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经济决策者若想寻求可供模仿的成功模式，会有大把选择。以中国为首的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频频创出高增长新纪录，为他国树立了可供追随的模式。尽管发达经济体表现远远不及平均水平，但也有显著的例外，比如德国和瑞典。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经常说，“像我们这样做吧—你们的经济也能繁荣。”
　　但是，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引以为傲的增长模式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们依赖巨额外部盈余来刺激贸易部门和经济其他部分。在过去10年中，瑞典的经常项目盈余平均可达GDP的7%以上；同期的德国的比值接近6%。
　　中国的巨额外部盈余—2007年超过GDP的10%—在最近几年大幅收窄至GDP的约2.5%，贸易失衡程度已下降。随着盈余的减少，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也随之下落—事实上，两者的下降几乎是一比一关系。平心而论，比较而言中国的年增长依然很高，超过7%。但这一水平的增长反映了前所未有—也不可持续—的国内投资增加量，现已接近GDP的50%。当投资回到正常水平时，经济增长也会进一步减速。
　　显然，所有国家都在同一时间出现贸易盈余的情况不会发生。事实上，成功经济体能有超凡经济表现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选择模仿它们。
　　不过，我们可不能听信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最近在吹嘘德国的美德时所说的话。“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是毫无争议的欧洲‘病夫’。” 朔伊布勒说。他认为，让德国焕然一新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和对公共支出的约束。
　　事实上，德国确实实施了一些改革，但其他国家也这么做了，且德国的劳动力市场看上去并不比任何一个其他欧洲经济体更灵活。但是，一个重大差别是德国外部收支平衡的转变。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的赤字一变而为近几年巨大的盈余，这要归功于其欧元区（最近则是全世界）的贸易伙伴。正如《金融时报》的沃尔夫（Martin Wolf）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德国经济搭了全球需求的顺风车。
　　也有其他国家在不依赖外部盈余的情况下在近几十年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大部分国家染上了正好相反的综合症：过度依赖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通过刺激国内信用和消费产生了暂时的增长。但外围经济体十分容易受到金融市场波动和资本突然外逃的影响，最近投资者预期美国将收紧货币政策时的表现就是明证。
　　就拿印度来说，前不久，它还是又一个著名的成功故事。过去10年，印度的增长与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恶化的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不无关系—2012年印度报告经常项目赤字超过GDP的5%，但在21世纪初期是有盈余的。土耳其则是另一颗逐渐暗淡的明星，它也依赖于巨大的年度经常项目赤字，其中2011年达到了GDP的10%。
　　在其他地区，小型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立陶宛和科索沃—在21世纪最初几年均以很快的速度增长。但看看它们在2000～2013年间平均经常项目赤字—最低是立陶宛，为GDP的5.5%，最高是科索沃，为GDP的13.4%—马上就能发现这些国家不能作为模仿对象。
　　非洲的情况也类似。这片大陆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正是那些在2000～2013年能够忍受巨大外部赤字的经济体—利比里亚平均为GDP的26%，莫桑比克17%，乍得14%，塞拉利昂11%，加纳7%。卢旺达的经常项目稳步恶化，如今赤字已超过GDP的10%。
　　世界经常项目收支最终必须归零。在理想世界中，追求贸易拉动型增长的盈余国家应该有追求债务拉动型增长的国家的赤字与之匹配。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可以连续确保这一均衡的机制；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可能（也经常）是互不相容的。
　　当一些国家想减少赤字，但没有相应的国家想减少盈余时，结果就出现输出失业和对通缩的偏见（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当一些国家想减少盈余，但没有相应国家想减少赤字时，结果就是资本流的突然“断流”和金融危机。随着外部失衡的加剧，这一循环的每一阶段都会变得更加痛苦。
　　世界经济的真英雄—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是那些做得相对较好且外部失衡较小的国家。奥地利、加拿大、菲律宾、莱索托和乌拉圭这些国家无法与世界增长冠军相媲美，因为它们没有通过过度借贷来维持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它们是不起眼的经济体，很少出现在新闻标题中。但没有它们，全球经济将比现在更加难以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