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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全球性的公共危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疫情关联炒作涉藏议题，试图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国际舆论斗争形势更趋复杂。研究疫情期间境外涉藏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呈现的特点、中国外宣媒体涉藏报道的议题设置和舆论应对，分析国际涉藏舆论斗争的本质，有助于中国政府在公共危机背景下优化舆论引导策略、提升国际涉藏话语权。
本文采取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关键词检索，对2020年1月20日至4月8日期间境内外网页、境内微博、微信，境外主流社交媒体网站推特和脸书上的涉藏疫情信息进行抓取，共收集到相关信息36540条，经人工筛选得出有效信息约6000条，据此初步了解疫情期间境内外涉藏舆论情况。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择相关性较强的879条涉藏疫情信息进行具体内容分析。
一、疫情中的境外涉藏舆论特点
疫情暴发和蔓延期间，涉藏议题的国际关注度并未降低，相反疫情信息的交织使得国际涉藏舆论环境更趋复杂。梳理可见，境外脸书和推特多以媒体、机构和个人账号发布疫情信息，主要关注境内藏区疫情、解除进藏隔离、境外藏胞染疫及所在国防控措施等议题。879条境外有效数据中，外媒报道519条，脸书269条，推特91条。研究发现，疫情中的境外涉藏舆论呈现以下特点：
1.议题对抗性和政治化倾向显著。疫情发生后，境外“藏獨”集团和西方媒体无视西藏和四省藏区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合作抗疫事实，对藏区防疫措施大肆攻击、无端抹黑，批评中国政府“故意瞒报”藏区疫情，“藏区医疗条件差”“藏区防疫不忘维稳和网络审查”“打压藏人人权”等；与此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借疫情攻击中国的治藏政策，如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等将西藏的防疫措施曲解为“禁足”“布控”等，议题对抗性和政治化倾向显著。
2.舆论参与主体多元化。从西方反华势力、挺藏组织、非政府组织，到各类媒体、境外藏胞、藏传佛教活佛及僧人等，就涉藏议题参与发声的主体十分多元，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成为活跃传播者。印度、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境外藏胞聚居地的外媒不同程度地关注了涉藏疫情相关话题。
3.各平台舆论情感倾向差异化。从舆论的情感倾向看，疫情期间境外各平台涉藏舆论表现出较大差异化。据统计，外媒相关负面报道414条，占比79.77%（其中非常负面245条，占47.21%；中偏负169条，占32.56%）；中偏正报道105条，占20.23%。脸书负面信息141条，占52.42%（其中非常负面88条，占32.71%；中偏负53条，占19.7%）；正面信息128条，占47.58%。推特负面信息54条，占59.34%（其中非常负面36条，中偏负18条）；正面信息37条，占40.66%。综合来看，境外社交媒体特别是脸书，正面舆论占据一定比例，主要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击疫情的积极评价、中国坚决反对美涉藏法案“长臂管辖”以及揭露美疫情治理不力等内容，这些平台也成为涉藏疫情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而外媒报道以负面为主，且关联网络安全、台湾、香港、涉疆等多个议题，国际涉藏舆论斗争形势在疫情期间更趋复杂。
4.负面舆论由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主导。一方面，达赖集团借疫情“刷存在感”，一些“藏独”组织及其头目就疫情发声，关注藏区牧民子女网课“遇阻”、散布关于境内藏区感染病例数的谣言，同时攻击我藏区疫情防控措施和治藏政策；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趁机关联炒作涉藏议题，1月29日，美众议院在西藏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的同日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随后，“藏独”分子和挺藏组织通过多个媒体平台为法案唱“赞歌”，同时在社交媒体频繁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指称新冠病毒，渲染“中国责任论”“索赔中国论”，诋毁中国政府对他国防疫援助，炮制涉藏疫情负面舆论。
二、我国外宣媒体的涉藏报道及舆论应对
1.我国外宣媒体的涉藏议程设置。疫情期间，我国外宣媒体涉藏主要议题包括：党中央高度关注疫情形势并协调部署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回信、西藏自治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及时采取行动抗击疫情、援藏医生驰援武汉前线、藏医与西医及中医协力战疫、西藏和青海藏区等地多日无新增病例逐步复产复工，再就是对美国抛出“涉藏法案”干涉中国内政，以及国际上借新冠病毒污名化中国的论调予以回击等。以中国西藏网为例，从今年2月初至4月底，该网站英、法、德三个脸书主页共发布28条疫情相关原创贴文，总阅读量逾270万人次，总互动量124.8万人次。其中，“小张的33天”动画视频，讲述了西藏唯一确诊患者小张，从感染到治愈前后33天的故事，全球阅读量达145.47万人次。《战疫情，爱无国界》等原创视频，以普通人视角，以影像方式展现世界多国人民特别是儿童为中国抗疫加油的场景和画面，与海内外网友互动，传播效果良好。此外，藏文子网同期发布疫情相关报道305条，其中音视频、图解新闻58条，宣传中央以及西藏和四省藏区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更新疫情最新动态。以拉萨语、安多语、康巴语以及多种藏区地方方言制作的防疫知识普及音视频，在多个平台发布，颇受藏区农牧民和境外藏胞好评。
2.舆论引导困境和改进空间。我国外宣媒体的涉藏议程设置，符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使命和涉藏工作总体要求，但将这一时段内我国外宣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话语体系与西方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的涉藏传播系统如同在两个平行世界中运行，因意识形态对立难以在舆论层面达成共识。面对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我国媒体的涉藏对外传播和舆论引导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包括充分掌握实情的藏区地方媒体往往缺乏外宣功能、有中国特色的涉藏话语在西方舆论场中欠缺有效的国际化表达、受中美舆论战影响一些于我有利的涉疫情报道无法在境外有效推送等等。
我国外宣媒体的舆论引导尚有很大改进空间：一是涉藏对外传播的主动性有待提高。就疫情而言，以一线事实、准确数据为基础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权威信息，让真相跑在谣言之前，有利于我们掌握舆论主动权；二是我国主流外宣媒体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媒体，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议程设置能力和传播技巧有待提升，此时媒体的失语与沉默会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国内外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感，进而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三是既了解藏区实际又懂国际传播的复合型涉藏外宣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疫情背景下国际涉藏舆论斗争的本质
境外涉藏负面舆论是疫情冲击下国际涉华负面舆论的一个剖面，西方是国际反华舆论的主导者和炮制者之一。涉藏话语权之争，是中国与国际反华挺藏势力实力较量在舆论层面的反映，而舆论斗争的本质是中西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抗。
1.疫情凸显美欧自由制度的缺陷，激起中西方体制和治理能力的胜负讨论。当前，疫情的中心从西欧、北美向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欧亚和拉美地区扩散，到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舆论的中心却始终指向中国。究其根本原因，这场疫情凸显了“中国之治”和“美欧之乱”，激起了国际社会关于中西方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胜负讨论。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面对二战以来人类最大的一场公共危机，一些西方国家不是借机加强国际合作协力抗疫，而是将疫情政治化，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中西体制之争愈演愈烈。
2.舆论战，是西方战略打压中国的一环。美国之所以带头并鼓动国际上一批“反华仇华”势力对华打疫情舆论战，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不希望这场疫情成为中美体制之争的胜负手。对于美国而言，丧失体制优势，将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终结”，即西方体制优越论的终结；另一方面，中国体制通过抗击疫情得以在国际社会展现感召力，是美西方反華势力最不愿看到的。所以，中国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疫情防控再好，都抵挡不住反华势力抹黑中国体制的舆论冲动。除了舆论战，疫情期间美国继续在经贸、技术、网络安全、涉台、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对中国全面施压。正如美国记者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2020年3月30日在美国左翼评论网站“每月评论在线”刊文分析的，在这场全球斗争中，华盛顿“加倍努力部署其新的冷战战略，试图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华盛顿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加深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中国国家主导的体制正在超越美国的资本主义，并逐渐使替代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合法化”。
四、提升国际涉藏话语权的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面对公共危机和更趋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就如何提升国际涉藏话语权，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1.创新国际涉藏话语体系，探索有中国特色涉藏话语的有效对外表达。这场规模广泛、影响深远的疫情危机，同时也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应主动设置议题，构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涉藏话语体系。一方面，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涉藏话语，如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富民兴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治藏方略和思想的有效对外表达和传播路径，实现国际传播中的涉藏话语体系从“被动融入”向“主动构建”的思维转变。对于这些概念西方民众缺乏基本认知，我们应展示中国特色、藏区特点，设法将这些议题与受众熟悉的内容进行关联，便于其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要发挥官方、媒体、宗教界、民间、智库等作用，通过高层对话和交往、西藏白皮书、文化交流、举办论坛、发表学术著作、影视片和畅销书等方式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既要坚持历史的主题和发展的主题，也需要吸纳西方的多元文化论、宗教与信仰自由等观念，强调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等话语。
2.面对疫情善于转危为机，更好地争夺国际涉藏话语权。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中国政府应在主动向美国、印度、尼泊尔等藏胞聚居国提供抗疫援助的同时，增强我国援助是出于外交道义的宣传报道，加强与外媒合作，占据舆论制高点。一是以不同形式多渠道增强对海外藏胞的信息服务，对话我驻外领事官员，对涉及藏胞居留、捐赠等问题给出权威解答，及时回应重要的抹黑言论。二是关注境外在涉藏疫情信息发布中相对中立的媒体和社交媒体账号，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发出更多客观的声音。突发公共危机时，外国媒体往往非常需要中国内容，应抓住此类时机，加强与外媒合作，主动提供定制内容，提高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媒体稿源的引用频率。三是鼓励学术界、艺术界、民间团体等力量多渠道发声，让非政府力量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充分释放，最大限度拓展涉藏外宣主体；同时建立多元共管、分类指导的管理平台和管理机制，让主流的涉藏声音和价值观在中国政府引导下，以及在中外网民的交流中凸现。四是对于涉藏攻击性谣言，由掌握实情的地方藏区媒体及时回应，有策略地消解，发挥专业媒体和涉藏传播平台的积极作用，提高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水平。
3.分层施策，针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实现精准传播。受国际关系、历史演进和地缘政治等要素影响，中国与不同国家间涉藏舆论斗争的分层化态势显著：既有出于国家利益、战略遏制需要打“西藏牌”的美国，又有意识形态差异主导下既对立又妥协的欧洲，还有地缘政治影响下涉藏舆论动态变化的印度、日本、蒙古、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此外，西方政府、民间、不同媒体间，涉藏立场存在明显差异。政府层面公开支持达赖集团的极少，而民意层面则较多。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各国受其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各有所需。应针对不同国家、区域和群体实际情况开展传播活动，精心设置议题，推广中国抗击疫情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智慧，包括藏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强化中国诊疗方案的利他性。以战略传播思维开创于我有利的国际涉藏舆论环境。
4.以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优质涉藏内容。新媒体时代，短视频日益成为最受欢迎的传播形态。有研究公司预测，到2021年，视频将占所有互联网流量的80%，互联网视频用户将近19亿人，每月将观看3万亿分钟的视频。从中国西藏网疫情期间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实践可以看出，原创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明显优于图文。应顺应媒介发展趋势，提高涉藏外宣媒体和相关职能部门从业人员的新闻素养，多分享平民化、生活化的原创视频及微直播，讲述普通人有温度、接地气的抗疫故事。优质的涉藏内容尤其不应回避疫情期间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些涉藏区治理等敏感话题，应主动策划，通过自我构建扬长避短，突显区域正面形象以弥补他者建构中的偏差。以开放交流的姿态，摆事实、讲故事，传播积极正向的价值观，促进外国受众对我涉藏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向世界呈现丰富立体多元的中国国家形象。
本文采取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关键词检索，对2020年1月20日至4月8日期间境内外网页、境内微博、微信，境外主流社交媒体网站推特和脸书上的涉藏疫情信息进行抓取，共收集到相关信息36540条，经人工筛选得出有效信息约6000条，据此初步了解疫情期间境内外涉藏舆论情况。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择相关性较强的879条涉藏疫情信息进行具体内容分析。
一、疫情中的境外涉藏舆论特点
疫情暴发和蔓延期间，涉藏议题的国际关注度并未降低，相反疫情信息的交织使得国际涉藏舆论环境更趋复杂。梳理可见，境外脸书和推特多以媒体、机构和个人账号发布疫情信息，主要关注境内藏区疫情、解除进藏隔离、境外藏胞染疫及所在国防控措施等议题。879条境外有效数据中，外媒报道519条，脸书269条，推特91条。研究发现，疫情中的境外涉藏舆论呈现以下特点：
1.议题对抗性和政治化倾向显著。疫情发生后，境外“藏獨”集团和西方媒体无视西藏和四省藏区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合作抗疫事实，对藏区防疫措施大肆攻击、无端抹黑，批评中国政府“故意瞒报”藏区疫情，“藏区医疗条件差”“藏区防疫不忘维稳和网络审查”“打压藏人人权”等；与此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借疫情攻击中国的治藏政策，如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等将西藏的防疫措施曲解为“禁足”“布控”等，议题对抗性和政治化倾向显著。
2.舆论参与主体多元化。从西方反华势力、挺藏组织、非政府组织，到各类媒体、境外藏胞、藏传佛教活佛及僧人等，就涉藏议题参与发声的主体十分多元，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成为活跃传播者。印度、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境外藏胞聚居地的外媒不同程度地关注了涉藏疫情相关话题。
3.各平台舆论情感倾向差异化。从舆论的情感倾向看，疫情期间境外各平台涉藏舆论表现出较大差异化。据统计，外媒相关负面报道414条，占比79.77%（其中非常负面245条，占47.21%；中偏负169条，占32.56%）；中偏正报道105条，占20.23%。脸书负面信息141条，占52.42%（其中非常负面88条，占32.71%；中偏负53条，占19.7%）；正面信息128条，占47.58%。推特负面信息54条，占59.34%（其中非常负面36条，中偏负18条）；正面信息37条，占40.66%。综合来看，境外社交媒体特别是脸书，正面舆论占据一定比例，主要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击疫情的积极评价、中国坚决反对美涉藏法案“长臂管辖”以及揭露美疫情治理不力等内容，这些平台也成为涉藏疫情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而外媒报道以负面为主，且关联网络安全、台湾、香港、涉疆等多个议题，国际涉藏舆论斗争形势在疫情期间更趋复杂。
4.负面舆论由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主导。一方面，达赖集团借疫情“刷存在感”，一些“藏独”组织及其头目就疫情发声，关注藏区牧民子女网课“遇阻”、散布关于境内藏区感染病例数的谣言，同时攻击我藏区疫情防控措施和治藏政策；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趁机关联炒作涉藏议题，1月29日，美众议院在西藏出现首例确诊病例的同日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随后，“藏独”分子和挺藏组织通过多个媒体平台为法案唱“赞歌”，同时在社交媒体频繁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指称新冠病毒，渲染“中国责任论”“索赔中国论”，诋毁中国政府对他国防疫援助，炮制涉藏疫情负面舆论。
二、我国外宣媒体的涉藏报道及舆论应对
1.我国外宣媒体的涉藏议程设置。疫情期间，我国外宣媒体涉藏主要议题包括：党中央高度关注疫情形势并协调部署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回信、西藏自治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及时采取行动抗击疫情、援藏医生驰援武汉前线、藏医与西医及中医协力战疫、西藏和青海藏区等地多日无新增病例逐步复产复工，再就是对美国抛出“涉藏法案”干涉中国内政，以及国际上借新冠病毒污名化中国的论调予以回击等。以中国西藏网为例，从今年2月初至4月底，该网站英、法、德三个脸书主页共发布28条疫情相关原创贴文，总阅读量逾270万人次，总互动量124.8万人次。其中，“小张的33天”动画视频，讲述了西藏唯一确诊患者小张，从感染到治愈前后33天的故事，全球阅读量达145.47万人次。《战疫情，爱无国界》等原创视频，以普通人视角，以影像方式展现世界多国人民特别是儿童为中国抗疫加油的场景和画面，与海内外网友互动，传播效果良好。此外，藏文子网同期发布疫情相关报道305条，其中音视频、图解新闻58条，宣传中央以及西藏和四省藏区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更新疫情最新动态。以拉萨语、安多语、康巴语以及多种藏区地方方言制作的防疫知识普及音视频，在多个平台发布，颇受藏区农牧民和境外藏胞好评。
2.舆论引导困境和改进空间。我国外宣媒体的涉藏议程设置，符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使命和涉藏工作总体要求，但将这一时段内我国外宣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话语体系与西方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的涉藏传播系统如同在两个平行世界中运行，因意识形态对立难以在舆论层面达成共识。面对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我国媒体的涉藏对外传播和舆论引导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包括充分掌握实情的藏区地方媒体往往缺乏外宣功能、有中国特色的涉藏话语在西方舆论场中欠缺有效的国际化表达、受中美舆论战影响一些于我有利的涉疫情报道无法在境外有效推送等等。
我国外宣媒体的舆论引导尚有很大改进空间：一是涉藏对外传播的主动性有待提高。就疫情而言，以一线事实、准确数据为基础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权威信息，让真相跑在谣言之前，有利于我们掌握舆论主动权；二是我国主流外宣媒体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媒体，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议程设置能力和传播技巧有待提升，此时媒体的失语与沉默会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国内外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感，进而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三是既了解藏区实际又懂国际传播的复合型涉藏外宣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疫情背景下国际涉藏舆论斗争的本质
境外涉藏负面舆论是疫情冲击下国际涉华负面舆论的一个剖面，西方是国际反华舆论的主导者和炮制者之一。涉藏话语权之争，是中国与国际反华挺藏势力实力较量在舆论层面的反映，而舆论斗争的本质是中西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抗。
1.疫情凸显美欧自由制度的缺陷，激起中西方体制和治理能力的胜负讨论。当前，疫情的中心从西欧、北美向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欧亚和拉美地区扩散，到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舆论的中心却始终指向中国。究其根本原因，这场疫情凸显了“中国之治”和“美欧之乱”，激起了国际社会关于中西方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胜负讨论。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面对二战以来人类最大的一场公共危机，一些西方国家不是借机加强国际合作协力抗疫，而是将疫情政治化，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中西体制之争愈演愈烈。
2.舆论战，是西方战略打压中国的一环。美国之所以带头并鼓动国际上一批“反华仇华”势力对华打疫情舆论战，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不希望这场疫情成为中美体制之争的胜负手。对于美国而言，丧失体制优势，将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终结”，即西方体制优越论的终结；另一方面，中国体制通过抗击疫情得以在国际社会展现感召力，是美西方反華势力最不愿看到的。所以，中国包括西藏和四省藏区疫情防控再好，都抵挡不住反华势力抹黑中国体制的舆论冲动。除了舆论战，疫情期间美国继续在经贸、技术、网络安全、涉台、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对中国全面施压。正如美国记者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2020年3月30日在美国左翼评论网站“每月评论在线”刊文分析的，在这场全球斗争中，华盛顿“加倍努力部署其新的冷战战略，试图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华盛顿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加深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中国国家主导的体制正在超越美国的资本主义，并逐渐使替代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合法化”。
四、提升国际涉藏话语权的策略建议
综上所述，面对公共危机和更趋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就如何提升国际涉藏话语权，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1.创新国际涉藏话语体系，探索有中国特色涉藏话语的有效对外表达。这场规模广泛、影响深远的疫情危机，同时也是一次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应主动设置议题，构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涉藏话语体系。一方面，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涉藏话语，如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富民兴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治藏方略和思想的有效对外表达和传播路径，实现国际传播中的涉藏话语体系从“被动融入”向“主动构建”的思维转变。对于这些概念西方民众缺乏基本认知，我们应展示中国特色、藏区特点，设法将这些议题与受众熟悉的内容进行关联，便于其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要发挥官方、媒体、宗教界、民间、智库等作用，通过高层对话和交往、西藏白皮书、文化交流、举办论坛、发表学术著作、影视片和畅销书等方式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既要坚持历史的主题和发展的主题，也需要吸纳西方的多元文化论、宗教与信仰自由等观念，强调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等话语。
2.面对疫情善于转危为机，更好地争夺国际涉藏话语权。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中国政府应在主动向美国、印度、尼泊尔等藏胞聚居国提供抗疫援助的同时，增强我国援助是出于外交道义的宣传报道，加强与外媒合作，占据舆论制高点。一是以不同形式多渠道增强对海外藏胞的信息服务，对话我驻外领事官员，对涉及藏胞居留、捐赠等问题给出权威解答，及时回应重要的抹黑言论。二是关注境外在涉藏疫情信息发布中相对中立的媒体和社交媒体账号，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发出更多客观的声音。突发公共危机时，外国媒体往往非常需要中国内容，应抓住此类时机，加强与外媒合作，主动提供定制内容，提高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媒体稿源的引用频率。三是鼓励学术界、艺术界、民间团体等力量多渠道发声，让非政府力量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充分释放，最大限度拓展涉藏外宣主体；同时建立多元共管、分类指导的管理平台和管理机制，让主流的涉藏声音和价值观在中国政府引导下，以及在中外网民的交流中凸现。四是对于涉藏攻击性谣言，由掌握实情的地方藏区媒体及时回应，有策略地消解，发挥专业媒体和涉藏传播平台的积极作用，提高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水平。
3.分层施策，针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实现精准传播。受国际关系、历史演进和地缘政治等要素影响，中国与不同国家间涉藏舆论斗争的分层化态势显著：既有出于国家利益、战略遏制需要打“西藏牌”的美国，又有意识形态差异主导下既对立又妥协的欧洲，还有地缘政治影响下涉藏舆论动态变化的印度、日本、蒙古、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此外，西方政府、民间、不同媒体间，涉藏立场存在明显差异。政府层面公开支持达赖集团的极少，而民意层面则较多。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各国受其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各有所需。应针对不同国家、区域和群体实际情况开展传播活动，精心设置议题，推广中国抗击疫情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智慧，包括藏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强化中国诊疗方案的利他性。以战略传播思维开创于我有利的国际涉藏舆论环境。
4.以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优质涉藏内容。新媒体时代，短视频日益成为最受欢迎的传播形态。有研究公司预测，到2021年，视频将占所有互联网流量的80%，互联网视频用户将近19亿人，每月将观看3万亿分钟的视频。从中国西藏网疫情期间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实践可以看出，原创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明显优于图文。应顺应媒介发展趋势，提高涉藏外宣媒体和相关职能部门从业人员的新闻素养，多分享平民化、生活化的原创视频及微直播，讲述普通人有温度、接地气的抗疫故事。优质的涉藏内容尤其不应回避疫情期间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些涉藏区治理等敏感话题，应主动策划，通过自我构建扬长避短，突显区域正面形象以弥补他者建构中的偏差。以开放交流的姿态，摆事实、讲故事，传播积极正向的价值观，促进外国受众对我涉藏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向世界呈现丰富立体多元的中国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