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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先生的写作应该很不轻松,也不让读者轻易可以停靠。她的写作姿态一直是“站着”写作,我相信这种姿态同样来自她的研究对象:“遗民”姿态中的“审视之外更有自审”。□真正让文史研究落笔踟蹰的是研究者之为“人”的立场问题,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因“人”而异,无论我们多么自诩“体贴”、努力“触摸”乃至“放下自己”,实际的困惑依然是:我们能吗?
想象与叙述
赵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在另一篇关于赵园先生明清之际系列研究的书评《体验温热·感受疼痛·拒绝平庸》中我已明言,为赵园先生写书评居然于我成了“十年磨一剑”的沉重承诺。包括让我觉得难以下笔的原因其实在她本人每一著述中已饱含了充分的自我评价,甚至比读者还要苛刻的自我解剖——针对她的“书评”似乎一开始就是多余的。
对作者而言《想象与叙述》的出现是一件顺理成章或说水到渠成的事:不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为学术史而学术史。众所周知最近十几年赵园先生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之际”尤其“明清之际”,几本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专著〔1〕沈雄雅健、绵密周至,均令文史学界为之耳目一新。诚如作者夫子自道,研究工作并没有什么“现成路径”,只能面对问题寻找属于问题同时也属于研究者本人的“解决之道”。《想象与叙述》因此成为作者这些年研究工作的继续(例如前三篇《那一个历史瞬间》、《废园与芜城》、《忠义与遗民的故事》),与前不同的是一些主动直面“方法”的理论阐发,这就是中间两篇《想象与叙述》以及附录一的三篇后记、附录二的两篇《治学杂谈》、更包括代后记的《寻找入口》。作者自言“一些混沌的想头、混茫的思绪,一旦明白说出,有可能意味全失”(《自序》),抑或如此作者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对这本书“重新设计”,使其处于“想象”与“叙述”之间。
这本以“自我清理”为主的新著里,关于历史的“可能性”与“复杂性”、关于“体验”与“经验”,关于自我的“反省”与“审视”(类似的语词还有“审查”、“警戒”、“限度”、“慎重”。“有待澄清”应对着“不言自明”、“互相替代”对应着“互为补充”、“惯性”对应着“警醒”)……这些司空见惯于赵园先生著述的语词出现密度之高实足可称其为“关键词”。然这一切之后“反思”需要依止,一如痛定思痛后需要伦理修复与人格重建:
向那个方向的努力有可能大大偏离,但不试图“向那个方向”,会使想象与叙述流为智力与文字的游戏。(《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
尽可能的摆脱成见,用质疑,用逆向思维,用搜寻另类事实,用其他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也包括不囿于自己已达成的结论,自己已形成的研究思路,自己的习惯视野,使结构敞开,随时准备接纳异议、歧见,修改成见、成说。……“言之成理”、“自圆其说”这不大像是值得追求的境界。(《治学杂谈》一)
《自序》中作者直言 “我们往往无知而有坚固的成见”。这几乎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普遍的“知识状况”,“我们不能不受制于一个时期的认知方式,学风以至文风。一代代的前人经历的类似的困境。大道多歧,我们却只能在有限的路径中选择”。“影射、比附之弊,不止在损害学术,且不可避免地会简化历史,同时简化以‘类’相从的‘现实’”——“我们不能不依据自己的经验去接近对象,却有可能避免过于具体明确的‘站位’”〔2〕156—157,这些话是真诚的。
赵园先生的书“不好读”似乎是许多读者的通感。我以为不好读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这种不断的反身内视的警惕,作者几乎有了一种习惯:一边叙述历史一边解释何以如此叙述的理由,甚至随时反省进行如此叙述的危险。例如本书第一章《那一个瞬间》第一节“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刚刚进行到第9页作者已经不断发出类似的“自我提醒”:
本来,那一时刻既是结局又是开端,方死方生,却被特定的方向作了描述。其实描述者……甚至有可能更着眼于修辞——使文字更具有情绪的感染力。
李自成军进城这一关键时刻,却被诸多或凭了传闻、或声称“亲历”者叙述得如此参差错落,想必使史学家遭遇了取舍之难。
亲历者的记述,在历史文献的选择中并不就理应具有优先性。记述者所处的具体位置之外,另有其人的判断力以至书写能力,乃至事后追记中无可避免的整理——依惯例、流行样式、通行文类、共用修辞手段,等等,最不可信的,是“传信”之类的标榜。
对于叙述者以及研究者,选定一个时间的点,有可能更出自策略上的考量……在这一点上,学术方式与文学方式没有显然的界限,前者大可由后者汲取灵感。
截取时间节点从来难以避免“意图”的引领。你只能尽可能设法脱出“意图”对想象与叙述的过度干预。
结语部分作者的“自我提醒”已经近乎“全盘质疑”,她质疑的是自己“叙述”:
在关于一个历史瞬间琐碎唠叨地叙说了上面的内容之后,我知道自己在所涉及的点上都未及从容地停留。本篇不过由文献中抽取了若干线索,不成经纬。我相信一定有更富有解释力的框架,也一定有其重要性不下于上文所引的材料在某处,尚未经人翻查。大量的遗失与遗漏,等待着另一种眼光向尘封中搜寻。
这种行文当中不断频频发出的自我针砭(诊断)是容易让读者紧张的,我相信作者也是如此——“思考的紧张性”、“紧张的感受着”常见于作者的行文。尽管是在描述她的对象甚至直接就得自她的对象,那些同样十分“紧张”身处“之际”的士夫。赵园先生的写作应该很不轻松,也不让读者轻易可以停靠。她的写作姿态一直是“站着”写作,即使如此她还直踢自己脚下那块立脚的石头。我相信这种姿态同样来自她的研究对象:“遗民”姿态中的“审视之外更有自审”。我相信赵园先生长期以来的“遗民”(“之际”的士夫)研究让她不知不觉把握或获得了某种深刻的身份认同:
“遗民”以特殊情景,将士的角色内容呈示了。甚至可以说,遗民未必是特殊的士,士倒通常是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遗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引言)
她坦然承认“经验、经历”对于学术的必然影响。她反复提到王夫之的论述对自己的触动:
固然是他关于明代政治的批判,却更是包含其中的士大夫的自我省察及其深度。他的关于“坎坷”、“疢疾”造成人性缺损。暴戾之于人的隐蔽的损伤的那些话,非特具反省能力、且深于人生体验即不可能说出,由我读来,极其沉痛,属于那一时期最深刻的“命运感”的表达。那里确有一种宿命的悲哀。缘王夫之的思路,戾气不止源于暴力暴行,也根于人性的某种阴暗面,即如他所强调的士人心性的残与畸。〔2〕302
还有王夫之关于“贫贱忧戚”能否玉成非常之人的成说的质疑。平心而论这种“敏感”是跟经历“文革”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份丝丝扣合的——你甚至能就此明白赵园先生一直保持在其著述中的紧张、警惕、反省乃至“站立”的姿态的来源与出处——“士大夫对于自身的审视”、“士大夫多特具的敏感与反思能力”,“对象不止于被动地被你‘处理’,也激发,甚至提撕、诱导了你抽取论题、形成论述的过程”。我相信王夫之对她的影响不言而喻。“个人经验”、“体验”的确是赵园先生阅读历史、阅读“之际”的一种具体“方法”。这让她的著述因此变得鲜活。她也并不否认,“某些言论材料的被我选中,也因了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也系于他们言说的态度与方式,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想象与叙述》)。这一点将赵园先生的历史解读与一般历史研究区别开来,她更关注那些“具体情境中的具体生命”。这也是她的学术写作最吸引人和让人敬佩之处:她不够甜美圆转的叙述。 “保持对自己研究的质疑、反省态度是极其必要的。这也正是为学术研究所必要的态度、状态”(《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在她紧张不安的站立中读者必须自己思考,读者的“不好读”与此密切关联。这种叙述风格似乎也更适合“站着”阅读。
诚如本书中作者引证托克维尔之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历史的复制”是如何进行的?“正史书法”规范了历史叙述,决定了材料的取舍——规范化的历史书写又暗中规范着人的行为,提示着他们在类似情境中的应然反应——即“叙述”打造了某种“人性”。 “历史叙事在造出‘实际历史’中的作用——尤其在史学传统如此强大、历史叙述备受尊崇的古代中国”。这样一种对于“历史叙述”的警惕与紧张无疑根源于作者曾经的生命历程,“经验”深切的极富意识形态功能的“纪念性史学”:“寻找缝隙,搜寻破绽,经由质疑问难而重建想象”成为应对乃至拆解这种“打造”的“应然反应”。这一点即使对于今天这个已经“戏说历史”到了一地齑粉的时代也是“应然” 的——也许一种最为恰当的学术态度就是一场持续的“寻求正确表述的努力”。就本书以及赵园先生近年来的“士大夫——知识人”系列研究而言,较为熟悉其学术背景的读者自然能从中读出其曾经历的当代中国的种种处境。例如那种“历史生活中的模糊地带”成分混杂而闪烁不定,绝非如正史叙事的“井然有序、阵线分明”:
尝试着复原“众声喧哗”的言论场,分辨“众声”间细微的差异。力图将“犯冲”的色调、相互扞格的言说一并纳入分析范围——并非有意破碎:“斑驳陆离”,“杂沓”,的确是我读史所得印象。〔2〕311
她的研究因此主要还是精神史、心态史、“历史生活史”,甚至还是“文学研究”:“明清之际吸引了我的,始终是人,是人物的生动性,和由题目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复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我的也更是人。”这确更是她的强项与长处。
王晓明先生曾经评价赵园先生的研究风格说她最终还是一个“热烈的抒情者”。或者也是真的。赵园先生颇为硬朗的写作当中常会情不自禁闪出几抹柔丽的虹色。言及有明“千回百转的悠长余音”能够感慨“一个王朝迤逦远行之时,竟拖曳了如此长的后影”;言及“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的凄怆的鲁王小朝廷“这海以怎样的神情见证了也参与了残明最后的挣扎”。这种风格没有什么不好。如此穷尽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层层勾勒叙述这“历史图景丰富的层次”本身需要一点诗意的激情,否则势必干瘪。某种程度赵园先生的学术文体基本都带着一点“散文”味道,例如那种夹叙夹议(“一边叙述一边自我审视是必要的”)。很多极精彩的想法往往并非出自逻辑推理而出自“议论”——和她的研究对象极为相似的一种“文体”,这似乎便是她“怎样叙述”一种。例如《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中如下这段:
“去熟悉化”、“无意图状态”(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毋宁说都更赖有心理能力。但上述努力的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你是否意识到了必要性,是否体验到了上述策略所针对的学术困境。我们往往在做一些无望的努力、徒劳的挣扎,但挣扎与不挣扎是不一样的。
很难看出是一篇关于“学术方法讨论”的文章,它更像一种“独语”,散文式样的精神散步。或者我该说赵园先生的学术写作基本都带着一点“杂文”味道,犹如她从不讳言鲁迅对她生命的深刻影响。某种程度上构成赵园先生学术语言最鲜明乃至最出色的特质就是这种喃喃独语,来自她的敏锐的直觉。这样的话最能体验赵园先生的学术“视野”乃至“境界”。这里应该也明确包含另一种理性选择:“不必急于形成新的结构,体系严整,线索明确,主流、支流分割明确。”(《想象与叙述》)
走出“正史书法”——包括走出古代史学的“正史书法”,与走出近现代史学的“正史书法”,文学确有可能提供参考以至资源……文学研究者倒正可以用其所长(如有关叙事学、修辞学的理论训练),清理我们的历史知识,分析传统史学的建构,检讨我们所受到的“历史教育”。
为探索“叙述”,赵园先生甚至经历了“文体试验”,这就有了《易堂寻踪》,一本不一样的写作,“别种表述的可能性”,在久为“学术文体”拘限之后“寻找文体”,“需要一点颜色,一种气味,使推想有所附丽”(该书后记)。之后才有了她对“学术文体”的直接表态:
运用何种文体,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盛载了什么。散文有可能与“性灵”无干,甚至示人以卑琐;论文也不妨充溢着生命感,是别一格的“美文”。(《旧日庭院》后记)
尽管学术文体从来不是为了呈现自我而创设的,你却有可能既深入对象又深入了你自己的内心,在无意中铸入自己的心性。(《治学杂谈》之二)
尽管“在更高境界的学术”何种文体都无妨其为学术,但赵园先生还是花费了很大笔墨强调不依规矩不成方圆的重要,对“风格秀整”的心仪。至于本书两篇《治学杂谈》我简直要称其为“学者散文”了,还是因为那种不断的审视,那种提问的方式和回答的方式,“有意思的题目只可能与有准备者‘遭遇’,契机也只在你确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看似随机的选择,不是机会等在了某处,而是你看似无意地等在了机会有可能出现的地方”。从各个角度谈“反思的必要”。有些时候,因为作者过于警惕反倒使断制有些柔软,例如“在阅读中‘深度’追求往往压倒了文体偏好——首先选择富有‘穿透力’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不大像‘文学研究者’。在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深度追求或许会被认为迂阔的吧。而在我看来,放弃这种追求,对于学术是致命的”(《治学杂谈之一:思想·材料·文体》脚注一)。类似的感叹同样出现在《治学杂谈之二》,“在市场化的空气中追求自我完善,难免要被一味讲求实用、功利者视为迂阔的吧”——这话实在说得太客气而婉约。
直接诉诸“方法论”的几篇正面进入“史家立场”。作为附论收入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随感,对目前“学术风气”的反思有极为警策者。例如“近年来学位论文的选题通常以易于‘通过’为首要考虑,就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言,重所谓的‘实证’属于对策之一——未必都可以归过于‘学术转型’”(《治学杂谈》一),例如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通常包括“皮毛的‘西学’常识的现当代文学”尤为缺乏的则是“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的知识与训练”,包括近年来博士论文在“审美能力”与“基本训练”上双重缺失。尤为难得还有对“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勇气’”,“印象式批评”的反思,针对“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的奢侈与无知。
从前与今后一定还会有史学或哲学专业的读者会说往往不能清楚看到赵园的“结论”——这不肯轻易“结论”正见证了这位作者的警惕,以及由警惕而生的谨慎。何况她选择的始终是那些历史的“模糊地带”、“中介状态”,那些“之际”的心态与精神〔3〕273。另外的原因则是作者的“主动追求”:她看重的正是达到“复杂性”,“描述、展现变与不变纠结缠绕的具体过程,复现生动丰富的‘历史生活’”。她甚至承认这种态度源于“文学叙述对复杂、繁复的偏爱”,“小说的精神都是复杂性的精神”。
和此前一研究系列著述相比《想象与叙述》其实节奏要舒缓、色调要温暖不少,少见于此前叙事的明末史料中的类乎“小说家言”、“不经之谈”的传记资料也进入了作者的关注视野,为研究增添了不少趣味乃至幽默。兴许这跟本书最初的渊源“演讲”有些关系。实际上认识赵园先生这些年我从没觉得她不温暖过,甚至很多时候她是热烈天真的,她的清澈与严谨甚至源于她的单纯。
或许因为对“方法论”的警惕——赵园先生对自己的话题始终十分警惕,收入《想象与叙述》中三篇“非理论”文章(《那一个历史瞬间》、《废园与芜城》、《忠义与遗民的故事》)较之作者此前的研究著述显得轻松、流畅乃至柔软,似乎因为对“方法论”的警惕而更“文学”了一点:“我们的历史想象不能不凭借了层层涂染的文献。我们只能在涂饰下寻找,‘真相’,在诸种叙述的扞格处、在圆融说法的缝隙间探测‘真相’——尽管有可能被‘立异’的企图所诱导,距所谓的真相更远。”文学与史学到底哪种方式更便于贴近历史,尤其针对那个总是需要并渴望故事、想象的“之际”的研究。重要的是“站着书写”的姿态——永不放下的“反省”、“警惕”乃至“紧张”。
或许因为对“方法论”的渴望,这本新著的写作促使赵园先生对近人叙事史学的著作包括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下了不少工夫认真阅读,“不同背景的学者想象古代中国、想象明代、想象明清之际的方式尤其这种想象中陌生的方面与丰富的差异”让她兴味盎然。这靠了作者对文字与材料的敏感,同时也证明,无论我们多么试图“触摸历史”,今之与古、人之与“史”总要隔了一层——“想象的面纱”方始构成“叙述”。如何想象?怎样叙述?借用这本新著中的夫子自道,则前者类乎“视野”、“境界”、“思想”为主(甚至“心理能力”)——当然也借助“材料”(更重要则在“立场”),后者类乎“文体”——当然也要借助“材料”〔4〕。殊为难得她在“学术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中有这样的期许:
我们往往贵远贱近、重外轻中,对20世纪的学术经验缺乏全面的清理。“对话”并非只是越洋对话,也应当有与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积累的对话。尊重学术史,尊重几代学人的学术劳动,有助于培养从事学术工作的正常心态。
投身文史转眼也是十年间事,和我之前所从“科学”行当大异其趣〔5〕。“历史真实是否可能”原是折磨每个较真的文史研究者的家常便饭。面对“历史真实”坐卧不安一方面源于我们对史料的掌握,“涸泽而渔”当然是理想状态,但在实际爬梳中究能完成多少可就冷暖自知了;而这一方面其实还不是“治史”者最为困窘的陷落,真正让文史研究竟落笔踟蹰的是研究者之为“人”的立场问题,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因“人”而异,无论我们多么自诩“体贴”、努力“触摸”乃至“放下自己”,实际的困惑依然是:我们能吗?本书中不断出现和强调的“历史生活的广阔性与丰富性”正是一个较真的文史研究者亲炙史料的良心话。
不能只说好话,否则会显得太像一种“阿谀”,尽管以我的学力浅薄要挑剔师长实在不够资格。平心而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顺流而下”往往较之“逆流而上”更较能获得通脱大气的观感〔6〕——我指的是我们的知识储备与文献积累的背景。例如《忠义与遗民的故事》论及周齐诸多“不附”之行,论者以为“这种姿态点点滴滴地准备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出世(倘若不避‘目的论’之嫌)”——这种判断可能更符合论者捻熟近现代史学的学力背景——但或这种“不附”之行在“遗民”之外其实另有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来源尤其在《庄子》之学的一脉相承之下?还有其他缺憾,包括赵园先生那些敏锐聪慧某些时候又显得脆弱摇动的“直觉”解读也并非全部熨帖。但这些个人性的差异绝不因此影响了她的全局的精神。
这些年怕写书评,也几乎不写书评,甚至向朋友预告了要写而终究不写一拖就是好几年。究其原因也因自己“犹在局中”这份历史的焦灼与彷徨,尘埃何时能够落定?依然一个愿望而已。因为赵园先生的晚明研究与清刚笔触多年以来对我本人学术生命的恩养与醒提,我憋出这篇很不像样的所谓“书评”。这是要请赵园先生本人与读者诸君原谅的。评注释
〔1〕《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正续编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2006),同时可纳入这一研究系列的自然至少还要包括《易堂寻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以及作为该书修订完整版的《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2〕赵园:《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一位老诗人调侃说,想删去我的文字中那些个‘或许’,又说不能删,怕将‘评论家的持重’给删掉了。其实我的好用‘或许’并非示人以‘持重’而是为了‘存诚’。‘多闻阙疑’也是一种诚”,参见《治学杂谈》一。
〔4〕参阅《治学杂谈》之一、之二。
〔5〕在那个数理世界,似乎一切显得更为确凿,但其实更是一种假设,唯其常有着不容置疑的前提与假设,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停靠的扶手,因而有着“理论上的牢靠”——而理论往往是最不“理性”的。有关于此陈嘉映先生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中给出的分梳十分清新。
〔6〕必须说明,饶是这么一点“异见”我亦无法成为“独得之秘”。例如赵园先生在《寻找出口》(《想象与叙述》代后记)中征引了主编《船山全书》的杨坚先生写给朱正先生的信,其中言及“研究路径系由现当代文学上溯明清之际,实不如从先秦溯游而下至明清”(见该书308页)——这种时刻特别让我感触这“书评”的多余。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
想象与叙述
赵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在另一篇关于赵园先生明清之际系列研究的书评《体验温热·感受疼痛·拒绝平庸》中我已明言,为赵园先生写书评居然于我成了“十年磨一剑”的沉重承诺。包括让我觉得难以下笔的原因其实在她本人每一著述中已饱含了充分的自我评价,甚至比读者还要苛刻的自我解剖——针对她的“书评”似乎一开始就是多余的。
对作者而言《想象与叙述》的出现是一件顺理成章或说水到渠成的事:不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为学术史而学术史。众所周知最近十几年赵园先生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之际”尤其“明清之际”,几本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专著〔1〕沈雄雅健、绵密周至,均令文史学界为之耳目一新。诚如作者夫子自道,研究工作并没有什么“现成路径”,只能面对问题寻找属于问题同时也属于研究者本人的“解决之道”。《想象与叙述》因此成为作者这些年研究工作的继续(例如前三篇《那一个历史瞬间》、《废园与芜城》、《忠义与遗民的故事》),与前不同的是一些主动直面“方法”的理论阐发,这就是中间两篇《想象与叙述》以及附录一的三篇后记、附录二的两篇《治学杂谈》、更包括代后记的《寻找入口》。作者自言“一些混沌的想头、混茫的思绪,一旦明白说出,有可能意味全失”(《自序》),抑或如此作者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对这本书“重新设计”,使其处于“想象”与“叙述”之间。
这本以“自我清理”为主的新著里,关于历史的“可能性”与“复杂性”、关于“体验”与“经验”,关于自我的“反省”与“审视”(类似的语词还有“审查”、“警戒”、“限度”、“慎重”。“有待澄清”应对着“不言自明”、“互相替代”对应着“互为补充”、“惯性”对应着“警醒”)……这些司空见惯于赵园先生著述的语词出现密度之高实足可称其为“关键词”。然这一切之后“反思”需要依止,一如痛定思痛后需要伦理修复与人格重建:
向那个方向的努力有可能大大偏离,但不试图“向那个方向”,会使想象与叙述流为智力与文字的游戏。(《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
尽可能的摆脱成见,用质疑,用逆向思维,用搜寻另类事实,用其他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也包括不囿于自己已达成的结论,自己已形成的研究思路,自己的习惯视野,使结构敞开,随时准备接纳异议、歧见,修改成见、成说。……“言之成理”、“自圆其说”这不大像是值得追求的境界。(《治学杂谈》一)
《自序》中作者直言 “我们往往无知而有坚固的成见”。这几乎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普遍的“知识状况”,“我们不能不受制于一个时期的认知方式,学风以至文风。一代代的前人经历的类似的困境。大道多歧,我们却只能在有限的路径中选择”。“影射、比附之弊,不止在损害学术,且不可避免地会简化历史,同时简化以‘类’相从的‘现实’”——“我们不能不依据自己的经验去接近对象,却有可能避免过于具体明确的‘站位’”〔2〕156—157,这些话是真诚的。
赵园先生的书“不好读”似乎是许多读者的通感。我以为不好读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这种不断的反身内视的警惕,作者几乎有了一种习惯:一边叙述历史一边解释何以如此叙述的理由,甚至随时反省进行如此叙述的危险。例如本书第一章《那一个瞬间》第一节“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刚刚进行到第9页作者已经不断发出类似的“自我提醒”:
本来,那一时刻既是结局又是开端,方死方生,却被特定的方向作了描述。其实描述者……甚至有可能更着眼于修辞——使文字更具有情绪的感染力。
李自成军进城这一关键时刻,却被诸多或凭了传闻、或声称“亲历”者叙述得如此参差错落,想必使史学家遭遇了取舍之难。
亲历者的记述,在历史文献的选择中并不就理应具有优先性。记述者所处的具体位置之外,另有其人的判断力以至书写能力,乃至事后追记中无可避免的整理——依惯例、流行样式、通行文类、共用修辞手段,等等,最不可信的,是“传信”之类的标榜。
对于叙述者以及研究者,选定一个时间的点,有可能更出自策略上的考量……在这一点上,学术方式与文学方式没有显然的界限,前者大可由后者汲取灵感。
截取时间节点从来难以避免“意图”的引领。你只能尽可能设法脱出“意图”对想象与叙述的过度干预。
结语部分作者的“自我提醒”已经近乎“全盘质疑”,她质疑的是自己“叙述”:
在关于一个历史瞬间琐碎唠叨地叙说了上面的内容之后,我知道自己在所涉及的点上都未及从容地停留。本篇不过由文献中抽取了若干线索,不成经纬。我相信一定有更富有解释力的框架,也一定有其重要性不下于上文所引的材料在某处,尚未经人翻查。大量的遗失与遗漏,等待着另一种眼光向尘封中搜寻。
这种行文当中不断频频发出的自我针砭(诊断)是容易让读者紧张的,我相信作者也是如此——“思考的紧张性”、“紧张的感受着”常见于作者的行文。尽管是在描述她的对象甚至直接就得自她的对象,那些同样十分“紧张”身处“之际”的士夫。赵园先生的写作应该很不轻松,也不让读者轻易可以停靠。她的写作姿态一直是“站着”写作,即使如此她还直踢自己脚下那块立脚的石头。我相信这种姿态同样来自她的研究对象:“遗民”姿态中的“审视之外更有自审”。我相信赵园先生长期以来的“遗民”(“之际”的士夫)研究让她不知不觉把握或获得了某种深刻的身份认同:
“遗民”以特殊情景,将士的角色内容呈示了。甚至可以说,遗民未必是特殊的士,士倒通常是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遗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引言)
她坦然承认“经验、经历”对于学术的必然影响。她反复提到王夫之的论述对自己的触动:
固然是他关于明代政治的批判,却更是包含其中的士大夫的自我省察及其深度。他的关于“坎坷”、“疢疾”造成人性缺损。暴戾之于人的隐蔽的损伤的那些话,非特具反省能力、且深于人生体验即不可能说出,由我读来,极其沉痛,属于那一时期最深刻的“命运感”的表达。那里确有一种宿命的悲哀。缘王夫之的思路,戾气不止源于暴力暴行,也根于人性的某种阴暗面,即如他所强调的士人心性的残与畸。〔2〕302
还有王夫之关于“贫贱忧戚”能否玉成非常之人的成说的质疑。平心而论这种“敏感”是跟经历“文革”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份丝丝扣合的——你甚至能就此明白赵园先生一直保持在其著述中的紧张、警惕、反省乃至“站立”的姿态的来源与出处——“士大夫对于自身的审视”、“士大夫多特具的敏感与反思能力”,“对象不止于被动地被你‘处理’,也激发,甚至提撕、诱导了你抽取论题、形成论述的过程”。我相信王夫之对她的影响不言而喻。“个人经验”、“体验”的确是赵园先生阅读历史、阅读“之际”的一种具体“方法”。这让她的著述因此变得鲜活。她也并不否认,“某些言论材料的被我选中,也因了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也系于他们言说的态度与方式,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想象与叙述》)。这一点将赵园先生的历史解读与一般历史研究区别开来,她更关注那些“具体情境中的具体生命”。这也是她的学术写作最吸引人和让人敬佩之处:她不够甜美圆转的叙述。 “保持对自己研究的质疑、反省态度是极其必要的。这也正是为学术研究所必要的态度、状态”(《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在她紧张不安的站立中读者必须自己思考,读者的“不好读”与此密切关联。这种叙述风格似乎也更适合“站着”阅读。
诚如本书中作者引证托克维尔之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历史的复制”是如何进行的?“正史书法”规范了历史叙述,决定了材料的取舍——规范化的历史书写又暗中规范着人的行为,提示着他们在类似情境中的应然反应——即“叙述”打造了某种“人性”。 “历史叙事在造出‘实际历史’中的作用——尤其在史学传统如此强大、历史叙述备受尊崇的古代中国”。这样一种对于“历史叙述”的警惕与紧张无疑根源于作者曾经的生命历程,“经验”深切的极富意识形态功能的“纪念性史学”:“寻找缝隙,搜寻破绽,经由质疑问难而重建想象”成为应对乃至拆解这种“打造”的“应然反应”。这一点即使对于今天这个已经“戏说历史”到了一地齑粉的时代也是“应然” 的——也许一种最为恰当的学术态度就是一场持续的“寻求正确表述的努力”。就本书以及赵园先生近年来的“士大夫——知识人”系列研究而言,较为熟悉其学术背景的读者自然能从中读出其曾经历的当代中国的种种处境。例如那种“历史生活中的模糊地带”成分混杂而闪烁不定,绝非如正史叙事的“井然有序、阵线分明”:
尝试着复原“众声喧哗”的言论场,分辨“众声”间细微的差异。力图将“犯冲”的色调、相互扞格的言说一并纳入分析范围——并非有意破碎:“斑驳陆离”,“杂沓”,的确是我读史所得印象。〔2〕311
她的研究因此主要还是精神史、心态史、“历史生活史”,甚至还是“文学研究”:“明清之际吸引了我的,始终是人,是人物的生动性,和由题目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复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我的也更是人。”这确更是她的强项与长处。
王晓明先生曾经评价赵园先生的研究风格说她最终还是一个“热烈的抒情者”。或者也是真的。赵园先生颇为硬朗的写作当中常会情不自禁闪出几抹柔丽的虹色。言及有明“千回百转的悠长余音”能够感慨“一个王朝迤逦远行之时,竟拖曳了如此长的后影”;言及“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的凄怆的鲁王小朝廷“这海以怎样的神情见证了也参与了残明最后的挣扎”。这种风格没有什么不好。如此穷尽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层层勾勒叙述这“历史图景丰富的层次”本身需要一点诗意的激情,否则势必干瘪。某种程度赵园先生的学术文体基本都带着一点“散文”味道,例如那种夹叙夹议(“一边叙述一边自我审视是必要的”)。很多极精彩的想法往往并非出自逻辑推理而出自“议论”——和她的研究对象极为相似的一种“文体”,这似乎便是她“怎样叙述”一种。例如《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中如下这段:
“去熟悉化”、“无意图状态”(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毋宁说都更赖有心理能力。但上述努力的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你是否意识到了必要性,是否体验到了上述策略所针对的学术困境。我们往往在做一些无望的努力、徒劳的挣扎,但挣扎与不挣扎是不一样的。
很难看出是一篇关于“学术方法讨论”的文章,它更像一种“独语”,散文式样的精神散步。或者我该说赵园先生的学术写作基本都带着一点“杂文”味道,犹如她从不讳言鲁迅对她生命的深刻影响。某种程度上构成赵园先生学术语言最鲜明乃至最出色的特质就是这种喃喃独语,来自她的敏锐的直觉。这样的话最能体验赵园先生的学术“视野”乃至“境界”。这里应该也明确包含另一种理性选择:“不必急于形成新的结构,体系严整,线索明确,主流、支流分割明确。”(《想象与叙述》)
走出“正史书法”——包括走出古代史学的“正史书法”,与走出近现代史学的“正史书法”,文学确有可能提供参考以至资源……文学研究者倒正可以用其所长(如有关叙事学、修辞学的理论训练),清理我们的历史知识,分析传统史学的建构,检讨我们所受到的“历史教育”。
为探索“叙述”,赵园先生甚至经历了“文体试验”,这就有了《易堂寻踪》,一本不一样的写作,“别种表述的可能性”,在久为“学术文体”拘限之后“寻找文体”,“需要一点颜色,一种气味,使推想有所附丽”(该书后记)。之后才有了她对“学术文体”的直接表态:
运用何种文体,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盛载了什么。散文有可能与“性灵”无干,甚至示人以卑琐;论文也不妨充溢着生命感,是别一格的“美文”。(《旧日庭院》后记)
尽管学术文体从来不是为了呈现自我而创设的,你却有可能既深入对象又深入了你自己的内心,在无意中铸入自己的心性。(《治学杂谈》之二)
尽管“在更高境界的学术”何种文体都无妨其为学术,但赵园先生还是花费了很大笔墨强调不依规矩不成方圆的重要,对“风格秀整”的心仪。至于本书两篇《治学杂谈》我简直要称其为“学者散文”了,还是因为那种不断的审视,那种提问的方式和回答的方式,“有意思的题目只可能与有准备者‘遭遇’,契机也只在你确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看似随机的选择,不是机会等在了某处,而是你看似无意地等在了机会有可能出现的地方”。从各个角度谈“反思的必要”。有些时候,因为作者过于警惕反倒使断制有些柔软,例如“在阅读中‘深度’追求往往压倒了文体偏好——首先选择富有‘穿透力’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不大像‘文学研究者’。在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深度追求或许会被认为迂阔的吧。而在我看来,放弃这种追求,对于学术是致命的”(《治学杂谈之一:思想·材料·文体》脚注一)。类似的感叹同样出现在《治学杂谈之二》,“在市场化的空气中追求自我完善,难免要被一味讲求实用、功利者视为迂阔的吧”——这话实在说得太客气而婉约。
直接诉诸“方法论”的几篇正面进入“史家立场”。作为附论收入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随感,对目前“学术风气”的反思有极为警策者。例如“近年来学位论文的选题通常以易于‘通过’为首要考虑,就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言,重所谓的‘实证’属于对策之一——未必都可以归过于‘学术转型’”(《治学杂谈》一),例如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通常包括“皮毛的‘西学’常识的现当代文学”尤为缺乏的则是“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的知识与训练”,包括近年来博士论文在“审美能力”与“基本训练”上双重缺失。尤为难得还有对“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勇气’”,“印象式批评”的反思,针对“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的奢侈与无知。
从前与今后一定还会有史学或哲学专业的读者会说往往不能清楚看到赵园的“结论”——这不肯轻易“结论”正见证了这位作者的警惕,以及由警惕而生的谨慎。何况她选择的始终是那些历史的“模糊地带”、“中介状态”,那些“之际”的心态与精神〔3〕273。另外的原因则是作者的“主动追求”:她看重的正是达到“复杂性”,“描述、展现变与不变纠结缠绕的具体过程,复现生动丰富的‘历史生活’”。她甚至承认这种态度源于“文学叙述对复杂、繁复的偏爱”,“小说的精神都是复杂性的精神”。
和此前一研究系列著述相比《想象与叙述》其实节奏要舒缓、色调要温暖不少,少见于此前叙事的明末史料中的类乎“小说家言”、“不经之谈”的传记资料也进入了作者的关注视野,为研究增添了不少趣味乃至幽默。兴许这跟本书最初的渊源“演讲”有些关系。实际上认识赵园先生这些年我从没觉得她不温暖过,甚至很多时候她是热烈天真的,她的清澈与严谨甚至源于她的单纯。
或许因为对“方法论”的警惕——赵园先生对自己的话题始终十分警惕,收入《想象与叙述》中三篇“非理论”文章(《那一个历史瞬间》、《废园与芜城》、《忠义与遗民的故事》)较之作者此前的研究著述显得轻松、流畅乃至柔软,似乎因为对“方法论”的警惕而更“文学”了一点:“我们的历史想象不能不凭借了层层涂染的文献。我们只能在涂饰下寻找,‘真相’,在诸种叙述的扞格处、在圆融说法的缝隙间探测‘真相’——尽管有可能被‘立异’的企图所诱导,距所谓的真相更远。”文学与史学到底哪种方式更便于贴近历史,尤其针对那个总是需要并渴望故事、想象的“之际”的研究。重要的是“站着书写”的姿态——永不放下的“反省”、“警惕”乃至“紧张”。
或许因为对“方法论”的渴望,这本新著的写作促使赵园先生对近人叙事史学的著作包括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下了不少工夫认真阅读,“不同背景的学者想象古代中国、想象明代、想象明清之际的方式尤其这种想象中陌生的方面与丰富的差异”让她兴味盎然。这靠了作者对文字与材料的敏感,同时也证明,无论我们多么试图“触摸历史”,今之与古、人之与“史”总要隔了一层——“想象的面纱”方始构成“叙述”。如何想象?怎样叙述?借用这本新著中的夫子自道,则前者类乎“视野”、“境界”、“思想”为主(甚至“心理能力”)——当然也借助“材料”(更重要则在“立场”),后者类乎“文体”——当然也要借助“材料”〔4〕。殊为难得她在“学术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中有这样的期许:
我们往往贵远贱近、重外轻中,对20世纪的学术经验缺乏全面的清理。“对话”并非只是越洋对话,也应当有与前辈学者、既有的学术积累的对话。尊重学术史,尊重几代学人的学术劳动,有助于培养从事学术工作的正常心态。
投身文史转眼也是十年间事,和我之前所从“科学”行当大异其趣〔5〕。“历史真实是否可能”原是折磨每个较真的文史研究者的家常便饭。面对“历史真实”坐卧不安一方面源于我们对史料的掌握,“涸泽而渔”当然是理想状态,但在实际爬梳中究能完成多少可就冷暖自知了;而这一方面其实还不是“治史”者最为困窘的陷落,真正让文史研究竟落笔踟蹰的是研究者之为“人”的立场问题,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因“人”而异,无论我们多么自诩“体贴”、努力“触摸”乃至“放下自己”,实际的困惑依然是:我们能吗?本书中不断出现和强调的“历史生活的广阔性与丰富性”正是一个较真的文史研究者亲炙史料的良心话。
不能只说好话,否则会显得太像一种“阿谀”,尽管以我的学力浅薄要挑剔师长实在不够资格。平心而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顺流而下”往往较之“逆流而上”更较能获得通脱大气的观感〔6〕——我指的是我们的知识储备与文献积累的背景。例如《忠义与遗民的故事》论及周齐诸多“不附”之行,论者以为“这种姿态点点滴滴地准备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出世(倘若不避‘目的论’之嫌)”——这种判断可能更符合论者捻熟近现代史学的学力背景——但或这种“不附”之行在“遗民”之外其实另有更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来源尤其在《庄子》之学的一脉相承之下?还有其他缺憾,包括赵园先生那些敏锐聪慧某些时候又显得脆弱摇动的“直觉”解读也并非全部熨帖。但这些个人性的差异绝不因此影响了她的全局的精神。
这些年怕写书评,也几乎不写书评,甚至向朋友预告了要写而终究不写一拖就是好几年。究其原因也因自己“犹在局中”这份历史的焦灼与彷徨,尘埃何时能够落定?依然一个愿望而已。因为赵园先生的晚明研究与清刚笔触多年以来对我本人学术生命的恩养与醒提,我憋出这篇很不像样的所谓“书评”。这是要请赵园先生本人与读者诸君原谅的。评注释
〔1〕《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正续编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2006),同时可纳入这一研究系列的自然至少还要包括《易堂寻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以及作为该书修订完整版的《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2〕赵园:《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一位老诗人调侃说,想删去我的文字中那些个‘或许’,又说不能删,怕将‘评论家的持重’给删掉了。其实我的好用‘或许’并非示人以‘持重’而是为了‘存诚’。‘多闻阙疑’也是一种诚”,参见《治学杂谈》一。
〔4〕参阅《治学杂谈》之一、之二。
〔5〕在那个数理世界,似乎一切显得更为确凿,但其实更是一种假设,唯其常有着不容置疑的前提与假设,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停靠的扶手,因而有着“理论上的牢靠”——而理论往往是最不“理性”的。有关于此陈嘉映先生在《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中给出的分梳十分清新。
〔6〕必须说明,饶是这么一点“异见”我亦无法成为“独得之秘”。例如赵园先生在《寻找出口》(《想象与叙述》代后记)中征引了主编《船山全书》的杨坚先生写给朱正先生的信,其中言及“研究路径系由现当代文学上溯明清之际,实不如从先秦溯游而下至明清”(见该书308页)——这种时刻特别让我感触这“书评”的多余。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