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进步，需要克服惯性思维，跳出想当然的小圈子，借助信息技术，以实证视角重新理解原材料。  考据理念是一种新尝试，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数百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猜想层出不穷，以至于相关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红学。然而，今天的红学似乎走入了瓶颈。市面上很多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书籍，各出奇谈，充满各种主观臆断，而缺少实打实的论证。这些解读文字，实际上是作者个人意识流对文学的再创作。而学界对于原先提出的几大疑问不仅难以得出定论，反而由于材料的叠加冲突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引发更广泛的争论。
　　打开红学谜题的新思路
　　在此背景下，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黄一农提出了e考据的方法，这是传统国学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产物。e考据就是在电子方式收录、检索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考据，可以突破传统考据方式陷入的困境。e考据红学研究的取材范围比较全面，包含族谱、画册、诏书、碑刻、诗集、墓志、印章、邮戳等，还从避讳、典故、称谓、异体字、礼仪制度的角度进行综合考察，材料挖掘深，研究范围广。
　　作为传统研究方法与大数据的创新结合，e考据有几个特点：一是多，如“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等大型数据库全文检索总量已超60亿字，“CNKI數字图书馆”收录了超过600万篇文科论文;二是全，“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可检索明清实录、二十五史和十三经，“《红楼梦》研究资料库”可检索大陆地区大量有关红学的电子化资料;三是快，电子检索的优势在于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前人无法企及的信息量。
　　传统考据方式由于材料不足与检索缓慢，难以在短时间内占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取得理想的研究成果。而e考据远不只是电子检索，而是把书籍整理、田野调查同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立体史学”。将e考据和史学方法与红学研究相结合，为打开红学谜题提供了新思路。
　　原先红学的很多未解之谜，受限于材料缺乏，既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卡在那里，久而久之成了一个个死结。而e考据可以深度挖掘与汇总那些保存至今的原始材料，让现代人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领悟的资源。通过逐一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从各种证据入手反复推敲，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缝隙，通过精密的逻辑推理，优化资源解读和再认识，对先前的疑惑或矛盾做出更可靠的判断。这比单纯从原文出发而产生的遥想，要有说服力。
　　用数据追溯《红楼梦》故事原型
　　黄一农通过e考据，迅速进入红学的深层研究。例如，研究《红楼梦》和清朝大臣纳兰明珠家的关系。在《红楼梦》成书之初，就有不少读者猜想作者原来的家庭背景，认为书中情节是在影射纳兰明珠的家事，这一说法一直到清朝末年都相当流行。如张维屏认为贾宝玉就是纳兰明珠的儿子成德，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而贾雨村就是当时的文化名人高士奇。梁恭辰则认为宝玉可以跟明珠对应。徐时栋更认为十二金钗就是代指纳兰性德的十二个男性朋友。鉴于纳兰家汉化程度很深，纳兰性德才情很高，这个大家族又曾经历过大起大落，这些文人才作如此附会。
　　只要对纳兰家世稍加考证，便可得知，纳兰家后来被抄家的时间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距离纳兰性德的去世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而纳兰性德去世的时候，他父亲明珠正处于辉煌鼎盛的时期，所以如果把经历过贾府兴亡的贾宝玉比作纳兰性德，这一推论本身便值得商榷。
　　黄一农虽然否定了纳兰性德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前说，他认为《红楼梦》的故事和明珠与他的亲家—富察家的傅恒存在很多联系。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纳兰性德差不多同时进宫充当侍卫，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好。纳兰家和富察家在孝贤皇后封后之后又多次联姻，亲上加亲。所以曹雪芹从小就耳濡目染了不少前辈事迹，这些在潜意识里便融入了他的创作。
　　通过对《爱新觉罗宗谱》的逐字检索，黄一农搞清了纳兰家六姊妹的归宿。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位嫁给了傅恒，另一位是曹雪芹至交敦诚的朋友。纳兰家族生活成长的一男六女，情景很像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和一众少女。而这六姊妹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让人联想起《红楼梦》里香菱学诗、宝钗论诗、大观园开诗社等情节。这些人和曹雪芹关系密切，例如纳兰性德的侄子的长女婿，是曹雪芹的二表哥。六姊妹中有一位嫁给了曹雪芹的亲表哥，还有一位嫁给了愉郡王，而愉郡王的祖母，就是“元妃省亲”中元妃的原型之一—太妃王氏。
　　“元妃省亲”是对皇家礼仪的一次写实叙述，在《红楼梦》原著中也是一件大事。“元妃省亲”成了修建大观园的前因，《红楼梦》的主场景也借此展开。其中的仪仗、服装的描写尤为细致，按照皇家相关规定，这些仪仗形式应该是从乾隆朝才开始有的，而非凭空想象所能够产生。关于元妃的原型和命运历来都是红学家热议的焦点。
　　也有人认为贾元春的原型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孝贤皇后是傅恒的姐姐，去世时间与《红楼梦》中元春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相合，黄一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据此推断《红楼梦》可能和傅恒的家事有关。贾赦的两个儿子与孝贤皇后的两个儿子同名，清朝第一次允许太妃特例回娘家，就是在乾隆皇帝刚登基之后不久。元妃省亲的情节，可能是结合了这几件事融合而成。
　　对《红楼梦》故事原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曹雪芹写作的创意来源。《红楼梦》刚开始流传的八十回抄本，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名字还叫《石头记》。而其中各类场景器物的描写非常细致而真实，所以认为作者曾亲身经历过大富大贵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疑问。作者自己也在原著第五十四回，借贾母之口吐槽《凤求鸾》的作者出身寒酸，因为缺少亲身真切的经历，写不出像样的大场景。
　　从数据考究《红楼梦》作者人生
　　在大兴文字狱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著书立言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曹雪芹选择了架空，对于某些关键问题特意含糊其词。他还通过大量使用谐音和借代来暗示，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贯穿全书。这些隐秘的线索在吸引大量读者目光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故事原型查证的难度，还需要运用e考据进行深入探讨。 　　例如曹雪芹还有一群来自皇室的朋友。其高祖加入汉军八旗以后，长期属于阿济格旗下，还当过王府的长史，这是以往红学家较少关注的地方。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他的母亲是努尔哈赤的大妃。阿济格与多尔衮、多铎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清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同父异母的皇太极在即位之后让大妃殉葬，其后的一系列动作沉重地打击了阿济格兄弟们的势力。
　　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多尔衮当上了摄政王，但在他去世之后，阿济格也在人事斗争中落败，之后再也没被平反过。鉴于明珠在顺治十年（1653年）娶了已被抄家的阿濟格第五个女儿，曹家与阿济格家大概也有来往，所以即使是后来已经落魄的曹雪芹，与阿济格的后代，也就是敦敏、敦诚这些贵族子弟，关系甚好。曾经的主仆关系和同样被抄家的命运，让阿济格的后代们也和曹雪芹同病相怜。敦敏、敦诚作为《红楼梦》早期重要读者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相关的笔墨，为后人了解曹雪芹及其创作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鉴于《红楼梦》出版后大受好评，而又充满玄机，在当时就有大量的文学评论，其中不少涉及作者本人。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春柳堂诗稿》，作者署名为宜泉，里面有几首跟曹雪芹密切相关的诗歌。有些红学家怀疑这个宜泉只是同名的人，认为宜泉和《红楼梦》作者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甚至借此否定曹雪芹的真实性。而黄一农通过具体考证，确认其与曹雪芹生活时空环境接近，朋友圈也有所交集。例如提到的阐福寺具体接驾日期，就跟乾隆皇帝的个人爱好相吻合。黄一农通过对宜泉写诗的体例、用语的细察，进一步推断出他的婚姻状况和家庭环境。通过考察他去云南旅游时所写诗歌中提到的官员和朋友究竟指的是谁，从而进一步还原宜泉的家世生平。所以，宜泉有关曹雪芹的诗作材料应该是可靠的。
　　敦诚和宜泉对曹雪芹去世时间记载有所不同，一个说是“四十年华”，一个说是“未满五十”，其实没有本质冲突。曹雪芹的出生时间，据此也可以推断不早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在抄家的时候，曹雪芹最多十五岁，是有机会经历曹家盛极转衰的全过程的。
　　从顺治朝阿济格、多尔衮兄弟的势力被铲除，到康熙朝九子夺嫡，再到雍正夺权后对曹家的清算，中间选边站队带来的人事斗争，其中的风雨变幻化作了书中精致细微的描写。代代相传的掌故，亲身经历的体验，给曹雪芹带来了深刻感触，曹雪芹把他剩余的生命都投入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小说创作，也把无数读者带入了充满迷幻的红楼境界。纵观记载曹雪芹的笔墨，无论出于赞赏，还是出于排斥的目的，无论是亲历其实，还是道听途说，展现不同印象中的曹雪芹，都为红学的研究带来了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