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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晚，北京万寿路的一家酒楼。
练习合气道的约30个中国青年，在这里送别日本老师石井义基。包括10岁的小孩子在内，每一个中国人都上去敬酒，还把京剧脸谱等礼物送给日本人。他们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执教。
55岁的石井是日本合气道平祥塾派来的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他与中国学生一起擦地板，自己叠道服，这些，都不像一些中国老师——他们只要求学生做，而自己在一边看着。
石井眼眶红了，“今天最高兴。”他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
接替石井的新老师是27岁的汤浅，学电子工程的日本人，自愿辞去工作来华教合气道。他有些腼腆，但很快便与中国年轻人打打闹闹，孩子一般搂抱着翻滚在餐厅的地板上。
石井给每一个中国学生都照了相，印成明信片，在背面用汉字写上他一年来在中国的感受，一一发送给中国学生。中国人也很感动，与日本人拥抱，一遍又一遍。
在此刻，他们似乎忘记了一切。
“历史”是提得最多的一个词
但或许，忘却仅是此时此刻。记忆深处有一些东西，还蛇一样盘绕着。
6月5日下午3点半，太阳晒得人的皮肤有些痛。烈日下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者排着长龙在无语地移行。这个地方，记者11年前来过一次，11年过去了，时间好像没有走动。
记者右侧的一对老夫妇正在喝水。老婆婆对老爷爷说：“造孽哟，日本人造孽哟，杀了这么多人，太坏了。”
这种情绪已深浸在南京的血脉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带给这座古城更多的，是历史的痛苦记忆。
和11年前相比，大屠杀纪念馆里还多了一些旨在“强化记忆”的东西，比如进门处是一口大大的“警钟”，比如那条“历史证人的脚印”铺设而成的铜版路。大大小小的222个大屠杀幸存者脚印中，记者找到了印着“朱秀英”名字的那一双脚印。
大凡南京人都知道七家湾，据说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年经过日军屠杀后，只剩下七家人而得名。朱秀英老人就住在这里的踹布坊。转了几个小巷子后，在公共厕所后面的一所平房里，记者找到了她。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那段经历从朱秀英的口里讲出来，似乎仍发生在昨天一样。“为了避难，我那时躲在一个亲戚家里，帮着看看小孩。有一天，我正在摇着摇篮里的孩子，突然进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日本兵，他一边笑着一边把我往床上拖。”
这段经历，朱秀英原本没有对丈夫和孩子们说起，只是最近几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寻找幸存者时，家人才逐步知道这些内情。
中国文化部前部长、作家王蒙有很多日本朋友，也多次去过日本。他每次赴日，都会觉得“又亲切，又凄凉，又黯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大疙瘩”不仅仅留在老人心里。南京人施小姐的祖父死于日本人刀下。她至今不买日货，不与日本人说话。另外一位南京人，做新闻工作的25岁小昭，在编辑涉日稿件时，每次都要自作主张加上一段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背景文字。
从未见过日本兵的34岁黄女士奇怪的是，有时会在梦中，被日本人追得喘不过气来，便惊醒了。而她七岁的儿子，有一天，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捉笔画出了日本兵被捉住、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图画。
“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不谈国事”
“我们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从来‘不谈国事’，因为我们知道双方都仇视对方，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仇恨日本人。”上海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职员陈巍表示。
“和日本人做生意，最难的就是质量的要求和把握，如我出口家具时，日本客户检查一个小茶几，会首先爬到茶几下面，看面板反面的油漆是否均匀、是否光亮。”上海日和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晓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1993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毕业后，就一直和日本人打交道。
高晓峰说，日本人总是把最好的商品提供给自己的国民，哪怕是一把用不了多久的梳子。
虽然只谈工作，但是冲突也时有发生，“仅仅因为中方人员对日方所谈技术不是很了解，日方就嘲笑中方人员是卖馒头的，什么都不懂。”日语翻译韩炜气愤地说。日语专业的他，毕业后就进入上海这家大型日资企业的技术部担任日语翻译。
韩炜说，由于中日双方在技术水平方面存在差距，中方对其中的一些技术知识不了解，技术交流不欢而散的情况十分多，日本人的不屑与蔑视十分常见，觉得很压抑的他后来跳到了另一家小日资公司。
在日本公司的人更要自强，要重视技术的学习，只有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日本才会瞧得起中国。这是韩炜的体会。
日本人古屋敷久是一家在华日资企业的普通职员，来中国已经四年了，看起来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其实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主要是一些中国人不团结，做事情重私利，不把中国当自己的国家，而且很多时候，喜欢想当然，不太踏实。
对中日未来战争的忧虑
在部分中国人中间，还存在对未来中日再次爆发战争的担心。
“目前和平发展是主题，但是战争的威胁并不是没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荣维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实质就是军国主义复活，政府右倾保守化严重，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批评，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
中国未来研究会军事分会负责人刘胜俊大尉也有同感，他对记者说：“虽然中国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日美防卫政策一直把我国台湾当作它们的‘保护对象’，其实就是变相的侵略，中国必然会进行防御，因此中日或会有一战。”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黄大慧博士表示，日本人认为抗日战争，是美国人打败他们，而不是中国人，从心底里佩服美国，并一直学习美国。中日之间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领土、能源、贸易摩擦等方面。
“未来中日之战，不会是像抗日战争那样的传统战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告诉本刊记者，他表示，日本正在实行全宇宙战略，自卫队也试图跻身国际警察，日本正是想在世界各地布局中超过中国，并会派生在军事、经济、外交谋略之上，与中国不断发生摩擦，达到不打中国而胜过中国。
另一种记忆
不过，关于历史，也还有另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促生了中日未来“非战”的想像。
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盛邦和教授，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毛主席就倡导与日本建交；青年时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他见识了日本新干线，意识到新干线所代表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发展目标。 就这样，盛邦和的年轻岁月在中日友好以及向日本学习现代化的氛围中度过。因此，他骨子里没有一点“反日情绪”。
“我1972年就开始学习日语了。”盛邦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我是一个理想青年，认为中国要想摆脱百年耻辱，就必须学习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让我从此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是，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第一批文科博士，决然地放弃了由世界银行资助去英国深造的机会，1985年去了日本东京大学。
像盛邦和这样“以日为师”或者深怀对日好感的人，在中国还有很多。
许多中国人仍然记得山口百惠，说起她来啧啧不忘。她曾经是无数中国人的偶像。高仓健则改变了一代中国男女对“男子汉”标准的看法。现在，一些成功的中国男演员身上，依稀还有高仓健的影子。
中国不少电影导演，都深受黑泽明的影响。张艺谋说：“黑泽明使我明白，当走向外面世界时，要保持自己的性格和风格。”张本人的作品如《英雄》，连一些构图细节，都很像是黑泽明的《影子武士》。
另一位导演王小帅，看了日本电影后受到震惊。他说，那是惟一能被东方人理解的电影。他因此改变了导演风格。
至于年轻一代中国人，阅读村上春树成长起来的，实在太多了。这本书也被一些中产阶级当作生活指南，不仅仅《挪威的森林》一直处于畅销之中，只要村上一有新著出版，便会以最快的速度翻译过来，摆上了大书店最醒目的书架。
抵制不住资生堂的诱惑
由于这两种记忆的交织，事实上，中国人大多是在对日矛盾的心态下生活着。
和大多数重庆女孩一样，逛街是华岩生活的一部分，在商场转了半天，还是没有抵制住资生堂(WHITIA海洋美白保湿乳)的诱惑，目前这种来自日本的化妆品已经成为不少中国女人的至爱。究竟有多少中国女人和资生堂发生过联系?这个数字无法统计。
刚刚买完资生堂走出商场，外面突然响起了警报，发呆了几秒后她才恍然大悟。“哦，今天是6月5号，纪念日。”
从1998年以来，为了纪念64年前日军制造的“六五”大轰炸惨案，重庆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拉响防空警报，以此警示人们不要忘记那场战争。
事后华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其实，我当时听到警报后，还真的想了想，真不该买资生堂的东西。”类似华岩这样的中国人有多少?也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由于使用日本产的松下牌剃须刀，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开玩笑称，自己每天早上和日本“亲密接触”，但看到报纸上日本右翼最近的言行，他“肺都气炸了”。不过，到了今天，他还是舍不得扔掉那把剃须刀。
上海理工大学大二学生陈新(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义正词严地痛斥了一些中国人的媚日情结，认为他们是叛徒。
但很快，陈新要求提前结束采访，因为他急着去上日语培训课。记者追问原因，他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上海有很多日企，如果会日语就更好找工作。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绝大部分人士都表示，尽管从历史上对日本有些反感，但在选用产品方面，不太介意是不是日本生产。
这样的情况，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认为很合理。“日本由于地缘的关系，已经形成了‘资源加工最优化’的模式，无论是产品，还是文化，都比较精致。”
日本真的是无处不在了
可以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对中国的进入，已是十分的深入了。
陆洋是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那家杂志最初就是模仿日本时尚杂志定位的。她的手机上挂着一个白色的小狗挂件——那是日本NHK一个儿童节目的标志。
“当然，我也喜欢吃日本料理，尤其是天妇罗。”
近几年来，日本料理可说是遍及中国。北京、上海可以说是星罗棋布。苏州还专门有一条特色“日本街”，建于1994年，一到晚上霓虹闪烁，跳跃的都是日文招牌。这条街可能只有1000米长，可日本料理店就有100多家。
35岁的上海人李玥是典型的日本料理迷。在李玥看来，日本料理不仅从色彩上精心搭配，连餐具都很精致。盛米饭的瓷钵，装汤的漆碗，放调羹的瓷片，以及那些模样似小船、似树叶、似小桥的各种装菜肴的碗碟，都是艺术品。
日本青年把染发作为一种时尚，这现在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流行。而最为典型的是“卡拉OK”了。这项娱乐活动起源于日本，大约在1988年左右传人中国大陆，很快从沿海流传到内地，至今风靡全国。
很多人都同意，日本文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正在加深。强调抵制日货的陈华是一个日本游戏迷，他说，日本游戏全球最好，他学日语的目的之一就是方便看懂各种说明和提示。
李玥的先生严明的书架上，摆满了日本漫画。在严明的印象中，日本漫画进入中国大陆好像是1989年，当时的漫画书是《机器猫》，接着就是《怪物太郎》(又名《Q太郎》)。
据统计，很多20岁以下的中国人，把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日本动漫上面。
这愈发增添了人们的复杂心情。有人指出，等中国年轻人长大后，中国文化中或会出现很强的日化趋势。
代表着世界先进性的日本技术文明
应该说，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人的技术了。
“中国的制造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等，和日本把一些产业转移到中国有关系。”复旦大学资深的日本经济研究专家陈建安对记者表示。
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来看，截至2004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将近92亿美元，在中国吸引的外资中，排第三位。
坐落于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的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创建于1993年1月，是由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75％)、日本日立家用电器公司(25％)合资组建。
公司的有关人员向记者回顾了创立初期的情况。当时，工厂主要的设备、图纸都是日方提供，管理人员也去日本学习进修。和日方合作10多年来，企业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引进依赖、消化吸收、联合开发、自主研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转移。如今，公司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空调压缩机生产商。
陈建安称，一些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的日本行业，其实已经是日本的边际行业了，比如冰箱、DVD等都在中国生产，用日方的商标。
最初的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也是如此。可现在他们自己的“海立”牌空调压缩机在市场销售份额中，已经超过“日立”牌了。
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生产技术等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进中国企业中，陈建安认为，日企客观上缩短了中国某些产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
尤其在技术领域。欧美的技术一般是原创，直接消化比较困难，但经过日本的改进后，比较适合劳动力密集型国家，适 合在中国普及。从这个方面讲，日本充当了技术“二传手”。
声称“但凡可以识别，绝不会买日本产品”的上海白领陈琴也承认，日本在帮助中国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她的一位亲戚就被派到日本学习，现在已经做了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
“他那个工厂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克隆日本的。”
中日互相学习还在继续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就是一个负责提供技术合作的机构。副所长藤谷浩至在北京发展大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据他介绍，日本国际协力是在1986年来中国的。截止到2003年底，累计的技术合作项目有75个，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59个，派到中国的专家人数共有5102名，接受中国研修生15627名，派到中国的海外协力队员(青年志愿者)542名。
小林隆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年长志愿者。2003年10月，他被派往中国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最近，他和中国同事花子五个月的时间，为一家总公司设在柳州市的企业实行了诊断。在他写的文章中，他希望这些企业经营战略能够为广西企业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上海遵义红十字护理医院老年科护士长杨莉萍最近特别忙。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参加上海红十字会和日本旭川荘厚生专门学院合办的老年介护师资培训班。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参加这样的培训了。
“在日本参观实习的时候，我经常被他们所感动，那些年轻的护士对待老人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杨莉萍对记者说。
旭川荘厚生专门学院的院长代理松本好生，是此次培训班的教师之一。在当天的课结束后，他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据他介绍，“介护”不是治疗，是一种对老人生活方面的关心和照顾，让老人快乐舒适地安度晚年。
日本在老年介护方面的历史有18年了，而上海还刚刚起步，所以把日本的经验介绍到上海来比较合适。
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隈丸优次看来，中日两国社会文化的相似性，使得中国在一些社会体系、法律制度的健全方面自然以日本为参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他补充了一句。
回答完《瞭望东方周刊》的所有问题后，隈丸优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微笑着对记者说，现在很多报纸上都说中日关系处在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可上海的很多日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少人相信，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人们担心的中日之间的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
练习合气道的约30个中国青年，在这里送别日本老师石井义基。包括10岁的小孩子在内，每一个中国人都上去敬酒，还把京剧脸谱等礼物送给日本人。他们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执教。
55岁的石井是日本合气道平祥塾派来的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他与中国学生一起擦地板，自己叠道服，这些，都不像一些中国老师——他们只要求学生做，而自己在一边看着。
石井眼眶红了，“今天最高兴。”他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
接替石井的新老师是27岁的汤浅，学电子工程的日本人，自愿辞去工作来华教合气道。他有些腼腆，但很快便与中国年轻人打打闹闹，孩子一般搂抱着翻滚在餐厅的地板上。
石井给每一个中国学生都照了相，印成明信片，在背面用汉字写上他一年来在中国的感受，一一发送给中国学生。中国人也很感动，与日本人拥抱，一遍又一遍。
在此刻，他们似乎忘记了一切。
“历史”是提得最多的一个词
但或许，忘却仅是此时此刻。记忆深处有一些东西，还蛇一样盘绕着。
6月5日下午3点半，太阳晒得人的皮肤有些痛。烈日下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者排着长龙在无语地移行。这个地方，记者11年前来过一次，11年过去了，时间好像没有走动。
记者右侧的一对老夫妇正在喝水。老婆婆对老爷爷说：“造孽哟，日本人造孽哟，杀了这么多人，太坏了。”
这种情绪已深浸在南京的血脉中。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日本带给这座古城更多的，是历史的痛苦记忆。
和11年前相比，大屠杀纪念馆里还多了一些旨在“强化记忆”的东西，比如进门处是一口大大的“警钟”，比如那条“历史证人的脚印”铺设而成的铜版路。大大小小的222个大屠杀幸存者脚印中，记者找到了印着“朱秀英”名字的那一双脚印。
大凡南京人都知道七家湾，据说这个地方是因为当年经过日军屠杀后，只剩下七家人而得名。朱秀英老人就住在这里的踹布坊。转了几个小巷子后，在公共厕所后面的一所平房里，记者找到了她。
尽管几十年过去了，那段经历从朱秀英的口里讲出来，似乎仍发生在昨天一样。“为了避难，我那时躲在一个亲戚家里，帮着看看小孩。有一天，我正在摇着摇篮里的孩子，突然进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日本兵，他一边笑着一边把我往床上拖。”
这段经历，朱秀英原本没有对丈夫和孩子们说起，只是最近几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寻找幸存者时，家人才逐步知道这些内情。
中国文化部前部长、作家王蒙有很多日本朋友，也多次去过日本。他每次赴日，都会觉得“又亲切，又凄凉，又黯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大疙瘩”不仅仅留在老人心里。南京人施小姐的祖父死于日本人刀下。她至今不买日货，不与日本人说话。另外一位南京人，做新闻工作的25岁小昭，在编辑涉日稿件时，每次都要自作主张加上一段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背景文字。
从未见过日本兵的34岁黄女士奇怪的是，有时会在梦中，被日本人追得喘不过气来，便惊醒了。而她七岁的儿子，有一天，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捉笔画出了日本兵被捉住、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图画。
“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不谈国事”
“我们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从来‘不谈国事’，因为我们知道双方都仇视对方，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仇恨日本人。”上海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职员陈巍表示。
“和日本人做生意，最难的就是质量的要求和把握，如我出口家具时，日本客户检查一个小茶几，会首先爬到茶几下面，看面板反面的油漆是否均匀、是否光亮。”上海日和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晓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1993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毕业后，就一直和日本人打交道。
高晓峰说，日本人总是把最好的商品提供给自己的国民，哪怕是一把用不了多久的梳子。
虽然只谈工作，但是冲突也时有发生，“仅仅因为中方人员对日方所谈技术不是很了解，日方就嘲笑中方人员是卖馒头的，什么都不懂。”日语翻译韩炜气愤地说。日语专业的他，毕业后就进入上海这家大型日资企业的技术部担任日语翻译。
韩炜说，由于中日双方在技术水平方面存在差距，中方对其中的一些技术知识不了解，技术交流不欢而散的情况十分多，日本人的不屑与蔑视十分常见，觉得很压抑的他后来跳到了另一家小日资公司。
在日本公司的人更要自强，要重视技术的学习，只有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日本才会瞧得起中国。这是韩炜的体会。
日本人古屋敷久是一家在华日资企业的普通职员，来中国已经四年了，看起来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其实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主要是一些中国人不团结，做事情重私利，不把中国当自己的国家，而且很多时候，喜欢想当然，不太踏实。
对中日未来战争的忧虑
在部分中国人中间，还存在对未来中日再次爆发战争的担心。
“目前和平发展是主题，但是战争的威胁并不是没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荣维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实质就是军国主义复活，政府右倾保守化严重，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批评，就有发生战争的可能。
中国未来研究会军事分会负责人刘胜俊大尉也有同感，他对记者说：“虽然中国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日美防卫政策一直把我国台湾当作它们的‘保护对象’，其实就是变相的侵略，中国必然会进行防御，因此中日或会有一战。”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黄大慧博士表示，日本人认为抗日战争，是美国人打败他们，而不是中国人，从心底里佩服美国，并一直学习美国。中日之间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领土、能源、贸易摩擦等方面。
“未来中日之战，不会是像抗日战争那样的传统战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告诉本刊记者，他表示，日本正在实行全宇宙战略，自卫队也试图跻身国际警察，日本正是想在世界各地布局中超过中国，并会派生在军事、经济、外交谋略之上，与中国不断发生摩擦，达到不打中国而胜过中国。
另一种记忆
不过，关于历史，也还有另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促生了中日未来“非战”的想像。
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盛邦和教授，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毛主席就倡导与日本建交；青年时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他见识了日本新干线，意识到新干线所代表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发展目标。 就这样，盛邦和的年轻岁月在中日友好以及向日本学习现代化的氛围中度过。因此，他骨子里没有一点“反日情绪”。
“我1972年就开始学习日语了。”盛邦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我是一个理想青年，认为中国要想摆脱百年耻辱，就必须学习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让我从此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是，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第一批文科博士，决然地放弃了由世界银行资助去英国深造的机会，1985年去了日本东京大学。
像盛邦和这样“以日为师”或者深怀对日好感的人，在中国还有很多。
许多中国人仍然记得山口百惠，说起她来啧啧不忘。她曾经是无数中国人的偶像。高仓健则改变了一代中国男女对“男子汉”标准的看法。现在，一些成功的中国男演员身上，依稀还有高仓健的影子。
中国不少电影导演，都深受黑泽明的影响。张艺谋说：“黑泽明使我明白，当走向外面世界时，要保持自己的性格和风格。”张本人的作品如《英雄》，连一些构图细节，都很像是黑泽明的《影子武士》。
另一位导演王小帅，看了日本电影后受到震惊。他说，那是惟一能被东方人理解的电影。他因此改变了导演风格。
至于年轻一代中国人，阅读村上春树成长起来的，实在太多了。这本书也被一些中产阶级当作生活指南，不仅仅《挪威的森林》一直处于畅销之中，只要村上一有新著出版，便会以最快的速度翻译过来，摆上了大书店最醒目的书架。
抵制不住资生堂的诱惑
由于这两种记忆的交织，事实上，中国人大多是在对日矛盾的心态下生活着。
和大多数重庆女孩一样，逛街是华岩生活的一部分，在商场转了半天，还是没有抵制住资生堂(WHITIA海洋美白保湿乳)的诱惑，目前这种来自日本的化妆品已经成为不少中国女人的至爱。究竟有多少中国女人和资生堂发生过联系?这个数字无法统计。
刚刚买完资生堂走出商场，外面突然响起了警报，发呆了几秒后她才恍然大悟。“哦，今天是6月5号，纪念日。”
从1998年以来，为了纪念64年前日军制造的“六五”大轰炸惨案，重庆每年的这一天都要拉响防空警报，以此警示人们不要忘记那场战争。
事后华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其实，我当时听到警报后，还真的想了想，真不该买资生堂的东西。”类似华岩这样的中国人有多少?也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由于使用日本产的松下牌剃须刀，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开玩笑称，自己每天早上和日本“亲密接触”，但看到报纸上日本右翼最近的言行，他“肺都气炸了”。不过，到了今天，他还是舍不得扔掉那把剃须刀。
上海理工大学大二学生陈新(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义正词严地痛斥了一些中国人的媚日情结，认为他们是叛徒。
但很快，陈新要求提前结束采访，因为他急着去上日语培训课。记者追问原因，他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上海有很多日企，如果会日语就更好找工作。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绝大部分人士都表示，尽管从历史上对日本有些反感，但在选用产品方面，不太介意是不是日本生产。
这样的情况，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认为很合理。“日本由于地缘的关系，已经形成了‘资源加工最优化’的模式，无论是产品，还是文化，都比较精致。”
日本真的是无处不在了
可以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对中国的进入，已是十分的深入了。
陆洋是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那家杂志最初就是模仿日本时尚杂志定位的。她的手机上挂着一个白色的小狗挂件——那是日本NHK一个儿童节目的标志。
“当然，我也喜欢吃日本料理，尤其是天妇罗。”
近几年来，日本料理可说是遍及中国。北京、上海可以说是星罗棋布。苏州还专门有一条特色“日本街”，建于1994年，一到晚上霓虹闪烁，跳跃的都是日文招牌。这条街可能只有1000米长，可日本料理店就有100多家。
35岁的上海人李玥是典型的日本料理迷。在李玥看来，日本料理不仅从色彩上精心搭配，连餐具都很精致。盛米饭的瓷钵，装汤的漆碗，放调羹的瓷片，以及那些模样似小船、似树叶、似小桥的各种装菜肴的碗碟，都是艺术品。
日本青年把染发作为一种时尚，这现在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流行。而最为典型的是“卡拉OK”了。这项娱乐活动起源于日本，大约在1988年左右传人中国大陆，很快从沿海流传到内地，至今风靡全国。
很多人都同意，日本文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正在加深。强调抵制日货的陈华是一个日本游戏迷，他说，日本游戏全球最好，他学日语的目的之一就是方便看懂各种说明和提示。
李玥的先生严明的书架上，摆满了日本漫画。在严明的印象中，日本漫画进入中国大陆好像是1989年，当时的漫画书是《机器猫》，接着就是《怪物太郎》(又名《Q太郎》)。
据统计，很多20岁以下的中国人，把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日本动漫上面。
这愈发增添了人们的复杂心情。有人指出，等中国年轻人长大后，中国文化中或会出现很强的日化趋势。
代表着世界先进性的日本技术文明
应该说，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人的技术了。
“中国的制造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等，和日本把一些产业转移到中国有关系。”复旦大学资深的日本经济研究专家陈建安对记者表示。
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来看，截至2004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将近92亿美元，在中国吸引的外资中，排第三位。
坐落于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的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创建于1993年1月，是由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75％)、日本日立家用电器公司(25％)合资组建。
公司的有关人员向记者回顾了创立初期的情况。当时，工厂主要的设备、图纸都是日方提供，管理人员也去日本学习进修。和日方合作10多年来，企业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引进依赖、消化吸收、联合开发、自主研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转移。如今，公司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空调压缩机生产商。
陈建安称，一些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的日本行业，其实已经是日本的边际行业了，比如冰箱、DVD等都在中国生产，用日方的商标。
最初的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也是如此。可现在他们自己的“海立”牌空调压缩机在市场销售份额中，已经超过“日立”牌了。
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生产技术等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进中国企业中，陈建安认为，日企客观上缩短了中国某些产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
尤其在技术领域。欧美的技术一般是原创，直接消化比较困难，但经过日本的改进后，比较适合劳动力密集型国家，适 合在中国普及。从这个方面讲，日本充当了技术“二传手”。
声称“但凡可以识别，绝不会买日本产品”的上海白领陈琴也承认，日本在帮助中国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她的一位亲戚就被派到日本学习，现在已经做了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
“他那个工厂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克隆日本的。”
中日互相学习还在继续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就是一个负责提供技术合作的机构。副所长藤谷浩至在北京发展大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据他介绍，日本国际协力是在1986年来中国的。截止到2003年底，累计的技术合作项目有75个，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59个，派到中国的专家人数共有5102名，接受中国研修生15627名，派到中国的海外协力队员(青年志愿者)542名。
小林隆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年长志愿者。2003年10月，他被派往中国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最近，他和中国同事花子五个月的时间，为一家总公司设在柳州市的企业实行了诊断。在他写的文章中，他希望这些企业经营战略能够为广西企业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上海遵义红十字护理医院老年科护士长杨莉萍最近特别忙。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参加上海红十字会和日本旭川荘厚生专门学院合办的老年介护师资培训班。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参加这样的培训了。
“在日本参观实习的时候，我经常被他们所感动，那些年轻的护士对待老人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杨莉萍对记者说。
旭川荘厚生专门学院的院长代理松本好生，是此次培训班的教师之一。在当天的课结束后，他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据他介绍，“介护”不是治疗，是一种对老人生活方面的关心和照顾，让老人快乐舒适地安度晚年。
日本在老年介护方面的历史有18年了，而上海还刚刚起步，所以把日本的经验介绍到上海来比较合适。
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隈丸优次看来，中日两国社会文化的相似性，使得中国在一些社会体系、法律制度的健全方面自然以日本为参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他补充了一句。
回答完《瞭望东方周刊》的所有问题后，隈丸优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微笑着对记者说，现在很多报纸上都说中日关系处在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可上海的很多日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少人相信，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人们担心的中日之间的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