认为中国的转变只有由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才能够成功。这个阶级是中国文化的领导者,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如果这个有影响的阶层或者是统治阶级本身能够支持基督教的话,将会有效地促进传教事业。有许多学者在提到丁韪良时,都认为他的传教方式与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相似甚至是相承袭。丁韪良在谈到利玛窦时说到:“利玛窦为了免于明朝人的排斥、反对,言行谦恭、谨慎,用他的科学知识获得明朝人的重用。”丁韪良想仿效利玛窦以自己的科技专才谋得清政府的官职,希冀由上至下对中国人内在生命产生极大的革新。
丁韪良1858年作为美国翻译官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并于1863年来到北京。早在1862年在上海传教期间,他已开始着手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1863年春,在天津拜会崇厚,他出示了一部分已经翻译好的译稿,崇厚写信给总理衙门大臣奕介绍此书。同时,文祥认为此书对清政府可用。恭亲王派人对此书加以润色,并拨银五百两刊刻问世。此书出版后,分送给清政府中央官员及各省与外事有关的官员等阅读,对中国早期法律意识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便在日本重印,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丁韪良亦因此书的翻译逐渐进入了清朝统治者的视野。
1865年丁韪良在赫德的推荐下受雇于清政府,担任了同文馆的教习。之后曾先后担任了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因而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清朝官员交往,他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清政府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花甲忆记》中记述了颇多的中国各层面的状况及其自己的认知,对清政府的官员及中西之间的问题亦有自己的视角。
在丁韪良的眼中,总理衙门的招募方式是他所见过的最奇怪的招募方式。总理衙门成立于1861年,由恭亲王主管。丁韪良回忆总理衙门大臣成林向其解释,这个策略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恭亲王往往奏请皇帝令其反对者至总理衙门共事。恭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恭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唯一可行方法。
面对中西之间颇为关键的鸦片问题,丁韪良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宁波时即开始研究抽鸦片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后果,并对此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只要我仍待在中国,就不可能放弃这项研究”。他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抽鸦片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诅咒。他将鸦片与西方人的酗酒进行了形象的对比,指出抽鸦片与西方人的酗酒所造成的后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酒精可以使人变得狂躁不安;而抽鸦片则使人变得安静和冷淡。酒鬼只有在喝多的情况下才会犯罪,而鸦片鬼则是在没有鸦片抽的情况下犯罪。酗酒是一种社会罪孽,酒鬼往往会给民众带来损害;抽鸦片是给个人在家里放纵的罪孽。在大多数情况下,醉鬼可以依靠意志力来戒酒;但抽鸦片的习惯是一种疾病,如想彻底戒掉,毫无例外地需要药物的帮助。使一个人堕落成为酒精的奴隶需要多年的时间;而鸦片则只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足以使人上瘾。它还不能用烟叶来取代,后者被中国所有的社会等级都当做是一种几乎无害的消遣。
丁韪良也认为:“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英国第一次是为中国销烟索要赔偿而开战;第二次是由于中国处置自己的百姓而使英国蒙羞,进而开战;第三次仅仅是凭借了一些遁词;最后一次则是英国由于坚持一项条约没有赋予的权利而开战。”还指出:“战火又起,联军指责中国人背信弃义。但中国人阻止联军通向一座条约上并没有规定要开放的城市又有什么错呢?联军统帅们没有通过协约来规定自己进入天津的权利,他们难道有权利让自己的兵舰开进这座城市吗?这些侵略者不仅首次发难,而且他们的整个行为都是错误的。”
从上述表述看来,丁韪良对中国十分同情,他指出了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并不支持侵略战争,提出鸦片对于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正是由于他对中国政治、外交等许多问题有较其他传教士更加深入的认识,因此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中国,给中国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而一个人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会对他的所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丁韪良在华60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的发展在客观上作出了某些贡献。
二、丁韪良与中国的现代化
丁韪良以其在同文馆的成绩、对中国晚清教育界的影响而闻名。在中国期间,他一直为他的教育、传教事业而努力。他认为中国只有先推进“西化”才能更好地接受基督教,因此他对中国“进步”的历程颇为关注。1864年丁韪良派访赫德,两人谈论中国进步的前景时甚欢。丁韪良作了很好的类比:重的物体虽然移动很快——停止移动当然更加困难——看来总不如轻的或小的物体那么困难。地球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再移动,但是将其同其他行星比较,我们知道它在移动:可以将中国和土耳其加以比较,等等。由此可见,那个时期丁韪良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1865年丁韪良接替傅兰雅出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后兼任国际法教习,1869年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就任同文馆总教习的典礼十分隆重,与会者有总理衙门各大臣以及美国驻华代办卫三畏。赫德虽没到场,但却送来一张贺笺,激励丁韪良日进光明。丁韪良用中文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大学士宝鋆在典礼上很是感动,即兴赋诗一首。从1869年出任同文馆总教习,直到1894年由于健康原因离开同文馆,丁韪良在同文馆工作的时间长达三十年,对中国教育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丁韪良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这个教育体系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缓慢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征是值得赞赏的。在维持中国统一和将中国保持在一个像样的水平上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其他一种事物。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站稳脚跟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了中华帝国的经验。但同时他也看到了科举考试的弊端,认为科举的标准是有局限性的,只涉及文学,而排斥科学,甚至引导学生完全模仿古代的范文,为进步设置了障碍。而科举制风险之大如同博彩。人们对于科举制度过于重视导致中国的武官常被忽略。造成武官多是力大如牛,同时也愚蠢如牛。武官的不受重视可以说是晚清中国遭受灾难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需要用西方的思想加以接种,以便使它能适应现代生活已经改变了的状况。
正是由于丁韪良看到了科举制度上的一些弊端,他在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期间,对同文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871年增添了化学馆,1878年添加了天文馆,1888年又添设了格致馆。除此而外同文馆还引进了西方的教务制度,实行严格的考核淘汰制。目的在养成经世致用,明白时务之通才,以便引导中国步入现代化途径。经过丁韪良不懈的努力,同文馆逐渐发展起来,达到了繁荣的阶段,建立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教育体制,受到了士大夫的重视,就连一些贵胄子弟都急切地要求入馆学习。
在同文馆任职期间,丁韪良与同文馆师生翻译了《格物入门》、《富国策》等许多西方著作,译出的书籍涉及国际公法、经济法、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法国和英国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外交领事指南等题材,以及许多其他题材。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同文馆的印刷所刊印,并免费分发给清朝官吏的。这些书籍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好地了解西方提供了资源,中国的官员通过同文馆翻译的书籍接触到法律、医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丁韪良亦将翻译工作看成是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这些书籍就像是一个杠杆,有了这么一个支点,肯定能撬动某些东西。假如说科学的创造者是凿了一口自流井的话,那么翻译家不就是在安装输水灌溉的管道吗?同时,同文馆亦培养出一批外交官员。同文馆最初创建的主要目的就是训练青年学生,以便毕业后能出任公职,尤其是作为参加国际交涉的政府代表。长期以来,同文馆培养出一些具有科学知识,能够使用一些外语的人员。这批学生在清末的外交界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出使日本的公使汪凤藻、出使法国的公使庆常、出使日本、比利时的公使杨枢等人。这个时期出使外国的使节,多有同文馆学生或毕业生随行,充当译员。
在丁韪良的努力之下,同文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些具有新知识的青年,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本人对同文馆的评价甚高:“同文馆的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它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科学的渗入科举。”同时,清政府对同文馆取得的成绩亦是十分满意,在一份奏章中叙述道:“窃臣衙门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二十余年。所有延请外国教习,……历年以来,洋教习等均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由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陛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著有成效。”
除教书育人而外,丁韪良利用空余的时间创办过一些刊物,主要包括《中西闻见录》、《尚贤堂月报》。丁韪良1872年8月创刊《中西闻见录》,这是近代较为著名的一份以介绍西学为主的刊物,在传播西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些清廷官员亦读过此刊物,郭嵩焘还亲自给《中西闻见录选编》作了序,足见此刊物在当时受到一定的重视,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郭嵩焘的序言中对丁韪良传播科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自明季利玛窦倡西学于中国,近伟勒亚力所著述尤精,冠西遂讲明而传习之。三人者相望数百年,号为博览,而冠西之功尤伟矣。”《中西闻见录》编撰出版之时,正值洋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就《中西闻见录》的内容及在当时的影响而言,该刊物对传播西学、开阔民众视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进程。日本文人冈千仞1884年到中国游历曾拜访过丁韪良,丁韪良在回访冈千仞时赠予了《中西闻见录》。冈千仞回忆道:“次书始刊时,一见,与今所赠少异,仍知加取舍为完本。”这本刊物当时也被日本的一些人士所重视。《中西闻见录》对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及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洋务运动的进行与近代社会风气的改变均有促进作用。
三、为“改造中国人民的心灵”
有学者将历代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方法作粗略的划分,大体上可得为二,一是纯属灵性的工作方式,他们只欲将福音的讯息尽快尽广地传遍中国,所以他们使用教会所惯用的聚会,如布道会、培灵会等,除了圣经的内容外几乎不涉及其他内容。另一派可以丁韪良、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为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温和,希望通过讲科学知识引入中国而使中国人民更易接受基督教,以达到传教的目的。
中国一些历史学家对丁韪良在使馆被围过程中的行为颇有微词。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使馆被围期间,他毅然倡议将慈禧太后放逐,甚至瓜分中国以求治。,丁韪良被认为是为殖民主义服务,力图瓜分中国。丁韪良这些言论与做法确实伤害了中国人民。但若因此即认定其为殖民主义服务却有些不妥。若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分析丁韪良作为,从他以传教为工作任务进入中国来看,他在中国60多年的时间始终是以传教为目的,是为“改造中国人民的心灵”,结论就不是他为殖民主义服务了。作为一位传教士,他对华传教是他最关心的工作,这也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始终是以“传播福音”作为出发点。他不是政治家、外交家,因此,他发表意见时十分坦率,而不考虑自己的位置及周围的环境。这与赫德恰好相反,由于赫德的特殊身份,他从不随意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两个人的两个侧面的对比恰恰说明了丁是以基督教的思维来思想中国问题,而这种用纯粹基督教信仰的思维看待问题的情况在丁韪良处理其他问题上亦可以表现出来。
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亦可以看出丁韪良对于问题的考虑。由于太平天国的信仰是拜上帝会,修改基督教为自己所用。丁韪良对此颇为好奇,曾经独自一人希望能够穿越重重困难,到达南京去亲眼看看太平天国。同时身上还随身携带着一封请求为太平天国服务的信件。另外,他还曾经写信给顾盛,指出太平天国所公开宣称的信条中包含着一种新秩序的萌芽,而对一个因循守旧的没落王朝则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因此请求他们保持严格的中立。这些言语之中皆能够表明丁韪良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他相信太平天国代表了新秩序的存在,更有利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正是由于宗教上的认同感,促使丁韪良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
丁韪良来“拯救中国”,而他希望通过科学和基督教给中国带来转变。他认为要把中国人民从罪恶的思想中解救出来,只有将中国全盘革新。他曾表明他从事传教工作的两大目标:一为赢得中国人相信基督教以便在他们心中播下永生的盼望;一为以西方知识的技术指导中国人,以便他们远离知识的沼泽地区与文化的落后。在中国人有了科学的训练后,自然易于接受基督教。丁韪良认为在两大目标中,布道虽然急切,但却有限;改崇基督教固然重要,但之后如何能为更广泛地接受基督教预备一良好的环境背景,则尤为重要。所以他终于献其毕生之力,从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基督教信仰及实际背道而驰的部分的重建工作。那么中国获得“拯救”、接受基督教的前提是中国的“西化”。在这样精神的指导下,丁韪良革新同文馆、创办刊物,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无论丁韪良的出发点如何,但这些做法在客观上确实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义和团之后,丁韪良不能再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职。但由于丁韪良在中国久居已经无法放弃中国,最后丁韪良又重新返回北京的长老会教团,协助开拓基层传教工作。而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到他晚年,面对清廷开始着手教育和政府的改革,他写道:“所有的改革与新式教育息息相关,中国已无回头的余地了。学校校长透过铁路、电报、报纸之助,得以消弭偏远地区的闭塞顿滞之气,为他们拓展更宽广的天地,启迪他们更高的思想境界。中国人受科学和真正宗教激励,不出几代人,便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