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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一过，弄堂里就热闹起来了。紧闭了半年多的石库门一扇扇地打开了，老太太们（说是老太太，现在想来也不过六十来岁吧。）拿出一把把竹椅子或是小板凳，坐在弄堂里自家的大门口或是后门口，择菜、做针线、纳鞋底、打毛衣……顺便与邻居说东道西，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吵架也是她们常有的节目之一。
隔壁有个叫陈家姆妈的，是宁波人，胖胖的，黑黑的，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那是当时老太太们最流行的发型。陈家姆妈是五号的二房东，自己住在底楼天井旁的前厢房，客堂间是公用的，其余的房间都租出去了。她身边没有子女，但有过一个与我同龄的小男孩。陈家阿爸长得又白又瘦，他大概已经退休了，整天在家。每年夏天一到，陈家姆妈每天都会在傍晚时分洞开大门，搬出凳子椅子，我知道，他们又开始在大门口摆“酒席”了。酒桌是用两张方凳拼成的，上面搁一把锡制的酒壶，两只锡酒杯、两只小碟、两双筷子。酒菜很简单，通常是花生米，臭豆腐干，咸菜炒毛豆，烤菜之类的，有时会有油爆虾、霉干菜烧肉等。酒桌两旁各放着一把带靠背的竹椅，陈家姆妈和陈家阿爸各坐一端，陈家姆妈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她尤其爱穿黑色的香云纱的旗袍，其次是黑色的绸短衫绸长裤。而陈家阿爸则永远穿着白色的圆领老头汗衫和带条纹的短老头裤。他们俩坐在竹椅上，就着两三碟小菜慢慢地呷着黄酒，有时停下来摇摇芭蕉扇，神情很是悠然。小男孩在弄堂里奔来奔去的，玩得满头大汗，时不时过来要一口菜吃，陈家姆妈就用筷子夹粒花生或是夹块小肉到他嘴里，从旗袍的斜襟上扯下手帕替他擦擦汗，和颜悦色地关照他当心摔跤，便又任他去了。我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悄悄望着他们，觉得那个男孩子很幸福，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周围男孩很少有不挨骂挨打的，尤其当他在撒野时。有时陈家姆妈发现我在好奇地观察他们，便会微笑着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羞怯地摇摇头，她也不再勉强。天黑了，他们才撤席。他们的例行酒席一直摆到秋风乍起，天气转凉才作罢，成为我记忆中这条弄堂夏日最温馨的一道风景线。后来，那个男孩不知去向了，而他们的酒宴也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始消声匿迹。再后来，从外地回来的养子在客堂间成了家。没过多久，他们家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发出惊天动地的吵架打骂声，甚至在半夜三更都会有人摔热水瓶。我被这些声响惊动时，总在想，不知陈家姆妈现在在干什么，她那么温和的老太太，如何生活在这种激烈争吵的环境中呢？
隔壁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老太太，也是宁波人，据说以前是香烟厂的童工，后来当上了拿摩温。她总是把头发梳得精光，在脑后挽成个横S发髻，这好像是当时最时髦的发髻。梳头是她生活中的一大盛事。每次梳头，都有一个梳头娘姨上她家门，手中拿着一个包袱，那是她的工具箱。天冷，她们在二楼的窗口边，我就隔着两个天井的距离在我家的窗口前看；天热，她们在后门口摆开阵势，我就站在一旁看。梳头的过程好像很长，也很复杂：先是打开她的发髻，虽说在当时人的眼里，她已是老太太了，但她的头发又黑又亮，还很长。梳头娘姨一边耐心地用篦子一下一下地把头发梳通，一边陪着她说话。梳得差不多了，就用一把牙刷蘸着一种香喷喷的刨花水涂抹头发，把头顶部分的发型搞定。这种刨花水据说是用上好的木材刨出来的，无色透明，有点粘稠，像胶水似的，很好闻，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摩丝，五十年代弄堂里常有人上门推销给那些家庭妇女。然后就开始挽发髻，这显然是梳头中最关键的步骤，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老太太要求很高，我常见那梳头娘姨拆了重新来过。等那个横放的S型的发髻服服帖帖地挽在脑后之后，她用一只黑色的线编织的发网把发髻罩住，再用很多发夹把发网别住。最后，梳头娘姨拿出镜子对老太太左照右照，还不时小心翼翼地在她的头上东抹点刨花水，西捋捋鬓发，直到头发铮亮，一丝不苟为止。当时弄堂里雇用梳头娘姨、头发这么考究的大概就她一个，所以不光我们小孩子喜欢看热闹，那些家庭妇女也很感兴趣，她们也爱围在一旁评头论足、问这问那的，语气中总透出些许羡慕。有时，她们还托这个梳头娘姨带来刨花水大家分，当然是给钱的。这位老太太不光考究头发，也非常讲究穿着打扮。她总是穿得山青水绿，脖子上挂着亮闪闪的金项链，上面还坠着沉沉的金鸡心；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有翡翠的，嵌宝的还有金的，脚上穿着黑色的皮制圆口平底鞋。她闲来就腰板笔挺地站在后门口，左手在腹前托住右手的肘部，右手手指上夹着香烟，手指甲修得长长的，那架势就像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只是身板太僵直。她一边悠悠地吐着烟雾，一边用“贼骨铁硬”的宁波话对女婿或女儿发号施令，或是对他人说三道四。这位“拿摩温”说起话来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不断地眨巴眼睛，而且每眨巴几下，就会有一次幅度特别大、看起来特别吃力的眨眼动作，弄得我不敢多看她。因为看她久了，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学起她的眨巴眼来。如果她真是香烟厂的童工出身，我想她一定吃过很多苦，同时她一定是个非常要强的女孩，因此才能“脱颖而出”，当上拿摩温，挣那么多钱，因为她的穿着打扮、她女儿新房里的一套红木家具、以及她的横S发髻，都昭示着她的经济实力。或许，她还有别的故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拿摩温”很疼爱她的女儿，却鄙视她的女婿。她对女婿说话从来都颐指气使，而且经常在生活上亏待女婿，比如在自然灾害时期把好吃的东西藏起来留给女儿外孙女，把剩的坏的给女婿吃。女儿和女婿若拌几句嘴，她马上像头母狮似地对女婿咆哮。为此，老实巴交的女婿有时也会忍无可忍，与她爆发争吵。每回争吵，不管是什么起因，女儿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丈夫一边，激烈地指责母亲，而且比丈夫骂得更凶。“拿摩温”开始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等女儿一出场就先软了几分。吵到最后，女儿伤心地号啕大哭，母亲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围观的邻居赌咒发誓再也不管女儿的事了。可是过不多久她准故态复萌。我那时想不通的是：既然她帮的是女儿，为什么女儿不感激母亲反倒要和她吵？既然女儿不愿意她这么对待女婿，她又爱女儿，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惹女儿生气？唉，人性的复杂，那时的我怎么会明白啊！
还有一位苏州老太太也很有意思。她的丈夫是前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一名小科长，解放后闲职在家。老夫妇俩感情很不错，经常一起出去走亲戚看演出，逛街买东西。苏州老太年轻时大概颇得丈夫宠爱，所以受不得半点委屈。有一次他们不知怎么地吵架了，老太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那时正好是冬天，又是傍晚时分，老太太披着件长大衣，夹着一个小包袱，边低头抹眼泪，边小声啼哭着从后门出来，头也不回地拐到大弄堂去了。她前脚刚走，后脚老头就气急败坏地追了出来，嘴里念叨着：“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老头拐到大弄堂正打算追到马路上去，却意外地发现老太太并没有走远，正坐在大弄堂的井盖上饮泣呢。老头不由得喜出望外，老太太看他追出来也破涕为笑了，于是老头一边数落她，一边抢过她的包袱，挽她回去；老太太呢，半推半就，忸怩地顺从着他走了。这一幕正好让弄堂里好几个人目睹，虽说有点喜剧色彩，终究温馨得很。
我们弄堂里的老太太大多数是宁波人，但也有几个本地人、广东人及山东人等。有一个本地老太太很精明能干，脾气也爽朗，说话“一豁两响”，一口标准的浦东话。她楼上住着个伶牙利嘴的小姑娘，她俩常常为了晾衣服、用自来水之类的事吵架。有一次她们又吵架，那小姑娘讲理占不了上风，便尖刻地咒骂她“老不死”，还附带很多脏话，语速之快令老太太无法招架。但老太太自有办法拆招，只听得她不慌不忙地反复回击她同一句话：“侬活不到！侬活不到！”本地话中“活”与“不”声母都读成V，韵母也相同，说的人朗朗上口，听的人铿锵有力，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不久优势就显现了，那小姑娘竟不是她对手，最后只好偃旗息鼓，落荒而逃，浦东老太太笑到了最后。
当时弄堂里的老太太，多数人已经不裹小脚了，但也有例外。有两个山东老太太很有意思：一个又高又瘦，身高约一米七，裹成的小脚也是细细长长的。老太太每天挎着篮子出来买菜，因为人高脚小，所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看上去一碰就会摔倒。另一个又瘦又小，身高约一米五。这位山东老太太五官端正清秀，年轻时该是个美女。她的脚裹得小巧玲珑，很精致，与常州人裹的小脚粽子差不多大小，真正让人见识到何谓“三寸金莲”。只是这双三寸金莲害得她走路十分困难，除了倒垃圾她很少出门，更走不了远地儿。老太太的丈夫是个彪型山东大汉，两个人偶尔走在一起你会忍俊不禁，同时也会觉得老太太活像一只落入虎口的小羊羔。
还有个年轻的“老太太”也值得说上几句。说她年轻，是因为她的实际年龄只相当于弄堂里的媳妇辈，然而她的身份却又是一个大家庭中的老婆婆。她是作为“填房”嫁到这家人家的，年龄比这家的大儿子还小几岁。每到夏天，老头子就整天坐在大门口前的藤榻上喝茶，看报。她便忙进忙出地伺候老头子，同时料理一个大家庭的所有家务。小儿媳是纱厂工人，三班倒，孙子孙女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老头子脾气暴躁，后来又中风瘫痪，她在辛苦和任劳任怨之中渐渐地老了。在老头去世后不久，小媳妇不知为什么与她翻脸了，在外放风说是老太太长久以来一直与她的丈夫有染。这一下在她们家和弄堂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老太太哭着寻死觅活；小儿子铁青着脸进进出出；小媳妇哭诉她多年来的委曲求全；孩子们则茫然不知所措。一个长久以来在邻居们眼中还算和谐的家庭，就这么完了。邻居中什么议论都有，有同情老太太的，有相信小媳妇的。我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只知道长久以来，老太太在家中就是一台家务机器人。假如说在这个家中有谁能同情她、理解她、关心她的话，那也只有那个小儿子，因为小儿子是他们家里人最本分，心最善良的人，他常常会帮她做些家务活，以减轻她的负担。尽管那时人们的观念还远不如今天开放，但我却同情这位老太太，心想，真有那么回事倒好了。可惜的是不会有，因为那小儿子太老实本分，有那贼心还没那贼胆哪！后来那小儿子也突发脑溢血过世了，老太太在家中无依无靠，就包下孙子一家的家务，以换取孙子对她的抚养。听说后来连一手拉扯大的孙子也受老婆的影响，对老太太不怎么好。老太太为这个大家庭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到头来连生活都得靠政府的低保救助。
现在这些老太太们多已作古，可是回想起来，她们的身影曾那样生动地活跃于石库门弄堂中，她们也是石库门历史中的一页。
隔壁有个叫陈家姆妈的，是宁波人，胖胖的，黑黑的，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那是当时老太太们最流行的发型。陈家姆妈是五号的二房东，自己住在底楼天井旁的前厢房，客堂间是公用的，其余的房间都租出去了。她身边没有子女，但有过一个与我同龄的小男孩。陈家阿爸长得又白又瘦，他大概已经退休了，整天在家。每年夏天一到，陈家姆妈每天都会在傍晚时分洞开大门，搬出凳子椅子，我知道，他们又开始在大门口摆“酒席”了。酒桌是用两张方凳拼成的，上面搁一把锡制的酒壶，两只锡酒杯、两只小碟、两双筷子。酒菜很简单，通常是花生米，臭豆腐干，咸菜炒毛豆，烤菜之类的，有时会有油爆虾、霉干菜烧肉等。酒桌两旁各放着一把带靠背的竹椅，陈家姆妈和陈家阿爸各坐一端，陈家姆妈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她尤其爱穿黑色的香云纱的旗袍，其次是黑色的绸短衫绸长裤。而陈家阿爸则永远穿着白色的圆领老头汗衫和带条纹的短老头裤。他们俩坐在竹椅上，就着两三碟小菜慢慢地呷着黄酒，有时停下来摇摇芭蕉扇，神情很是悠然。小男孩在弄堂里奔来奔去的，玩得满头大汗，时不时过来要一口菜吃，陈家姆妈就用筷子夹粒花生或是夹块小肉到他嘴里，从旗袍的斜襟上扯下手帕替他擦擦汗，和颜悦色地关照他当心摔跤，便又任他去了。我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悄悄望着他们，觉得那个男孩子很幸福，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周围男孩很少有不挨骂挨打的，尤其当他在撒野时。有时陈家姆妈发现我在好奇地观察他们，便会微笑着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羞怯地摇摇头，她也不再勉强。天黑了，他们才撤席。他们的例行酒席一直摆到秋风乍起，天气转凉才作罢，成为我记忆中这条弄堂夏日最温馨的一道风景线。后来，那个男孩不知去向了，而他们的酒宴也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始消声匿迹。再后来，从外地回来的养子在客堂间成了家。没过多久，他们家几乎隔三差五就要发出惊天动地的吵架打骂声，甚至在半夜三更都会有人摔热水瓶。我被这些声响惊动时，总在想，不知陈家姆妈现在在干什么，她那么温和的老太太，如何生活在这种激烈争吵的环境中呢？
隔壁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老太太，也是宁波人，据说以前是香烟厂的童工，后来当上了拿摩温。她总是把头发梳得精光，在脑后挽成个横S发髻，这好像是当时最时髦的发髻。梳头是她生活中的一大盛事。每次梳头，都有一个梳头娘姨上她家门，手中拿着一个包袱，那是她的工具箱。天冷，她们在二楼的窗口边，我就隔着两个天井的距离在我家的窗口前看；天热，她们在后门口摆开阵势，我就站在一旁看。梳头的过程好像很长，也很复杂：先是打开她的发髻，虽说在当时人的眼里，她已是老太太了，但她的头发又黑又亮，还很长。梳头娘姨一边耐心地用篦子一下一下地把头发梳通，一边陪着她说话。梳得差不多了，就用一把牙刷蘸着一种香喷喷的刨花水涂抹头发，把头顶部分的发型搞定。这种刨花水据说是用上好的木材刨出来的，无色透明，有点粘稠，像胶水似的，很好闻，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摩丝，五十年代弄堂里常有人上门推销给那些家庭妇女。然后就开始挽发髻，这显然是梳头中最关键的步骤，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老太太要求很高，我常见那梳头娘姨拆了重新来过。等那个横放的S型的发髻服服帖帖地挽在脑后之后，她用一只黑色的线编织的发网把发髻罩住，再用很多发夹把发网别住。最后，梳头娘姨拿出镜子对老太太左照右照，还不时小心翼翼地在她的头上东抹点刨花水，西捋捋鬓发，直到头发铮亮，一丝不苟为止。当时弄堂里雇用梳头娘姨、头发这么考究的大概就她一个，所以不光我们小孩子喜欢看热闹，那些家庭妇女也很感兴趣，她们也爱围在一旁评头论足、问这问那的，语气中总透出些许羡慕。有时，她们还托这个梳头娘姨带来刨花水大家分，当然是给钱的。这位老太太不光考究头发，也非常讲究穿着打扮。她总是穿得山青水绿，脖子上挂着亮闪闪的金项链，上面还坠着沉沉的金鸡心；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有翡翠的，嵌宝的还有金的，脚上穿着黑色的皮制圆口平底鞋。她闲来就腰板笔挺地站在后门口，左手在腹前托住右手的肘部，右手手指上夹着香烟，手指甲修得长长的，那架势就像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只是身板太僵直。她一边悠悠地吐着烟雾，一边用“贼骨铁硬”的宁波话对女婿或女儿发号施令，或是对他人说三道四。这位“拿摩温”说起话来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不断地眨巴眼睛，而且每眨巴几下，就会有一次幅度特别大、看起来特别吃力的眨眼动作，弄得我不敢多看她。因为看她久了，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学起她的眨巴眼来。如果她真是香烟厂的童工出身，我想她一定吃过很多苦，同时她一定是个非常要强的女孩，因此才能“脱颖而出”，当上拿摩温，挣那么多钱，因为她的穿着打扮、她女儿新房里的一套红木家具、以及她的横S发髻，都昭示着她的经济实力。或许，她还有别的故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拿摩温”很疼爱她的女儿，却鄙视她的女婿。她对女婿说话从来都颐指气使，而且经常在生活上亏待女婿，比如在自然灾害时期把好吃的东西藏起来留给女儿外孙女，把剩的坏的给女婿吃。女儿和女婿若拌几句嘴，她马上像头母狮似地对女婿咆哮。为此，老实巴交的女婿有时也会忍无可忍，与她爆发争吵。每回争吵，不管是什么起因，女儿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丈夫一边，激烈地指责母亲，而且比丈夫骂得更凶。“拿摩温”开始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等女儿一出场就先软了几分。吵到最后，女儿伤心地号啕大哭，母亲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围观的邻居赌咒发誓再也不管女儿的事了。可是过不多久她准故态复萌。我那时想不通的是：既然她帮的是女儿，为什么女儿不感激母亲反倒要和她吵？既然女儿不愿意她这么对待女婿，她又爱女儿，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惹女儿生气？唉，人性的复杂，那时的我怎么会明白啊！
还有一位苏州老太太也很有意思。她的丈夫是前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一名小科长，解放后闲职在家。老夫妇俩感情很不错，经常一起出去走亲戚看演出，逛街买东西。苏州老太年轻时大概颇得丈夫宠爱，所以受不得半点委屈。有一次他们不知怎么地吵架了，老太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那时正好是冬天，又是傍晚时分，老太太披着件长大衣，夹着一个小包袱，边低头抹眼泪，边小声啼哭着从后门出来，头也不回地拐到大弄堂去了。她前脚刚走，后脚老头就气急败坏地追了出来，嘴里念叨着：“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老头拐到大弄堂正打算追到马路上去，却意外地发现老太太并没有走远，正坐在大弄堂的井盖上饮泣呢。老头不由得喜出望外，老太太看他追出来也破涕为笑了，于是老头一边数落她，一边抢过她的包袱，挽她回去；老太太呢，半推半就，忸怩地顺从着他走了。这一幕正好让弄堂里好几个人目睹，虽说有点喜剧色彩，终究温馨得很。
我们弄堂里的老太太大多数是宁波人，但也有几个本地人、广东人及山东人等。有一个本地老太太很精明能干，脾气也爽朗，说话“一豁两响”，一口标准的浦东话。她楼上住着个伶牙利嘴的小姑娘，她俩常常为了晾衣服、用自来水之类的事吵架。有一次她们又吵架，那小姑娘讲理占不了上风，便尖刻地咒骂她“老不死”，还附带很多脏话，语速之快令老太太无法招架。但老太太自有办法拆招，只听得她不慌不忙地反复回击她同一句话：“侬活不到！侬活不到！”本地话中“活”与“不”声母都读成V，韵母也相同，说的人朗朗上口，听的人铿锵有力，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不久优势就显现了，那小姑娘竟不是她对手，最后只好偃旗息鼓，落荒而逃，浦东老太太笑到了最后。
当时弄堂里的老太太，多数人已经不裹小脚了，但也有例外。有两个山东老太太很有意思：一个又高又瘦，身高约一米七，裹成的小脚也是细细长长的。老太太每天挎着篮子出来买菜，因为人高脚小，所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看上去一碰就会摔倒。另一个又瘦又小，身高约一米五。这位山东老太太五官端正清秀，年轻时该是个美女。她的脚裹得小巧玲珑，很精致，与常州人裹的小脚粽子差不多大小，真正让人见识到何谓“三寸金莲”。只是这双三寸金莲害得她走路十分困难，除了倒垃圾她很少出门，更走不了远地儿。老太太的丈夫是个彪型山东大汉，两个人偶尔走在一起你会忍俊不禁，同时也会觉得老太太活像一只落入虎口的小羊羔。
还有个年轻的“老太太”也值得说上几句。说她年轻，是因为她的实际年龄只相当于弄堂里的媳妇辈，然而她的身份却又是一个大家庭中的老婆婆。她是作为“填房”嫁到这家人家的，年龄比这家的大儿子还小几岁。每到夏天，老头子就整天坐在大门口前的藤榻上喝茶，看报。她便忙进忙出地伺候老头子，同时料理一个大家庭的所有家务。小儿媳是纱厂工人，三班倒，孙子孙女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老头子脾气暴躁，后来又中风瘫痪，她在辛苦和任劳任怨之中渐渐地老了。在老头去世后不久，小媳妇不知为什么与她翻脸了，在外放风说是老太太长久以来一直与她的丈夫有染。这一下在她们家和弄堂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老太太哭着寻死觅活；小儿子铁青着脸进进出出；小媳妇哭诉她多年来的委曲求全；孩子们则茫然不知所措。一个长久以来在邻居们眼中还算和谐的家庭，就这么完了。邻居中什么议论都有，有同情老太太的，有相信小媳妇的。我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只知道长久以来，老太太在家中就是一台家务机器人。假如说在这个家中有谁能同情她、理解她、关心她的话，那也只有那个小儿子，因为小儿子是他们家里人最本分，心最善良的人，他常常会帮她做些家务活，以减轻她的负担。尽管那时人们的观念还远不如今天开放，但我却同情这位老太太，心想，真有那么回事倒好了。可惜的是不会有，因为那小儿子太老实本分，有那贼心还没那贼胆哪！后来那小儿子也突发脑溢血过世了，老太太在家中无依无靠，就包下孙子一家的家务，以换取孙子对她的抚养。听说后来连一手拉扯大的孙子也受老婆的影响，对老太太不怎么好。老太太为这个大家庭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到头来连生活都得靠政府的低保救助。
现在这些老太太们多已作古，可是回想起来，她们的身影曾那样生动地活跃于石库门弄堂中，她们也是石库门历史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