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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记得小学语文课文《落花生》中许地山先生（1893-1941年，笔名“落花生”）的父亲借花生而教育子女们的那句话：“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花生成为了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优秀人品的代名词。
多少年后，“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将花生低调、有用的品质坚持到底，在其如麻花一般扭曲的人生中始终坚持“花生精神”，做一个为社会有用的人。她的36万字的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就是一部通过个人人生的曲折反映时代复杂变迁的回忆录，尤其是其中的求学经历、“文革”期间的遭遇，国家干部变成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白丁老农，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段珍贵纪实，读来令人唏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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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吉女士在1932年出生于北京。她的祖父许南英（1855-1917，号蕴白，台湾安平人）是台湾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曾投笔从戎，当过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外祖父周大烈，是一位维新派的老学究，教过书，当过官，还出过国；父亲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著名作家、文学家；母亲周俟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成长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许燕吉有着幸福快乐的童年。在她两岁时，全家人搬去香港，住在香港大学附近一处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地方，父亲任教于香港大学，母亲全职在家，管理着一大家子的生活，家中还添置有一辆小汽车，生活富足而幸福。
在那个不太平的时代，本就没有长久的幸福而言，可对于许燕吉一家来说，幸福似乎走得太早一些。1941年8月，父亲许地山猝死在家中，享年47岁。8岁的许燕吉居然自始至终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母亲当时说她没有感情、无情无义，其实其父陪伴过她的桩桩件件事情，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记得父亲会在母亲惩罚她和哥哥的时候来及时“救驾”，会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会天上地下地给他们讲故事，会带着他们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那些快乐的瞬间，就算跨越了数十年光阴，也还是清晰地印在许燕吉的脑海中。她不是无情，只是未谙世事，当日根本不懂得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什么，在8岁女孩幼小的心灵中，或许根本无法建立起对于“亲人离世”这一事实的认知感。“1941年8月4日，我的父亲许地山去世。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前一天。父亲不要走，我也永远不要长大……”，这是许燕吉留在该书腰封上的一句话。
4个月后，香港沦陷。母亲顶起了家里的一片天，带着兄妹俩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无忧无虑的童年说再见，许燕吉在随着母亲的奔走中，开始尝尽生活冷暖，懂得人情世故。在湖南的三年（1943-1946年），许家备受刘娘（她母亲周俟松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刘兰畦）的照顾，她的呵护备至以及谆谆教导让幼小的许燕吉难以忘怀。
可是这样一位贤良慧智，一生投入教育事业，曾在1955年代表中国去瑞士参加过“世界母亲大会”的女性，晚年却十分的凄惨。刘娘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山区农场改造，后不幸骨折，因医生不肯给她进行治疗而致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的她，在儿子、儿媳那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慰和照顾。最后离世时，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可是在许燕吉心中，刘娘是给过她母亲般关爱的亲人，她唯有将自己满腔的悔恨和遗憾付诸笔端。“无处凭吊，无处寄托哀思，只有常常地悔恨，我活着一天，刘娘就在我心中。这也是我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
1950年，许燕吉被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录取。四年大学生活，有着满含同学情的欢声笑语，学习之余，抬水、掏粪、抢吃饭，养兔、打狗、抓刺猬，在课堂学习和农耕学习中，她依然不改直爽、冲动、好强的性格。1954年，从北农大毕业后，许燕吉被分配到石家庄奶牛场。同年，她和同班同学吴富融结婚。原以为新生活在召唤她，正准备满心欢喜迎接时，“不料马失前蹄，栽得鼻青脸肿，意乱情迷”。
1955年，因暗查“胡风反革命”事件，许燕吉被隔离审查半年；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自此开始了她六年的囚犯生涯。对于不了解当时社会环境的读者来说，反复阅读她入狱前后的经历，只是莫名的心酸。可随着她的笔触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明明书写的是“满纸荒唐泪”，却时时能够读到她的坚强，她的宽容，她从不曾失去的乐观，她对生活的希望，正是这些元素，感动着我把这本自传，一页页地不断读下去。
1958年9月28日，许燕吉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听到判决书之后，经历了短暂而强烈的思想冲击，她很快便发挥高级“阿Q精神”，给自己打气鼓劲儿：“我诚实，不损人利己，不两面三刀，是我的做人之本，走到这一步是别无选择，没做不道德的事，问心无愧、年轻体健是我的好条件，一定下狠心争取提前释放。现在刑期已过了两个月，还有70个月，光明有日，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艰苦的狱中生涯，摧残了很多正常人的心智。而那时的许燕吉，所遭受的不只是入狱之难，还有丧子之痛和丈夫离弃之苦。这样的遭遇，很多人都会抱怨世事不公，可她却抱着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心态，秉承着父亲“做一个有用人”的精神，在艰难困苦中努力过着每一天，等着新生活的到来。许燕吉很鄙视监狱中那些靠污蔑别人而立功的犯人，“我想，一个人专注于找别人的缺点，怎能纯洁自己的灵魂？”于是，在很多人忙于寻找别人的缺点时，她却在监狱中发挥着自己的光与热，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书中写道：
过去每天劳动12小时还多，人跟着机器运转，得思想集中手疾眼快，顾不上想家想不愉快的事。现在空闲了，往事、亲情都浮上心头，加上饥苦难挨，许多人低头垂泪，或凝神发呆。监舍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我请示了管教，把她们都赶到院子里，编了几节活动量不大的体操，再教大家念几段报上登的或自己编的顺口溜……每天再搞个“联欢会”，做点儿游戏，会唱会说得再来上一段儿，消磨时间，驱散沉闷。我不能把“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思想灌输给她们，但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乐观上引。有好几个乐观的年轻人支持我的工作，共度困难的日子。 尽管许燕吉从未放弃自己，从未放弃生活，但在那个因遭遇“文字狱”而成“阶下囚”的时代，她的心中确实也曾迷茫过。她向往着新生活，可对于自由她却心生胆怯。1962-1963年，由于她在监狱的杰出表现，连续两年被评“记大功”，获得了减刑的机会。可是管教同她商量将第二次机会让给一位刑期十年的犯人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除了那位犯人的为人是她所推崇的，她还有着自己内心的纠结。她说：“就像俄罗斯的《囚徒之歌》里写的：‘我已习惯于铁窗，我已习惯于囚粮。’哈姆雷特说过：‘整个社会就是座大监狱。’电影《流浪者之歌》里唱的：‘我没有约会，也没人等我前往。’自由对我的吸引力比初入狱时淡漠得多了。”
失去自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当自由来临时仍不知何去何从。1964年7月，许燕吉刑满释放，可她努力改造了六年，仍然是一个社会不容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社会定位让她觉得无比可悲，禁不住失声痛哭。她被政府安置到河北省第二监狱就业。虽然还没有冲破牢笼，但好在不再是囚犯之身。
下
1968年底，因政府遣散就业人员的政策，许燕吉离开了河北监狱，这才迎来了新的生活，但这新生活的历程也是百转千回。之后，她被分配到石家庄新乐县的坚固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孤身一人，暂居在村里的农户家，她以为凭着自己的好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活自己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那个按工分进行分配的年代，一个人所分配的物资有限，就算她拼命劳动，也只能勉强挣得口粮，难以有结余。长此以往，必然是行不通的。何况在慢慢地适应村里的生活后，她也发现了：
原来村里家家都养着猪，猪无论刮风下雨都有工分，而且还不低，起码比我这七分多，猪的工分还分粮。另外，小孩子不论大人也是一个人，也分一个人的粮。孩子多的人家，生活更富裕些。这一年我实分得的粮，麦子104斤，玉米带芯子是140斤，豌豆26斤，荞麦10斤，谷子8斤，花生10斤，鲜山芋400斤。这些都是未经晒干的原粮，去壳去水分，只有300斤。我的估计还是对的，这不是我能自食其力的地方。我还有几百元的积蓄，贴完后怎么办？我妈妈已是古稀风烛之年，就算是倚靠她，也不是长远之计，人活在世上，得站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这是我从小就明白的道理。
经历世事沧桑，对婚姻对爱情早已失去希望的许燕吉，这时才觉，为了生活，她得找个安身之处。在这里她始终是个外乡人，“我若得了病还没家回。我不能死在这个地方，我得谋个生路”。有了这样的决心之后，她前往陕西找她的哥哥周苓仲。在和哥哥分析了现在的处境之后，哥哥劝她离开新乐县，来到关中富庶之地成家落户。这似乎是当前摆脱困境的唯一方式，就算有万般无奈，许燕吉也只好接受。在一家人的把关下，经过相亲谈判，1971年，许燕吉和比她大10岁的陕西武功县杨陵公社魏振德登记结婚。名家才女自此下嫁白丁老农，开始过上了农妇和老头子的生活。
前尘如流水，夭折的孩子，离婚的前夫，六年阶下囚的生活，狱中被掐断的爱情……一切苦厄都随着新生活的开始而放逐。魏老头的宽厚、体贴，让许燕吉慢慢地接受他，适应了新家庭的平凡日子。 1979年，终于迎来了“春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告其无罪，撤销了对于许燕吉的“反革命”的判刑。长达20年的冤枉，使得快年过半百的许燕吉百感交集。1981年，为照顾年迈的母亲，许燕吉调到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牧医所，她的丈夫和孩子也随迁到了南京。
罗曼·罗兰说过：“生命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整个生活贯穿着痛苦。”许燕吉在临终前出版的自传中，曾形容自己的人生如同一只“麻花”，不断地被拧来拧去。虽然对于苦难，很多人会选择遗忘。可毕竟有的痛苦是人们承受得起的，有些却是生命所难以直面的。纵观许燕吉坎坷悲苦的一生，她所承受的，似乎已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该书之所以一问世被广为关注，或许是因为作者系许地山之女的身份。但展读该书，读者会暂时淡忘其“名家之女”的身份。在作品中，古稀之年的许燕吉直面苦厄，以平实的口吻，以及时常带着自嘲式的语气，向人们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但那种发自心底的悲愤，那种对于时政的控诉，却是力透纸背，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的，原来“物不得其平则鸣”，这就是情感和文字的力量！因此，读者在汲取作者坚韧不拔、乐观未来的人生勇气的同时，更难以忘怀的，应该还是作者在晚年坦然面对过去事、看淡人间不平事的大智慧。
多少年后，“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将花生低调、有用的品质坚持到底，在其如麻花一般扭曲的人生中始终坚持“花生精神”，做一个为社会有用的人。她的36万字的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就是一部通过个人人生的曲折反映时代复杂变迁的回忆录，尤其是其中的求学经历、“文革”期间的遭遇，国家干部变成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白丁老农，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段珍贵纪实，读来令人唏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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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吉女士在1932年出生于北京。她的祖父许南英（1855-1917，号蕴白，台湾安平人）是台湾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曾投笔从戎，当过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外祖父周大烈，是一位维新派的老学究，教过书，当过官，还出过国；父亲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著名作家、文学家；母亲周俟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成长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许燕吉有着幸福快乐的童年。在她两岁时，全家人搬去香港，住在香港大学附近一处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地方，父亲任教于香港大学，母亲全职在家，管理着一大家子的生活，家中还添置有一辆小汽车，生活富足而幸福。
在那个不太平的时代，本就没有长久的幸福而言，可对于许燕吉一家来说，幸福似乎走得太早一些。1941年8月，父亲许地山猝死在家中，享年47岁。8岁的许燕吉居然自始至终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母亲当时说她没有感情、无情无义，其实其父陪伴过她的桩桩件件事情，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记得父亲会在母亲惩罚她和哥哥的时候来及时“救驾”，会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会天上地下地给他们讲故事，会带着他们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那些快乐的瞬间，就算跨越了数十年光阴，也还是清晰地印在许燕吉的脑海中。她不是无情，只是未谙世事，当日根本不懂得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什么，在8岁女孩幼小的心灵中，或许根本无法建立起对于“亲人离世”这一事实的认知感。“1941年8月4日，我的父亲许地山去世。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前一天。父亲不要走，我也永远不要长大……”，这是许燕吉留在该书腰封上的一句话。
4个月后，香港沦陷。母亲顶起了家里的一片天，带着兄妹俩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无忧无虑的童年说再见，许燕吉在随着母亲的奔走中，开始尝尽生活冷暖，懂得人情世故。在湖南的三年（1943-1946年），许家备受刘娘（她母亲周俟松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刘兰畦）的照顾，她的呵护备至以及谆谆教导让幼小的许燕吉难以忘怀。
可是这样一位贤良慧智，一生投入教育事业，曾在1955年代表中国去瑞士参加过“世界母亲大会”的女性，晚年却十分的凄惨。刘娘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山区农场改造，后不幸骨折，因医生不肯给她进行治疗而致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的她，在儿子、儿媳那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慰和照顾。最后离世时，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可是在许燕吉心中，刘娘是给过她母亲般关爱的亲人，她唯有将自己满腔的悔恨和遗憾付诸笔端。“无处凭吊，无处寄托哀思，只有常常地悔恨，我活着一天，刘娘就在我心中。这也是我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
1950年，许燕吉被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录取。四年大学生活，有着满含同学情的欢声笑语，学习之余，抬水、掏粪、抢吃饭，养兔、打狗、抓刺猬，在课堂学习和农耕学习中，她依然不改直爽、冲动、好强的性格。1954年，从北农大毕业后，许燕吉被分配到石家庄奶牛场。同年，她和同班同学吴富融结婚。原以为新生活在召唤她，正准备满心欢喜迎接时，“不料马失前蹄，栽得鼻青脸肿，意乱情迷”。
1955年，因暗查“胡风反革命”事件，许燕吉被隔离审查半年；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自此开始了她六年的囚犯生涯。对于不了解当时社会环境的读者来说，反复阅读她入狱前后的经历，只是莫名的心酸。可随着她的笔触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明明书写的是“满纸荒唐泪”，却时时能够读到她的坚强，她的宽容，她从不曾失去的乐观，她对生活的希望，正是这些元素，感动着我把这本自传，一页页地不断读下去。
1958年9月28日，许燕吉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听到判决书之后，经历了短暂而强烈的思想冲击，她很快便发挥高级“阿Q精神”，给自己打气鼓劲儿：“我诚实，不损人利己，不两面三刀，是我的做人之本，走到这一步是别无选择，没做不道德的事，问心无愧、年轻体健是我的好条件，一定下狠心争取提前释放。现在刑期已过了两个月，还有70个月，光明有日，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艰苦的狱中生涯，摧残了很多正常人的心智。而那时的许燕吉，所遭受的不只是入狱之难，还有丧子之痛和丈夫离弃之苦。这样的遭遇，很多人都会抱怨世事不公，可她却抱着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心态，秉承着父亲“做一个有用人”的精神，在艰难困苦中努力过着每一天，等着新生活的到来。许燕吉很鄙视监狱中那些靠污蔑别人而立功的犯人，“我想，一个人专注于找别人的缺点，怎能纯洁自己的灵魂？”于是，在很多人忙于寻找别人的缺点时，她却在监狱中发挥着自己的光与热，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书中写道：
过去每天劳动12小时还多，人跟着机器运转，得思想集中手疾眼快，顾不上想家想不愉快的事。现在空闲了，往事、亲情都浮上心头，加上饥苦难挨，许多人低头垂泪，或凝神发呆。监舍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我请示了管教，把她们都赶到院子里，编了几节活动量不大的体操，再教大家念几段报上登的或自己编的顺口溜……每天再搞个“联欢会”，做点儿游戏，会唱会说得再来上一段儿，消磨时间，驱散沉闷。我不能把“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思想灌输给她们，但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乐观上引。有好几个乐观的年轻人支持我的工作，共度困难的日子。 尽管许燕吉从未放弃自己，从未放弃生活，但在那个因遭遇“文字狱”而成“阶下囚”的时代，她的心中确实也曾迷茫过。她向往着新生活，可对于自由她却心生胆怯。1962-1963年，由于她在监狱的杰出表现，连续两年被评“记大功”，获得了减刑的机会。可是管教同她商量将第二次机会让给一位刑期十年的犯人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除了那位犯人的为人是她所推崇的，她还有着自己内心的纠结。她说：“就像俄罗斯的《囚徒之歌》里写的：‘我已习惯于铁窗，我已习惯于囚粮。’哈姆雷特说过：‘整个社会就是座大监狱。’电影《流浪者之歌》里唱的：‘我没有约会，也没人等我前往。’自由对我的吸引力比初入狱时淡漠得多了。”
失去自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当自由来临时仍不知何去何从。1964年7月，许燕吉刑满释放，可她努力改造了六年，仍然是一个社会不容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社会定位让她觉得无比可悲，禁不住失声痛哭。她被政府安置到河北省第二监狱就业。虽然还没有冲破牢笼，但好在不再是囚犯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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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因政府遣散就业人员的政策，许燕吉离开了河北监狱，这才迎来了新的生活，但这新生活的历程也是百转千回。之后，她被分配到石家庄新乐县的坚固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孤身一人，暂居在村里的农户家，她以为凭着自己的好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活自己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那个按工分进行分配的年代，一个人所分配的物资有限，就算她拼命劳动，也只能勉强挣得口粮，难以有结余。长此以往，必然是行不通的。何况在慢慢地适应村里的生活后，她也发现了：
原来村里家家都养着猪，猪无论刮风下雨都有工分，而且还不低，起码比我这七分多，猪的工分还分粮。另外，小孩子不论大人也是一个人，也分一个人的粮。孩子多的人家，生活更富裕些。这一年我实分得的粮，麦子104斤，玉米带芯子是140斤，豌豆26斤，荞麦10斤，谷子8斤，花生10斤，鲜山芋400斤。这些都是未经晒干的原粮，去壳去水分，只有300斤。我的估计还是对的，这不是我能自食其力的地方。我还有几百元的积蓄，贴完后怎么办？我妈妈已是古稀风烛之年，就算是倚靠她，也不是长远之计，人活在世上，得站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这是我从小就明白的道理。
经历世事沧桑，对婚姻对爱情早已失去希望的许燕吉，这时才觉，为了生活，她得找个安身之处。在这里她始终是个外乡人，“我若得了病还没家回。我不能死在这个地方，我得谋个生路”。有了这样的决心之后，她前往陕西找她的哥哥周苓仲。在和哥哥分析了现在的处境之后，哥哥劝她离开新乐县，来到关中富庶之地成家落户。这似乎是当前摆脱困境的唯一方式，就算有万般无奈，许燕吉也只好接受。在一家人的把关下，经过相亲谈判，1971年，许燕吉和比她大10岁的陕西武功县杨陵公社魏振德登记结婚。名家才女自此下嫁白丁老农，开始过上了农妇和老头子的生活。
前尘如流水，夭折的孩子，离婚的前夫，六年阶下囚的生活，狱中被掐断的爱情……一切苦厄都随着新生活的开始而放逐。魏老头的宽厚、体贴，让许燕吉慢慢地接受他，适应了新家庭的平凡日子。 1979年，终于迎来了“春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告其无罪，撤销了对于许燕吉的“反革命”的判刑。长达20年的冤枉，使得快年过半百的许燕吉百感交集。1981年，为照顾年迈的母亲，许燕吉调到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牧医所，她的丈夫和孩子也随迁到了南京。
罗曼·罗兰说过：“生命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整个生活贯穿着痛苦。”许燕吉在临终前出版的自传中，曾形容自己的人生如同一只“麻花”，不断地被拧来拧去。虽然对于苦难，很多人会选择遗忘。可毕竟有的痛苦是人们承受得起的，有些却是生命所难以直面的。纵观许燕吉坎坷悲苦的一生，她所承受的，似乎已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该书之所以一问世被广为关注，或许是因为作者系许地山之女的身份。但展读该书，读者会暂时淡忘其“名家之女”的身份。在作品中，古稀之年的许燕吉直面苦厄，以平实的口吻，以及时常带着自嘲式的语气，向人们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但那种发自心底的悲愤，那种对于时政的控诉，却是力透纸背，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的，原来“物不得其平则鸣”，这就是情感和文字的力量！因此，读者在汲取作者坚韧不拔、乐观未来的人生勇气的同时，更难以忘怀的，应该还是作者在晚年坦然面对过去事、看淡人间不平事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