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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陶行知先生离开重庆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托山东文化人士李士钊创办上海武训学校（也称上海社会大学）。当时上海云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文化人士，他们在李士钊邀请下，或来校教课，或来校举办讲座。这些人之所以欣然应邀去学校讲课，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孔孟、武训的崇拜和对陶行知的尊敬。山东是孔孟和武训的故乡，陶行知又自称是“武训主义者”，因此大家也以能来武训学校讲课为荣。当时我是这所学校的文科生，至今对这段往事多有印象，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臧克家与姚雪垠的“福地”
这些老师多是文教界人士，只有臧克家和姚雪垠是专业作家（诗人）。臧、姚二位作家的到来，大受上海市民欢迎。因为上海从1937年“淞沪会战”后成为孤岛，1941年又被侵华日军沦陷，抗日战争胜利后敌伪文化被肃清，几乎一片空白的上海文艺界对这二位作家、诗人表示无比敬意和热烈欢迎。他们二人也一反抗战以来在大后方因被冷落而带来的低沉情绪，大展自己的才华。他们每次讲课，现场都挤满慕名而来旁听的上海青年。经李校长推荐，他们的早年作品，如臧克家的长诗《罪恶的黑手》、诗集《烙印》，姚雪垠的长篇小说《长夜》《雪垠创作集》等，都由上海怀仁书店和万叶书店重新刊印，因此蜚声上海文坛，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名字也为上海市民所熟知。他们二人在上海将近3年时间。正如李士钊生前所说的：上海是他二人成名的发祥地。但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他们的自传，还是其他人为他们写的传记、年谱，都对这一段经历或是一笔带过或是只字不提。对此李士钊生前曾进行了解渎，他认为是1951年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冲击了众多文化界人士，使武训学校的师生不愿和武训的事有任何瓜葛，不愿谈起自己有过这段“不光彩”的经历。
我在齐鲁学校上初中时，李士钊是我语文老师，也是我的山东同乡。正是在他的鼓动下我才报名成了武训学校的文科学生。我曾多次听过臧老师（主讲诗词创作）和姚老师（学校文科主任，主讲历史）的精彩讲课。臧老师大讲他和恩师闻一多的新诗在国内如何自成一派：因为他二人都有雄厚的旧诗词基础，他一再说，新诗真要有成就，必须先有扎实的古文和旧诗词作基础，否则只是空头诗人。这句话我至今一直牢记。姚老师则对明末那段历史特有研究，经常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30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史实。这二位老师很长一段时间借住在山东会馆的客房，当时我家就住在山东会馆的平房，因此我有更多机会和二位老师接触。
致力平民教育事业的李士钊
李士钊，山东聊城人，抗战前从聊城师专毕业后曾在上海音专学习。他多才多艺，文学根底深厚，既熟悉古文，也能讲解新诗和鲁迅的著作。他在武训学校主讲《古文观止》，能把“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他还能得心应手运用鲁迅名句来讽刺社会的黑暗面。他最欣赏的鲁迅名句是“中国一向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李士钊从小就钦佩武训的行乞办学精神，他仰慕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辈创办平民教育，他自己一生也执着于平民教育事业。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从2月陶行知委托他办武训学校到8月5日武训学校开学，短短半年就办起个初具规模的社会大学。募集捐款、寻找校舍、聘请教师、制定章程、招收学生、出版丛书等等都是李士钊一人忙前忙后。学校借上海山东会馆（白忠路重庆南路口）和齐鲁学校的校舍办学，先后开设新闻、教育（师范）、文学、外语等专业。聘请姚雪垠主持中文教育专业，孟秋江主持新闻专业。曾先后开设20门专业课程。
招生广告中说，它招收“职业青年，小學教师，以及一切没有机会进大学读书的失学青年”。正式学生有200多名，但由于用业余时间上课，一些热门课程尤其是讲座都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大中学生和在职青年旁听。李士钊还请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为校名题字。1946年12月5日武训诞辰108周年时，董必武还为学校题词“行乞为兴学，终身尚育才”。
学校老师大都是民盟盟员，个别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学校也是爱国民主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1947年夏，国民党教育局借口武训学校办社会大学手续不全，勒令停办。上海武训学校完成它短暂的历史使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1950年初李士钊调来北京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我非常高兴，特地去看望他。李士钊老师说他无意当官，仍想回上海重新创办武训学校。他认为武训为穷孩子办学和共产党为穷人办事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还告诉我，正准备在他原来写的《武训先生全传》一书基础上与著名画家孙之隽合作，编一本更全面更通俗介绍武训事迹的著作：郭沫若已答应为书作序：这大约就是后来被点名批判的《武训画传》。没想到还不到一年，一场暴风骤雨（指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袭来，他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在北京遇到李士钊老师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他告诉我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后他被贬回山东工作。这次是专程来文化部参加“鸣放”。当我问起上海武训学校其他老师时，他说当年很多老师为创办武训学校出过力，也曾为电影《武训传》叫过好。可运动一来，有些人就审时度势去改写歌颂农民起义的电影和小说了。李士钊老师不无感慨地说：这就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那次过后，李士钊老师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并被送去农村劳动。此后他就销声匿迹了30多年。而那次见面竟也成了我们的永诀。此后我就再也没能见到他。
刘王立明：臧克家的恩师和带路人
1946年初，臧克家携夫人郑曼从重庆到上海，直到1948年上半年，他在民盟安排下从上海潜去香港。他的诗词作品比如一批新的政治讽刺诗等大受上海市民欢迎，赞之“有如一股清流冲刷敌伪文坛留下的污泥浊水”，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被人民称为“诗人”。再则，他在武训学校开设讲座谈诗词创作，很多慕名而来的大中学生和在职青年都来旁听。他还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宣传他以及他的恩师闻一多的诗词作品和创作思想。同时武训学校是民盟活动的一个据点。他的恩师闻一多、陶行知都是民盟领导，对他的帮助、教育很大，引导臧克家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民盟另一领导人刘王立明也称得上是他的恩师。 臧克家早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但毕竟影响面有限。抗战爆发后他去了大后方，在部队和地方做些抗日宣传工作。抗战期间，他一直较沉闷和受冷落，也没有重要作品发表。在经济上似乎也不宽裕。抗战胜利后不久，饱受战争苦难的上海市民又迎来了重庆来的大小“接收大员”，他们以接受敌伪资产为名，大搞贪污敛钱，卖官鬻爵，走私贩私，囤积居奇，大发“胜利财”。臧克家就发表了《宝贝儿》等讽刺诗10多首，愤怒和辛辣地抨击这些丑事，矛头直指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因为说出了上海市民的心底话，得到上海市民尤其是青年的热捧。后来他将其中17首诗汇集成诗集《宝贝儿》，交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
1946年12月5日是武训先生108周年诞辰。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纪念武训108周年诞辰的大会。12月5日14时，纪念大会在上海山东会馆的大礼堂举行。到会人员有孔祥熙、刘王立明、邰爽秋、臧克家等贵宾百余人，还有上海各大报纸记者以及武训学校、齐鲁学校师生等共300多人。
早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在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时，卖官鬻爵、贪污敛钱、大发国难财，丑闻不断，受到舆论和很多爱国民主人士的指责和痛斥。不过孔祥熙也有他伪装慈善的一面，如自己出钱办学校，捐款办慈善事业等。他吹嘘自己尊孔孟，崇拜武训，迷惑了不少山东人。孔祥熙是山西人，但他自称山东血统，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凡有关纪念孔孟、武训这方面的活动他每请必到，或不请白到。这次纪念大会他一上来就宣扬欧美很多名人以及他本人如何舍财兴学，乐善好施，足足吹嘘了一个多小时，中间还夹杂好几句英语。
但刘王立明和臧克家等人见他到会非常不满。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在当时是位受人尊敬的妇女运动领袖。她于1920年从美国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回国，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并担任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44年因在上海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而著名。她也是臧克家尊敬的前辈。见面时臧克家称她为刘先生，有时亲切称她为大姐。1951年臧克家加入民盟，就是刘王立明介绍的。
刘王立明在那次大会上发言的大意是：无论哪一种人，不论是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达官贵人，或受冻挨饿的贫苦小民，他们都逃不了一个字——死。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前者就如武训、陶行知等，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上：而后者就是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为富不仁。她这一席话矛头显然直指孔祥熙等国民党达官贵人，因此一再被热烈掌声所打断。
大会最后由臧克家演讲。他讲话大意是：完全同意刘王立明先生的“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的见解。用白话文说就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还认为世人大约可分列为三大类：第一类人是利他的，如武训、陶行知、孙中山等，这些人虽死犹生。第二类人是自我的，既不侵害他人，也不帮助他人。第三类人恰与第一种人相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他们吸别人的血，吃别人的肉以营养自己，他们剥削奴役他人，以满足一己的私欲。这些人虽生犹死。满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这次大会在当时国统区产生不小影响。在上海的多家中外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如《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刘王立明等痛斥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报道，特别提到刘王立明提的“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臧克家的成名诗《有的人》是他在1949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会上所作，其实至少诗中开头最重要四句明顯是诗人在3年前即1946年受到刘王立明讲话的启示而作。我认为，刘王立明第一个公开提出两种人生观、世界观，赞扬那些虽死了但还活着的人，抨击那些虽活着但已死了的人：这也启发了年轻诗人臧克家，对他后来的成名诗的创作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刘王立明确实是臧克家的恩师和带路人。
臧克家后来积极参加民盟组织的反蒋民主运动，因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不久，他在民盟安排下离开上海潜往香港。直到1949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来就留在北京工作。1957年他因发表《毛主席诗词讲解》而达到事业的巅峰。“文革”时臧克家也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他与山东籍文化人士（包括李士钊）在他的寓所集会，共庆“渡尽劫波”。
反“右”时刘王立明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受迫害致死。后来得到平反。
姚雪垠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姚雪垠也是1946年初离重庆去上海。他是经郭沫若推荐去武训学校讲课的。郭沫若非常欣赏姚雪垠这位自学成才的作家。姚雪垠也经常去郭家请教：每次郭沫若还破例留姚雪垠在家吃饭。抗战期间姚雪垠感觉在大后方事业发展不利，于是抗战一胜利他就决心离开重庆去上海发展。
1946年8月5日武训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校长李士钊向学生介绍到姚雪垠时，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姚雪垠操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致答词。学生们见他潇洒大方，风度翩翩，谈吐文雅，直爽开朗，加以长相英俊，所以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姚雪垠先是住在山东会馆的客房。经李校长介绍认识了上海怀正文化出版社经理刘以伦，姚雪垠和刘以伦一见如故。刘以伦帮着出版姚雪垠的著作。后来姚雪垠就住在书店和刘以伦作伴。
1947年5月，武训学校曾发生“武训学校校歌事件”，使姚雪垠的名字为广大上海市民所知。当时武训学校校歌歌词是陶行知先生在1944年于重庆育才学校时所写的《武训颂》：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
一生到老，四处奔波。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
与人有益，牛马也做。
公无靠背，朋友无多。
未受教育，状元盖过。
当众跪求，顽石转舵。
不置家产，不娶老婆。
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陶行知还请他的学生、著名音乐家杜鸣心为之作曲。陶行知原打算在重庆办武训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时把《武训颂》当做校歌，但学校没办成。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上海武训学校的校歌了。 我记得那时每逢星期天上午，武训学校全体师生都要在齐鲁学校的大操场集合开周会。第一项程序就是全体高唱武训学校校歌。由于武训事迹感人，且曲调和歌词还算流畅，后来就很快流转到社会上去。其实这首校歌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有多大过激内容，但1947年时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口号是“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读书”，使国民党焦头烂额。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的头头大概是神经过敏，认为《武训颂》和学生运动的口号有某种相通，因此禁止演唱武训校歌。有一天，当警察奉命来学校强制执行任务时，适遇姚雪垠老师在给学生讲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他讲完后和学生们挥手告别，说当局连武训都不让歌颂，我明天就不來了。此时只听得山东会馆的大厅里又响起了《武训歌》，弄得警察很狼狈。第二天上海有些报纸如《文汇报》等报道了事情经过。后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取消了这个禁令。
我曾多次听过姚雪垠老师的精彩讲课。姚老师对明末那段历史特有研究，经常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30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史实。他一再称赞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世纪之作。根据他的建议，学校请书店影印了几百份《甲申三百年祭》的小册子，作为学生教材。大家跟着姚老师津津有味一遍遍阅读。受《甲申三百年祭》启示，姚雪垠在课余热衷于研究明末历史，这为他后来的成名作《李白成》打下了基础。
1946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是件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民国时期崇祯是位受人吹捧的皇帝。有出京剧叫《明末遗恨》，就是颂扬崇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为国操劳”“舍身殉国”：李白成如何“到处流窜”“烧杀抢掠”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根据发掘的历史资料，认为崇祯刚愎白用，轻信妄断：李白成进北京后就“享乐腐败”，还没当皇帝就“杀戮功臣”，他认为明朝灭亡的悲剧，要由崇祯、李白成这几位悲剧人物来负责，呼吁要记取这段历史的深刻经验教训。这在当时显然是典型的叛逆思想，所以文章发表后蒋介石攻击它“为流寇张目”。而在延安，则得到毛泽东主席支持，号召全党要“引为鉴戒”。延安文艺界还排演了新京剧《闯王进京》。
受《甲申三百年祭》的启示，姚老师写出《崇祯皇帝传》和《明初的锦衣卫》两篇学术论文并在当时报上发表。我最近查阅了这两篇文章，中心意思是崇祯帝刚愎白用，任用锦衣卫，迫害忠良，最后白缢煤山，咎由白取。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甲申三百年祭》的论点。
武训学校停办后姚雪垠由上海大夏大学聘请担任该校教授，直至上海解放。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被邀请的代表有824人之多，几乎囊括当时所有名人。但姚雪垠没被邀请。1950年8月他离上海去河南当专业作家。1953年去武汉，曾担任湖北文联主席。
姚老师在武训学校教课虽时间不长，但由于他热心教学，性格外向，善于言谈，不仅武训学校，就连山东会馆、齐鲁学校的师生、家长甚至附近邻里都知道姚雪垠其人，都知道他最热心讲解和宣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几位上海齐鲁学校的老校友都清楚记得，当时的姚老师主动鼓励山东会馆排演新京剧《闯王进京》;不仅白告奋勇当导演，开演那天，还白告奋勇跳上舞台宣讲一番哩。
臧克家与姚雪垠的“福地”
这些老师多是文教界人士，只有臧克家和姚雪垠是专业作家（诗人）。臧、姚二位作家的到来，大受上海市民欢迎。因为上海从1937年“淞沪会战”后成为孤岛，1941年又被侵华日军沦陷，抗日战争胜利后敌伪文化被肃清，几乎一片空白的上海文艺界对这二位作家、诗人表示无比敬意和热烈欢迎。他们二人也一反抗战以来在大后方因被冷落而带来的低沉情绪，大展自己的才华。他们每次讲课，现场都挤满慕名而来旁听的上海青年。经李校长推荐，他们的早年作品，如臧克家的长诗《罪恶的黑手》、诗集《烙印》，姚雪垠的长篇小说《长夜》《雪垠创作集》等，都由上海怀仁书店和万叶书店重新刊印，因此蜚声上海文坛，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名字也为上海市民所熟知。他们二人在上海将近3年时间。正如李士钊生前所说的：上海是他二人成名的发祥地。但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他们的自传，还是其他人为他们写的传记、年谱，都对这一段经历或是一笔带过或是只字不提。对此李士钊生前曾进行了解渎，他认为是1951年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冲击了众多文化界人士，使武训学校的师生不愿和武训的事有任何瓜葛，不愿谈起自己有过这段“不光彩”的经历。
我在齐鲁学校上初中时，李士钊是我语文老师，也是我的山东同乡。正是在他的鼓动下我才报名成了武训学校的文科学生。我曾多次听过臧老师（主讲诗词创作）和姚老师（学校文科主任，主讲历史）的精彩讲课。臧老师大讲他和恩师闻一多的新诗在国内如何自成一派：因为他二人都有雄厚的旧诗词基础，他一再说，新诗真要有成就，必须先有扎实的古文和旧诗词作基础，否则只是空头诗人。这句话我至今一直牢记。姚老师则对明末那段历史特有研究，经常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30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史实。这二位老师很长一段时间借住在山东会馆的客房，当时我家就住在山东会馆的平房，因此我有更多机会和二位老师接触。
致力平民教育事业的李士钊
李士钊，山东聊城人，抗战前从聊城师专毕业后曾在上海音专学习。他多才多艺，文学根底深厚，既熟悉古文，也能讲解新诗和鲁迅的著作。他在武训学校主讲《古文观止》，能把“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他还能得心应手运用鲁迅名句来讽刺社会的黑暗面。他最欣赏的鲁迅名句是“中国一向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李士钊从小就钦佩武训的行乞办学精神，他仰慕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辈创办平民教育，他自己一生也执着于平民教育事业。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从2月陶行知委托他办武训学校到8月5日武训学校开学，短短半年就办起个初具规模的社会大学。募集捐款、寻找校舍、聘请教师、制定章程、招收学生、出版丛书等等都是李士钊一人忙前忙后。学校借上海山东会馆（白忠路重庆南路口）和齐鲁学校的校舍办学，先后开设新闻、教育（师范）、文学、外语等专业。聘请姚雪垠主持中文教育专业，孟秋江主持新闻专业。曾先后开设20门专业课程。
招生广告中说，它招收“职业青年，小學教师，以及一切没有机会进大学读书的失学青年”。正式学生有200多名，但由于用业余时间上课，一些热门课程尤其是讲座都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大中学生和在职青年旁听。李士钊还请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为校名题字。1946年12月5日武训诞辰108周年时，董必武还为学校题词“行乞为兴学，终身尚育才”。
学校老师大都是民盟盟员，个别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学校也是爱国民主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1947年夏，国民党教育局借口武训学校办社会大学手续不全，勒令停办。上海武训学校完成它短暂的历史使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1950年初李士钊调来北京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我非常高兴，特地去看望他。李士钊老师说他无意当官，仍想回上海重新创办武训学校。他认为武训为穷孩子办学和共产党为穷人办事的精神是一致的。他还告诉我，正准备在他原来写的《武训先生全传》一书基础上与著名画家孙之隽合作，编一本更全面更通俗介绍武训事迹的著作：郭沫若已答应为书作序：这大约就是后来被点名批判的《武训画传》。没想到还不到一年，一场暴风骤雨（指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袭来，他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在北京遇到李士钊老师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他告诉我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后他被贬回山东工作。这次是专程来文化部参加“鸣放”。当我问起上海武训学校其他老师时，他说当年很多老师为创办武训学校出过力，也曾为电影《武训传》叫过好。可运动一来，有些人就审时度势去改写歌颂农民起义的电影和小说了。李士钊老师不无感慨地说：这就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那次过后，李士钊老师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并被送去农村劳动。此后他就销声匿迹了30多年。而那次见面竟也成了我们的永诀。此后我就再也没能见到他。
刘王立明：臧克家的恩师和带路人
1946年初，臧克家携夫人郑曼从重庆到上海，直到1948年上半年，他在民盟安排下从上海潜去香港。他的诗词作品比如一批新的政治讽刺诗等大受上海市民欢迎，赞之“有如一股清流冲刷敌伪文坛留下的污泥浊水”，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被人民称为“诗人”。再则，他在武训学校开设讲座谈诗词创作，很多慕名而来的大中学生和在职青年都来旁听。他还在上海《文汇报》副刊上宣传他以及他的恩师闻一多的诗词作品和创作思想。同时武训学校是民盟活动的一个据点。他的恩师闻一多、陶行知都是民盟领导，对他的帮助、教育很大，引导臧克家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民盟另一领导人刘王立明也称得上是他的恩师。 臧克家早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但毕竟影响面有限。抗战爆发后他去了大后方，在部队和地方做些抗日宣传工作。抗战期间，他一直较沉闷和受冷落，也没有重要作品发表。在经济上似乎也不宽裕。抗战胜利后不久，饱受战争苦难的上海市民又迎来了重庆来的大小“接收大员”，他们以接受敌伪资产为名，大搞贪污敛钱，卖官鬻爵，走私贩私，囤积居奇，大发“胜利财”。臧克家就发表了《宝贝儿》等讽刺诗10多首，愤怒和辛辣地抨击这些丑事，矛头直指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因为说出了上海市民的心底话，得到上海市民尤其是青年的热捧。后来他将其中17首诗汇集成诗集《宝贝儿》，交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
1946年12月5日是武训先生108周年诞辰。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纪念武训108周年诞辰的大会。12月5日14时，纪念大会在上海山东会馆的大礼堂举行。到会人员有孔祥熙、刘王立明、邰爽秋、臧克家等贵宾百余人，还有上海各大报纸记者以及武训学校、齐鲁学校师生等共300多人。
早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在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时，卖官鬻爵、贪污敛钱、大发国难财，丑闻不断，受到舆论和很多爱国民主人士的指责和痛斥。不过孔祥熙也有他伪装慈善的一面，如自己出钱办学校，捐款办慈善事业等。他吹嘘自己尊孔孟，崇拜武训，迷惑了不少山东人。孔祥熙是山西人，但他自称山东血统，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凡有关纪念孔孟、武训这方面的活动他每请必到，或不请白到。这次纪念大会他一上来就宣扬欧美很多名人以及他本人如何舍财兴学，乐善好施，足足吹嘘了一个多小时，中间还夹杂好几句英语。
但刘王立明和臧克家等人见他到会非常不满。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在当时是位受人尊敬的妇女运动领袖。她于1920年从美国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回国，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并担任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44年因在上海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而著名。她也是臧克家尊敬的前辈。见面时臧克家称她为刘先生，有时亲切称她为大姐。1951年臧克家加入民盟，就是刘王立明介绍的。
刘王立明在那次大会上发言的大意是：无论哪一种人，不论是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达官贵人，或受冻挨饿的贫苦小民，他们都逃不了一个字——死。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前者就如武训、陶行知等，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上：而后者就是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为富不仁。她这一席话矛头显然直指孔祥熙等国民党达官贵人，因此一再被热烈掌声所打断。
大会最后由臧克家演讲。他讲话大意是：完全同意刘王立明先生的“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的见解。用白话文说就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还认为世人大约可分列为三大类：第一类人是利他的，如武训、陶行知、孙中山等，这些人虽死犹生。第二类人是自我的，既不侵害他人，也不帮助他人。第三类人恰与第一种人相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他们吸别人的血，吃别人的肉以营养自己，他们剥削奴役他人，以满足一己的私欲。这些人虽生犹死。满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这次大会在当时国统区产生不小影响。在上海的多家中外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如《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刘王立明等痛斥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报道，特别提到刘王立明提的“有的人虽死犹生，而有的人则虽生犹死”。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臧克家的成名诗《有的人》是他在1949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会上所作，其实至少诗中开头最重要四句明顯是诗人在3年前即1946年受到刘王立明讲话的启示而作。我认为，刘王立明第一个公开提出两种人生观、世界观，赞扬那些虽死了但还活着的人，抨击那些虽活着但已死了的人：这也启发了年轻诗人臧克家，对他后来的成名诗的创作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刘王立明确实是臧克家的恩师和带路人。
臧克家后来积极参加民盟组织的反蒋民主运动，因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不久，他在民盟安排下离开上海潜往香港。直到1949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来就留在北京工作。1957年他因发表《毛主席诗词讲解》而达到事业的巅峰。“文革”时臧克家也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他与山东籍文化人士（包括李士钊）在他的寓所集会，共庆“渡尽劫波”。
反“右”时刘王立明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受迫害致死。后来得到平反。
姚雪垠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姚雪垠也是1946年初离重庆去上海。他是经郭沫若推荐去武训学校讲课的。郭沫若非常欣赏姚雪垠这位自学成才的作家。姚雪垠也经常去郭家请教：每次郭沫若还破例留姚雪垠在家吃饭。抗战期间姚雪垠感觉在大后方事业发展不利，于是抗战一胜利他就决心离开重庆去上海发展。
1946年8月5日武训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校长李士钊向学生介绍到姚雪垠时，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姚雪垠操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致答词。学生们见他潇洒大方，风度翩翩，谈吐文雅，直爽开朗，加以长相英俊，所以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姚雪垠先是住在山东会馆的客房。经李校长介绍认识了上海怀正文化出版社经理刘以伦，姚雪垠和刘以伦一见如故。刘以伦帮着出版姚雪垠的著作。后来姚雪垠就住在书店和刘以伦作伴。
1947年5月，武训学校曾发生“武训学校校歌事件”，使姚雪垠的名字为广大上海市民所知。当时武训学校校歌歌词是陶行知先生在1944年于重庆育才学校时所写的《武训颂》：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
一生到老，四处奔波。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
与人有益，牛马也做。
公无靠背，朋友无多。
未受教育，状元盖过。
当众跪求，顽石转舵。
不置家产，不娶老婆。
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陶行知还请他的学生、著名音乐家杜鸣心为之作曲。陶行知原打算在重庆办武训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时把《武训颂》当做校歌，但学校没办成。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上海武训学校的校歌了。 我记得那时每逢星期天上午，武训学校全体师生都要在齐鲁学校的大操场集合开周会。第一项程序就是全体高唱武训学校校歌。由于武训事迹感人，且曲调和歌词还算流畅，后来就很快流转到社会上去。其实这首校歌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有多大过激内容，但1947年时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口号是“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读书”，使国民党焦头烂额。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的头头大概是神经过敏，认为《武训颂》和学生运动的口号有某种相通，因此禁止演唱武训校歌。有一天，当警察奉命来学校强制执行任务时，适遇姚雪垠老师在给学生讲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他讲完后和学生们挥手告别，说当局连武训都不让歌颂，我明天就不來了。此时只听得山东会馆的大厅里又响起了《武训歌》，弄得警察很狼狈。第二天上海有些报纸如《文汇报》等报道了事情经过。后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取消了这个禁令。
我曾多次听过姚雪垠老师的精彩讲课。姚老师对明末那段历史特有研究，经常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30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史实。他一再称赞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世纪之作。根据他的建议，学校请书店影印了几百份《甲申三百年祭》的小册子，作为学生教材。大家跟着姚老师津津有味一遍遍阅读。受《甲申三百年祭》启示，姚雪垠在课余热衷于研究明末历史，这为他后来的成名作《李白成》打下了基础。
1946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是件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民国时期崇祯是位受人吹捧的皇帝。有出京剧叫《明末遗恨》，就是颂扬崇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为国操劳”“舍身殉国”：李白成如何“到处流窜”“烧杀抢掠”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根据发掘的历史资料，认为崇祯刚愎白用，轻信妄断：李白成进北京后就“享乐腐败”，还没当皇帝就“杀戮功臣”，他认为明朝灭亡的悲剧，要由崇祯、李白成这几位悲剧人物来负责，呼吁要记取这段历史的深刻经验教训。这在当时显然是典型的叛逆思想，所以文章发表后蒋介石攻击它“为流寇张目”。而在延安，则得到毛泽东主席支持，号召全党要“引为鉴戒”。延安文艺界还排演了新京剧《闯王进京》。
受《甲申三百年祭》的启示，姚老师写出《崇祯皇帝传》和《明初的锦衣卫》两篇学术论文并在当时报上发表。我最近查阅了这两篇文章，中心意思是崇祯帝刚愎白用，任用锦衣卫，迫害忠良，最后白缢煤山，咎由白取。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甲申三百年祭》的论点。
武训学校停办后姚雪垠由上海大夏大学聘请担任该校教授，直至上海解放。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被邀请的代表有824人之多，几乎囊括当时所有名人。但姚雪垠没被邀请。1950年8月他离上海去河南当专业作家。1953年去武汉，曾担任湖北文联主席。
姚老师在武训学校教课虽时间不长，但由于他热心教学，性格外向，善于言谈，不仅武训学校，就连山东会馆、齐鲁学校的师生、家长甚至附近邻里都知道姚雪垠其人，都知道他最热心讲解和宣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几位上海齐鲁学校的老校友都清楚记得，当时的姚老师主动鼓励山东会馆排演新京剧《闯王进京》;不仅白告奋勇当导演，开演那天，还白告奋勇跳上舞台宣讲一番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