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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和人力资本状况，并着重分析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有显著影响；与普通受教育程度相比，职业教育更能提升外出农民工成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的概率。因此，应在唤醒外出农民工对基础义务教育重视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强其通过职业教育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关键词 职业教育；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多元正态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6-0051-05
一、引言
农民工一直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和迁移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关于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因素，学术界曾尝试进行不同角度的探究。一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Xin Meng和Zhang J. S.（2001）利用就业类型的多元Logit模型对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和本地居民进行职业分析，探究教育、职业培训等对农民工和本地居民选择同类职业存在不同影响，并认为身份和制度限制导致了农民工和本地居民间的职业分割[1]。二是基于劳动力自身禀赋，Alan de Brauw et al（2002），Andrea Bassanini（2006）针对我国六省农户调查数据和ECHP数据，认为年龄和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地位的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作用[2][3]；黄乾（2009）进一步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培训是影响农民工获得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在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中，有59.48%的差异是由就业差异造成的[4]。三是基于人力资本存量，姚先国（2006）、符平（2012）、陈书伟（2015）等分别就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职业分割、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5][6][7]。
遗憾的是，虽然有学者就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进行研究[8]，但人力资本特征涉及多方面，每个特征的积累效果都不尽相同。以教育因素为例，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同属教育积累，但其教育方式、方法并不相同，一个注重基础知识教育，一个注重实践技能培养，二者对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效果也有所差别[9][10][11]。其中，有关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CLDS2012数据分析，考察人力资本因素，尤其是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重要影响，深入分析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差异及原因。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中的个体调查数据。该调查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对我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的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样本覆盖我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至64岁的家庭成员），共有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劳动力个体问卷三种主体问卷类型，其中劳动力个体问卷回收16253份。
在全部16253个样本中，从调查地点社区类型来看，农村地区的有10462人，约占样本总数的64.37%。从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的有11745人，约占样本总数的72.26%。从工作经历来看，有工作经历的13611人，约占样本总数的83.74%。根据数据库特点和农民工定义，对样本进行如下限定：第一，限定为农业户口和有工作经历；第二，以调查地点社区类型划分，对城市地区样本，限定为户口不在本市或本县且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对农村地区样本，限定为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第三，对年龄≥65岁的、主要变量有缺失的样本酌情剔除。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数据库中符合研究需要的1638个农民工样本。
为考察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类型之间的关系，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参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将农民工就业类型综合为7大类，并按照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空间由高到低排列：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单位负责人等）；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包括一般办公室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军人或警察等）；商业、服务人员（包括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等）；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技术工人（体力工人）；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详见表1。第二，基于对农民工就业类型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及舒尔茨（1961）对人力资本的分类和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设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转换工作次数、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参加工作年限等为研究的自变量。用受教育年数来度量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或技校）、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表示为6年、9年、12年、16年[12]。参加工作年限为调查年份减去第一次工作年份所得。接受职业教育状况为虚拟变量，若农民工在过去2年内接受过至少5天的职业技术教育，则记为1，反之为0。性别亦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调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接受职业教育的总量较少，分布在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等社会地位较低和向上流动空间较小的职业的人数占到样本的一半。
为进一步了解各就业类型中样本的具体特征，建立了外出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与就业类型对应关系表，见表2。表2结果显示，年轻一代的外出农民工，从事“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与服务人员”等对技术要求相对较高职业的可能性更大。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外出农民工从事前四类职业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和“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等无技术要求职业的外出农民工转换工作次数相对较少。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外出农民工从事社会地位与向上流动空间相对较高职业的可能性较大。参加工作年限对就业类型的影响不显著，但总体上也呈现出从事“个体户、单位负责人”类社会地位较高职业的外出农民工参加工作年限相对较长。 三、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外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人力资本特征对其选择某一职业的概率有一定影响，我们采用就业类型的多元正态Logit模型，对此进行实证分析。设劳动者从事职业的概率为：
其中，i表示各外出农民工，N代表样本规模，j表示职业性质，J代表所划分的职业类别数。研究主要关注的变量是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其他影响外出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外出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也列入模型中。根据上述职业分类，对第i个外出农民工来说，j=1表示为“个体户、单位负责人”，j=2表示为“专业技术人员”，j=3表示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j=4表示为“商业、服务人员”，j=5表示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j=6表示为“技术工人（体力工人）”，j=7表示为“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研究方便，选择第七类职业即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作为模型对比组，利用Stata.13.1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差，见表3。
系数估计值反映了相对于对比组即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而言，各回归变量对外出农民工从事某种职业的相对概率的影响，其中，正数（负数）估计值表示相对于对比组而言，回归变量对外出农民工从事某种职业的相对概率有正的（负的）影响[13]。此外，由于多元正态Logit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并不直接反映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利用统计软件进一步得到各回归变量对概率的边际影响，见表4。
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人力资本特征对其就业类型具有显著影响。
首先，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具有一致性。与对比组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选择其他六类职业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并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接受职业教育能够使外出农民工选择“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三类职业的概率分别提高7.43%、4.6%、6.33%。这表明职业教育作为外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其就业类型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工业生产、行政办公和服务行业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从事相关行业的劳动者被要求具备相关的生产技术和专业技能。此外，我们注意到，职业教育对“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三类职业就业概率的边际影响结果不显著，但其相关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均为正向显著，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选取的样本量过少或误差所致；二是对于“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在职业技能的要求上本就比其他职业的要求低，在结果上也就没有其他三类职业显著。又因与对比组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选择其他六类职业的估计结果都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认为，该结果可以反映出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具有正向一致性。
其次，受教育年限对外出农民工选择除“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之外的五类职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对比组相比，“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两类职业对学历要求不高，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选择这两类职业的概率降低。而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外出农民工从事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空间较高的“个体户、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职业的可能性会更大。但在影响效果上，受教育年限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大，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例，受教育年限增加能够使外出农民工选择该职业的概率提高0.62%，而接受职业教育能够使外出农民工选择该职业的概率提高7.43%，比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大6.81%。这表明，普通教育虽然也能提升外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但职业教育因其技术与理论、实践与知识相结合的特点，能够更好地为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类型选择提供有针对性、成效显著的帮助。
再次，性别和年齡对外出农民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对比组相比，年轻女性相对于男性或年长者而言心思细腻、手脚麻利，更加适合从事综合性、协调性和细密性要求较高的工作，如“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而“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对体力要求较高，因此男性选择该职业的概率更高。此外，从年龄来看，年轻的外出农民工从事除“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之外五类职业的概率都在增大。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年轻化、去体力化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重要趋势，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从事农林牧渔业等第一行业的工作，更多愿意尝试服务业或生产制造业；另一方面，服务业对年龄要求较高，生产制造业对技术或体力的要求较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龄外出农民工的进入。
最后，转换工作次数和参加工作年限对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类型也有一定影响。具体而言，与对比组相比，转换工作次数对外出农民工成为“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工作年限对外出农民工成为“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人力资本累积等因素的影响，从事高层次管理工作的外出农民工更有条件转换工作，而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或体力工人很少在原职业之外的行业就业。此外，外出农民工通过在过去就业经历中累积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更容易选择“个体户、单位负责人”或“农林牧渔业劳动者”这两类就业类型。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与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选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他各变量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选择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职业教育相较于普通教育，更能在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选择中发挥积极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外出农民工自身禀赋、不同层次职业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特点三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从外出农民工自身禀赋看，随着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外出农民工群体年轻化、去体力化特征日益凸显。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追求在城市的经济、身份地位和正常社会交往。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性比较高，具有胆大、自信、创造力丰富及接受新知识、新技能强的特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教育是提高其自身技能，实现其从事社会地位较高和向上流动空间较大的职业的阶梯，他们更迫切需要接受职业教育。而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及意愿不如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原有的社会经验及操作技能已不能满足其工作的需要，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加强职业教育学习。
第二，从不同层次职业需求看，“个体户、单位负责人”这类职业所处层次相对较高，一般只有受教育程度较高、专业知识较丰富的劳动者才能满足其需求。而职业教育对其的影响较小，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多停留在技能培训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职业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更侧重职业技能、性别、年龄等因素的考量，职业技能已成为城市雇主选择此类职业人员的基本依据，因此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外出农民工更容易提高其在相关岗位的工作技能和生产效率，促进其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实现其职业地位的提升。
第三，从城市劳动力市场特点看，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表现为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外出农民工处于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弱势边缘地位。在制度、政策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激烈竞争，在自身能力上文化程度偏低，使得外出农民工难以承担复杂的、专业性强的工作，不得不从事传统的、低技能的职业。从根本上来说，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类型取决于自身人力资本存量。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对技能型农民工的需求逐年扩大，提升人力资本对外出农民工尤为关键。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的外出农民工个体为对象，以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为背景，详细探讨了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受教育年限、性别、年龄、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方面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选择上，普通受教育程度发挥着基础和先导作用，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则是影响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且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更适合外出农民工的职业需求；二是与对比组即“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选择其他六类职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外出农民工选择“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三类技能型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目前，外出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已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特征，但受到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和不同层次职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其就业类型仍然比较单一，技能型人才仍然较为匮乏。职业教育成为拓展外出农民工就业渠道，促进其就业、再就业、进一步创业，保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为此，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扶持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增强外出农民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注：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作者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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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2012 China Labor Dynamic Surve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ype of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ty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type of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Compared with gener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become“professionals”，“staff and associated personnel”， “business and service personn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migrant workers’awarenes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fundamental compulsory education while strive to develop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increase the chances for them to achieve upward mobility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migrant workers； type of employment； Multivariate Normal Logit Model
Author Li Zhongjian，professor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Li Jia’nan，postgraduat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关键词 职业教育；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多元正态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6-0051-05
一、引言
农民工一直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和迁移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关于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因素，学术界曾尝试进行不同角度的探究。一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Xin Meng和Zhang J. S.（2001）利用就业类型的多元Logit模型对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和本地居民进行职业分析，探究教育、职业培训等对农民工和本地居民选择同类职业存在不同影响，并认为身份和制度限制导致了农民工和本地居民间的职业分割[1]。二是基于劳动力自身禀赋，Alan de Brauw et al（2002），Andrea Bassanini（2006）针对我国六省农户调查数据和ECHP数据，认为年龄和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地位的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作用[2][3]；黄乾（2009）进一步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培训是影响农民工获得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在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中，有59.48%的差异是由就业差异造成的[4]。三是基于人力资本存量，姚先国（2006）、符平（2012）、陈书伟（2015）等分别就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职业分割、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5][6][7]。
遗憾的是，虽然有学者就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进行研究[8]，但人力资本特征涉及多方面，每个特征的积累效果都不尽相同。以教育因素为例，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同属教育积累，但其教育方式、方法并不相同，一个注重基础知识教育，一个注重实践技能培养，二者对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效果也有所差别[9][10][11]。其中，有关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CLDS2012数据分析，考察人力资本因素，尤其是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重要影响，深入分析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差异及原因。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中的个体调查数据。该调查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对我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的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样本覆盖我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至64岁的家庭成员），共有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劳动力个体问卷三种主体问卷类型，其中劳动力个体问卷回收16253份。
在全部16253个样本中，从调查地点社区类型来看，农村地区的有10462人，约占样本总数的64.37%。从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的有11745人，约占样本总数的72.26%。从工作经历来看，有工作经历的13611人，约占样本总数的83.74%。根据数据库特点和农民工定义，对样本进行如下限定：第一，限定为农业户口和有工作经历；第二，以调查地点社区类型划分，对城市地区样本，限定为户口不在本市或本县且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对农村地区样本，限定为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第三，对年龄≥65岁的、主要变量有缺失的样本酌情剔除。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数据库中符合研究需要的1638个农民工样本。
为考察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类型之间的关系，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参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将农民工就业类型综合为7大类，并按照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空间由高到低排列：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单位负责人等）；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包括一般办公室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军人或警察等）；商业、服务人员（包括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等）；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技术工人（体力工人）；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详见表1。第二，基于对农民工就业类型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及舒尔茨（1961）对人力资本的分类和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设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转换工作次数、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参加工作年限等为研究的自变量。用受教育年数来度量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或技校）、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表示为6年、9年、12年、16年[12]。参加工作年限为调查年份减去第一次工作年份所得。接受职业教育状况为虚拟变量，若农民工在过去2年内接受过至少5天的职业技术教育，则记为1，反之为0。性别亦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调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接受职业教育的总量较少，分布在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等社会地位较低和向上流动空间较小的职业的人数占到样本的一半。
为进一步了解各就业类型中样本的具体特征，建立了外出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与就业类型对应关系表，见表2。表2结果显示，年轻一代的外出农民工，从事“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与服务人员”等对技术要求相对较高职业的可能性更大。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外出农民工从事前四类职业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和“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等无技术要求职业的外出农民工转换工作次数相对较少。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外出农民工从事社会地位与向上流动空间相对较高职业的可能性较大。参加工作年限对就业类型的影响不显著，但总体上也呈现出从事“个体户、单位负责人”类社会地位较高职业的外出农民工参加工作年限相对较长。 三、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外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人力资本特征对其选择某一职业的概率有一定影响，我们采用就业类型的多元正态Logit模型，对此进行实证分析。设劳动者从事职业的概率为：
其中，i表示各外出农民工，N代表样本规模，j表示职业性质，J代表所划分的职业类别数。研究主要关注的变量是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其他影响外出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外出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也列入模型中。根据上述职业分类，对第i个外出农民工来说，j=1表示为“个体户、单位负责人”，j=2表示为“专业技术人员”，j=3表示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j=4表示为“商业、服务人员”，j=5表示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j=6表示为“技术工人（体力工人）”，j=7表示为“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研究方便，选择第七类职业即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作为模型对比组，利用Stata.13.1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差，见表3。
系数估计值反映了相对于对比组即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而言，各回归变量对外出农民工从事某种职业的相对概率的影响，其中，正数（负数）估计值表示相对于对比组而言，回归变量对外出农民工从事某种职业的相对概率有正的（负的）影响[13]。此外，由于多元正态Logit模型的系数估计值并不直接反映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利用统计软件进一步得到各回归变量对概率的边际影响，见表4。
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人力资本特征对其就业类型具有显著影响。
首先，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具有一致性。与对比组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选择其他六类职业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并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接受职业教育能够使外出农民工选择“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三类职业的概率分别提高7.43%、4.6%、6.33%。这表明职业教育作为外出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其就业类型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工业生产、行政办公和服务行业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从事相关行业的劳动者被要求具备相关的生产技术和专业技能。此外，我们注意到，职业教育对“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三类职业就业概率的边际影响结果不显著，但其相关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均为正向显著，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选取的样本量过少或误差所致；二是对于“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在职业技能的要求上本就比其他职业的要求低，在结果上也就没有其他三类职业显著。又因与对比组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选择其他六类职业的估计结果都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认为，该结果可以反映出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具有正向一致性。
其次，受教育年限对外出农民工选择除“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之外的五类职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对比组相比，“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两类职业对学历要求不高，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选择这两类职业的概率降低。而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外出农民工从事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空间较高的“个体户、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职业的可能性会更大。但在影响效果上，受教育年限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大，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例，受教育年限增加能够使外出农民工选择该职业的概率提高0.62%，而接受职业教育能够使外出农民工选择该职业的概率提高7.43%，比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大6.81%。这表明，普通教育虽然也能提升外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但职业教育因其技术与理论、实践与知识相结合的特点，能够更好地为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类型选择提供有针对性、成效显著的帮助。
再次，性别和年齡对外出农民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对比组相比，年轻女性相对于男性或年长者而言心思细腻、手脚麻利，更加适合从事综合性、协调性和细密性要求较高的工作，如“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而“技术工人（体力工人）”对体力要求较高，因此男性选择该职业的概率更高。此外，从年龄来看，年轻的外出农民工从事除“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之外五类职业的概率都在增大。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年轻化、去体力化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重要趋势，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从事农林牧渔业等第一行业的工作，更多愿意尝试服务业或生产制造业；另一方面，服务业对年龄要求较高，生产制造业对技术或体力的要求较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龄外出农民工的进入。
最后，转换工作次数和参加工作年限对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类型也有一定影响。具体而言，与对比组相比，转换工作次数对外出农民工成为“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工作年限对外出农民工成为“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人力资本累积等因素的影响，从事高层次管理工作的外出农民工更有条件转换工作，而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或体力工人很少在原职业之外的行业就业。此外，外出农民工通过在过去就业经历中累积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更容易选择“个体户、单位负责人”或“农林牧渔业劳动者”这两类就业类型。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与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选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他各变量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选择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职业教育相较于普通教育，更能在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选择中发挥积极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外出农民工自身禀赋、不同层次职业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特点三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从外出农民工自身禀赋看，随着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外出农民工群体年轻化、去体力化特征日益凸显。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追求在城市的经济、身份地位和正常社会交往。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性比较高，具有胆大、自信、创造力丰富及接受新知识、新技能强的特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教育是提高其自身技能，实现其从事社会地位较高和向上流动空间较大的职业的阶梯，他们更迫切需要接受职业教育。而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及意愿不如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原有的社会经验及操作技能已不能满足其工作的需要，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加强职业教育学习。
第二，从不同层次职业需求看，“个体户、单位负责人”这类职业所处层次相对较高，一般只有受教育程度较高、专业知识较丰富的劳动者才能满足其需求。而职业教育对其的影响较小，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多停留在技能培训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职业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更侧重职业技能、性别、年龄等因素的考量，职业技能已成为城市雇主选择此类职业人员的基本依据，因此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外出农民工更容易提高其在相关岗位的工作技能和生产效率，促进其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实现其职业地位的提升。
第三，从城市劳动力市场特点看，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表现为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外出农民工处于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弱势边缘地位。在制度、政策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激烈竞争，在自身能力上文化程度偏低，使得外出农民工难以承担复杂的、专业性强的工作，不得不从事传统的、低技能的职业。从根本上来说，外出农民工的就业类型取决于自身人力资本存量。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对技能型农民工的需求逐年扩大，提升人力资本对外出农民工尤为关键。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的外出农民工个体为对象，以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为背景，详细探讨了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受教育年限、性别、年龄、转换工作次数、参加工作年限等方面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选择上，普通受教育程度发挥着基础和先导作用，接受职业教育状况则是影响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且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更适合外出农民工的职业需求；二是与对比组即“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选择其他六类职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外出农民工选择“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三类技能型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目前，外出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已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特征，但受到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和不同层次职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其就业类型仍然比较单一，技能型人才仍然较为匮乏。职业教育成为拓展外出农民工就业渠道，促进其就业、再就业、进一步创业，保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为此，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扶持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增强外出农民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注：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作者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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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2012 China Labor Dynamic Surve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ype of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ty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type of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Compared with gener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become“professionals”，“staff and associated personnel”， “business and service personn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migrant workers’awarenes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fundamental compulsory education while strive to develop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increase the chances for them to achieve upward mobility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migrant workers； type of employment； Multivariate Normal Logit Model
Author Li Zhongjian，professor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Li Jia’nan，postgraduat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