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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等鬼子都进了家门，才开始找驱邪的法器”
他又听见了那个撕心裂肺的惨叫。66年了，惨叫声总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凛冽地穿过他的耳鼓膜。
医生说，这是战争后遗症。
1939年的重庆初夏。12岁的钱家少爷带着10岁的小妹去吃冰淇淋。“妹妹那天好漂亮。花布连衣裙。辫子上的蝴蝶结，像两个红颜色的叮叮猫儿 (四川人称的蜻蜒)。”78岁的钱老先生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这时，闷热的天空中已经挂出两个红气球。悬挂不同颜色的气球是重庆战争时期的日军轰炸警报系统之一。出现两个红色气球，意味着敌机已经到了市郊。
可是，愉快的兄妹却没有注意到警告。
“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妹妹惨叫一声，手和脚都炸飞了。”钱先生老泪纵横，“好奇怪，她辫子上的蝴蝶结一点都没有歪。我妈妈说，那个是妹妹的魂，晓得来找我们。妈妈是安慰我，怕我自责，没有注意空袭警报红气球。我经常梦到妹妹。醒来就想，我无论如何要活着，看到日本投降。”
勇敢地活着是为了印证
那次轰炸，日军的飞机将钱家在今天解放碑附近的大宅炸掉一半。几天后，钱家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在又一次轰炸中化为灰烬。
从1938年2月18日日军在重庆上空扔下第一枚炸弹，到1943年8月23日最后一次轰炸，这个错落有致的西南山城在五年半的时间里遭到日军21593枚炸弹的杀戮。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康说，日军至少夺走了1．8万个无辜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根据1925年日内瓦国际空战协定，交战方严禁轰炸非军事目标。但早在1937年即日军空袭重庆的前一年，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颁布的《航空部队使用法》就指示其士兵，在破坏敌对国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的同时，“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伤其意志。”
王康指出，日本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践踏了空中轰炸伦理学，首开二战中轰炸平民的最恶先河。这已然就是后来希特勒残杀犹太人以及今天‘9·11’等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滥觞。”
轰炸后不久，钱老先生就成了大后方的抗日先锋。“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去城里游行，到乡村去发动群众抗日。”钱老先生说。他勇敢地活着，是为了印证，日本的历史污点绝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被抹去。
可是，这位13岁读《共产党宣言》、20岁加入地下党的革命者开始有些焦虑不安，因为“1945年8月15号就投降的日本，又在蠢蠢欲动。军国主义的幽灵在一些日本人中再次游荡了”。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年轻一代太注重享受眼前的物质生活，不少人缺乏忧患意识。“一些年轻人不学历史，等我们这辈日本侵略中国的见证人都走了，日本一些人对屠杀中国人不认账的企图，会不会就得逞了呢?”
“盛岛酒店”与《啊！海军》
钱老先生的担心并非多余。2000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63周年忌日前两天，就在日军杀害我30万军民的南京城，发生过一件让人深思的事情：中日合资的“盛岛酒店” 为了开市大吉，将一块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挪走了。这个纪念碑是1987年南京市政府为纪念在正觉寺被日军集体枪杀的17位僧人和三位尼姑而树立的。
时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朱成山先生回忆此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为了经济利益，不顾民族感情，竟然移走纪念碑，让人不寒而栗。日本一直想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而我们自己却在破坏历史见证，痛心啊。
他指出，正觉寺纪念碑是众多纪念碑中最特殊的一块。“日本一直声称自己是重视佛教的国家。可当年日军连正觉寺的僧人都集体屠杀了，侵华日军的残暴可见一斑。”
一些中国人更愿意相信，事实上，从投降那天起，日本少数人就已经开始从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为战争招魂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刘华注意到，首先在文化上，日本战败不久，很快就拍摄丁包括《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以及《日本大海战》等在内的一系列为军国主义摇幡的影片。他说，“看电影的人如果长期处在历史是非混淆，甚至历史被抹杀的地方，那么，他从这样的影片中能够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日本所有侵华战争都是正义的。”
爱国激情无法减少惨重牺牲
以表现对战争罪行敬仰为特征的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屡屡发生。右翼势力一再修改教科书，迫不急待地否认其军国主义的罪行，这些不能不让人们引起关注。
新修订的教科书说：中国人“由于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过激的特点，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活跃”。正是因为“中国排日运动激烈”，才导致了“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当然也没有日本什么责任，那完全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潜人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引起的。照此说来，中日战争根本就是“共产党挑唆”的结果。而对南京大屠杀，教科书只字未提，竭力狡辩，“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
战后日本军备费用持续上升，目前已经占其GDP值的1％，总数额达400亿美元，而世界各国军备费用，平均只占GDP总值的1．6％。考虑到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军费的总值实在不小。
刘华这位年轻人认为，日本的一些人在国际关系的认知上，只信奉实力和权力。而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是，他说，“从长远的利益来看，日本绝不可能一直靠技术领先赚取利润。由于资源缺乏，不用实力维系廉价原料的进口，日本很难维持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十分担心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否愿意恪守和平准则了。”
因此，“对此绝不能对军国主义丧失警惕。”刘说。
当年蒋介石幻想着，战争在1940年爆发，可以打败日本。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不可能让你慢慢来。它在1936年就已经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结果，1937年“七七” 事变爆发，紧接着是淞沪之战，上海沦陷。
战争没有仁慈。单凭爱国激情与民族仇恨都无法减少惨重的牺牲。由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缺乏充分准备，代价必然是惨痛的。淞沪战役，中国死伤了33万人，而日军的死伤人数不到10万。李宗仁曾说，“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北京军区一位退役上校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真正胸怀民族大义的人，应该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吃透，把逢“十”的抗战胜利纪念变成永恒的自觉的意识渗透在一代传一代的教育中。
当今天穿着时髦的一些青年男女，在冀中平原蜿蜒的地道里穿越，在荷花簇拥的白洋淀里游嬉时，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当年的军民在数百平方公里的敌后浴血奋战的民族仇恨。
“在我们歌舞升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危险可能到来。”北京资深的军事文化评论家宋晓军说。
重庆的钱老先生警告后辈，“不要等鬼子都进了家门，才开始找驱邪的法器。那样就为时晚矣!”
他又听见了那个撕心裂肺的惨叫。66年了，惨叫声总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凛冽地穿过他的耳鼓膜。
医生说，这是战争后遗症。
1939年的重庆初夏。12岁的钱家少爷带着10岁的小妹去吃冰淇淋。“妹妹那天好漂亮。花布连衣裙。辫子上的蝴蝶结，像两个红颜色的叮叮猫儿 (四川人称的蜻蜒)。”78岁的钱老先生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这时，闷热的天空中已经挂出两个红气球。悬挂不同颜色的气球是重庆战争时期的日军轰炸警报系统之一。出现两个红色气球，意味着敌机已经到了市郊。
可是，愉快的兄妹却没有注意到警告。
“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妹妹惨叫一声，手和脚都炸飞了。”钱先生老泪纵横，“好奇怪，她辫子上的蝴蝶结一点都没有歪。我妈妈说，那个是妹妹的魂，晓得来找我们。妈妈是安慰我，怕我自责，没有注意空袭警报红气球。我经常梦到妹妹。醒来就想，我无论如何要活着，看到日本投降。”
勇敢地活着是为了印证
那次轰炸，日军的飞机将钱家在今天解放碑附近的大宅炸掉一半。几天后，钱家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在又一次轰炸中化为灰烬。
从1938年2月18日日军在重庆上空扔下第一枚炸弹，到1943年8月23日最后一次轰炸，这个错落有致的西南山城在五年半的时间里遭到日军21593枚炸弹的杀戮。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康说，日军至少夺走了1．8万个无辜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根据1925年日内瓦国际空战协定，交战方严禁轰炸非军事目标。但早在1937年即日军空袭重庆的前一年，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颁布的《航空部队使用法》就指示其士兵，在破坏敌对国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的同时，“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伤其意志。”
王康指出，日本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践踏了空中轰炸伦理学，首开二战中轰炸平民的最恶先河。这已然就是后来希特勒残杀犹太人以及今天‘9·11’等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滥觞。”
轰炸后不久，钱老先生就成了大后方的抗日先锋。“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去城里游行，到乡村去发动群众抗日。”钱老先生说。他勇敢地活着，是为了印证，日本的历史污点绝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被抹去。
可是，这位13岁读《共产党宣言》、20岁加入地下党的革命者开始有些焦虑不安，因为“1945年8月15号就投降的日本，又在蠢蠢欲动。军国主义的幽灵在一些日本人中再次游荡了”。
钱老先生认为，中国年轻一代太注重享受眼前的物质生活，不少人缺乏忧患意识。“一些年轻人不学历史，等我们这辈日本侵略中国的见证人都走了，日本一些人对屠杀中国人不认账的企图，会不会就得逞了呢?”
“盛岛酒店”与《啊！海军》
钱老先生的担心并非多余。2000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63周年忌日前两天，就在日军杀害我30万军民的南京城，发生过一件让人深思的事情：中日合资的“盛岛酒店” 为了开市大吉，将一块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挪走了。这个纪念碑是1987年南京市政府为纪念在正觉寺被日军集体枪杀的17位僧人和三位尼姑而树立的。
时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朱成山先生回忆此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为了经济利益，不顾民族感情，竟然移走纪念碑，让人不寒而栗。日本一直想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而我们自己却在破坏历史见证，痛心啊。
他指出，正觉寺纪念碑是众多纪念碑中最特殊的一块。“日本一直声称自己是重视佛教的国家。可当年日军连正觉寺的僧人都集体屠杀了，侵华日军的残暴可见一斑。”
一些中国人更愿意相信，事实上，从投降那天起，日本少数人就已经开始从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为战争招魂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刘华注意到，首先在文化上，日本战败不久，很快就拍摄丁包括《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以及《日本大海战》等在内的一系列为军国主义摇幡的影片。他说，“看电影的人如果长期处在历史是非混淆，甚至历史被抹杀的地方，那么，他从这样的影片中能够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日本所有侵华战争都是正义的。”
爱国激情无法减少惨重牺牲
以表现对战争罪行敬仰为特征的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屡屡发生。右翼势力一再修改教科书，迫不急待地否认其军国主义的罪行，这些不能不让人们引起关注。
新修订的教科书说：中国人“由于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过激的特点，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活跃”。正是因为“中国排日运动激烈”，才导致了“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当然也没有日本什么责任，那完全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潜人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引起的。照此说来，中日战争根本就是“共产党挑唆”的结果。而对南京大屠杀，教科书只字未提，竭力狡辩，“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
战后日本军备费用持续上升，目前已经占其GDP值的1％，总数额达400亿美元，而世界各国军备费用，平均只占GDP总值的1．6％。考虑到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军费的总值实在不小。
刘华这位年轻人认为，日本的一些人在国际关系的认知上，只信奉实力和权力。而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是，他说，“从长远的利益来看，日本绝不可能一直靠技术领先赚取利润。由于资源缺乏，不用实力维系廉价原料的进口，日本很难维持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十分担心一些日本右翼分子是否愿意恪守和平准则了。”
因此，“对此绝不能对军国主义丧失警惕。”刘说。
当年蒋介石幻想着，战争在1940年爆发，可以打败日本。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不可能让你慢慢来。它在1936年就已经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结果，1937年“七七” 事变爆发，紧接着是淞沪之战，上海沦陷。
战争没有仁慈。单凭爱国激情与民族仇恨都无法减少惨重的牺牲。由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缺乏充分准备，代价必然是惨痛的。淞沪战役，中国死伤了33万人，而日军的死伤人数不到10万。李宗仁曾说，“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北京军区一位退役上校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真正胸怀民族大义的人，应该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吃透，把逢“十”的抗战胜利纪念变成永恒的自觉的意识渗透在一代传一代的教育中。
当今天穿着时髦的一些青年男女，在冀中平原蜿蜒的地道里穿越，在荷花簇拥的白洋淀里游嬉时，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当年的军民在数百平方公里的敌后浴血奋战的民族仇恨。
“在我们歌舞升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危险可能到来。”北京资深的军事文化评论家宋晓军说。
重庆的钱老先生警告后辈，“不要等鬼子都进了家门，才开始找驱邪的法器。那样就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