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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柏林德意志剧院带来了于2014年排演的剧作《等待戈多》，在大宁剧院上演。尽管已看过很多个版本的《等待戈多》，但今天的主创如何解读贝克特依然是我所感兴趣的。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的名作。贝克特这位曾当过乔伊斯助手，也被法西斯追捕过的剧作家，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身了带有实验性质的戏剧创作，他的风格后来被归为了“荒诞派”。此类剧作，充斥着荒凉、隔膜、悲观、迷茫、虚妄、绝望，这正符合“二战”后西方人陷入“上帝死了”这种窘境时的复杂心态。
此次主创在舞美的新奇设计、演员的喜剧式表演和对“荒诞”的态度上，做出了立足于当代的解读。在他们的处理下，原作中漫无边际的荒凉感和绝望感，被减弱了，黑色幽默的一面被放大，形成了一种对“世界荒诞性”的自嘲、适应，乃至释然。
首先，马克·拉梅尔特的舞美设计是一大亮点。剧中最主要的道具“一棵树”被抽象成十点半方向的一根竖杆上的一盏灯来表示。开场时，这盏灯扫视了一遍观众席，这和之前在鼓楼西上演的《审查者》用法很类似。正方形的舞台，呈斜坡状面向观众席，正中央挖了一个大大的圆坑，除“小孩”外，其他人物都从这坑里进出。原作中的帽子、靴子、胡萝卜等物品则都被省略了，形成了一场“无实物”的演出。舞台上还铺着一大块粉红色的布，怪异地冲击着观众视觉，在后面的剧情中，又代替了奴隶幸运儿背负的行囊。据舞美设计师介绍，灯和坑的意象来自二战时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的视觉元素——之所以追溯到集中营，是因为据剧组研究，《等待戈多》的故事雏形，是讲两个犹太人在等来接他们逃跑的“蛇头”！这样的设计，更改了《等待戈多》一贯的视觉调性，不再是开阔莽原中的寒冷一隅，却更像是人类置身于茫茫黑暗的宇宙中某颗奇异的小星球上。
其次，演员喜剧式的表演，为作品赋予了新的内涵。据主创介绍，柏林德意志剧院于2014年排演该剧，是出于该院保加利亚裔导演哥特谢弗的遗愿。哥特谢弗2013年去世之后，他的两名“御用”喜剧演员塞缪尔·芬兹与沃夫兰姆·科赫坚持要把这部作品排出来。这就先天注定了这一版《等待戈多》是喜感的。其实贝克特原著中，许多台词就很诙谐。尤其是爱斯特拉冈，十分擅长冷幽默，常常一句话噎死人。甚至舞台提示中贝克特还写过“弗拉基米尔用脑子”这样鬼魅的句子，突如其来戳到笑点没有一点点防备。因此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这两位主角的关系，就值得重新揣摩。在过往的排演中，这两人是相互独立的流浪汉，他们时而争吵，时而自说自话，“以致一度被教科书式地认为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毛尖语）。但是从形式上看，这两人的一唱一和很像是一对逗哏和捧哏的搭档。喜剧中，经常会使用两个性格有反差的人物，搭建成一种“对子组合”的人物结构，来形成喜剧效果。而此次《等待戈多》中，塞缪尔·芬兹与沃夫兰姆·科赫，两位喜剧演员的个人特质，也恰好形成了一老一少、一松一紧的反差，使得弗拉基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不再是两个性格非常模糊的符号，关系变得更近了。由此，两人之间的交谈、互动，就更容易碰撞出诙谐的火花。原作中本来不甚了然人物确切情绪的台词与动作，大多被他们处理成了“基友”间的打趣。肢体方面自然也没有落下，如弗拉基米尔预备观看幸运儿发表演说前的托腮动作、向观众扔烟头又忙道歉的动作，又如打乒乓球、打高尔夫球的桥段……这些都形成了准确的笑点，如此喜剧化的排演应是有意为之。
当我们把这一版奇趣的舞美设计和喜剧性的表演结合到一起，该剧的创见之处，便显露无疑——并非复刻上世纪战后人们迷茫的心态，也不是应制的经典剧目的宣传推广，而是立足当代，完成了一次对戈多的“等待”的延续。
周宁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一书中写道：“悲剧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喜剧的时代是反思的时代。”贝克特的时代是信仰沦丧的时代，因此陷入了荒诞。而今天，我们的时代，却或许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更深刻地反思信仰的源起过程、反思信仰的沦丧，以及反思信仰沦丧之后人们应当如何生活。柏林德意志剧院这版黑色幽默的《等待戈多》，正是始于反思信仰的沦丧——以探照灯代表的集中营时代；终于反思信仰沦丧之后的生活——戏谑着，在荒诞中等待。
在舞台上，演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假如舞台正中央有一个大坑，该怎么表演？”——这岂不正犹如人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已知世界是荒诞的，戈多不靠谱，该怎么生活？”
相比贝克特的那个时代，匆匆数十年，人类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进步。人类好像一直站在那棵树下等着戈多，等到盖了屋子、生了娃、放了羊、又生了娃、放了羊……但是戈多还是没有来。我们等得都已经没工夫迷茫了。我们学会了比过去更有趣的方式打发时间：当初的两位流浪汉只能不停地脱帽子、戴帽子、脱靴子、穿靴子，如今已可以打乒乓、打高尔夫了呢！
在我的理解中，奴隶幸运儿是与普罗大众最接近的角色。该剧还有两处比较重要的改动与他有关。一是幸运儿的一头白发不见了——那一头触目惊心得犹如人类痛苦史的三千丈白发，换成了一个短发的帅小伙。这或许是一种对新世界的隐喻。另一处是当这位帅小伙抱着粉红色的布，滑稽地跑上跑下，从滑坡滚落，原作中被奴役的苦难感消解了大半。他更像是一个稚嫩的学徒，笨拙、艰辛却又勤奋地执行着主人交代的任务。当他抱着这块布向前走着，靠观众席愈来愈近、愈来愈近之时，形成了一种压迫性，使观众产生紧张感和无处躲藏感，恍若所面对的幸运儿正是镜中的自己——一个笨拙、艰辛却又勤奋地应付着生活的人。
而在这样的时刻，所唯一可以给予人慰藉的事，正在于：这件压在幸运儿头顶和肩上的，使人笨拙、艰辛却又勤奋地疲于应付的硕大难缠的事物——它，是粉红色的。这或许正是即使世界如此荒诞，我们也依然愿意付出余生在其中一边等待着无谓的“戈多”，一边慢慢变老的理由。
可见，对幸运儿处境的聚焦，和对“等待”的方式的填充，成为当今戏剧团体复排《等待戈多》一剧的重点。期待随着时间的延续，看到更多各不相同的“等待”的方式。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的名作。贝克特这位曾当过乔伊斯助手，也被法西斯追捕过的剧作家，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投身了带有实验性质的戏剧创作，他的风格后来被归为了“荒诞派”。此类剧作，充斥着荒凉、隔膜、悲观、迷茫、虚妄、绝望，这正符合“二战”后西方人陷入“上帝死了”这种窘境时的复杂心态。
此次主创在舞美的新奇设计、演员的喜剧式表演和对“荒诞”的态度上，做出了立足于当代的解读。在他们的处理下，原作中漫无边际的荒凉感和绝望感，被减弱了，黑色幽默的一面被放大，形成了一种对“世界荒诞性”的自嘲、适应，乃至释然。
首先，马克·拉梅尔特的舞美设计是一大亮点。剧中最主要的道具“一棵树”被抽象成十点半方向的一根竖杆上的一盏灯来表示。开场时，这盏灯扫视了一遍观众席，这和之前在鼓楼西上演的《审查者》用法很类似。正方形的舞台，呈斜坡状面向观众席，正中央挖了一个大大的圆坑，除“小孩”外，其他人物都从这坑里进出。原作中的帽子、靴子、胡萝卜等物品则都被省略了，形成了一场“无实物”的演出。舞台上还铺着一大块粉红色的布，怪异地冲击着观众视觉，在后面的剧情中，又代替了奴隶幸运儿背负的行囊。据舞美设计师介绍，灯和坑的意象来自二战时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的视觉元素——之所以追溯到集中营，是因为据剧组研究，《等待戈多》的故事雏形，是讲两个犹太人在等来接他们逃跑的“蛇头”！这样的设计，更改了《等待戈多》一贯的视觉调性，不再是开阔莽原中的寒冷一隅，却更像是人类置身于茫茫黑暗的宇宙中某颗奇异的小星球上。
其次，演员喜剧式的表演，为作品赋予了新的内涵。据主创介绍，柏林德意志剧院于2014年排演该剧，是出于该院保加利亚裔导演哥特谢弗的遗愿。哥特谢弗2013年去世之后，他的两名“御用”喜剧演员塞缪尔·芬兹与沃夫兰姆·科赫坚持要把这部作品排出来。这就先天注定了这一版《等待戈多》是喜感的。其实贝克特原著中，许多台词就很诙谐。尤其是爱斯特拉冈，十分擅长冷幽默，常常一句话噎死人。甚至舞台提示中贝克特还写过“弗拉基米尔用脑子”这样鬼魅的句子，突如其来戳到笑点没有一点点防备。因此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这两位主角的关系，就值得重新揣摩。在过往的排演中，这两人是相互独立的流浪汉，他们时而争吵，时而自说自话，“以致一度被教科书式地认为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毛尖语）。但是从形式上看，这两人的一唱一和很像是一对逗哏和捧哏的搭档。喜剧中，经常会使用两个性格有反差的人物，搭建成一种“对子组合”的人物结构，来形成喜剧效果。而此次《等待戈多》中，塞缪尔·芬兹与沃夫兰姆·科赫，两位喜剧演员的个人特质，也恰好形成了一老一少、一松一紧的反差，使得弗拉基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不再是两个性格非常模糊的符号，关系变得更近了。由此，两人之间的交谈、互动，就更容易碰撞出诙谐的火花。原作中本来不甚了然人物确切情绪的台词与动作，大多被他们处理成了“基友”间的打趣。肢体方面自然也没有落下，如弗拉基米尔预备观看幸运儿发表演说前的托腮动作、向观众扔烟头又忙道歉的动作，又如打乒乓球、打高尔夫球的桥段……这些都形成了准确的笑点，如此喜剧化的排演应是有意为之。
当我们把这一版奇趣的舞美设计和喜剧性的表演结合到一起，该剧的创见之处，便显露无疑——并非复刻上世纪战后人们迷茫的心态，也不是应制的经典剧目的宣传推广，而是立足当代，完成了一次对戈多的“等待”的延续。
周宁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一书中写道：“悲剧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喜剧的时代是反思的时代。”贝克特的时代是信仰沦丧的时代，因此陷入了荒诞。而今天，我们的时代，却或许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更深刻地反思信仰的源起过程、反思信仰的沦丧，以及反思信仰沦丧之后人们应当如何生活。柏林德意志剧院这版黑色幽默的《等待戈多》，正是始于反思信仰的沦丧——以探照灯代表的集中营时代；终于反思信仰沦丧之后的生活——戏谑着，在荒诞中等待。
在舞台上，演员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假如舞台正中央有一个大坑，该怎么表演？”——这岂不正犹如人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已知世界是荒诞的，戈多不靠谱，该怎么生活？”
相比贝克特的那个时代，匆匆数十年，人类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进步。人类好像一直站在那棵树下等着戈多，等到盖了屋子、生了娃、放了羊、又生了娃、放了羊……但是戈多还是没有来。我们等得都已经没工夫迷茫了。我们学会了比过去更有趣的方式打发时间：当初的两位流浪汉只能不停地脱帽子、戴帽子、脱靴子、穿靴子，如今已可以打乒乓、打高尔夫了呢！
在我的理解中，奴隶幸运儿是与普罗大众最接近的角色。该剧还有两处比较重要的改动与他有关。一是幸运儿的一头白发不见了——那一头触目惊心得犹如人类痛苦史的三千丈白发，换成了一个短发的帅小伙。这或许是一种对新世界的隐喻。另一处是当这位帅小伙抱着粉红色的布，滑稽地跑上跑下，从滑坡滚落，原作中被奴役的苦难感消解了大半。他更像是一个稚嫩的学徒，笨拙、艰辛却又勤奋地执行着主人交代的任务。当他抱着这块布向前走着，靠观众席愈来愈近、愈来愈近之时，形成了一种压迫性，使观众产生紧张感和无处躲藏感，恍若所面对的幸运儿正是镜中的自己——一个笨拙、艰辛却又勤奋地应付着生活的人。
而在这样的时刻，所唯一可以给予人慰藉的事，正在于：这件压在幸运儿头顶和肩上的，使人笨拙、艰辛却又勤奋地疲于应付的硕大难缠的事物——它，是粉红色的。这或许正是即使世界如此荒诞，我们也依然愿意付出余生在其中一边等待着无谓的“戈多”，一边慢慢变老的理由。
可见，对幸运儿处境的聚焦，和对“等待”的方式的填充，成为当今戏剧团体复排《等待戈多》一剧的重点。期待随着时间的延续，看到更多各不相同的“等待”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