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优秀德语戏剧作品在中国上演，引发了国内戏剧圈对其创作风格、方法、理念的热议，德语戏剧似乎被戴上了某种神秘的光环。2016年6月，拥有半世纪历史的“柏林戏剧节”来到了上海，带来了三台风格迥异的剧目，上海的观众终于可以一睹真容。为促进更深入的交流，上戏田蔓莎主持的戏曲创新工作室组织了讲座和工作坊，本刊特别精选了一些精彩内容，就让这些德国创作者来为我们揭开德语戏剧的神秘面纱吧。
　　为何总是一张严肃脸？
　　此次来上海展演的三部德语戏剧作品的调子都比较灰暗、主题都比较沉重，讲座上就有同学提问：德国戏剧是否都是如此严肃？
　　《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的戏剧构作Sybille Meier玩笑似地回应道：“德国人就是这样，就是拒绝表现美好的，就想要悲剧性的东西，就是要摆出一副严肃脸。”说完，大家都笑了，随即她以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因为，德国戏剧界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直面人生或者社会的黑暗，我们要去批判，我们要去揭露。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原则出发就不可以有幽默和笑声在舞台上，我们还是有很多滑稽的喜剧表演，但让观众发笑的背后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身处的世界。戏剧对我们来说，批判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Karin Henkel，《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的导演，则进一步解释了德国戏剧为何如此严肃的渊源。她认为德国戏剧受到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二战”、冷战包括现在当代的社会问题，德国的剧作家都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会特别去追问一些问题，比如在战争当中个人的罪责等。“我们是非常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代剧作家、导演。在我的作品当中所有人物都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是错的、有罪责的，对自己没有一个清醒明智的认知，这是我想直面的现象，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受害者在展现，实际情况不是的。”所以，她在《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中不是把剧中人当作受害者，而是当作施害者。
　　其实在德国，戏剧形式和创作者的风格也是在不断衍变的，Karin Henkel以自己为界限，在她之前的导演风格都是比较传统的，在她以后的都是非常大胆的。“我是四十岁中间，五十岁不到的年纪，比我小的三十岁、二十岁的这一代都非常大胆、非常勇敢，他们的表现手法都是比较大胆、创新的。特别是在美学上、艺术手法上、演员表演的身体语言上都是非常夸张的，我说的大胆是一个褒义词，是德国当代的戏剧导演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非常大胆、非常新锐的感觉。”
　　Karin Henkel认为德国戏剧的特色是勇敢，“我们特别勇敢”。这种勇敢不仅体现在创作上的直面残酷，还体现在演出后的直面观众。“这一代的导演和演员非常希望和观众有交流，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会留在舞台上，欢迎观众去跟他们沟通。我们的作品已经在北京上演了，有一些跟观众的互动，他们告诉我在中国的舞台上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作品。中国戏剧和我的风格是相反的，总是愉快、美好的。中国的舞台上总是欢快的颜色，人都是很美的，最后都是大团圆的结局，不是阴郁、内心黑暗的感觉，让人看完之后是一种不愉快的心情。或许对于一些年老的观众来说，我的舞台对他们来说太极端了。但让我很开心的是那些不常去剧院、认为剧院或者舞台上的人都是非常无聊的那些观众自从看了我的戏之后，觉得戏剧根本就不无聊。”
　　戏剧构作一词是由德文词Dramaturgie翻译而来，这个概念来自于德国，国内也有戏剧工作者开始尝试这项工作。然而，绝大多数人对戏剧构作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一个概念，终于这一回德国资深的戏剧构作近距离地告诉我们，戏剧构作到底做什么？在整个戏剧创作中担当怎样的一个角色？
　　作为汉堡德意志剧院的资深戏剧构作，Sybille Meier介绍道：“戏剧构作，一般有三个工作领域，三个工作任务。在汉堡德意志剧院有4个戏剧构作，我们的任务首先是为一个演出季确定剧目，选择什么样的导演，还要选定演员，确定演员阵容，我们和艺术总监是紧密合作的。第二个工作领域，是参与戏剧的创作，我和导演一起确定演出的戏剧文本以及基本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在排演的过程中，我是一个挑剔的旁观者，会提出批评、意见，可以称为顾问的一个角色。我也负责设计宣传手册和导演对这部作品的阐释，我需要用文字写下来，做成一个宣传手册。第三个工作领域，我要和观众有互动，像现在做的这样，一些公关或者一些和观众进行交流的活动，如工作坊、讲座，这些是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作品，这也是我的任务。”作为戏剧构作，她需要和导演一起确定文本，像这次带来上海的易卜生的经典作品，她和导演两个人一起删掉了三分之一的文本。虽然剧是以男性名字命名的，但她们要表现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为了要符合作品要表现的女性视角，她们把原作第三章整个删掉了。
　　讲座上，有学生提问：“在中国，导演掌控一切，很难容忍另一个人给他提想法。在德国，戏剧构作是如何与导演一起工作的？”
　　柏林德意志剧院《等待戈多》的戏剧构作Clous Caesar回应道：“你如果是一个好的戏剧构作的话，不会出现你要和导演有权利斗争的状况，实际上你是起到辅助作用的。当然有的时候导演不是特别有经验，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的话，作为戏剧构作的角色会更复杂一点。我认为在剧场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演员，其次是导演，其次是戏剧构作。所以我的角色可以说是分成一半一半，首先一半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帮助导演，处理一些潜在的冲突，包括写宣传文本。我另外的职责是和剧院的选择有关，比方说剧院做哪些戏，要审核哪些导演。在我们剧院里一共有6个戏剧构作，当然我们上面的大老板是艺术总监，由他决定整个方向。所以一方面我给导演提供意见，另外一方面我也为艺术总监提供意见。”
　　诞生于1964年的柏林戏剧节，与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节”，集德语戏剧之大成，每年五月在柏林举办。通过此次讲座和工作坊的交流，德国的创作者们为我们带来了柏林戏剧节最新的讯息。 　　在以《女性导演的创作视角》为主题的讲座中，Sybille Meier介绍今年的柏林戏剧节变得越来越女性化，变得越来越年轻化。柏林戏剧节已经有52年的历史，但是到今天是首次有这样的现象，有一半的导演作品是来自女性导演。这是在德国最著名的戏剧界学术杂志《当代戏剧》，其中一篇主打文章《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戏剧界》中提到的。“在德国，现在艺术总监当中70-85%是男性，只有15%是女性，有71%导演是男性，剩下的比例是女性。柏林戏剧节每年从几百部戏剧作品当中挑选最优秀的十部作品邀请他们来柏林参演，评委由7位戏剧评论家组成，其中一位给了评语——戏剧行业仍然是男性主宰的天地。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女性导演已经逐渐占领了舞台，这是令我感觉到非常愉快的事情。”
　　除了女性导演的增加，《等待戈多》的舞台设计Mark Labmert还给我们带来了柏林戏剧节的新动态。“这一次柏林戏剧节，开幕的时候戏剧节负责人做了一个讲话，他说我们这个戏剧节是第52届，但是第一届在整个戏剧节里面没有一个是莎士比亚这样大的、完整的作品，都是些文本的片断。而且很多入选的作品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在传统剧场空间里演出的戏，更加像是一些戏剧事件或者是剧场事件。也许从明年开始，整个剧场的传统工作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传统德国的戏剧体系里面，戏剧构作是最重要的角色，他先找到一个文本，分析这个文本，然后分析剧作背景，判断是否可以上演，他个人认为这样的创作方式在未来也会过去，各种各样自由的阐释现在都变成可能了。“他们在寻找一些不同的可能性；不同艺术门类界线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楚，而且很多时候会融合在一起；整个艺术创作的团队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像传统的这些导演或者是剧作、戏剧构作这些结构都会发生变化，相应技术团队也会发生变化。将来十年、二十年，我们现在说的导演、设计这些角色的定义全部都会变。毫无疑问，相信我们很快会迎来完全新的体系。”
　　听闻Mark Labmert的一席话，柏林戏剧节系列讲座的主持人田蔓莎说道：“戏剧构作在中国刚被了解和引进不久，而德国艺术家们早在思考和讨论着戏剧创作将要发生结构变化的一些可能。”田蔓莎认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世界戏剧发生着怎样变化的原因。“交流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在戏剧上有所发展，就要知道别人走在哪里，才知道我们走在哪里，很多问题可以随着交流慢慢地清晰起来。”
　　此次柏林戏剧节在上海的展演，可谓是沪上戏剧界的一大盛事，圈内人、戏剧爱好者齐聚大宁剧院。整理这篇讲座文章时展演早已落幕，但至今笔者还对某次偶遇的对话记忆犹新。看戏前遇见一位年轻的导演朋友，便问他近日有何作品。他笑称，近期已经不打算做戏，看了那么多国外好戏，需要好好沉淀一下，因为不光是技术层面的差距。我们不禁相视无语，一笑而过。
　　的确，我们的戏剧需要沉淀和反思，然而，在高山面前也毋需因仰望而裹足不前。我们的戏剧人应当更多地去观望他人的作品，学习他人的工作方式，更要“拿”他们大胆创新的精神、严谨认真的态度。当然，“拿来主义”的简单复制不可取，别人的成功无法复制，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到问题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