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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书要比摔胶泥复杂得多,把节奏放慢一些,多摔打几遍,也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暑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一家美术出版社审读一部古代书法家的全集。这部书稿拿来的时候,责任编辑对我说:“请抓紧,因为要赶在订货会前印出来。”
本来,书稿已经由出版社完成了三审,经过了三校,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当我翻开校样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感到这部书“打磨”得还不够,火候还不到。
对于一整部书来说,编辑体例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全书编辑出版过程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范式,但是这部书稿显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比如,有的图版加了释文并试加断句,有的图版则只有释文而没有断句,有的图版干脆既没有释文,也没有断句。对于其中剥泐、残缺的文字,有的以方框替代,有的则直接隐去。这是由于,这部书是由多位编者参与的,当初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编辑体例,因此不免有些各自为政。再有,其中收录的墨迹和拓片已被证明是托名的伪作如《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裴将军诗》等,但书中未做任何说明和真迹编排在一起。
至于编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则更是不少。比如,几乎在书法家评传和有关考释文字中涉及的引文大多没有核对,以至于以讹传讹、张冠李戴。更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本来正确的文字却由于校对的擅改而出现低级错误。如“当是时”,校对以为“是”为衍文,改为“当时”;“是年”,改为“十年”;“是碑”,改为“石碑”,类似这样的改动足有几十处,让人啼笑皆非。再比如,这部书法全集为了便于向海外发行,采取了繁体直排的方式,对于传统的图书而言,这样处理方式无可厚非,但是,这就涉及一个繁简字的转换问题。尽管这一转换借助电脑可以很便捷地完成,但是,电脑并不能解决简体字中“一对多”的问题,比如“松弛”的“松”和“松树”的“松”在繁体字中分别对应“鬆”和“松”,“出发”的“发”和“头发”的“发”在繁体字中分别对应“發”和“髪”。而且,有些姓氏、人名、地名、称谓是没有所谓的繁体字的,如“鲜于”“单于”“范仲淹”“范阳”“皇后”等,其中的“于”“范”“后”就不能改为“於”“範”“後”,可惜的是,编辑和校对都没有把住这道关,以至于完全听任电脑的自动转换。为了改正这些繁简转换不当的差错,我足足用了十天的时间,而且还不敢保证全部改了过来。
在审读过程中,我和出版社之间采取接力的方式,我审读完一卷,即交给出版社退改,然后再审读下一卷,这部书法全集一共八卷,我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改正了不下二百处差错,有的作为存疑由出版社转给相关各卷的编者解决。我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有些不放心,准备等全部校样退改完,我再把这部书稿从头到尾看一遍,以便尽量做到格式上的统一。但没有想到的是,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突然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这部书法全集的新闻,原来,社方已在上海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样书赫然摆在了发布会的现场。我有些吃惊,既佩服出版社做事的高效率,又有些担心这部书的内在质量。你想,那么多的差错,要退改,要统一体例,要与作者商量,要核对引文,要核对清样,要整理,要出片,要制版,要调色,要印刷,要装订,如此多的环节,如此大的工作量,岂能是一个月能完成的。为此,我专门打电话问责任编辑何不再放一放,他告诉我说:“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再看一遍了,马上要参加书展。”对此,我无话可说。
这部书的质量究竟如何,发现和没有发现的差错是否得到了改正,体例是否统一,伪作是否剔除或另编为附录,由于至今没有见到样书,因此不敢妄加评论。我只是得到了一本此书的宣传册,翻开第一页,就发现编委会中我的名字被印成了“刘远峰”,那么书中如何呢?据责任编辑讲,书中是对的。
由此,我只想说,这部大部头、定价数千元、出版社前期投资几百万、面向海内外发行、力争问鼎国家图书奖的大书未免草率了一些,节奏未免快了一些。
由此想到对出版界进一言:慢些,慢些,再慢些。
这句话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开历史倒车之嫌,但是,我仍然以为出版社有必要放慢节奏,在出书的过程中变得从容一些,澹定一些,稳重一些,否则,我们的书就会变得浮躁,变得粗糙,变得匆忙,内在的质量和外在的形式就要大打折扣。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我自己的藏书中,文史典籍基本都出自中华书局。但是,最近买到的两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书却让我感到一些不快。
先说第一本。2009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根据朱谦之教授手稿整理的《新辑桓谭新论》一书,这是“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的一本。此书的开本装帧一如“新编诸子集成”,很是庄重大气。但是,这本书的书脊却是空空如也,大概在设计者看来,这本书太薄了,内文只有84页,在书脊上印字不大方便。其实,这本书加上环衬、扉页、背白页,已超过了100页,何况,内文用70克双胶纸,封面又是覆膜加厚的铜版纸,书脊已超过4毫米,在现有的印刷工艺水平下,在书脊印上书名、出版单位一点儿都不成问题,可惜,不知在哪个环节上有人偷了懒,因此这本书插在书架上,就如同一个没有名称的笔记本。由此联想到近日从一家旧书店买到的一本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的《曲园自述诗》,内文只有54页,加上其他成分也不足60页,完全可以采用骑马钉的方式不出书脊,但出版者还是在装订时起脊并印上了书名、作者和出版单位,让人感到出版者做事的“地道”。这本《新辑桓谭新论》不仅在形式上偷了懒,在内容上也有对付读者之嫌。该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有关桓谭的思想及《新论》的版本情况,朱先生在所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中另有较系统的介绍,读者可以参考。”乍一看,这段话似乎在为读者着想,但细一琢磨,就发现这不免是编辑偷懒的借口。首先,在出版说明或前言中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的生平经历与思想脉络,是编辑或作者分内的事情,但靠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编辑就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找参考资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其次,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何时出版,由谁出版,编辑只字未提,让读者无从查找。其实,这件事并不难处理,只要把朱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有关桓谭的论述摘录出来,作为附录即可,而不必如此吊读者的胃口,给读者带来新的麻烦。
接下来要说的是《孝经译注》。这本书曾在1996年出版,被列入“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说起这部丛书,的确是中华书局的一个品牌,它的销路甚广,不断重印。这部丛书,统一为大32开本,封面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图案为衬托,典雅而厚重,可以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于2009年6月再版的《孝经译注》虽然依然列为“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开本却改为国际大32开,高和宽比原来的版本多出将近1厘米,封面衬托也改飞天为汉画像,好好的一本书,却成了丛书中的一个“异类”,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真想拿到装订厂裁去两刀。
现在,我们的许多出版社都在抱怨读者不舍得花钱买书,每一家出版社的库存都在不断增加,加上网络的冲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习惯的改变,出版社的经营的确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作为出版社也要多从自身找一找原因。比如,我们是否出书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忽视了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对于读者却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我们在做书的时候过于随意,过于草率,过于赶进度,过于强调参加展销会、订货会、评奖会甚至要为某些纪念日献礼,那就难免会“萝卜快了不洗泥”了,书的质量也就不敢恭维了,长此以往,不仅会失去大量的读者,恐怕连我这样的“铁杆书迷”也会逐渐退出买书的行列的。买书,既是为了用,也是为了藏,人总不能花钱去买别扭吧。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童年时摔胶泥的事,为了能够用胶泥制作一些玩具,需要把从沟渠里挖来的胶泥反复摔打,直到没有气泡为止。那时,虽然年龄小,但摔起胶泥来却颇有耐心,非常专注,为了检验胶泥是否摔“熟”了,往往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割开一个切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晾干后不开裂的玩具。
做书要比摔胶泥复杂得多,把节奏放慢一些,多摔打几遍,也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慢工出细活儿”,这句话并没有过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暑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一家美术出版社审读一部古代书法家的全集。这部书稿拿来的时候,责任编辑对我说:“请抓紧,因为要赶在订货会前印出来。”
本来,书稿已经由出版社完成了三审,经过了三校,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当我翻开校样的时候,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感到这部书“打磨”得还不够,火候还不到。
对于一整部书来说,编辑体例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全书编辑出版过程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范式,但是这部书稿显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比如,有的图版加了释文并试加断句,有的图版则只有释文而没有断句,有的图版干脆既没有释文,也没有断句。对于其中剥泐、残缺的文字,有的以方框替代,有的则直接隐去。这是由于,这部书是由多位编者参与的,当初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编辑体例,因此不免有些各自为政。再有,其中收录的墨迹和拓片已被证明是托名的伪作如《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裴将军诗》等,但书中未做任何说明和真迹编排在一起。
至于编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则更是不少。比如,几乎在书法家评传和有关考释文字中涉及的引文大多没有核对,以至于以讹传讹、张冠李戴。更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本来正确的文字却由于校对的擅改而出现低级错误。如“当是时”,校对以为“是”为衍文,改为“当时”;“是年”,改为“十年”;“是碑”,改为“石碑”,类似这样的改动足有几十处,让人啼笑皆非。再比如,这部书法全集为了便于向海外发行,采取了繁体直排的方式,对于传统的图书而言,这样处理方式无可厚非,但是,这就涉及一个繁简字的转换问题。尽管这一转换借助电脑可以很便捷地完成,但是,电脑并不能解决简体字中“一对多”的问题,比如“松弛”的“松”和“松树”的“松”在繁体字中分别对应“鬆”和“松”,“出发”的“发”和“头发”的“发”在繁体字中分别对应“發”和“髪”。而且,有些姓氏、人名、地名、称谓是没有所谓的繁体字的,如“鲜于”“单于”“范仲淹”“范阳”“皇后”等,其中的“于”“范”“后”就不能改为“於”“範”“後”,可惜的是,编辑和校对都没有把住这道关,以至于完全听任电脑的自动转换。为了改正这些繁简转换不当的差错,我足足用了十天的时间,而且还不敢保证全部改了过来。
在审读过程中,我和出版社之间采取接力的方式,我审读完一卷,即交给出版社退改,然后再审读下一卷,这部书法全集一共八卷,我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改正了不下二百处差错,有的作为存疑由出版社转给相关各卷的编者解决。我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有些不放心,准备等全部校样退改完,我再把这部书稿从头到尾看一遍,以便尽量做到格式上的统一。但没有想到的是,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突然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这部书法全集的新闻,原来,社方已在上海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样书赫然摆在了发布会的现场。我有些吃惊,既佩服出版社做事的高效率,又有些担心这部书的内在质量。你想,那么多的差错,要退改,要统一体例,要与作者商量,要核对引文,要核对清样,要整理,要出片,要制版,要调色,要印刷,要装订,如此多的环节,如此大的工作量,岂能是一个月能完成的。为此,我专门打电话问责任编辑何不再放一放,他告诉我说:“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再看一遍了,马上要参加书展。”对此,我无话可说。
这部书的质量究竟如何,发现和没有发现的差错是否得到了改正,体例是否统一,伪作是否剔除或另编为附录,由于至今没有见到样书,因此不敢妄加评论。我只是得到了一本此书的宣传册,翻开第一页,就发现编委会中我的名字被印成了“刘远峰”,那么书中如何呢?据责任编辑讲,书中是对的。
由此,我只想说,这部大部头、定价数千元、出版社前期投资几百万、面向海内外发行、力争问鼎国家图书奖的大书未免草率了一些,节奏未免快了一些。
由此想到对出版界进一言:慢些,慢些,再慢些。
这句话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开历史倒车之嫌,但是,我仍然以为出版社有必要放慢节奏,在出书的过程中变得从容一些,澹定一些,稳重一些,否则,我们的书就会变得浮躁,变得粗糙,变得匆忙,内在的质量和外在的形式就要大打折扣。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我自己的藏书中,文史典籍基本都出自中华书局。但是,最近买到的两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书却让我感到一些不快。
先说第一本。2009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根据朱谦之教授手稿整理的《新辑桓谭新论》一书,这是“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的一本。此书的开本装帧一如“新编诸子集成”,很是庄重大气。但是,这本书的书脊却是空空如也,大概在设计者看来,这本书太薄了,内文只有84页,在书脊上印字不大方便。其实,这本书加上环衬、扉页、背白页,已超过了100页,何况,内文用70克双胶纸,封面又是覆膜加厚的铜版纸,书脊已超过4毫米,在现有的印刷工艺水平下,在书脊印上书名、出版单位一点儿都不成问题,可惜,不知在哪个环节上有人偷了懒,因此这本书插在书架上,就如同一个没有名称的笔记本。由此联想到近日从一家旧书店买到的一本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的《曲园自述诗》,内文只有54页,加上其他成分也不足60页,完全可以采用骑马钉的方式不出书脊,但出版者还是在装订时起脊并印上了书名、作者和出版单位,让人感到出版者做事的“地道”。这本《新辑桓谭新论》不仅在形式上偷了懒,在内容上也有对付读者之嫌。该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有关桓谭的思想及《新论》的版本情况,朱先生在所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中另有较系统的介绍,读者可以参考。”乍一看,这段话似乎在为读者着想,但细一琢磨,就发现这不免是编辑偷懒的借口。首先,在出版说明或前言中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的生平经历与思想脉络,是编辑或作者分内的事情,但靠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编辑就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找参考资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其次,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何时出版,由谁出版,编辑只字未提,让读者无从查找。其实,这件事并不难处理,只要把朱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有关桓谭的论述摘录出来,作为附录即可,而不必如此吊读者的胃口,给读者带来新的麻烦。
接下来要说的是《孝经译注》。这本书曾在1996年出版,被列入“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说起这部丛书,的确是中华书局的一个品牌,它的销路甚广,不断重印。这部丛书,统一为大32开本,封面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图案为衬托,典雅而厚重,可以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于2009年6月再版的《孝经译注》虽然依然列为“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开本却改为国际大32开,高和宽比原来的版本多出将近1厘米,封面衬托也改飞天为汉画像,好好的一本书,却成了丛书中的一个“异类”,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真想拿到装订厂裁去两刀。
现在,我们的许多出版社都在抱怨读者不舍得花钱买书,每一家出版社的库存都在不断增加,加上网络的冲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习惯的改变,出版社的经营的确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作为出版社也要多从自身找一找原因。比如,我们是否出书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忽视了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对于读者却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我们在做书的时候过于随意,过于草率,过于赶进度,过于强调参加展销会、订货会、评奖会甚至要为某些纪念日献礼,那就难免会“萝卜快了不洗泥”了,书的质量也就不敢恭维了,长此以往,不仅会失去大量的读者,恐怕连我这样的“铁杆书迷”也会逐渐退出买书的行列的。买书,既是为了用,也是为了藏,人总不能花钱去买别扭吧。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童年时摔胶泥的事,为了能够用胶泥制作一些玩具,需要把从沟渠里挖来的胶泥反复摔打,直到没有气泡为止。那时,虽然年龄小,但摔起胶泥来却颇有耐心,非常专注,为了检验胶泥是否摔“熟”了,往往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割开一个切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晾干后不开裂的玩具。
做书要比摔胶泥复杂得多,把节奏放慢一些,多摔打几遍,也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慢工出细活儿”,这句话并没有过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