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去斩了”这句经典台词，一直是大众对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典型印象。就中国而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下，对于头颅的用法和象征各不相同。有的头颅被奉为国宝，有的头颅被当作“计数器”，有的头颅作为珍贵的盛酒器皿，有的头颅作为征战杀伐的象征……可以说头颅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变成一种人类独特的符号文化。

王莽的“国宝脑袋”

　　西晋时期，洛阳武库的一场大火引起了三件累世之宝的覆灭——孔子的草鞋，刘邦的锈剑，王莽的头。
　　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没过几年就在他失败的改革中覆灭了。而王莽也死于乱军之中，当时他身上的两件宝贝献给了胜利者，一件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另一件就是他的脑袋。
　　传国玉玺象征着正统，在之后的乱世中，谁抢到此物，谁就象征着天命所归。但王莽的这颗脑袋，起初传给人民展示观看，起到警示作用。以为是一时之用，但没想到统治者将这颗脑袋煮洗腌腊保存了起来，在乱世的传递中，渐渐也变成了政权传递的正统象征。
　　东汉光武帝保留这颗头，本意是为了告诫朝臣宗亲谋逆者的下场，并以此为戒，永葆汉王朝流传下去。谁知在之后，传着传着此物竟成为东汉王朝的传世国宝。王莽的头颅从刘玄、刘盆子、赤眉绿林、刘秀、曹丕再传到司马家族，不管是汉室皇亲还是乱臣贼子，都以继承此物为荣。这颗头从王莽的脑袋上摘下来后，逐渐符号化，一代又一代的人赋予它意义，这不免充满了讽刺意味。
　　一颗被砍下的头颅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如樊於期的头是通行证，关羽的头是政治礼物;宋理宗的头是宗教信物;智伯的头是值得炫耀的战利品。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阶级，头所代表的意义与头主人密切相关，是头主人生前影响力的延续，间接反映了胜利者对死亡的态度。

羞辱的“尿盆脑袋”

　　春秋末期三家分晋之前，一场晋阳之战奠定了赵、魏、韩的历史地位。当时晋国最大的势力智家，以智伯为核心，胁迫韩、魏两股势力一起攻击赵家。赵家在艰苦奋战后，策反了韩、魏两家，反击打败了智伯，并瓜分了智家的领土，灭了智家满门。
　　但在智家的门客中，有位叫作豫让的人，决心为智伯报仇，刺杀赵国之主赵襄子。豫让隐姓埋名，自我阉割，净身进入赵家，成为了赵家内院的杂役。费了这么大劲儿，他却主动选择去做了赵家的厕所清洁工，行刺地点也选择在厕所。
　　但刺杀终究还是被赵襄子发现了，不过，赵襄子念他是个义士，为故主舍命行刺，铮铮铁骨，便放了他，将他驱逐出赵府。之后豫让屡次刺杀赵襄子，都未能成功。最后已经厌倦的赵襄子让豫让在他的衣袍上刺了三剑，象征性地协助豫让完成了使命，让他为智伯报了仇，豫让在感慨中自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着重描写了这段有情有义的故事。
　　豫让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为什么要选择在厕所下手？一来，厕所不好得手，地方狭小躲藏的空间不大，还有侍卫跟随;二来，他作为被阉割的赵家内侍，本可以争取更贴身的职位，非要当厕所清洁工，不免让人觉得蹊跷。
　　司马迁在《史记》中交代了这么一句：“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为饮器。”选择在厕所的关键点，回到了头颅上。以仇敌的头颅作为盛酒容器，在野蛮的民族中盛行，一些古籍记载中也证实此事。但对于智伯的头颅的记载并非只有一个版本，在有些版本中，智伯的头并不是用来当作酒器，而是当作溲器，也就是尿壶。赵家长期与匈奴人打交道，之后的赵武灵王还掀起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所以在风土习气、宗教文化等方面和匈奴长期互动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影响。
　　在曾为赵国国都邯郸的涧沟村夏家店下层时期（前2000年至前1500年）遗址中，通过考古在遗址中发现了被斩首、剥皮后的四个头骨，可见在赵国早已有这种对头颅残忍的处置方法。所以，也很难去说究竟是谁影响了谁。但可以肯定的是，赵襄子和智伯结怨已久，无论从身份还是实力上，赵襄子一直被智伯欺压。当智伯被打败后，赵襄子的一腔怒火全发泄在了智伯的这颗头上。

当脑袋成了“计数器”

　　当统治者将头颅赋予货币一样计数的功能时，“首级”一词便诞生了。
　　商鞅变法前，秦国就已有在战场上割头的习俗。变法后，秦国则第一次用规章制度将割首与计量、荣誉、官爵、财富等联系起来。首级拆开来，“首”就是人头，“级”就是爵位级别。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在战场上人头成为最方便的、最有效的战功计量单位，财富与血腥直接刺激了士兵们的杀戮欲。
　　秦国的爵位在商鞅的改革下，与军功、首级牢牢挂钩，严格规定斩首数量与所获爵位的对应关系，甚至还有最低斩首数量的要求，没砍够脑袋还要受罚。“其战也，五人束簿为伍;一人死，而刭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如果有人一场战斗一颗脑袋都拿不回来，便与其捆绑的其他下级军官一并斩首。
　　在商鞅的改革下，秦国颠覆了传统的贵族政治，一时之间改变了秦国的面貌，战斗力激增，成为其他六国所惧怕的“虎狼之师”。在这个制度之下，将士为了邀功，往往会滥杀平民，所过之处就像蝗虫过境，没有人能保留个全尸。在严苛的秦法下骗财骗爵猖獗，为了冒领功绩而互相残杀，秦国为后世开了个头儿，之后的发展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宋代，经济高度发展，银钱流通频繁，出现了“银行”。人头和军功这门“生意”在发展后，也出现了“人头银行”这种奇怪的产物。
　　宋神宗时开西北边境，主持军事的王韶为了虚报战功滥杀藩民。为了照顾投靠自己的亲友老乡，他让下属四处抓羌人藩民，将他们像牲口一样养起来。平时攒着，在上级需要人头立功的时候，再拿出取头使用。
　　在首級与军功的关系中越来越功利，充当没有感情的计数单位和通往富贵之路的铺地砖。
　　千百年来，头颅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文明还是野蛮，地位一直是尊贵且重要的。在古代各种严刑峻法层出不穷，但是砍头这个惩罚方式却极为牢固，存在了有千年之久。除了实施方法简单、便捷外，头颅所代表的社会符号和在个体中所占的地位一直是有着广泛的共识，是死亡与恐惧最具代表的象征。正是这个矛盾冲突最为明显、表现最极端的事情，横贯了整个中国历史，在人类史中，直到现在的文明社会砍头、杀头也会被一些野蛮的组织所使用。这背后的传承性和与人类对自我认知的巨大共性值得深思。
　　（杨炳荐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