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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在2013年二季度再度恢复成长，尽管仅有0.3%，但对在萎缩线上挣扎了18个月的欧洲而言，仍不啻为一则好消息。
这一趋势能否保持，高失业率是主要拦路虎。根深蒂固的高失业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风险，也可能使市场再度怀疑欧元区二线国家的债务是否可控。如何确保就业市场的复苏，是欧盟决策者们的首要工作。
在这方面，德国不吝啬与邻国分享自己失业率仅有6%上下的秘诀——“双元制”教育。“我们的教育始终能和市场需求挂钩。”德国劳工及社会事务部部长莱恩多次公开推广这种课堂与企业教学相结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
2013年，欧盟和OECD不约而同地提出应将德国的职业教育树为国际典范，称其为“解决青年失业和技术工人短缺问题的有效措施”。
对如今过半年轻人失业的希腊和西班牙来说，德国只有不到8%的青年失业率是“双元制”成功的最好证据。德国已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签署了备忘录，帮助这些处于泥潭中的国家建立职业教育体系。
不过，德国驻华商会人事与职业教育总监白丽塔（Britta Buschfeld）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元制教育是建立在德国的整体教育体系和产业结构基础上，德国国内经济发展均衡，基建完善，大量中小企业成为吸收学徒的主力军。“双元制模式并不是一剂万能药，单纯照搬德国经验是不可行的。”
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有能力提供低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通常能在出口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德国长期稳守出口大国的地位，却与低价无关。
德国联邦职教研究所（BIBB）指出，德国作为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人口不足1亿，能确定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创造了高素质劳动力，保证了“德国制造”的口碑。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出现在德国，但该国的大学生人数却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接近六成的中学生毕业就选择了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分为两种，占主流的是“双元制”职业教育，参加另一种全日制职业教育的学生是少数。
对于德国人来说，通往职业教育的道路在很早的人生阶段就开始铺设。小学阶段除了少数州为六年（如柏林）外，其余为四年。10岁从小学毕业后，学生无需进行统一考试，依据小学成绩、教师鉴定、家长意见以及学生志趣等进行分流，入读四种不同类型的中学，包括文理中学、实科中学、职业预科和综合中学。其中文理中学（Gammar School）课程侧重学术理论，明确以升读大学为进路，其余三种中学基本是为学生16岁以后的职教学习做准备。
18岁的德国青年迪特马尔（Robin Dittmar）从小是一个“飞机迷”。他特别迷恋父亲那辆车牌号码为“747”的大众小汽车，每当坐在上面，就幻想着自己身处密布按钮的飞行驾驶舱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学业成绩不足以让他成为一名飞行员，但他的飞机梦并没有完全破灭。两年前初中毕业时，德国汉莎航空的技术部门为他打开了大门，迪特马尔成为一名飞机维修学徒。
在汉莎的维修车间里，学徒们以小组为单位，每天在专业技师的指导下，练习在飞机上钻孔、焊接和检测螺旋桨。导师会提出各种在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让小组成员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并提交书面报告。
“能在真正的飞机上实操感觉非常好，我相信毕业后自己会对飞机非常熟悉。除了汉莎，我也能胜任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的维修工作。”迪特马尔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有信心。
和迪特马尔一样有志于成为学徒的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可选定职业方向，并与经政府验证资格的企业签约成为学徒。学徒每周大部分时间在企业里学习实操技能，只花一至两天的时间到与企业对接的公立职教学校学习理论知识。
虽是学徒，但也可以拿到企业支付的一定工资，约为熟练工的三分之一。以迪特马尔为例，他每个月能拿到大约1000欧元。经过三年到三年半时间的学习，学徒通过商会的考核后，便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们在尚未成年之时就划定了职业生涯，未免有遏制其潜力发展之虞。白丽塔就此向《财经》记者解释，几种中学之间的流动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有针对职教学生的高等职业学院和应用类大学。
双元制学习结束后，学徒可以选择就此踏入社会，也可以继续深造获得更高级职业认证或者进入大学，优秀的苗子还可以得到企业的资助。“对于家庭不那么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双元制既可以学到专业技术，也可以获取报酬，是非常受欢迎的选择。”白丽塔说。
虽然在欧美国家都存在失业率高企的问题，尤以青年人失业为患；但另一方面，不少企业抱怨，大量职位空缺却找不到合格的毕业生。欧洲央行在2012年度劳动力市场报告中指出，危机爆发以来，就业市场的结构性不匹配在欧元区各国都有明显化的趋势，尤其在意大利、爱沙尼亚和爱尔兰。
欧元区目前有1926万人失业，欧洲央行担忧这些在经济复苏后仍然失业的低端工人，将会是欧洲劳动力市场长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德国的教育体制之所以得到推崇，很大程度归结于它解决了结构性失业。
“双元制”教育的核心概念在于企业和学校一起培养学徒，根据企业的需求量身打造未来工人们应该有的技能。
BIBB研究员克雷斯（Hannelore Kress）表示，招聘一个没经过职业培训的员工，从入职到上手需时两年到三年，对企业来说是一笔更大的隐形成本；相较而言，企业一手培养起来的学徒更了解企业的产品和运作，是量身定做的人才，忠诚度也更高。
此外，学徒大部分时间在企业实操，确保学习内容能与技术更新同步。例如，德国的车企巨头宝马、奔驰、大众等公司会把最新款汽车提供给学校用于教学，保证学徒学到的维修知识不会到毕业之日已成明日黄花。
汉莎航空的职业教育总管迈因霍尔德（Hans-Peter Meinhold）表示，“培训的成本虽然不菲，但从长期来说，雇佣学徒的性价比很高。” 据官方统计，企业每年花在一个学徒身上的净成本平均大约在8700欧元。但迈因霍尔德表示，一个技工一辈子只服务于一家企业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经济危机期间，这些学徒出身的老员工愿意减低工时，变相减薪，“一旦经济恢复，这样的员工马上就能全力恢复生产，公司无需重新招人培训。” 迈因霍尔德将双元制出身的员工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学徒制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世纪的手工作坊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厂房，一直都有学徒的身影，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对学徒制的推崇又多了新的原因。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学家恩斯特（Ekkehard Ernst）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德国制造业对产品质量有极高的要求，所以许多企业不愿意将车间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宁愿在本国多雇佣工人来生产所需的核心零部件。
除了保证质量，还可以防止核心技术外流，“德国劳动力市场对熟练技工的需求从未间断”。
“二战”后，职业培训作为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重要措施被政府大力推广，1969年联邦政府公布了《联邦职业教育法》，“双元制”被制度化。法律规定企业在双元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从招生到培训，从制定学徒岗位数目到培训计划等，基本上都由企业负责，在大企业内部还必须设有专职职教管理人员。此外，企业也是双元制的主要出资者。
即使德国的学徒制历史悠久，但将这一传统转为现代校企合作办学的职教模式，仍然遭到了不少的反对：部分公司认为培育人才应属政府公共服务，而不应由企业承担。
作为回应，德国政府尝试将公司负责的职教成本降低，并推出机制激励企业承办职业教育。税收政策的优惠是最常使用的方法，例如政府将企业用于教育的费用都计入经营成本，减少其纳税额；中小企业还可以组成培训联盟，共同承担费用。
根据白丽塔的观察，目前德国企业对双元制的认同度非常高，并将其视为对未来的投资。去年全国约有20%的企业自愿雇用了双元制学徒，接收了接近60万个学徒。其中，超过九成的大型公司提供学徒岗位。BIBB调查显示，企业参与的最常见原因包括学徒可以直接适应公司的需要，在市场上找不到合适员工以及可以防止人才流失。2011年，德国企业培养学徒的总花费为238亿欧元，3倍于政府在此项的支出。
在金融危机时期订单下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这样规模的投资对企业形成压力。不过白丽塔表示，根据商会成员的反馈，危机并没有减低企业参与学徒培训的意愿。“对于德国大量的家族企业来说，需要考虑的不只是如何度过危机的几年，而是未来几十年的远景发展。从长期考虑，双元制依然是最大程度开发人力资源的最佳选择。”
虽然双元制是企业主导，但德国政府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政府来说，年轻人融入就业市场关乎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政府、商会、工会以及研究机构都必须提供信息，各方互动推进有关双元制教育的决策。
在每年的总结报告中，企业会向工会和政府反馈招聘需求，联邦就业局会因应信息作出下一年的职位空缺预测；BIBB作为教育部的研究机构，则对课程内容更新提出报告。
教育部是一位协调各方的总指挥，每年都会召集劳资双方、教师代表和BIBB进行研讨，决定新增、废除或变更某些职业，尽量做到职业设置与市场同步。克雷斯表示，为了快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从调研到执行，通常只有九个月左右。
在2001年-2010年间，有45种新职业被引入列表，163种职业的教学大纲被更新。目前官方目录上有333种岗位，除了传统的制造业、手工业蓝领工人，还包括媒体数码设计师、飞机电子技术员等新兴职业。
双元制职业设置不仅全面，还有非常细致的分别，例如烤面包与制作糕点分属不同专业，保险推销员和百货商店推销员有不同的教学要求。但由此也让年轻人在复杂的分类面前感到困惑、难以取舍。因此从19世纪以来，为年轻人提供职业规划咨询就是政府劳动部门的法定义务。教育部门和学校会组织学生到各类型的企业参加讲座或者实习。一些青年社团和NGO也加入进来，为学生提供模拟职场体验，从中帮他们挖掘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去年有超过八成的学徒表示，自己进入了满意的行当。
针对各种职业，政府都设有教学大纲及管理规范。克雷斯表示，这与企业主导双元制并不矛盾，政府只是规定了学习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至于要通过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可因行业、企业的需求而变化。
白丽塔还表示，为了使学生有更多选择，双元制强调学习内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并不是狭隘地针对某个岗位教学。如汽车企业会提供选修课程让学生学习各种机械知识，而不是只教他们如何维修本公司汽车的某个零部件。
在双元制的学习过程中，学徒在工作过程中对行业动态有一定了解，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自己的就业方向。
汽车维修学徒可以在毕业后从事喷漆工、服务机械工、机电一体工等职位，积累了工作经验后可以继续深造擢升为师傅、商务人员等。师傅证照（Meisterbrief）是各行业最高等级职业称号，不仅是技能的证明，在一些行业里还是资历与声望的象征。一位师傅甚至能获得比工程师更高的收入和尊重。
汉堡大学的社会经济学家路德（Rolf von Luede）表示，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双元制也并不能完全消灭就业市场的不匹配。德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年轻人的数量急剧减少，许多学徒职位因此空缺。
与五年前相比，目前德国东部的中学毕业生人数只有当时的一半。许多小企业因为连续好几年都招不到学徒，最后不得不取消这个岗位。人口老化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退出双元制。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存的局面，德国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教育制度，学校种类众多，升学进路繁杂。部分年轻人困在系统的“夹缝”中，也就是所谓的“过渡体系”。过渡体系中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群体：一是没有双元制入学资格或没被心仪公司录取的低龄学生；二是没有通过毕业考试或中途辍学，没能毕业的学徒。去年，有近27万年轻人落入“过渡体系”，前者的人数占大多数。
恩斯特认为，虽然德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过渡系统”中的年轻人可被视为隐形失业。2011年，有8万多人放弃了针对“过渡系统”提供的培训，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在没有技能傍身的情况下流入社会，只能从事一些不需要职业资格的低端工作，甚至长期靠打零工生活。
由于人口老化，政府近年来开始逐渐放宽移民政策，部分移民家庭的孩子因德语不好或者不适应德国的教育体制而更容易陷入“夹缝”当中。
双元制的另一个挑战是产业的升级。今年，德国政府推出了发展“工业4.0”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这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要发展“智能工厂”，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持，强调对产品定位更精准，产品呈现定制化趋势。
虽然双元制一直以培养高素质工人著称，但“工业4.0” 对操作技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有学者认为双元制在未来培养出称职学徒的前景堪忧。
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IFO）的经济学家魏斯曼（Ludger W?smann）研究发现，接受职业教育时学到的技能“以更快的速度变旧”，早期的培训可能在个人到50岁的时候显示出后继无力。
因为着力培养熟练技工，基础教育在双元制教育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2004年OECD组织的“国际中学生测试计划”中，德国中学生的阅读成绩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5岁的中学生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不能很好地理解一篇简单的课文，这给教育界带来极大的震动。在此冲击后，政府着手改革基础教育，包括延长课时，在职业学校的课程中加大阅读、数学等科目的比例，部分州政府还将10年基础教育的时间增加为12年。
魏斯曼告诉《财经》记者，改革之前，德国已经培养了好几代基础知识较弱的双元制工人，他们是否能应对“工业4.0”的冲击让人担忧。产业升级换代，首先面临淘汰的将是低素质的工人。
克雷斯表示，德国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企业和工人中推行在职培训，期望在新技术革命到来前更新劳动力的知识储备。
这一趋势能否保持，高失业率是主要拦路虎。根深蒂固的高失业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风险，也可能使市场再度怀疑欧元区二线国家的债务是否可控。如何确保就业市场的复苏，是欧盟决策者们的首要工作。
在这方面，德国不吝啬与邻国分享自己失业率仅有6%上下的秘诀——“双元制”教育。“我们的教育始终能和市场需求挂钩。”德国劳工及社会事务部部长莱恩多次公开推广这种课堂与企业教学相结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
2013年，欧盟和OECD不约而同地提出应将德国的职业教育树为国际典范，称其为“解决青年失业和技术工人短缺问题的有效措施”。
对如今过半年轻人失业的希腊和西班牙来说，德国只有不到8%的青年失业率是“双元制”成功的最好证据。德国已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签署了备忘录，帮助这些处于泥潭中的国家建立职业教育体系。
不过，德国驻华商会人事与职业教育总监白丽塔（Britta Buschfeld）对《财经》记者表示，双元制教育是建立在德国的整体教育体系和产业结构基础上，德国国内经济发展均衡，基建完善，大量中小企业成为吸收学徒的主力军。“双元制模式并不是一剂万能药，单纯照搬德国经验是不可行的。”
职业教育
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有能力提供低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通常能在出口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德国长期稳守出口大国的地位，却与低价无关。
德国联邦职教研究所（BIBB）指出，德国作为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人口不足1亿，能确定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职业教育创造了高素质劳动力，保证了“德国制造”的口碑。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出现在德国，但该国的大学生人数却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接近六成的中学生毕业就选择了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分为两种，占主流的是“双元制”职业教育，参加另一种全日制职业教育的学生是少数。
对于德国人来说，通往职业教育的道路在很早的人生阶段就开始铺设。小学阶段除了少数州为六年（如柏林）外，其余为四年。10岁从小学毕业后，学生无需进行统一考试，依据小学成绩、教师鉴定、家长意见以及学生志趣等进行分流，入读四种不同类型的中学，包括文理中学、实科中学、职业预科和综合中学。其中文理中学（Gammar School）课程侧重学术理论，明确以升读大学为进路，其余三种中学基本是为学生16岁以后的职教学习做准备。
18岁的德国青年迪特马尔（Robin Dittmar）从小是一个“飞机迷”。他特别迷恋父亲那辆车牌号码为“747”的大众小汽车，每当坐在上面，就幻想着自己身处密布按钮的飞行驾驶舱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学业成绩不足以让他成为一名飞行员，但他的飞机梦并没有完全破灭。两年前初中毕业时，德国汉莎航空的技术部门为他打开了大门，迪特马尔成为一名飞机维修学徒。
在汉莎的维修车间里，学徒们以小组为单位，每天在专业技师的指导下，练习在飞机上钻孔、焊接和检测螺旋桨。导师会提出各种在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让小组成员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并提交书面报告。
“能在真正的飞机上实操感觉非常好，我相信毕业后自己会对飞机非常熟悉。除了汉莎，我也能胜任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的维修工作。”迪特马尔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有信心。
和迪特马尔一样有志于成为学徒的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可选定职业方向，并与经政府验证资格的企业签约成为学徒。学徒每周大部分时间在企业里学习实操技能，只花一至两天的时间到与企业对接的公立职教学校学习理论知识。
虽是学徒，但也可以拿到企业支付的一定工资，约为熟练工的三分之一。以迪特马尔为例，他每个月能拿到大约1000欧元。经过三年到三年半时间的学习，学徒通过商会的考核后，便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们在尚未成年之时就划定了职业生涯，未免有遏制其潜力发展之虞。白丽塔就此向《财经》记者解释，几种中学之间的流动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有针对职教学生的高等职业学院和应用类大学。
双元制学习结束后，学徒可以选择就此踏入社会，也可以继续深造获得更高级职业认证或者进入大学，优秀的苗子还可以得到企业的资助。“对于家庭不那么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双元制既可以学到专业技术，也可以获取报酬，是非常受欢迎的选择。”白丽塔说。
企业投资“未来”
虽然在欧美国家都存在失业率高企的问题，尤以青年人失业为患；但另一方面，不少企业抱怨，大量职位空缺却找不到合格的毕业生。欧洲央行在2012年度劳动力市场报告中指出，危机爆发以来，就业市场的结构性不匹配在欧元区各国都有明显化的趋势，尤其在意大利、爱沙尼亚和爱尔兰。
欧元区目前有1926万人失业，欧洲央行担忧这些在经济复苏后仍然失业的低端工人，将会是欧洲劳动力市场长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德国的教育体制之所以得到推崇，很大程度归结于它解决了结构性失业。
“双元制”教育的核心概念在于企业和学校一起培养学徒，根据企业的需求量身打造未来工人们应该有的技能。
BIBB研究员克雷斯（Hannelore Kress）表示，招聘一个没经过职业培训的员工，从入职到上手需时两年到三年，对企业来说是一笔更大的隐形成本；相较而言，企业一手培养起来的学徒更了解企业的产品和运作，是量身定做的人才，忠诚度也更高。
此外，学徒大部分时间在企业实操，确保学习内容能与技术更新同步。例如，德国的车企巨头宝马、奔驰、大众等公司会把最新款汽车提供给学校用于教学，保证学徒学到的维修知识不会到毕业之日已成明日黄花。
汉莎航空的职业教育总管迈因霍尔德（Hans-Peter Meinhold）表示，“培训的成本虽然不菲，但从长期来说，雇佣学徒的性价比很高。” 据官方统计，企业每年花在一个学徒身上的净成本平均大约在8700欧元。但迈因霍尔德表示，一个技工一辈子只服务于一家企业的情况并不少见；在经济危机期间，这些学徒出身的老员工愿意减低工时，变相减薪，“一旦经济恢复，这样的员工马上就能全力恢复生产，公司无需重新招人培训。” 迈因霍尔德将双元制出身的员工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学徒制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世纪的手工作坊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厂房，一直都有学徒的身影，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对学徒制的推崇又多了新的原因。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学家恩斯特（Ekkehard Ernst）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德国制造业对产品质量有极高的要求，所以许多企业不愿意将车间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宁愿在本国多雇佣工人来生产所需的核心零部件。
除了保证质量，还可以防止核心技术外流，“德国劳动力市场对熟练技工的需求从未间断”。
“二战”后，职业培训作为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重要措施被政府大力推广，1969年联邦政府公布了《联邦职业教育法》，“双元制”被制度化。法律规定企业在双元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从招生到培训，从制定学徒岗位数目到培训计划等，基本上都由企业负责，在大企业内部还必须设有专职职教管理人员。此外，企业也是双元制的主要出资者。
即使德国的学徒制历史悠久，但将这一传统转为现代校企合作办学的职教模式，仍然遭到了不少的反对：部分公司认为培育人才应属政府公共服务，而不应由企业承担。
作为回应，德国政府尝试将公司负责的职教成本降低，并推出机制激励企业承办职业教育。税收政策的优惠是最常使用的方法，例如政府将企业用于教育的费用都计入经营成本，减少其纳税额；中小企业还可以组成培训联盟，共同承担费用。
根据白丽塔的观察，目前德国企业对双元制的认同度非常高，并将其视为对未来的投资。去年全国约有20%的企业自愿雇用了双元制学徒，接收了接近60万个学徒。其中，超过九成的大型公司提供学徒岗位。BIBB调查显示，企业参与的最常见原因包括学徒可以直接适应公司的需要，在市场上找不到合适员工以及可以防止人才流失。2011年，德国企业培养学徒的总花费为238亿欧元，3倍于政府在此项的支出。
在金融危机时期订单下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这样规模的投资对企业形成压力。不过白丽塔表示，根据商会成员的反馈，危机并没有减低企业参与学徒培训的意愿。“对于德国大量的家族企业来说，需要考虑的不只是如何度过危机的几年，而是未来几十年的远景发展。从长期考虑，双元制依然是最大程度开发人力资源的最佳选择。”
直通就业市场
虽然双元制是企业主导，但德国政府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政府来说，年轻人融入就业市场关乎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政府、商会、工会以及研究机构都必须提供信息，各方互动推进有关双元制教育的决策。
在每年的总结报告中，企业会向工会和政府反馈招聘需求，联邦就业局会因应信息作出下一年的职位空缺预测；BIBB作为教育部的研究机构，则对课程内容更新提出报告。
教育部是一位协调各方的总指挥，每年都会召集劳资双方、教师代表和BIBB进行研讨，决定新增、废除或变更某些职业，尽量做到职业设置与市场同步。克雷斯表示，为了快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从调研到执行，通常只有九个月左右。
在2001年-2010年间，有45种新职业被引入列表，163种职业的教学大纲被更新。目前官方目录上有333种岗位，除了传统的制造业、手工业蓝领工人，还包括媒体数码设计师、飞机电子技术员等新兴职业。
双元制职业设置不仅全面，还有非常细致的分别，例如烤面包与制作糕点分属不同专业，保险推销员和百货商店推销员有不同的教学要求。但由此也让年轻人在复杂的分类面前感到困惑、难以取舍。因此从19世纪以来，为年轻人提供职业规划咨询就是政府劳动部门的法定义务。教育部门和学校会组织学生到各类型的企业参加讲座或者实习。一些青年社团和NGO也加入进来，为学生提供模拟职场体验，从中帮他们挖掘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去年有超过八成的学徒表示，自己进入了满意的行当。
针对各种职业，政府都设有教学大纲及管理规范。克雷斯表示，这与企业主导双元制并不矛盾，政府只是规定了学习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至于要通过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可因行业、企业的需求而变化。
白丽塔还表示，为了使学生有更多选择，双元制强调学习内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并不是狭隘地针对某个岗位教学。如汽车企业会提供选修课程让学生学习各种机械知识，而不是只教他们如何维修本公司汽车的某个零部件。
在双元制的学习过程中，学徒在工作过程中对行业动态有一定了解，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自己的就业方向。
汽车维修学徒可以在毕业后从事喷漆工、服务机械工、机电一体工等职位，积累了工作经验后可以继续深造擢升为师傅、商务人员等。师傅证照（Meisterbrief）是各行业最高等级职业称号，不仅是技能的证明，在一些行业里还是资历与声望的象征。一位师傅甚至能获得比工程师更高的收入和尊重。
新挑战
汉堡大学的社会经济学家路德（Rolf von Luede）表示，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双元制也并不能完全消灭就业市场的不匹配。德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年轻人的数量急剧减少，许多学徒职位因此空缺。
与五年前相比，目前德国东部的中学毕业生人数只有当时的一半。许多小企业因为连续好几年都招不到学徒，最后不得不取消这个岗位。人口老化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退出双元制。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存的局面，德国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教育制度，学校种类众多，升学进路繁杂。部分年轻人困在系统的“夹缝”中，也就是所谓的“过渡体系”。过渡体系中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群体：一是没有双元制入学资格或没被心仪公司录取的低龄学生；二是没有通过毕业考试或中途辍学，没能毕业的学徒。去年，有近27万年轻人落入“过渡体系”，前者的人数占大多数。
恩斯特认为，虽然德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过渡系统”中的年轻人可被视为隐形失业。2011年，有8万多人放弃了针对“过渡系统”提供的培训，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在没有技能傍身的情况下流入社会，只能从事一些不需要职业资格的低端工作，甚至长期靠打零工生活。
由于人口老化，政府近年来开始逐渐放宽移民政策，部分移民家庭的孩子因德语不好或者不适应德国的教育体制而更容易陷入“夹缝”当中。
双元制的另一个挑战是产业的升级。今年，德国政府推出了发展“工业4.0”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这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要发展“智能工厂”，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持，强调对产品定位更精准，产品呈现定制化趋势。
虽然双元制一直以培养高素质工人著称，但“工业4.0” 对操作技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有学者认为双元制在未来培养出称职学徒的前景堪忧。
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IFO）的经济学家魏斯曼（Ludger W?smann）研究发现，接受职业教育时学到的技能“以更快的速度变旧”，早期的培训可能在个人到50岁的时候显示出后继无力。
因为着力培养熟练技工，基础教育在双元制教育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2004年OECD组织的“国际中学生测试计划”中，德国中学生的阅读成绩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5岁的中学生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不能很好地理解一篇简单的课文，这给教育界带来极大的震动。在此冲击后，政府着手改革基础教育，包括延长课时，在职业学校的课程中加大阅读、数学等科目的比例，部分州政府还将10年基础教育的时间增加为12年。
魏斯曼告诉《财经》记者，改革之前，德国已经培养了好几代基础知识较弱的双元制工人，他们是否能应对“工业4.0”的冲击让人担忧。产业升级换代，首先面临淘汰的将是低素质的工人。
克雷斯表示，德国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企业和工人中推行在职培训，期望在新技术革命到来前更新劳动力的知识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