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周百义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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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武汉大学毕业,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到如今担任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让周百义先生积累了大量的出版经验,成为国内出版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名专家。2019年5月底,《中文论坛》编辑团队前去拜访了周先生并进行了交流。本文为此次访谈的文章,周先生从自身的出版实践出发,生动而翔实地介绍了自己投身出版业的经历,探讨了编辑与作家的关系、历史小说的出版、目前的行业瓶颈以及新时代编辑的定位和职业素养等问题,发表了对知识付费、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等现象的看法,并分享了有效进行图书市场调研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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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开展混合式教学成为学校教育的新常态、新趋势,如何甄选SPOC平台进而构建O2O混合式教学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在明确SPOC在混合式教学中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和比较系统型、交流型和资源型等不同类型SPOC平台的优缺点和适用性,重点构建基于SPOC的O2O混合式教学模式,并从课程教学目标定位、SPOC平台甄选、课程资源库建设、教学组织、课程考核等维度论述促进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融合”的路径对策。
曹禺的戏剧创作深受欧美戏剧特别是古希腊戏剧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作家的影响。受学术视野和历史语境的影响,我国文学批评界关于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曹禺比较研究以感悟式的短篇评论居多,但系统性的、学理式的探究稍显不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成果主要以刘绍铭的《曹禺论》为代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在以比较文学的视角观照曹禺戏剧时,既更为客观地认可其所受欧美戏剧的多方面影响,又多方位发掘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性,从而
【摘 要】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初中物理具有较强的实验性,很多物理教学过程都离不开实验教学。但是,随着升学压力的不断增大,很多学校及教师都将精力放在应试教学上,导致物理实验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得不到科学有效地开展,再加上一些教师采用的物理实验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较为单一陈旧,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问题。随着学生学习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仅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提高造成一定的制约。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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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从呼吁到落实,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文从儿童本位论、泛儿童文学论出发,重新检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发出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时代呼吁,引人思考。以儿童文学出版的方式,倒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是一个鲜明特色,体现了出版与学术的互动关系。
顾随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思想深邃的学者,在诗词、剧曲、文学理论等方面颇有建树,对词的钻研与创作贯穿了他的全部人生。秉持“为人生”和“用新精神作旧体诗”的创作理念,顾随词在继承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基础上,渗透了词人在特殊时代对人生的体悟与反省。无论是写离别、悲愁、相思,还是上升到对整个人生的哲学思索,顾随词都在同一维度的不同侧面反映了顾随通达乐观、担荷运命的人生态度。顾随词极富生命力,这不仅得益于顾随自身的开放心态与博学多才,还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先行者鲁迅的影响。顾随词带给我
文章对《正音辨微》的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然后与《正音咀华》《正音切韵指掌》进行对比,指出后两者在音系上有哪些变化。
柳永存词共213首,凡用142调。沿用唐五代及宋初已有旧词调仅18调,首见和创始于柳永的新调共124调;小令为22调,中调有40调,长调占80调。定量分析显示,柳永用调创调的总体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用调总数名列两宋词人首位,与吴文英并列第一;用调体现出继承与创新兼备而以创新为主的成就与特色;用调也体现了体式丰富多样而以长调慢词为主体的鲜明特色;创作也显现出更注重创调用调的意识与实践。
张国光先生因其关于《水浒传》《红楼梦》和明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等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特有的争鸣论辩风格而闻名当代中国古代文史学界。事实上,崇尚“博览宏通”的张国光,学兼文史,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终生不减的学术热情,对于古代中国的文史典籍几乎都有兴趣。其中,对于先秦文献尤为重视。张先生关于先秦文史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炎黄文化与孔子思想评价”“屈原与楚辞研究”“《学记》评注”等方面。通观张先生先秦文史的研究成果,虽然所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能领悟到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和研究方
“欲勋南山”中的“勋”字应读为“遁”,迁居、遁居,意思是想要遁居于终南山。“雌往索菆”的“菆”可读为“棷”,义为木柴。“自解不能,卒上傅之”的主语都是雌鸟。所谓“傅”字,严格隶定应该是“付”,读为“附”,古书中也可写作“傅”,都表示附着。“吉凶浮泭,愿与女俱”的“浮泭”可读为“休否”,与“吉凶”对文,表示无论吉凶好坏,都要一起承担。
20世纪30年代,曹禺凭借《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一举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引起了戏剧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一些在华的欧美学者敏锐地介入演出批评现场,贡献出敏锐而中肯的媒体批评和学术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曹禺本人的海外访问及其剧作的对外交流和广泛传播,曹禺剧作的艺术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外戏剧研究者的关注,成为他们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难以忽视的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相继召开的关于曹禺剧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的学者参与研讨,涌现出大量视野开阔的优秀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