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果珍到“发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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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的航天实力和勇敢探索精神得到了积极评价
  
  美国西部时间8月9日凌晨5点12分(北京时间20点12分),“发现”号航天飞机终于回了家。
  对于与宇航员一起度过了这惊心动魄的90分钟返航历程的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来说,这都是个美妙的时刻。对于关心“发现”号的中国人来说,也度过了一个从兴奋到羡慕、从失落到担心、从狂热到冷静的过程。
  
  “果珍、果珍”
  
  “航天飞机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就是果珍、果珍。”在上海做物流工作的25岁姑娘刘文艳说。上世纪80年代末,果珍打着航天飞机宇航员专用饮品的口号进入了中国,而让中国人记住的,不仅有它那酸甜的味道,还有果珍广告里、果珍商标上的航天飞机。
  当时刘文艳才上小学,那时的中国,刚刚开始了解世界。航天飞机对于中国人来说,陌生得就像星空,遥远而神秘。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件事从大家不知道,到开始了解,到逐渐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圆了人类的一个探索太空的梦想。”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鲍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那时我们觉得航天飞机这个高科技的庞然大物真是太伟大了,它既能像科学家的‘眼睛’一样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又能像飞机一样在太空和大气层中自由飞行,人类的智慧真是无所不能。”刘文艳说。
  美国航天飞机的横空出世,以及中国在商用卫星发射领域的多次成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的雄心,鼓舞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身航天事业。
  但从“挑战者”号的失事,到中国火箭渐渐退出国际市场,航天专业毕业生难以就业,人们对于航天的兴奋开始冷却。中国人在见证了科学的强大的同时也见证了自己的脆弱,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梦想与现实的天平明显倾向了后者。
  直到“神舟”5号的出现,才重新给了中国人一针强心剂。中国人又开始憧憬嫦娥飞天,梦开始做到了火星。
  中国人关心航天飞机安危,因为中国与美国一样,也有了宇航员在天上。
  
  为美国人担心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整体进步的标志,而不是国家之间互相攀比的标准,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在大众汽车工作的李丘亭说。
  “航天飞机是一个非常宇宙化的东西,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他们的成功全人类都要感到自豪。”他说。
  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在为“发现”号的安全返航忧心忡忡的时候,《瞭望东方周刊》采访到的普通中国民众多数也都感到担心。
  一位古典文学爱好者小朱给《瞭望东方周刊》写下这么一段话:
  “发现”号返回地球,如果只是作为纯粹的科学活动,恐怕吸引不了这样多的目光。我对人类探索宇宙空间不甚了解,倒是宇航员滞留太空等待返航时的心情值得体会。持着平淡的心观察太空,是周遭的静谧安抚着心灵,还是内心的守护决定了看天的心情?我对航天飞机的安全性颇有信心,毕竟这是万般宠爱集于一身的骄子,不是马路上飞驰的车,海浪上颠簸的船,也非频频出勤的民航客机。尽管消除了这份忧虑,见到飞船安全返航的画面,还是有几分激动。
  中央电视台对航天飞机返航作了直播。主持人对美国的航天实力和美国人的勇敢探索精神,都作了积极评价。
  
  冷静是一种理性
  
  “发现”号升空后,出现了和2003年失事的“哥伦比亚”号类似的隔热层破损,这意味着它面临着类似的命运,即难以承受进入大气层后摩擦导致的高温。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全世界,从欧洲到美洲,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的人们都为“发现”号出主意,俄罗斯已经开始待命,随时准备起飞去营救被困的航天员。“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还难以想像。”李丘亭说。
  “从航天飞机失事到思考怎样处理,人经历了一个从美好到现实再到理性的转换过程。”鲍鸥说,“过去是对梦幻的憧憬,然后到梦幻的破灭,而又到理性的思考。从失事的惨痛中,人们在震惊的同时没有被吓退,勇敢地重新起飞,并且从理性上考虑怎么去避免灾难的重复。人类的‘思维’过程就是这样的。”
  鲍鸥认为,对下一代的教育来说,航天飞机是个机会。“我们目前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一个淹没孩子理想、幻想的环境,削平了他们的创造力,很多高分的学生不适应创造的过程,失去了创造的兴趣。”
  “航天飞机是一个展示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例子。最近钱学森跟温总理的谈话中对于中国教育的评价让我很有感触。”
  7月29日,温家宝看望中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时,钱学森对温总理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8月10日,美国又用“大力神”火箭发射了一枚新的火星探测器,而当天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也传出消息,中国的“嫦娥1号”绕月卫星可望在2007年升空,二者差距还相当大。
  鲍鸥说,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还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航天飞机设计师。我们需要认识到教育的缺陷和危机,否则耽误的就不是一代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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