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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运动在欧美广泛兴起，也是我国当前教师专业化中的一个理想目标。它强调教师有能力对自己的实际情境和教育行动加以反思、研究，提出最贴切的改进建议，教师不应是别人研究成果的消费者，而是一个不断反思的研究者。每个课堂都是实验室，每位教师都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这是教育研究的最高理想。
其实早在80年前，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提出了“好的先生……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的观点。认为教师要不断“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他举例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陶行知一生教育历程都在诠释着教师应该成为一名研究者，以及如何成为研究者。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教师要有“发现新理”的试验精神
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中，陶行知指出：“欲求常新之道，必先有去旧之方。试验者，去旧之方也。”他还说：“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欧美之所以进步敏捷者，以有试验方法故；中国之所以瞠乎人后者，以无试验方法故。”所以，陶行知非常注重教育实验，力图以教育试验的方法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教育之路。他认为教育实验有两种功能：一是“由实验而发见新的学理”，二是“由实验而印证他人所发见之学理”。即教育实验的创新功能和印证功能，只有实验才能产生新的科学理论，只有被实验证明为正确、实用的理论才能广泛推广。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五种旧习，他指出：“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率任己意，仪型外国，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为此，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他就提出由大学院设立教育研究所，聘请专门人才，分工研究，实地试验。陶行知的一生，进行了无数的试验。如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进行乡村教育改造和乡村社会改造的试验，学校的教学组织、教学原则、教学形式和方法，都是根据他的教育思想进行的。并由此在试验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三大命题。同时，还进行了“中心小学”的试验，认为中心小学是母亲，师范学校是儿子，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试验中心。1932年，他又设立了山海工学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进行试验，而后把它推向全国。后来在育才学校，陶行知又进行了特修课程的试验研究。育才学校的课程除按规定开设普修课外，又按学生“性之相近”，分别开设了音乐、戏剧等六个组，根据各组学科性质开设特修课。普修课和特修课在教程安排上先各占一半时间，后调整为2／3比1／3；最后，又从实际出发，改进为3／4比1／4。最终成功地探索出一套培养特殊才能儿童的科学课程体系。系统的教育试验为他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陶行知说：“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正是新课程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殷切期盼。
二、教师“要有科学的精神”
陶行知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极力的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假设，试验。印证，推想，会通，分析，正确，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泉源。简单些说，我们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这里所谓科学的精神，实则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只有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的试验才是真正的试验。“例如试验甲乙二教授法之优劣，则必将试验时之一切情形，归为一致。盖必先一其教师，一其教材，一其设备，一其时间，一其地方，而所教之学生又须年龄等，男女等，家境等，程度等，然后施以各异之教法，乃可知结果之攸归，屡试而验，然后二法之优劣，乃可得而发明焉。”这些科学研究的方法既是教师探求教育真理所必须的，也是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所必须的，但恰恰正是我国教师所普遍欠缺的。补上教育研究方法这一课是陶行知几十年前对师范生的要求，也是我们今天的教师亟待加强的。
三、要有实践反思的精神
陶行知一生著述颇丰，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教育思想，但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陶行知回国后，开始用杜威的教育理论来改造中国的旧教育，但是却到处碰壁。在平民教育运动、晓庄试验师范学校教育实践中，陶行知深刻地认识到：“自从亲自到民间打了几个滚后，才觉得我们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的，没有效验的。”于是他一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一面批判外国的“洋教育”，同时深入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终于探求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说：“我们要常常检讨，紧紧把握，天天创造。”正是怀着这种“常常检讨”的精神，陶行知经历了一个个不断反思的历程：从信奉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改名陶知行，到批判“知行”观、“知行知”观，并进而树立起“行知”观、“行知行”观，陶行知实现了自己在教育哲学思想上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和提高。陶行知不仅自己时常反思，而且还要求学生要“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以“每日四问”勉励学生要每天反思，每天进步。
其实，我们今天的教师，要想每天都有进步，也同样需要“每日四问”，同样需要实践反思。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分析和解决自己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样是研究，但教师不同于教育理论专家的地方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行动研究和实践反思。以问题为中心的行动研究和实践反思，是促进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教师要善于从日常教育情境中发现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下一步的教育行为中加以检验和改进，进而形成理性的认识。这就是陶行知对科学过程的认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陶行知告诫我们说：“教员最重要的精神，是求事业能力的长进，要把我们的教材教法一天长进一天，要不断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又说，做学问最忌的是玄想、武断、尽信书，以差不多自足，以一家言自封。”所以，教师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上要不断地求进求新，而求进求新的有效方法便是科学试验和实践反思。只有教师具备了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才能实现以研带教、以研促教，教研相长，才能保证新的教育理念在课程实施的层面上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发展。
其实早在80年前，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提出了“好的先生……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的观点。认为教师要不断“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他举例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陶行知一生教育历程都在诠释着教师应该成为一名研究者，以及如何成为研究者。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教师要有“发现新理”的试验精神
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中，陶行知指出：“欲求常新之道，必先有去旧之方。试验者，去旧之方也。”他还说：“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欧美之所以进步敏捷者，以有试验方法故；中国之所以瞠乎人后者，以无试验方法故。”所以，陶行知非常注重教育实验，力图以教育试验的方法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教育之路。他认为教育实验有两种功能：一是“由实验而发见新的学理”，二是“由实验而印证他人所发见之学理”。即教育实验的创新功能和印证功能，只有实验才能产生新的科学理论，只有被实验证明为正确、实用的理论才能广泛推广。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五种旧习，他指出：“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率任己意，仪型外国，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为此，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他就提出由大学院设立教育研究所，聘请专门人才，分工研究，实地试验。陶行知的一生，进行了无数的试验。如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进行乡村教育改造和乡村社会改造的试验，学校的教学组织、教学原则、教学形式和方法，都是根据他的教育思想进行的。并由此在试验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三大命题。同时，还进行了“中心小学”的试验，认为中心小学是母亲，师范学校是儿子，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试验中心。1932年，他又设立了山海工学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进行试验，而后把它推向全国。后来在育才学校，陶行知又进行了特修课程的试验研究。育才学校的课程除按规定开设普修课外，又按学生“性之相近”，分别开设了音乐、戏剧等六个组，根据各组学科性质开设特修课。普修课和特修课在教程安排上先各占一半时间，后调整为2／3比1／3；最后，又从实际出发，改进为3／4比1／4。最终成功地探索出一套培养特殊才能儿童的科学课程体系。系统的教育试验为他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陶行知说：“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正是新课程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殷切期盼。
二、教师“要有科学的精神”
陶行知在《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极力的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假设，试验。印证，推想，会通，分析，正确，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泉源。简单些说，我们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这里所谓科学的精神，实则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只有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的试验才是真正的试验。“例如试验甲乙二教授法之优劣，则必将试验时之一切情形，归为一致。盖必先一其教师，一其教材，一其设备，一其时间，一其地方，而所教之学生又须年龄等，男女等，家境等，程度等，然后施以各异之教法，乃可知结果之攸归，屡试而验，然后二法之优劣，乃可得而发明焉。”这些科学研究的方法既是教师探求教育真理所必须的，也是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所必须的，但恰恰正是我国教师所普遍欠缺的。补上教育研究方法这一课是陶行知几十年前对师范生的要求，也是我们今天的教师亟待加强的。
三、要有实践反思的精神
陶行知一生著述颇丰，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教育思想，但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陶行知回国后，开始用杜威的教育理论来改造中国的旧教育，但是却到处碰壁。在平民教育运动、晓庄试验师范学校教育实践中，陶行知深刻地认识到：“自从亲自到民间打了几个滚后，才觉得我们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的，没有效验的。”于是他一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一面批判外国的“洋教育”，同时深入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终于探求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说：“我们要常常检讨，紧紧把握，天天创造。”正是怀着这种“常常检讨”的精神，陶行知经历了一个个不断反思的历程：从信奉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改名陶知行，到批判“知行”观、“知行知”观，并进而树立起“行知”观、“行知行”观，陶行知实现了自己在教育哲学思想上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和提高。陶行知不仅自己时常反思，而且还要求学生要“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以“每日四问”勉励学生要每天反思，每天进步。
其实，我们今天的教师，要想每天都有进步，也同样需要“每日四问”，同样需要实践反思。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分析和解决自己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样是研究，但教师不同于教育理论专家的地方在于，它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行动研究和实践反思。以问题为中心的行动研究和实践反思，是促进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教师要善于从日常教育情境中发现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下一步的教育行为中加以检验和改进，进而形成理性的认识。这就是陶行知对科学过程的认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陶行知告诫我们说：“教员最重要的精神，是求事业能力的长进，要把我们的教材教法一天长进一天，要不断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又说，做学问最忌的是玄想、武断、尽信书，以差不多自足，以一家言自封。”所以，教师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上要不断地求进求新，而求进求新的有效方法便是科学试验和实践反思。只有教师具备了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才能实现以研带教、以研促教，教研相长，才能保证新的教育理念在课程实施的层面上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