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五年柯灵先生的名篇《遥寄张爱玲》公开发表算起，张爱玲在大陆的“失而复得”已经十年，现在张爱玲的书在大书店、小书摊或整齐或零乱地出售，张爱玲的文章也被从大学教授到外地民工普遍地接受了。张爱玲那种直面人的一切欲望，尤其是把那些不大上得了台面的世俗欲望、物质欲望，明晃晃地端在国人面前的气度，显然呼应了当下里无数凡夫俗子被遮蔽了太久而又蠢蠢欲动的声音，她正面肯定、张扬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本身具有的基本欲望。
　　但是，面对这种文化状态，我们又不能不顾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张爱玲热”热中有“冷”：人们每每发现张爱玲如何唠叨金钱重要，却对《金锁记》里那么精雕细刻的一副金钱枷锁多半视如寻常；读《倾城之恋》，容易浸淫于男女尤物的勾心斗角、打情骂俏，却难以体味倾城亡国之大悲，哪怕是女主人公最后的那点“怅惘”，更谈不上小说作者如“胡琴咿咿哑哑”苍凉的调门；我们记住了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却不太注意紧接其后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所以，我们以为，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只要及时风光及时行乐，殊不知，张爱玲十九岁时就很明确、或许也很无奈地随即又给生命加过个注脚，它，“爬满了蚤子”。更有甚者，人们改编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仅仅是相中了一层偷情苟欢的表皮，可是在张爱玲那里，原著中是以大悲大悯的笔触写透了人性的挣扎，人生的沧桑。总之，打一个比方，张爱玲是自觉面对“镜子”而写作的，她的笔下可以尽是人性的世俗、人世的阴险，而所有这些在这面镜子的映射里，却获得了更深层次的意味；这面镜子就是张爱玲常说的“荒凉”的“惘惘的威胁”，我们也不妨说，这是一个以反面出现的“乌托邦”，正是这“反面乌托邦”和那些同样重要的“世俗欲望”形成了必要的张力，保证了张爱玲应属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者之一。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接受者，却看不见这面镜子，看轻了张爱玲也看轻了自己。更透底地说，张爱玲的文本诚然不免享乐、无为之类的宣扬，但她本人却以握笔疾书的写作者姿态抵抗着自己最终向享乐、无为投降，从而更消解着这些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可是，在当下，张爱玲的姿态看不见了，这个张爱玲已经早早地失去了。
　　我们有过在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误读鲁迅、肢解茅盾、简化沈从文之类的教训，也体会过恍然大悟、追悔莫及的痛楚，而这次的特殊在于，张爱玲的简单化、片面化基本上是由“市场”、“大众”这些无形的手操纵完成的。但无论如何，正像没有张爱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系谱是缺失的一样，一个走了样、失了真的张爱玲，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理解当下依然地无补。很可能，在我们自以为好不容易地迎来了张爱玲为我们的“醉生梦死”提供依据的时候，张爱玲却是离我们越走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