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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32年“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满洲国”自动消亡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沦陷区的东北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山丁为代表人物之一的“夜哨作家群”更是在日伪政权文化统治下积极进行着文化创作，而随着日伪政权对沦陷区文化政策的改变，沦陷区作家的作品被迫会进行一定的改动，不同版本的同一作品在其表达张力和影响力度上也会发生改变。本文就山丁1933年和1940年的两版《臭雾中》比较，探究日伪政权文化政策的变化对沦陷区作家作品的影响，以及东北文学家在这一环境下如何巧妙坚持抵抗创作。
关键词：伪满洲国；东北作家；山丁；《臭雾中》
作者简介：刘洋洋（1991-），女，汉，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3
一、山丁与《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
山丁（1914.12.31-1995.8），原名梁梦庚，曾用名梁咏时，笔名菁人、山丁、梁倩等，奉天（今辽宁）开源人。1943年因其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受到满洲日伪政府猜疑而逃往北京。九一八事变后在新京的《大同报》之《夜哨》与《大同俱乐部》副刊、《青年文化》，以及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之《国际俱乐部》与《文艺》副刊、《大北新报》之《大北文艺》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乡愁》《山风》《臭雾中》等小说，《乡土与乡土文学》等评论，在东北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山风》（1940年6月，新京文丛刊行会）和《乡愁》（1944年5月，新京兴亚杂志社）、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3月，新京文化社）。[1]
山丁以梁倩之名第一次发表《臭雾中》是在1933年的《夜哨》第5版上，上、中、下三期分别于11月5日、12日、19日连载于12、13、14期。《大同报》作为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在日伪政府严格监督下的文学创作必须体现“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理念。《夜哨》是《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于1933年8月6日创刊，至1933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其创始人是由爱国文人陈华以及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左翼作家组成，是东北沦陷区唯一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发表的刊物，这批作家也常被称为“夜哨作家群”，是东北沦陷区从事“抗日文学”的先驱代表。《夜哨》可以说是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典范，有间接描写人民苦难生活来暗示日军统治残暴无人性的作品，如山丁《妈妈和孩子》、萧红《哑老人》、罗烽《说什么胜似天堂》等；也有直接歌颂共产国际体现战斗性的作品，如陈华的开篇语《生命的力》、罗烽的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夜哨》文艺副刊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夜哨作家群”中不少人都是真正的党员，如罗烽、白朗等，《夜哨》作品中常出现“阶级”、“剥削”等词语，以及“老总”、“警长”等极其可恶的反面角色。
《夜哨》之所以能够这样“高调”的进行抵抗文学创作，与当时的文化政策变化是分不开的。自1932年“满洲国”成立以来，日伪政府一直企图从文化和经济以及军事方面全方位统治东北地区。在军事方面，1933年5月31日，日本与中国签定了《塘沽协定》，《协定》承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进出区域，相当于丧失了部分华北地区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日伪政府自然将目光转向了文化统治上面，企图彻底控制东北人民，进行精神侵略，寻求文化认同。自1933年起，日伪政府开始对东北地区实行文化殖民政策，恢复之前查封的报纸，并在各地大理办报，为东北文坛带来了短暂的“繁荣期”。文艺副刊《夜哨》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产物，而山丁的《臭雾中》故事背景也正是设定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的六月，作品中多次暗示一九三三年六月后东北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多么的凄惨悲凉。
二、不同版本《臭雾中》的比较
前文说到1933年起，沦陷初期的东北文学有了短暂“繁荣”期。然而，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的颁布，日伪政权对文学的监管较之前严格许多，文学阵地也从报纸副刊转移到了文学期刊。本文讨论的山丁《臭雾中》的两个版本便是在初期短暂“繁荣期”和中期日伪政权加强文化监管的背景下诞生的。
《臭雾中》讲述了一个在东北偏远小镇陶家市发生的悲剧故事，有一老一小两个主人公，分别是屠子陆大戈和侍女琴子。十二岁的琴子由于母亲逝世、父亲失踪而迫于生计来到刘财主家做了侍女，六十岁的老人陆大戈因与琴子父亲是旧识而一直关照着琴子的生活。在刘财主家做下人的琴子时常遭受鞭打和辱骂，最后不明不白的惨死在刘家。陆大戈得知琴子死讯后去刘家讨说法，被护卫队乱棍打死于街中，最后故事于两主人公惨死中结束。作者辛辣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副残破的底层人民生活轮廓，而两版本之间的微妙变动更是暗自传递了作者愤懑于胸的情愫。下面，笔者将对《臭雾中》两版本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介此来探究文化政策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以及作家在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抵抗选择。
2.1关键字词的替换与删减
这个悲剧故事是从琴子去刘财主家当下人而开始发展的，而促使琴子做此举动的原因正是由于琴子失去了父母，那么交代琴子父母这个背景应是极其重要的信息。《夜哨》版关于琴子父母的情况是這样交代的：
（前略）自从春天、琴子的妈妈被驻兵兽性、蹂躏、而气愤的死去、琴子的爹爹失了业和气愤的投入了匪群、她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女孩子（后略）[2]
而1940年收入《山风》中的《臭雾中》里关于琴子父母的情况却做了较大修改：
琴子的妈被人奸死了……
琴子的爹气愤地跑到山里的不知名的什么地方去了……[3]
很显然，《山风》版把致使琴子妈惨死的元凶“驻兵”进行了省略处理，对琴子爹的去向也含糊其辞地一笔带过，没有再出现“匪群”这个词汇。在前文背景交代下，我们可知，作者将同一作品做特殊处理，很大原因是迫于日伪政府对文化的监管政策。对比两版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夜哨》版中出现了“驻兵”、“匪群”这样的敏感词汇。正是由于“驻军”的暴行使琴子妈惨死，琴子爹一气之下出走，才导致琴子流落刘家，发生后面一系列的惨剧，可以说，“驻军”的出现是整场悲剧的导火索。这么重要的线索，作者为何要将其省略？整个作品中唯一跟驻兵、军队有关系的事物便是“机关车”，《夜哨》版中“机关车”一共出现了三次，《山风》版中出现了五次，从《夜哨》版其中一段关于“机关车”的描写，我们可以窥探出“驻兵”以及“机关车”的由来：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掠过去、一九三三年特产的孩子们、便叫嗷着、短距离的、在后面跟着跑、机关车出现在陶家市、是在上月、牠在孩子们眼里是怪物、也是慈善家、因为、每次车跑过来、幸运的时候、会有残饭盒被日本人从窗口风掣的掷下来、在街心中、他们为去争夺这仅仅一口的食物、大人和孩子揪着、滚着、嚷着喊着（后略）[4]
“会有残饭盒被日本人从窗口风掣的掷下来”，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机关车”上坐着的是日本人，那么，所谓的“驻兵”也应当是指日本驻兵。而《山风》版的同一段落出现了些许变动：
孩子们就仿佛发现了一件新的玩物似的，叫喊着，短距离的跟在后面跑，它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是玩物，也是慈善家，因为每次车跑过来，幸运的时候，会有残余的木片制的饭盒子从窗口风掣般的掷下来，在街心中他们为争夺那仅仅一口食粮，大人和孩子们揪着，叫着，喊着，持红棍子的老爷们追着，打着，骂着。[5]
对比两版本可以发现，“怪物”改成了“玩物”，“日本人”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木片制的饭盒子”。“怪”和“玩”仅一字之差，表达之意却千差万别，那丑陋的拖着“臭雾”的“机关车”上不知何时便会跳下无数残暴成性的日本大兵，在备受战火摧残饥不择食的“一九三三年特产”的孩子们眼里又怎会是“玩物”，作者在日伪政权文化高压下不得不修改带有负面情绪、敏感的词汇，但沦陷区作家又岂会甘心受驱歌功颂德，虽删除了关键词“日本人”，作者又暗补日本人吃饭专用的“木片制饭盒子”给读者以暗示。
像这样，通过替换关键词或者删减关键性语句来躲避日伪政府文化高压统治的策略是沦陷区作家惯用的曲笔方式，替换敏感性词汇，在他处适当增添暗示性线索也是夜哨作家们常用的抵抗手段。
2.2象征手法和动物意象
《山风》版中一共出现了“蛇”、“狸猫”、“灰鼠”、“兔子”、“狗”、“猪”、“苍蝇”、“鸡”、“鸭”9种动物形象，其中“狗”和“苍蝇”出现了5次，“猪”出现了3次，“蛇”和“灰鼠”出现了2次，剩下的都只出现了一次。下面以出现次数最多的“狗”和“苍蝇”为例，来探究文化政策压迫下，作者如何采取动物意象与象征手法来传达讽刺意味和反抗精神。
以《山风》版其中一个出现“狗”的片段为例：
路旁两只脱了毛的黑狗凹着肚皮无力的躲在人家的门洞里，用生疏的眼光叹息着。[6]
乍看这段描写动物的句子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结合原文可知，“黑狗”出现之前，前文描写的是陆大戈心疼琴子，路过刘家试图拉出琴子却又最终放弃的心理变化，在这样的情境下，一只“脱了毛的黑狗”“叹息着”，这不正是陆大戈挣扎又软弱的写照吗？而陆大戈也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在日伪政府残暴统治下苟延残喘的一份子。作者借“黑狗”了无生机的形象辛辣地刺了当时东北普通民众生活困苦却又毫无反抗意识的状况，文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散发出一股腐烂将至的气息，对悲惨遭遇既痛心又甘心忍受，实在是当时许多无家国观念、无爱国情怀的底层人民的写照。
《夜哨》版出现动物形象的部分都直接采取了比喻手法，如“两个人不活像路旁的那只脱了毛的黑狗吗”。相比之下《山风》版将易懂的比喻换成了更加隐晦的动物意象的象征手法，这或许与当时日伪政权日益严苛的文化监察有关，但笔者认为，作者使用动物意象这一象征手法更能表达作品压抑、阴暗的环境基调，衬托在那个错乱时空下苟活的各色人物。
2.3重复文以及拟声词的使用
一般来说，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交代故事背景以及故事结局的重要线索，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部分。下面，我们来对比两版本的开头和结尾又有哪些异同。《夜哨》版：
突、突、突……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湿巾子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陶家市、是一道窄的大街如蛇般纡曲的长、到了夏的六月江岸上时常漂来柳條通紧裹着的热风、古老的街、眯着眼、看着血色的天人们的心、探着恐怖。
（中略）
人们的心捏着恐怖、古老的街眯着眼在看着血色的天老陆的尸身在听着统治者凯旋的憨笑……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湿巾子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突、突、突……[7]
《山风》版：
突，突，突……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曦光中，仿佛是湿手巾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陶家岗，是一道如蛇一般纡曲的长街，机关车没有出现在这条街上的六月天，江岸时时无间断地飘来恐怖的热风：
——抢掠，焚烧，压窑，扯票。
（中略）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曦光中仿佛是湿手巾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突，突，突，……[8]
《夜哨》版开头与结尾部分都出现了“古老的街，眯着眼，看着血色的天”、“恐怖”等描写，作者极力渲染了一副染血的村庄的形象，而《山风》版中去掉了这部分描写，不变的是，两个版本开头部分都出现了明指时间的“六月”，前文提到过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对华北部分地区的占领权，六月正是《协定》签订后不久的时间。日军拥有对东北地区的占领权后，势必会入驻各地，“抢掠，焚烧，压窑，扯票”，无恶不作，被侵略者阴影笼罩的村落宛如地狱般恐怖，东北地区的天也犹如血色染红般透着绝望的气息。在文化高压监管下，作者虽删除了部分辛辣描写，却仍保留着关键性线索，并使其重复出现以引起读者注意。
拟声词在汉语里是一种使用频率比较高、比较活跃的一类词。在艺术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借助拟声词来达到通感效果是非常常见的手法。“人们借助拟声词，使听觉以外的各种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超越本身的局限，转移向听觉。”[9]拟声词的抽象意义和形象色彩会使人联想，从而烘托气氛，加深感受，引发感情共鸣。作者直接安排拟声词开篇，令人疑惑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暗自交代了故事背景，“机关车”横行的村庄实则已被日本人占领。而结尾处又默默安排“机关车”“突，突，突”地飞驰而过，留下恶臭的雾气，一再强调大环境的背景。在耿二玲的《汉语拟声词》中是这样定义拟声词的表达作用的：“在描寫诡谲幽深的环境或突如其来的动作时，拟声词有时被用在句首，可产生一种突兀感，醒人耳目。”[10]由此可见，作者看似无规矩的安排实际效果极好的向读者传达了信息。 《山风》版中第二、三次出现“突，突，突”分别是在陶家岗乡亲们上街夺食与陆大戈走过刘家试图寻琴子又退缩时。“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物理性质（例如节奏、时长）有差别的同类声音，可以形成差别感受性。选用不同形式的拟声词，来准确地烘托不同的环境和气氛。”[11]每一次“突，突，突”地声音出现，必定伴随着某些悲剧的发生，而这声音传进陶家岗人们的耳朵里却成了福音，因为每次“机关车”经过会有饭盒从上边掷下来，为了食物，甘愿向侵略者乞讨，一切为了生存，人们眼里没有了家国的界限。而在老陆听来，这声音便如机关枪般刺耳，那是代表着“统治者”的声音，是“怪物”，是强击在心脏上的重锤之音，是提醒自己苟活于世的警钟，但最终老陆也未能逃脱的了这乱世的折磨。多次出现的“突，突，突”使读者每逢相遇便心惊肉跳。
反复出现的强调暗示部分以及拟声词的运用都是作者应对日伪政府文化监察所采取的抵抗选择，山丁的抵抗文学也被称为“反殖文学”，运用暗渡的方式来表达反侵略思想。
通过《臭雾中》两版本的对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监察力度以及文化政策下，作家的抵抗创作策略也会相应改变。1933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日伪政府对文化的殖民政策，东北沦陷区文学进入短暂“繁荣”期，此期间山丁发表在《夜哨》上的抵抗文学《臭雾中》内容辛辣，多处直接描写日伪政府残暴统治以及表达左翼思想字眼。而自1941年前后，日伪政府对文化加强监管，多数作家无法继续维持较为大胆的抵抗创作，转而暗渡信息，偷换关键词，曲笔写作，但其目的和主旨并未发生改变，甚至写作技巧更加娴熟，表达意图更加深刻，带给读者的冲击更为强烈，反侵略思想不减反增。
注释：
[1]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
[2]梁倩，《臭雾中》，《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5日.
[3]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4]梁倩，《臭雾中》，《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12日.
[5]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6]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7]梁倩，《臭雾中》，《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5日、19日.
[8]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9]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10]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11]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参考文献：
[1]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M].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4.
[2]刘晓丽.反殖文学·抗日文学·解殖文学——以伪满洲国文坛为例[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02期.
[3]梁倩.臭雾中[M].《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5日、12日、19日.
[4]山丁.臭雾中[M].《山风》.益知书店，1940.6.
[5]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6]冯昊.乡土叙事与反抗意志——沦陷时期山丁的民族意识[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7]刘莉娟.乡土书寫与家园情怀——论东北沦陷区作家梁山丁的乡土小说创作[D].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5月.
关键词：伪满洲国；东北作家；山丁；《臭雾中》
作者简介：刘洋洋（1991-），女，汉，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03
一、山丁与《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
山丁（1914.12.31-1995.8），原名梁梦庚，曾用名梁咏时，笔名菁人、山丁、梁倩等，奉天（今辽宁）开源人。1943年因其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受到满洲日伪政府猜疑而逃往北京。九一八事变后在新京的《大同报》之《夜哨》与《大同俱乐部》副刊、《青年文化》，以及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之《国际俱乐部》与《文艺》副刊、《大北新报》之《大北文艺》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乡愁》《山风》《臭雾中》等小说，《乡土与乡土文学》等评论，在东北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山风》（1940年6月，新京文丛刊行会）和《乡愁》（1944年5月，新京兴亚杂志社）、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3月，新京文化社）。[1]
山丁以梁倩之名第一次发表《臭雾中》是在1933年的《夜哨》第5版上，上、中、下三期分别于11月5日、12日、19日连载于12、13、14期。《大同报》作为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在日伪政府严格监督下的文学创作必须体现“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理念。《夜哨》是《大同报》的文艺副刊，于1933年8月6日创刊，至1933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其创始人是由爱国文人陈华以及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左翼作家组成，是东北沦陷区唯一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发表的刊物，这批作家也常被称为“夜哨作家群”，是东北沦陷区从事“抗日文学”的先驱代表。《夜哨》可以说是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典范，有间接描写人民苦难生活来暗示日军统治残暴无人性的作品，如山丁《妈妈和孩子》、萧红《哑老人》、罗烽《说什么胜似天堂》等；也有直接歌颂共产国际体现战斗性的作品，如陈华的开篇语《生命的力》、罗烽的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夜哨》文艺副刊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夜哨作家群”中不少人都是真正的党员，如罗烽、白朗等，《夜哨》作品中常出现“阶级”、“剥削”等词语，以及“老总”、“警长”等极其可恶的反面角色。
《夜哨》之所以能够这样“高调”的进行抵抗文学创作，与当时的文化政策变化是分不开的。自1932年“满洲国”成立以来，日伪政府一直企图从文化和经济以及军事方面全方位统治东北地区。在军事方面，1933年5月31日，日本与中国签定了《塘沽协定》，《协定》承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进出区域，相当于丧失了部分华北地区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日伪政府自然将目光转向了文化统治上面，企图彻底控制东北人民，进行精神侵略，寻求文化认同。自1933年起，日伪政府开始对东北地区实行文化殖民政策，恢复之前查封的报纸，并在各地大理办报，为东北文坛带来了短暂的“繁荣期”。文艺副刊《夜哨》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产物，而山丁的《臭雾中》故事背景也正是设定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的六月，作品中多次暗示一九三三年六月后东北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多么的凄惨悲凉。
二、不同版本《臭雾中》的比较
前文说到1933年起，沦陷初期的东北文学有了短暂“繁荣”期。然而，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艺文指导要纲》的颁布，日伪政权对文学的监管较之前严格许多，文学阵地也从报纸副刊转移到了文学期刊。本文讨论的山丁《臭雾中》的两个版本便是在初期短暂“繁荣期”和中期日伪政权加强文化监管的背景下诞生的。
《臭雾中》讲述了一个在东北偏远小镇陶家市发生的悲剧故事，有一老一小两个主人公，分别是屠子陆大戈和侍女琴子。十二岁的琴子由于母亲逝世、父亲失踪而迫于生计来到刘财主家做了侍女，六十岁的老人陆大戈因与琴子父亲是旧识而一直关照着琴子的生活。在刘财主家做下人的琴子时常遭受鞭打和辱骂，最后不明不白的惨死在刘家。陆大戈得知琴子死讯后去刘家讨说法，被护卫队乱棍打死于街中，最后故事于两主人公惨死中结束。作者辛辣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副残破的底层人民生活轮廓，而两版本之间的微妙变动更是暗自传递了作者愤懑于胸的情愫。下面，笔者将对《臭雾中》两版本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介此来探究文化政策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以及作家在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抵抗选择。
2.1关键字词的替换与删减
这个悲剧故事是从琴子去刘财主家当下人而开始发展的，而促使琴子做此举动的原因正是由于琴子失去了父母，那么交代琴子父母这个背景应是极其重要的信息。《夜哨》版关于琴子父母的情况是這样交代的：
（前略）自从春天、琴子的妈妈被驻兵兽性、蹂躏、而气愤的死去、琴子的爹爹失了业和气愤的投入了匪群、她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女孩子（后略）[2]
而1940年收入《山风》中的《臭雾中》里关于琴子父母的情况却做了较大修改：
琴子的妈被人奸死了……
琴子的爹气愤地跑到山里的不知名的什么地方去了……[3]
很显然，《山风》版把致使琴子妈惨死的元凶“驻兵”进行了省略处理，对琴子爹的去向也含糊其辞地一笔带过，没有再出现“匪群”这个词汇。在前文背景交代下，我们可知，作者将同一作品做特殊处理，很大原因是迫于日伪政府对文化的监管政策。对比两版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夜哨》版中出现了“驻兵”、“匪群”这样的敏感词汇。正是由于“驻军”的暴行使琴子妈惨死，琴子爹一气之下出走，才导致琴子流落刘家，发生后面一系列的惨剧，可以说，“驻军”的出现是整场悲剧的导火索。这么重要的线索，作者为何要将其省略？整个作品中唯一跟驻兵、军队有关系的事物便是“机关车”，《夜哨》版中“机关车”一共出现了三次，《山风》版中出现了五次，从《夜哨》版其中一段关于“机关车”的描写，我们可以窥探出“驻兵”以及“机关车”的由来：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掠过去、一九三三年特产的孩子们、便叫嗷着、短距离的、在后面跟着跑、机关车出现在陶家市、是在上月、牠在孩子们眼里是怪物、也是慈善家、因为、每次车跑过来、幸运的时候、会有残饭盒被日本人从窗口风掣的掷下来、在街心中、他们为去争夺这仅仅一口的食物、大人和孩子揪着、滚着、嚷着喊着（后略）[4]
“会有残饭盒被日本人从窗口风掣的掷下来”，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机关车”上坐着的是日本人，那么，所谓的“驻兵”也应当是指日本驻兵。而《山风》版的同一段落出现了些许变动：
孩子们就仿佛发现了一件新的玩物似的，叫喊着，短距离的跟在后面跑，它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是玩物，也是慈善家，因为每次车跑过来，幸运的时候，会有残余的木片制的饭盒子从窗口风掣般的掷下来，在街心中他们为争夺那仅仅一口食粮，大人和孩子们揪着，叫着，喊着，持红棍子的老爷们追着，打着，骂着。[5]
对比两版本可以发现，“怪物”改成了“玩物”，“日本人”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木片制的饭盒子”。“怪”和“玩”仅一字之差，表达之意却千差万别，那丑陋的拖着“臭雾”的“机关车”上不知何时便会跳下无数残暴成性的日本大兵，在备受战火摧残饥不择食的“一九三三年特产”的孩子们眼里又怎会是“玩物”，作者在日伪政权文化高压下不得不修改带有负面情绪、敏感的词汇，但沦陷区作家又岂会甘心受驱歌功颂德，虽删除了关键词“日本人”，作者又暗补日本人吃饭专用的“木片制饭盒子”给读者以暗示。
像这样，通过替换关键词或者删减关键性语句来躲避日伪政府文化高压统治的策略是沦陷区作家惯用的曲笔方式，替换敏感性词汇，在他处适当增添暗示性线索也是夜哨作家们常用的抵抗手段。
2.2象征手法和动物意象
《山风》版中一共出现了“蛇”、“狸猫”、“灰鼠”、“兔子”、“狗”、“猪”、“苍蝇”、“鸡”、“鸭”9种动物形象，其中“狗”和“苍蝇”出现了5次，“猪”出现了3次，“蛇”和“灰鼠”出现了2次，剩下的都只出现了一次。下面以出现次数最多的“狗”和“苍蝇”为例，来探究文化政策压迫下，作者如何采取动物意象与象征手法来传达讽刺意味和反抗精神。
以《山风》版其中一个出现“狗”的片段为例：
路旁两只脱了毛的黑狗凹着肚皮无力的躲在人家的门洞里，用生疏的眼光叹息着。[6]
乍看这段描写动物的句子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结合原文可知，“黑狗”出现之前，前文描写的是陆大戈心疼琴子，路过刘家试图拉出琴子却又最终放弃的心理变化，在这样的情境下，一只“脱了毛的黑狗”“叹息着”，这不正是陆大戈挣扎又软弱的写照吗？而陆大戈也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在日伪政府残暴统治下苟延残喘的一份子。作者借“黑狗”了无生机的形象辛辣地刺了当时东北普通民众生活困苦却又毫无反抗意识的状况，文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散发出一股腐烂将至的气息，对悲惨遭遇既痛心又甘心忍受，实在是当时许多无家国观念、无爱国情怀的底层人民的写照。
《夜哨》版出现动物形象的部分都直接采取了比喻手法，如“两个人不活像路旁的那只脱了毛的黑狗吗”。相比之下《山风》版将易懂的比喻换成了更加隐晦的动物意象的象征手法，这或许与当时日伪政权日益严苛的文化监察有关，但笔者认为，作者使用动物意象这一象征手法更能表达作品压抑、阴暗的环境基调，衬托在那个错乱时空下苟活的各色人物。
2.3重复文以及拟声词的使用
一般来说，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交代故事背景以及故事结局的重要线索，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部分。下面，我们来对比两版本的开头和结尾又有哪些异同。《夜哨》版：
突、突、突……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湿巾子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陶家市、是一道窄的大街如蛇般纡曲的长、到了夏的六月江岸上时常漂来柳條通紧裹着的热风、古老的街、眯着眼、看着血色的天人们的心、探着恐怖。
（中略）
人们的心捏着恐怖、古老的街眯着眼在看着血色的天老陆的尸身在听着统治者凯旋的憨笑……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湿巾子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突、突、突……[7]
《山风》版：
突，突，突……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曦光中，仿佛是湿手巾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陶家岗，是一道如蛇一般纡曲的长街，机关车没有出现在这条街上的六月天，江岸时时无间断地飘来恐怖的热风：
——抢掠，焚烧，压窑，扯票。
（中略）
机关车的尾巴拖着臭雾，照例在曦光中仿佛是湿手巾抹在太阳脸上的时辰掠过去。
突，突，突，……[8]
《夜哨》版开头与结尾部分都出现了“古老的街，眯着眼，看着血色的天”、“恐怖”等描写，作者极力渲染了一副染血的村庄的形象，而《山风》版中去掉了这部分描写，不变的是，两个版本开头部分都出现了明指时间的“六月”，前文提到过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对华北部分地区的占领权，六月正是《协定》签订后不久的时间。日军拥有对东北地区的占领权后，势必会入驻各地，“抢掠，焚烧，压窑，扯票”，无恶不作，被侵略者阴影笼罩的村落宛如地狱般恐怖，东北地区的天也犹如血色染红般透着绝望的气息。在文化高压监管下，作者虽删除了部分辛辣描写，却仍保留着关键性线索，并使其重复出现以引起读者注意。
拟声词在汉语里是一种使用频率比较高、比较活跃的一类词。在艺术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借助拟声词来达到通感效果是非常常见的手法。“人们借助拟声词，使听觉以外的各种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超越本身的局限，转移向听觉。”[9]拟声词的抽象意义和形象色彩会使人联想，从而烘托气氛，加深感受，引发感情共鸣。作者直接安排拟声词开篇，令人疑惑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暗自交代了故事背景，“机关车”横行的村庄实则已被日本人占领。而结尾处又默默安排“机关车”“突，突，突”地飞驰而过，留下恶臭的雾气，一再强调大环境的背景。在耿二玲的《汉语拟声词》中是这样定义拟声词的表达作用的：“在描寫诡谲幽深的环境或突如其来的动作时，拟声词有时被用在句首，可产生一种突兀感，醒人耳目。”[10]由此可见，作者看似无规矩的安排实际效果极好的向读者传达了信息。 《山风》版中第二、三次出现“突，突，突”分别是在陶家岗乡亲们上街夺食与陆大戈走过刘家试图寻琴子又退缩时。“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物理性质（例如节奏、时长）有差别的同类声音，可以形成差别感受性。选用不同形式的拟声词，来准确地烘托不同的环境和气氛。”[11]每一次“突，突，突”地声音出现，必定伴随着某些悲剧的发生，而这声音传进陶家岗人们的耳朵里却成了福音，因为每次“机关车”经过会有饭盒从上边掷下来，为了食物，甘愿向侵略者乞讨，一切为了生存，人们眼里没有了家国的界限。而在老陆听来，这声音便如机关枪般刺耳，那是代表着“统治者”的声音，是“怪物”，是强击在心脏上的重锤之音，是提醒自己苟活于世的警钟，但最终老陆也未能逃脱的了这乱世的折磨。多次出现的“突，突，突”使读者每逢相遇便心惊肉跳。
反复出现的强调暗示部分以及拟声词的运用都是作者应对日伪政府文化监察所采取的抵抗选择，山丁的抵抗文学也被称为“反殖文学”，运用暗渡的方式来表达反侵略思想。
通过《臭雾中》两版本的对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监察力度以及文化政策下，作家的抵抗创作策略也会相应改变。1933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日伪政府对文化的殖民政策，东北沦陷区文学进入短暂“繁荣”期，此期间山丁发表在《夜哨》上的抵抗文学《臭雾中》内容辛辣，多处直接描写日伪政府残暴统治以及表达左翼思想字眼。而自1941年前后，日伪政府对文化加强监管，多数作家无法继续维持较为大胆的抵抗创作，转而暗渡信息，偷换关键词，曲笔写作，但其目的和主旨并未发生改变，甚至写作技巧更加娴熟，表达意图更加深刻，带给读者的冲击更为强烈，反侵略思想不减反增。
注释：
[1]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
[2]梁倩，《臭雾中》，《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5日.
[3]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4]梁倩，《臭雾中》，《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12日.
[5]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6]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7]梁倩，《臭雾中》，《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5日、19日.
[8]山丁，《臭雾中》，《山风》，益知书店，1940年6月.
[9]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10]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11]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参考文献：
[1]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M].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4.
[2]刘晓丽.反殖文学·抗日文学·解殖文学——以伪满洲国文坛为例[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5年02期.
[3]梁倩.臭雾中[M].《大同报·夜哨》，1933年11月5日、12日、19日.
[4]山丁.臭雾中[M].《山风》.益知书店，1940.6.
[5]耿二玲著.汉语拟声词[M].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12.
[6]冯昊.乡土叙事与反抗意志——沦陷时期山丁的民族意识[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7]刘莉娟.乡土书寫与家园情怀——论东北沦陷区作家梁山丁的乡土小说创作[D].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