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四年前，时常从波尔夫妇的来信中得知老先生病重或病危的信息，每次都心怀忧虑又心存侥幸，以为他会化险为夷。及至真正的噩耗传来，头脑竟一时空白。
　　说起对波尔先生的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的坚强与好学。尽管他晚年时常生病，却学会了用博客，书写着过去70余年的科幻界掌故——科幻作家的快乐人生在这里能略知一二。
　　弗雷德里克·波尔，1919年11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他10岁就酷爱科幻，喜读当时被戏称为“破纸团”的科幻杂志——因为使用劣质纸张印刷。这样的阅读倾向，让波尔更愿将精力用在天马行空的思考而非课堂，高中未毕业就辍学。20世纪30年代，波尔参与筹建了著名的纽约科幻俱乐部，与许多未来的著名科幻作家或科幻文学编辑建立起深厚友谊。
　　此时的波尔偶有创作，作品总体来说还未呈现出更深沉和丰富的内涵。“二战”中，波尔参军并在意大利服役，战后进入广告行业，亲身感受到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及其弊端，这成为他之后许多经典作品中的重要主题。
　　波尔对科幻领域的贡献远超多数科幻作家，他还是著名科幻编辑、代言人、作家经理人。从19岁起就主编两份重要的科幻期刊，为打造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贡献力量，助力许多科幻作家推出成名作。他主持的两份杂志，每月各有区区405美元的预算，为了保本，篇幅只能限定在4.5万字。但因为对科幻的热爱，波尔快乐而艰难地坚守着，有时为节省资金，不得不亲自执笔大量文章。
　　20世纪40年代，科幻小说开始广受瞩目，也得到应有的尊重，波尔的资源与特长，让他适时地成为联系科幻作家和主流出版商的纽带。人们因而认为，仅凭波尔的编辑才能，便足以获得美国科幻界任何大奖。但他的事业不止于此，还担任科幻演讲家，到各个行业作有关未来的报告，成为科幻领域的权威代言人。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时常从美国各大报刊读到他对科幻的推介，言语朴实，内容精到。
　　有一些时候，波尔尝试离开“空谈”进入“实操”，他做过广告，还成功地替诸如阿西莫夫这样的作者当过代理。20世纪50年代，他的人生进入作家轨道，表现出普通写作者难以企及的刻苦精神。他长久保持原创工作，每天必定写够四页才作罢。由于不懈努力且对未来充满激情，在随后近60年中，创造出许多成功的传奇。
　　谈波尔的科幻作品，首推1953年的反乌托邦小说《太空商人》。这一根据作者的广告商经历撰写的故事，成功描述了资本主义的领地被拓展到太空后发生的一切。此书被列入最早讥讽美国消费主义弊端的作品之一，可见波尔出手就不凡。接下来，他尝试与名家联手，C.M.考恩布鲁斯、莱斯特·德尔·雷伊、杰克·威廉森等当时的大腕，波尔与之合作均得心应手。其中有关海底世界的三部曲《海底探索》《海底舰队》和《海底城市》，表现出强烈的动作性，成就科幻小说走向情节小说的典范。
　　波尔出版于1976年的《人变火星人》（Man Plus），实为最早的赛博格（cyborg）小说之一。故事讲述美国宇航局对人进行多次手术以适合火星探险。但彻底切除生殖器也无法阻挡人们残留的爱情，人机混合体所面对的困境得到生动呈现，难怪小说很快获得美国科幻大奖“星云奖”。
　　次年，《通向宇宙之门》（Gateway）再次将太空探险和心灵探险合二为一，将科学带来的机会和危险水乳交融。这一次，他包揽“雨果”“星云”和“坎贝尔”三项大奖。1979年，波尔的影响更是超出科幻界，凭借《杰姆星》（又译《星际争雄》）一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尽管成绩斐然，波尔很清楚自己身上的软肋。因为只是中学毕业，又从事处处与科学相关的创作，他很努力地自学。记得有一次波尔来京访问，我与他见面交谈后，临走时获赠一本他正在阅读的《科学》杂志。这令我不禁感慨万千——美国科幻作家读着这样的杂志写作，这和阅读《参考消息》科技版寻找灵感的我们，真的判若天壤。
　　除了私人友谊，我十分钦佩波尔先生，因为他是美国作家中，少数几个坚定相信且践行着科幻是一种全球文化主张的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波尔就曾到中国访问，在上海科技会堂向中国作家介绍美国科幻的发展，并期待中国人融入世界科幻家族。1991年的中国科幻，遇到了严重困难，波尔和查理·布朗、布理安·奥尔迪斯等人义无反顾地来到成都，参加了《科幻世界》举办的活动。1997年，波尔再度来华，第三次对中国科幻表示支持。幸运的是，在上述场合，我都见到了大师，获益良多。
　　告别波尔，对美国和中国作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科幻文学刚刚处于复兴时段的我们和世界，他的存在有着多重意义。我们期盼，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世界科幻的友善大使之谢幕，将不是一种文化和交往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