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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信息能力高低對于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学术研究质量与影响力、成果传播的力度与广度具有重要影响。[方法/过程]本文调研了新型智库的信息能力建设现状，以智库业务流和信息流为基础，以信息资源、信息素养、信息技术、人才队伍这4大新型智库信息能力要素为分析对象，提出了智库信息能力框架，总结了当前智库信息能力建设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从外部环境层面和智库内部层面提出提升路径。[结果/结论]智库信息能力建设需要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掌握前沿技术、提升信息素养、建设智库网络、引进尖端人才等路径，才能为智库发展赋能，增强智库建设的活力与动力，使其逐渐成长为2.0时代的新型信息化智库。
关键词：新型智库 信息能力 信息要素 信息化建设
分类号：C93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1.03.01
1 智库信息能力内涵
信息作为当今社会中的一种特殊战略资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多种重要角色，它既被认为是“生产的要素”“决策的依据”和“知识的来源”，同时也被广泛地看作是“创新的基础”和“竞争的优势”等[1]。广义的信息能力又可以称为信息素质，具体包括信息搜集能力、信息行为能力和信息伦理。信息搜集能力指运用各类检索工具和方法，获取并汇总信息的能力，通常可以用检索来源、速度、精度等标准来评判;信息行为能力包括对信息进行的分析、组织、处理、利用、传播、存储等行为，是一种广泛而具有动态性的能力;而信息伦理是基于社会舆论、主流信念、传统习惯、大众价值观等标准，针对信息活动中的各类行为形成的伦理要求、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据此，我们可将信息能力定义为，个体在信息化社会中通过运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接收设备和手段来搜集、获取各种相关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吸收、运用的过程中所具备的技能，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具备的素质，即确保个体的信息活动符合社会的基本规范，并努力使自己的信息活动有利于社会发展、促进经济进步[2]。对组织而言，信息能力是组织成员个体信息能力整合而形成的信息搜索、评价、应用和创新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相应地，机构组织信息能力体现为能否为服务对象或利益相关者提供所需信息，以及能否通过提供的数据或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及时性等角度来评判其能力高低。
笔者认为，若将信息能力放在智库能力建设的构成上，信息能力便是指智库通过对信息资源、信息素养、信息技术等一系列要素的整合和有效运用，使其发挥出诸如收集、存储、分析、利用信息等的支撑智库研究和其他相关活动的能力，这是智库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变局、大发展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快速发展，智库信息能力建设的议题愈发受到重视，信息化是智库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智库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进步的必然要求[3]。智库作为思想成果的产出者，信息能力对其至关重要。为了对当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信息能力建设情况有更为清晰的认知，笔者所在团队对部分国家高端智库、南京市重点新型智库和其他国内优秀智库进行了深入调研，对其信息能力现状做了全面分析和研判，凝练其优势与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智库信息能力的具体对策。
2 智库信息能力框架
本节从智库的传统业务流程入手，分析信息流与业务流的一一对应关系，进而结合外部环境因素提出智库信息能力框架，并由此归纳总结出新型智库的4大信息能力要素。
2.1 智库业务流与信息流
智库业务包含管理工作、研究工作和营运工作3部分，信息能力贯穿其中，并在信息流中呈现出来，与外部环境结合构成智库信息能力框架（如图1所示）。其一，智库在属性定义上与咨询公司和学术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职能是为公共政策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智库作为思想库，研究工作是其核心，主要体现在咨政建言及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两方面。智库化“知”为“智”，通过调查与分析提出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智库成果，成为服务政府决策以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二，智库的管理工作，是指智库对其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从而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经费管理、项目管理及成果管理等相关工作。其三，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而营运工作是影响力发挥的重要保障。智库营运工作是指通过发挥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等职能，将智库的研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利用智力主体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组建高效、优质的知识生产流程，产出高质量知识产品，并通过不同方式、渠道、媒介将产品向政府、大众和国际社会输送，实现成果价值。
若将智库的3方面业务工作与智库信息流相对照，那么研究工作与收集信息、加工信息、信息再利用环节相对应，营运工作与加工信息、传播信息环节环环相扣，而管理工作与收集信息、加工信息、信息再利用环节具有紧密联系。从传统意义上讲，智库的研究工作通过撰写内参、刊物文章、研究报告等形式呈现，有时需要通过文档查询进行信息二次加工，随后成果通过一定的渠道报送至上级领导或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即为收集信息、信息再利用和加工信息。但从新型智库的新型职能来看，收集与加工信息的研究工作内容逐渐丰富，智库立足于专业特色领域，利用信息技术挖掘、处理信息，形成专属的数据库或信息平台，信息时代的研究工作更加具有科学性、独特性、前瞻性。随后，营运人员对智库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并对政府、对媒体、对公众大力宣传，起到成果推广与舆论影响作用，促进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且积极的宣传效果也能正向激励智库研究人员，提升咨政质量和咨政水平。智库的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对内的课题管理、财务管理和文档管理等。在课题项目的全流程中，初始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对一次或二次信息的加工与处理，以及在项目过程中和结项后的文件归档、项目数据集、专题知识库的建立等文档管控工作，是智库信息管理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服务于智库内部的知识管理需求，最大程度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最大效用发挥信息价值、知识价值，为智库营运信息流的运转提供支撑。 2.2 新型智库信息能力要素的构成与关系
智库是促进知识产生、应用并不断积累知识资本的学习型组织。资源本位企业观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4]，这个观点对于通过提供知识服务而展现价值的智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信息时代和新经济时代，新型智库要获取竞争优势从而立足的关键在于其拥有充裕资金和信息来源、扎实深厚的决策咨询能力和创新求变的学习精神，这些都与智库的信息能力息息相关，能够促进智库获得智力资本积累，最终形成强劲竞争力。
基于波特的企业基本价值链模型，李长玲和邵景构造了企业的信息价值链模型[5]，在此基础上，韩刚构建了信息生态链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6]。智库的研究活动包括研究人员运用学术理论和方法，经手大量数据和信息，针对社会现状和未来图景开展有实效性的政策建言、调研评估等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信息被研究者吸收加工，智库及建言对象传播共享，最后成果转化落地的过程，即信息真正发挥价值的过程。因此，依据智库信息化建设流程与信息生态链模型，智库信息能力要素可以概括为信息资源、信息素养、信息技术，以及人才队伍4大要素。信息资源要素是智库开展研究活动的坚实基础，信息素养要素是优化信息环境、使知识集成更加专業化、更具创新性的重要保障，技术要素是深度加工处理信息的必备条件，助推信息服务的增值，人才队伍要素则能够协助挖掘信息价值，是智库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关键支撑。
2.2.1 信息资源要素 信息资源是构成智库信息能力的基本要素，是智库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实现智库管理与发展的信息化的前提。“及时”“全面”“有效”的信息资源是智库能够保持前瞻预测性、满足政府决策需求、提升研究效率的充分保证，保障了智库各项影响力的发挥[7]。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存储信息，使散乱无序的原始信息成为能够被有效利用的信息资源，是智库的基本信息能力。
2.2.2 信息素养要素 信息素养内涵丰富，是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概念，简单而言包括智库信息素养以及智库人员信息素养。世界银行的沟通促进政府治理与问责项目（CommGAP）中《政府“沟通”能力对产出优秀执政成果的贡献》一文中提及：“政府‘沟通’能力不仅指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有效性……与公民交谈的意愿和能力必须与倾听他们意见的意愿和能力相结合，将他们的需求和偏好纳入政策进程，并将当地特色模式的影响和可靠信息源也纳入进来”[8]。而智库信息素养也包含这种“沟通”能力，除了体现在对政府和社会民众需求的把握上，同时也要注意智库内部信息广泛共享，将员工意见纳入决策考虑，促进信息在智库内部治理结构中持续便捷流通，使智库逐渐成为一个信息与沟通组织。智库信息素养还体现在智库本身诸如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数据使用规范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定，智库人员在搜集信息过程中的敏感度和反映度，在运用信息过程中的信息判断、信息选择、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存储能力，以及信息伦理与道理等方面。
2.2.3 信息技术要素 信息技术能力要素包括新技术的应用和新工具的开发，这是适应当前智库走向电子化、网络化的必要途径，只有创新观念进而创新信息组织模式和智库研究方式等手段，积极主动地利用互联网、各类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才能实现智库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信息平台是关乎智库信息能力建设的关键工具。信息资源的高效集成与组织以及信息数据的高效管理，在微观上需要信息平台的搭建，形成领域内或跨领域的数据网格[9]，在宏观上需要智库联盟的达成，为智库提供可持续研究。信息平台上的资源传递与共享以及交叉领域的数据库联盟化发展等能积极推动智库间的协同创新发展，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智库信息能力。开发信息平台和管理信息平台的能力是智库的关键信息能力。
2.2.4 人才队伍要素 一流智库只有积极网罗各领域、各平台的高、精、尖技术人才，建立强核心大网络人才队伍，培养智库领导层、研究人员和宣传人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组成技能过硬、具有多学科背景与广阔国际视野的研究团队，才能有效增强智库成果与政策咨询的黏度，不断激发智库活力，这对于智库的科学性、战略性、长远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新型智库要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从而逐步扩大影响力，就要通过平衡4大要素的关系来实现其相互增益、互助推进的效能。信息能力4个要素之间处于共生共变、相互影响的关系：信息资源的获取有赖于智库知名度、研究人员信息素养的提升，而前沿工具与技术的习得能够推动信息平台的搭建，从而打通学科领域、机构部门等研究主体之间的壁垒，实现信息资源、信息技术、研究人才要素的深度合作，促进各要素现有优势通过协同合作产生新的能量和优势，形成要素有机整合大于整体功能叠加的集群效应的创新活动[10]。当智库形成一定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智力资源的加入，不断壮大人才队伍，逐步引导更为完善的政策导向、获取更为充裕的资金支持，构成不断良性循环的智库智力服务链。
3 基于智库信息能力要素框架的调查
通过对智库业务流与信息流的理论分析，笔者总结出信息资源、信息素养、信息技术、人才队伍4大新型智库信息能力要素。基于此，笔者团队对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新型智库开展调查研究，从4个要素角度阐述其建设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3.1 信息资源获取便利但信息收集能力参差不齐
智库信息资源是智库采取社会调查、文献调研、专家访谈和网络调研等直接获取方式及搜集传统纸媒、互联网新闻和官方统计数据等间接获取方式，针对相关动态、社会热点、突发事件和思潮变化等方面进行信息收集的产物。体制内的新型智库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政府沟通密切，信息渠道较为丰富，特别是国家部委下属的高端智库，信息渠道多，收集到的信息多为一线真实原始数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设置专门的数据中心定期对媒体舆情进行监测并收集数据，获得大量一手高质量的数据信息。但目前仍然有大量新兴智库与政府内部政策研究部门及其他信息部门缺乏深层次沟通，还未搭建健全的信息来源网络，形成信息直报点等常态化合作关系，只能通过购买、合作、交换等方式获取信息，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十分有限，对其科研工作造成一些限制。 3.2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和智库联盟建设有待推动
并非所有智库都拥有丰富的自有资源，特别是新兴智库仍处于萌芽阶段，需要联合老牌智库或结成新兴智库联盟，通过线上信息平台或线下联盟组织的形式来开展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促进知识流动，推动科研人员的信息交互与信息共享，提升信息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果。例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善于整合专家资源，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协同省内17家智库及有关研究机构，打造了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将合作资源有效整合，建立“小核心、大外围”的研究模式;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联合相关智库成立了中国宏观经济智库联盟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发展智库联盟，一同致力于重大问题研究。目前大部分智库机构虽然意识到可以利用网络优势构建信息平台来增加信息来源以提供更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但由于数据独特性、保密性及技术支持等原因，区域性专业特色数据库、各类政策信息汇集平台等信息共享平台还未普遍建立，区域特色智库群建设也尚在摸索当中。
3.3 智库信息工具与技术比较匮乏
当前我国智库研究中工具与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于电子数据的抓取、存储、分析和利用环节，主要的工具包括数据库、资源库、仿真系统、智库信息协同平台等，主要的技术包括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的关联分析、聚类分析等。探索和应用新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智库工作的效率，提升信息准确性和可信度。例如，上海前滩综研智库本身即是数据驱动型的开放性研究开发平台，具备数据挖掘和资源集成优势，重点围绕研究发展、数据商用和资本金融3大重点，形成项目库、政策库、案例库和数据库四库一体发展格局。前滩综研和资深大数据团队孵化了上海前知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基于社会开放数据、移动通信数据、社会网络数据等海量数据挖掘技术，致力于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等提供决策支持服务和专业化、定制级大数据服务[11]。但目前大多数智库尚未有能力自建数据库、资源库、科研系统等，主要依靠购买、外包等方式组建数据库与信息系统，数据挖掘与分析等相关技术也较为薄弱，无法形成智库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能力亟待提升。
3.4 信息存储制度健全但存储模式较为滞后
笔者团队实地调研的国家高端智库中大部分已制定了完善的业务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为智库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和档案提供了严谨的制度保障。但在信息存储模式方面，大部分智库的信息资源仍然通过传统的实体图书资料室和档案室等方式进行存储。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构建内外部信息资源与知识成果的数据存储平台，对智库人员进行文档管控、提升成果质量十分重要。虽然部分智库已有意识地通过设立图书资料信息中心或数据中心进行数字化信息资源的转化、运维与保管，但总体而言，科研数据库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信息资源存储制度与模式尚未成熟且有待创新，存在信息资源建设规划比较完整但具体系统功能落实困难的现象。
3.5 信息资源转化利用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短板
信息资源转化包括信息收集、存储、分析和恰当利用，目的是完成研究目标、发挥智库功能，使信息价值得以实现。其中，信息分析和利用能力是信息价值显现的核心所在。信息分析是指智库通过人工或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粗加工和细加工，抽丝剥茧，探寻内核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筆者团队调研的5家国家高端智库均在信息分析方面有所建树，例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数据中心专门对重要商品行情数据进行模型设计与分析研究，并在整理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信息资源开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大量数据的收集与存储基础上进行数据驱动类政策研究，取得较大成果和影响力;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在信息利用阶段引入3D技术，将红色文化信息资源包括展品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等进行3D化处理，构建出虚拟旅游系统，从而达到了研究院宣传红色文化的目标，实现红色文化信息资源的价值;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每月围绕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城市运行等方面，基于大数据监测分析汇编成《大数据专报》报送给市领导，将其打造成为南京宏观经济监测预测领域时效性强、特色鲜明的内参产品。但是，在实地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受调研智库在科研数据的循环有效利用方面仍有所欠缺。例如，虽然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等智库均正在开发科研支撑系统，以确保科研人员能够依此对前人数据进行迅速抓取并进行二次利用，但该类系统仍处于计划阶段，尚未实现所需功能。
3.6 高水平信息人才团队有待组建
智库团队是智库科研能力和决定智库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信息人才更是智库深度开展研究的重要因素。当前新型智库在信息分析、信息技术和宣传推广团队建设方面仍然有待提高，在调研的智库中仅有少数智库组建了高水平、专业性强的数据分析团队，其他智库无法对智库的信息进行精确、专业的加工与分析，缺乏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相关信息技术类人才，也缺少人才团队专门撰写数据分析报告以供研究人员参考与利用。同时，高素质的营运团队能够专职负责重大新闻、优秀成果等的宣传，为公关维护、突发舆情提供充分保证，是智库信息传播的运行主体。通过调研可以发现，5家国家高端智库的营运组织还有待完善，大部分还尚未建立专门的营运团队或宣传小组，主要靠内部行政或科研人员兼职完成宣发工作，信息传播能力有待加强。
总体来看，笔者所在团队调研发现，我国新型智库信息能力建设不仅4个要素发展不均衡，而且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综合效益的发挥还存在很大局限。这严重影响了基于信息、情报和数据的决策咨询理论的落地。
4 智库信息能力建设提升路径
智库信息能力要素彼此之间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信息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调动4大要素，形成良性循环，发挥协同作用。笔者基于智库信息能力框架，从宏观外部环境和智库内部视角具有针对性地分别提出以下措施，以期更好地提升新型智库信息能力建设水平。 4.1 信息能力的提升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开放的数据文化
在完善政策环境方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及政府要通过“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等手段深化研究体制改革，各地也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出台了推动各类新型智库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目前我国智库的数据管理、信息资源建设虽已具备宏观政策条件，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才能对智库的运行环境起到引领、保护和监管作用，才能为智库形成良好的政治决策生态。当前，与智库信息能力相关的微观规划、数据管理标准和实施细则仍比较缺乏。因此，政府作为智库信息生态链的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首先，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包含开放政务信息、数据标准与质量管理、人才奖励扶持等更加全面、多维度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并推动其转化落地;其次，要支持各类智库完善、创新和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包括创新信息资源获取机制、落实信息公开制度、畅通成果转化机制、健全协同攻关机制等，打通各环节体制机制改革的堵点、断点，通过机制的灵活创新，努力为智库争取更多在信息报送、智政合作、经费筹措、奖励激励等方面的政策红利，同时，深化人才引进制度，探索采取聘任制、会员制、挂职交流等方式将信息能力优秀的人才引入外脑，扩大智库人才库资源;最后，要营造规范、健康、有效的智库业务环境，转变经费资助模式，以“领军人才计划”“项目招投标”“优秀成果奖评”等竞争性方式逐渐取代简单的“政府拨款”，取代所谓“内定”“任务委派式”的分配方式，保证智库市场的活力和公平性，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和动力。
在开放数据文化方面，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数据交换共享、处理分析和监测预警，增强宏观调控和决策支持能力”。由政府主导营造出开放、互通、共享的数据环境，能够方便智库利用数据信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决策分析活动，在工业、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政府公信力。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黄如花等人构建的开放政府数据价值体系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主要有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4大基本价值，能够助推智库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科学化和精准化[12]。政府特别要重视给予智库研究和决策信息的扶持，进一步扩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围，更多地共享面向研究和决策的信息，建立谋策互动机制，努力形成覆盖面广、一视同仁、同等开放的信息网络，更好地引导智库对宏观政策与前沿问题的把握，将政府定制化与市场化相结合。同时，政府还应积极倡导各智库在数据安全和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共享数据资源，搭建数据开放平台，为科学执政、智慧执政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4.2 开辟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重视信息处理与深加工
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为智库信息资源的获取提供了丰富路径。信息处理与深加工，为信息资源增值、开展科学政策分析并做出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提供前提条件。新型智库应针对社会研究热点问题开展应用型研究，全方位拓宽信息来源渠道，注重将机构内部和外部信息来源渠道相结合，将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综合利用，多层次、多方面搭建情报来源网络。同时要注重信息资源建设的持续积累，形成智库特色馆藏资源。根据研究领域需要，智库要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图书、期刊、报纸、手稿等纸质资料和电子书资料，以及电子期刊、网络社交媒体等数据化资源，并不断持续补充、更新，保证资源类型的全面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对各类碎片化信息及智库内部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处理与深加工，构建知识管理平台，按专题、学科等类别对成果进行收集、组织、管理，为研究人员提供充足的学术资源储备和便捷利用方式，充分发挥信息的价值性，提高信息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4.3 积极运用前沿信息技术，积极推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智库要着重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信息资源建设，探索信息时代的数据驱动型创新研究模式，将智库的传统研究方式转变为信息化、技术化、智能化研究方式，着力建设高水平信息型智库。科研人员应及时关注并学习移动通信、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采取检索技术、抓取技术、大数据技术获取基本信息，完善科研信息采集分析系统，聚合碎片信息来挖掘数据信息，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效果。智库应逐渐摆脱外界技术依赖，努力尝试自建特色研究类数据库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并定期发布研究报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围绕协同、合作、共享理念，智库要尽量避免单兵作战，应推动资源共建共享，进一步提升智库的研究水平。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其他智库、图书情报机构、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成立智库联盟，通过轮流举办智库专题峰会等高端论坛、共同承担决策咨询课题等方式，在广泛深入合作过程中实现信息资源深度共享，实现咨询与决策对接，利于研究人员接触和了解跨界观点，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研究，扩大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智库通过积极主导联盟的制度设计和构建日常运营模式，既利用存量的项目方资源，也积极拓展其他合作资源，建立能够高效运作的智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或数据库，共同对已有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组织、加工，解决研究过程资料过于分散的问题，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有效支持研究人员的科研需求，避免思维固化，提升信息实时性、内容交互性，发展成为具有特色的、由点到面的“合作网络+资源集合”型智库，为重大决策提供智慧保障，利于智库的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研究。
4.4 提升智库研究人员信息素养
在信息服务前端，大量碎片化信息要求作为服务主体的智库研究人员从过去“拍脑袋”时的经验判断转为以大量数据分析和总结为主的科学决策[13]，要在收集信息、解析信息的基础上匹配决策需求，有效供给智库产品，这对智库研究人员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信息服务过程中，智库及其科研人员要增强主动服务与主动宣传意识，积极进行智政互动、智社互动、智媒互动和智智互动[14]。在智政互动方面，智库要重视并加强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系与沟通，通过“多跑、多听、多看、多交流”的方式，掌握政府部门实际需求，积极打通内部成果报送渠道，并推动决策咨询成果“落地生根”;在智社互动方面，智库人员要主动保持对研究社会主体的密切追踪，保证第一手资料的获取与长期跟踪调研的进行，协同分析用户的具体问题和战略目标，在用戶需求分析基础上产出具有针对性的决策咨询成果。同时智库要努力形成品牌著作、旗舰型刊物、论坛和活动，向社会各界传播研究成果;在智媒互动平台，要建立横跨平面媒体、电视媒体、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矩阵，增加专家曝光率，提高成果见报率，加大活动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引导功能，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在智智互动方面，智库人员要加强与区域、行业智库人员的交流，拓展研究视野，展示研究成果，并适时寻求战略合作机会，集结同行力量，扩大研究广度，以产出更具思维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成果。 在信息服务终端，第一，智库要从战略规划上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为智库的文件管控流程提供系统性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指导，如制定完善的文件与数据归档制度，明确归档时间、内容，并考虑数字文件和实物资料的归档问题等。第二，智库应特别关注项目结项后建立数据集的问题。数据集的单独保存是为了满足未来研究项目的使用需求，首先要将其建设纳入到项目工作计划中加以实施，并在预算中列入相关编制费用;其次应注意在项目进程中按照普遍认可的标准来描述项目调查情况、编写问卷、收集统计数据和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信息以促进主要数据集和辅助数据集的创建[15]，为日后研究信息的挖掘工作提供更为便捷的渠道。此外，科研人员要增强文件管理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建立并加强自身的文件资产、信息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意识，学习如何有效管理文件，预防或减少业务活动中存在的安全风险[16]。
4.5 组建高水平专业信息与情报科辅团队
着力培养一批当前智库创新信息服务亟需的专业化信息技术人才，这直接决定了智库的咨政建言水平和决策服务能力。首先，通过社会招募、高校聘请、政府引进等方式广泛吸纳全方位、多学科的智库科研人才，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其次，为科辅团队人员提供多模式的实践机会，学习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等社会科学方法，为获取多样化信息做好准备，定期开展培训和对外交流，进入国内外知名情报决策咨询机构学习先进前沿经验和技术，如开发平台与数据库功能、提升数据分析与利用水平，以保障智库在开展科研活动中具有稳定的技术支撑，提升智库国际竞争力。再次，科技专家要注重多与软科学的管理专家、情报专家进行深度交流，逐渐磨合出以任务带动团队协同研究的网络化研究方式。最后，智库同时要注重组配专门人员配合成果的宣传推广，加快推进成果传播与共享进程，这也是信息能力的重要体现。
5 结语
在当今多变、进取、求新的新时代需要有新作为的智库，而信息能力建设便是新型智库在时代新需求下需要做出的新突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显现出来，各类政策与方针正在不断落地，我国智库建设大有潜力、大有可为，相信在不断推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智库能够为国家发展的科学决策贡献更多智慧。由于本文主要以体制内智库为分析对象，因此着重阐述体制内新型智库的信息能力现状与建设路径。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等非官方智库在体制机制、资金筹措渠道、人才招募引进等方面存在不同情况，所以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之处。在未来的研究与实践中，可以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完整体系的信息能力建设进行更为详尽、更具有针对性的分析，完善与优化现有分析要素，制定属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信息能力建设与评估框架体系，不断推动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钱再见. 论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创新路径[J]. 江海学刊， 2017（1）： 105-113， 238.
[2] 覃川， 戚天雷. 媒介化生存与大学生成长[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103.
[3] 曹明， 刘兰兰. 社科型智库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 2014， 31（5）： 85-90.
[4] 马浩. 竞争优势：解剖与集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
[5] 李长玲， 邵景. 信息与知识价值链[J]. 图书与情报， 2004（3）： 8-10， 27.
[6] 韩刚， 覃正. 信息生态链： 一个理论框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7（1）： 18-20， 32.
[7] 郑荣， 唐伟航， 杨竞雄， 等. 多元主体协同视角下的智库影响力提升机制研究[J]. 情报科学， 2020， 38（9）： 63-68.
[8] BANK T W.The contribution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capacity to achieving good governance outcomes[J]. Communication for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program（CommGAP）， 2011： 1-11.
[9] 吴雅威， 张向先， 卢恒. 国外一流智庫的数据管理模式解析及其启示[J].情报杂志， 2020， 39（11）： 126-133， 164.
[10] 徐艳芳， 李健捷. 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撑协同创新机制探索[J]. 智库时代， 2020， 15：1-2.
[11] 前滩总览[EB/OL]. [2021-03-01]. http：//www.idss.org.cn.
[12] 黄如花， 何乃东， 李白杨.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的价值体系构建[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20）： 6-11.
[13] 张海涛， 张念祥， 王丹， 等. 大数据背景下智库情报的服务创新： 基于协同理论视角[J]. 现代情报， 2018， 38（9）： 57-63.
[14] 刘德海. 江苏新型智库发展报告（2015–2018）[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93.
[15] RAYMOND J S， 丁怡， 李刚. 智库研究项目文件与数据的归档问题[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4）： 20-24.
[16] 邹婧雅， 李刚， 关琳. 面向内部利用的智库文件管控框架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9（3）： 29-37.
作者贡献说明：
彭洲红：负责论文选题、总体框架设计与论文修改; 陈 霏：负责资料收集及论文初稿撰写;
李 刚：负责提出观点与论文修改。
Information Capability Elements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New Think Tanks
Peng Zhouhong1 Chen Fei2 Li Gang2
1Nanjing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210009
2China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capabilit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ccuracy and scientificity of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the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str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results of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new think tanks construction. On the premise of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capacity of new think tanks， namely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alent teams， and puts forward the think tank information capacity framework， then summarizes the current deficiency of information capability of the think tanks， and proposes the paths of improve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level and the think tank internal level. [Result/conclusion] To build the information capacity of think tank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ste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mprove information literacy， build network of think tanks， and introduce outstanding talents， so as to better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enhance the vitality and power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nd gradually grow into a new type of information think tank in the 2.0 era.
Keywords： new think tank information capability information element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21-02-19 修回日期：2021-03-02
本文系南京市社會科学基金一般（青年）项目“南京市新型智库建设与效能研究”（项目编号：20YB3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17JZD00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彭洲红 （ORCID：0000-0003-4387-558X），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硕士，E-mail：603393828@qq.com;陈霏（ORCID：0000-0002-1025-8510），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研究助理，E-mail：374209640@qq.com;李刚（ORCID：0000-0002-7356-7388），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教授，博士，E-mail：ligang@nju.edu.cn。
关键词：新型智库 信息能力 信息要素 信息化建设
分类号：C93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1.03.01
1 智库信息能力内涵
信息作为当今社会中的一种特殊战略资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多种重要角色，它既被认为是“生产的要素”“决策的依据”和“知识的来源”，同时也被广泛地看作是“创新的基础”和“竞争的优势”等[1]。广义的信息能力又可以称为信息素质，具体包括信息搜集能力、信息行为能力和信息伦理。信息搜集能力指运用各类检索工具和方法，获取并汇总信息的能力，通常可以用检索来源、速度、精度等标准来评判;信息行为能力包括对信息进行的分析、组织、处理、利用、传播、存储等行为，是一种广泛而具有动态性的能力;而信息伦理是基于社会舆论、主流信念、传统习惯、大众价值观等标准，针对信息活动中的各类行为形成的伦理要求、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据此，我们可将信息能力定义为，个体在信息化社会中通过运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接收设备和手段来搜集、获取各种相关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吸收、运用的过程中所具备的技能，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具备的素质，即确保个体的信息活动符合社会的基本规范，并努力使自己的信息活动有利于社会发展、促进经济进步[2]。对组织而言，信息能力是组织成员个体信息能力整合而形成的信息搜索、评价、应用和创新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相应地，机构组织信息能力体现为能否为服务对象或利益相关者提供所需信息，以及能否通过提供的数据或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及时性等角度来评判其能力高低。
笔者认为，若将信息能力放在智库能力建设的构成上，信息能力便是指智库通过对信息资源、信息素养、信息技术等一系列要素的整合和有效运用，使其发挥出诸如收集、存储、分析、利用信息等的支撑智库研究和其他相关活动的能力，这是智库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变局、大发展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快速发展，智库信息能力建设的议题愈发受到重视，信息化是智库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智库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进步的必然要求[3]。智库作为思想成果的产出者，信息能力对其至关重要。为了对当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信息能力建设情况有更为清晰的认知，笔者所在团队对部分国家高端智库、南京市重点新型智库和其他国内优秀智库进行了深入调研，对其信息能力现状做了全面分析和研判，凝练其优势与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智库信息能力的具体对策。
2 智库信息能力框架
本节从智库的传统业务流程入手，分析信息流与业务流的一一对应关系，进而结合外部环境因素提出智库信息能力框架，并由此归纳总结出新型智库的4大信息能力要素。
2.1 智库业务流与信息流
智库业务包含管理工作、研究工作和营运工作3部分，信息能力贯穿其中，并在信息流中呈现出来，与外部环境结合构成智库信息能力框架（如图1所示）。其一，智库在属性定义上与咨询公司和学术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职能是为公共政策服务、为公众利益服务。智库作为思想库，研究工作是其核心，主要体现在咨政建言及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两方面。智库化“知”为“智”，通过调查与分析提出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智库成果，成为服务政府决策以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二，智库的管理工作，是指智库对其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从而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经费管理、项目管理及成果管理等相关工作。其三，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而营运工作是影响力发挥的重要保障。智库营运工作是指通过发挥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等职能，将智库的研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利用智力主体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组建高效、优质的知识生产流程，产出高质量知识产品，并通过不同方式、渠道、媒介将产品向政府、大众和国际社会输送，实现成果价值。
若将智库的3方面业务工作与智库信息流相对照，那么研究工作与收集信息、加工信息、信息再利用环节相对应，营运工作与加工信息、传播信息环节环环相扣，而管理工作与收集信息、加工信息、信息再利用环节具有紧密联系。从传统意义上讲，智库的研究工作通过撰写内参、刊物文章、研究报告等形式呈现，有时需要通过文档查询进行信息二次加工，随后成果通过一定的渠道报送至上级领导或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即为收集信息、信息再利用和加工信息。但从新型智库的新型职能来看，收集与加工信息的研究工作内容逐渐丰富，智库立足于专业特色领域，利用信息技术挖掘、处理信息，形成专属的数据库或信息平台，信息时代的研究工作更加具有科学性、独特性、前瞻性。随后，营运人员对智库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并对政府、对媒体、对公众大力宣传，起到成果推广与舆论影响作用，促进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且积极的宣传效果也能正向激励智库研究人员，提升咨政质量和咨政水平。智库的管理工作主要包括对内的课题管理、财务管理和文档管理等。在课题项目的全流程中，初始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对一次或二次信息的加工与处理，以及在项目过程中和结项后的文件归档、项目数据集、专题知识库的建立等文档管控工作，是智库信息管理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服务于智库内部的知识管理需求，最大程度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最大效用发挥信息价值、知识价值，为智库营运信息流的运转提供支撑。 2.2 新型智库信息能力要素的构成与关系
智库是促进知识产生、应用并不断积累知识资本的学习型组织。资源本位企业观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4]，这个观点对于通过提供知识服务而展现价值的智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信息时代和新经济时代，新型智库要获取竞争优势从而立足的关键在于其拥有充裕资金和信息来源、扎实深厚的决策咨询能力和创新求变的学习精神，这些都与智库的信息能力息息相关，能够促进智库获得智力资本积累，最终形成强劲竞争力。
基于波特的企业基本价值链模型，李长玲和邵景构造了企业的信息价值链模型[5]，在此基础上，韩刚构建了信息生态链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6]。智库的研究活动包括研究人员运用学术理论和方法，经手大量数据和信息，针对社会现状和未来图景开展有实效性的政策建言、调研评估等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信息被研究者吸收加工，智库及建言对象传播共享，最后成果转化落地的过程，即信息真正发挥价值的过程。因此，依据智库信息化建设流程与信息生态链模型，智库信息能力要素可以概括为信息资源、信息素养、信息技术，以及人才队伍4大要素。信息资源要素是智库开展研究活动的坚实基础，信息素养要素是优化信息环境、使知识集成更加专業化、更具创新性的重要保障，技术要素是深度加工处理信息的必备条件，助推信息服务的增值，人才队伍要素则能够协助挖掘信息价值，是智库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关键支撑。
2.2.1 信息资源要素 信息资源是构成智库信息能力的基本要素，是智库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实现智库管理与发展的信息化的前提。“及时”“全面”“有效”的信息资源是智库能够保持前瞻预测性、满足政府决策需求、提升研究效率的充分保证，保障了智库各项影响力的发挥[7]。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存储信息，使散乱无序的原始信息成为能够被有效利用的信息资源，是智库的基本信息能力。
2.2.2 信息素养要素 信息素养内涵丰富，是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概念，简单而言包括智库信息素养以及智库人员信息素养。世界银行的沟通促进政府治理与问责项目（CommGAP）中《政府“沟通”能力对产出优秀执政成果的贡献》一文中提及：“政府‘沟通’能力不仅指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有效性……与公民交谈的意愿和能力必须与倾听他们意见的意愿和能力相结合，将他们的需求和偏好纳入政策进程，并将当地特色模式的影响和可靠信息源也纳入进来”[8]。而智库信息素养也包含这种“沟通”能力，除了体现在对政府和社会民众需求的把握上，同时也要注意智库内部信息广泛共享，将员工意见纳入决策考虑，促进信息在智库内部治理结构中持续便捷流通，使智库逐渐成为一个信息与沟通组织。智库信息素养还体现在智库本身诸如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数据使用规范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定，智库人员在搜集信息过程中的敏感度和反映度，在运用信息过程中的信息判断、信息选择、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存储能力，以及信息伦理与道理等方面。
2.2.3 信息技术要素 信息技术能力要素包括新技术的应用和新工具的开发，这是适应当前智库走向电子化、网络化的必要途径，只有创新观念进而创新信息组织模式和智库研究方式等手段，积极主动地利用互联网、各类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才能实现智库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信息平台是关乎智库信息能力建设的关键工具。信息资源的高效集成与组织以及信息数据的高效管理，在微观上需要信息平台的搭建，形成领域内或跨领域的数据网格[9]，在宏观上需要智库联盟的达成，为智库提供可持续研究。信息平台上的资源传递与共享以及交叉领域的数据库联盟化发展等能积极推动智库间的协同创新发展，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智库信息能力。开发信息平台和管理信息平台的能力是智库的关键信息能力。
2.2.4 人才队伍要素 一流智库只有积极网罗各领域、各平台的高、精、尖技术人才，建立强核心大网络人才队伍，培养智库领导层、研究人员和宣传人员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组成技能过硬、具有多学科背景与广阔国际视野的研究团队，才能有效增强智库成果与政策咨询的黏度，不断激发智库活力，这对于智库的科学性、战略性、长远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新型智库要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从而逐步扩大影响力，就要通过平衡4大要素的关系来实现其相互增益、互助推进的效能。信息能力4个要素之间处于共生共变、相互影响的关系：信息资源的获取有赖于智库知名度、研究人员信息素养的提升，而前沿工具与技术的习得能够推动信息平台的搭建，从而打通学科领域、机构部门等研究主体之间的壁垒，实现信息资源、信息技术、研究人才要素的深度合作，促进各要素现有优势通过协同合作产生新的能量和优势，形成要素有机整合大于整体功能叠加的集群效应的创新活动[10]。当智库形成一定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智力资源的加入，不断壮大人才队伍，逐步引导更为完善的政策导向、获取更为充裕的资金支持，构成不断良性循环的智库智力服务链。
3 基于智库信息能力要素框架的调查
通过对智库业务流与信息流的理论分析，笔者总结出信息资源、信息素养、信息技术、人才队伍4大新型智库信息能力要素。基于此，笔者团队对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新型智库开展调查研究，从4个要素角度阐述其建设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3.1 信息资源获取便利但信息收集能力参差不齐
智库信息资源是智库采取社会调查、文献调研、专家访谈和网络调研等直接获取方式及搜集传统纸媒、互联网新闻和官方统计数据等间接获取方式，针对相关动态、社会热点、突发事件和思潮变化等方面进行信息收集的产物。体制内的新型智库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政府沟通密切，信息渠道较为丰富，特别是国家部委下属的高端智库，信息渠道多，收集到的信息多为一线真实原始数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设置专门的数据中心定期对媒体舆情进行监测并收集数据，获得大量一手高质量的数据信息。但目前仍然有大量新兴智库与政府内部政策研究部门及其他信息部门缺乏深层次沟通，还未搭建健全的信息来源网络，形成信息直报点等常态化合作关系，只能通过购买、合作、交换等方式获取信息，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十分有限，对其科研工作造成一些限制。 3.2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和智库联盟建设有待推动
并非所有智库都拥有丰富的自有资源，特别是新兴智库仍处于萌芽阶段，需要联合老牌智库或结成新兴智库联盟，通过线上信息平台或线下联盟组织的形式来开展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促进知识流动，推动科研人员的信息交互与信息共享，提升信息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果。例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善于整合专家资源，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协同省内17家智库及有关研究机构，打造了中国经济江苏智库联合研究会，将合作资源有效整合，建立“小核心、大外围”的研究模式;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联合相关智库成立了中国宏观经济智库联盟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发展智库联盟，一同致力于重大问题研究。目前大部分智库机构虽然意识到可以利用网络优势构建信息平台来增加信息来源以提供更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但由于数据独特性、保密性及技术支持等原因，区域性专业特色数据库、各类政策信息汇集平台等信息共享平台还未普遍建立，区域特色智库群建设也尚在摸索当中。
3.3 智库信息工具与技术比较匮乏
当前我国智库研究中工具与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于电子数据的抓取、存储、分析和利用环节，主要的工具包括数据库、资源库、仿真系统、智库信息协同平台等，主要的技术包括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的关联分析、聚类分析等。探索和应用新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智库工作的效率，提升信息准确性和可信度。例如，上海前滩综研智库本身即是数据驱动型的开放性研究开发平台，具备数据挖掘和资源集成优势，重点围绕研究发展、数据商用和资本金融3大重点，形成项目库、政策库、案例库和数据库四库一体发展格局。前滩综研和资深大数据团队孵化了上海前知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基于社会开放数据、移动通信数据、社会网络数据等海量数据挖掘技术，致力于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等提供决策支持服务和专业化、定制级大数据服务[11]。但目前大多数智库尚未有能力自建数据库、资源库、科研系统等，主要依靠购买、外包等方式组建数据库与信息系统，数据挖掘与分析等相关技术也较为薄弱，无法形成智库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能力亟待提升。
3.4 信息存储制度健全但存储模式较为滞后
笔者团队实地调研的国家高端智库中大部分已制定了完善的业务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为智库研究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和档案提供了严谨的制度保障。但在信息存储模式方面，大部分智库的信息资源仍然通过传统的实体图书资料室和档案室等方式进行存储。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构建内外部信息资源与知识成果的数据存储平台，对智库人员进行文档管控、提升成果质量十分重要。虽然部分智库已有意识地通过设立图书资料信息中心或数据中心进行数字化信息资源的转化、运维与保管，但总体而言，科研数据库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信息资源存储制度与模式尚未成熟且有待创新，存在信息资源建设规划比较完整但具体系统功能落实困难的现象。
3.5 信息资源转化利用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短板
信息资源转化包括信息收集、存储、分析和恰当利用，目的是完成研究目标、发挥智库功能，使信息价值得以实现。其中，信息分析和利用能力是信息价值显现的核心所在。信息分析是指智库通过人工或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粗加工和细加工，抽丝剥茧，探寻内核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筆者团队调研的5家国家高端智库均在信息分析方面有所建树，例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数据中心专门对重要商品行情数据进行模型设计与分析研究，并在整理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信息资源开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大量数据的收集与存储基础上进行数据驱动类政策研究，取得较大成果和影响力;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在信息利用阶段引入3D技术，将红色文化信息资源包括展品文字、图片、语音和视频等进行3D化处理，构建出虚拟旅游系统，从而达到了研究院宣传红色文化的目标，实现红色文化信息资源的价值;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每月围绕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城市运行等方面，基于大数据监测分析汇编成《大数据专报》报送给市领导，将其打造成为南京宏观经济监测预测领域时效性强、特色鲜明的内参产品。但是，在实地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受调研智库在科研数据的循环有效利用方面仍有所欠缺。例如，虽然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等智库均正在开发科研支撑系统，以确保科研人员能够依此对前人数据进行迅速抓取并进行二次利用，但该类系统仍处于计划阶段，尚未实现所需功能。
3.6 高水平信息人才团队有待组建
智库团队是智库科研能力和决定智库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信息人才更是智库深度开展研究的重要因素。当前新型智库在信息分析、信息技术和宣传推广团队建设方面仍然有待提高，在调研的智库中仅有少数智库组建了高水平、专业性强的数据分析团队，其他智库无法对智库的信息进行精确、专业的加工与分析，缺乏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相关信息技术类人才，也缺少人才团队专门撰写数据分析报告以供研究人员参考与利用。同时，高素质的营运团队能够专职负责重大新闻、优秀成果等的宣传，为公关维护、突发舆情提供充分保证，是智库信息传播的运行主体。通过调研可以发现，5家国家高端智库的营运组织还有待完善，大部分还尚未建立专门的营运团队或宣传小组，主要靠内部行政或科研人员兼职完成宣发工作，信息传播能力有待加强。
总体来看，笔者所在团队调研发现，我国新型智库信息能力建设不仅4个要素发展不均衡，而且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综合效益的发挥还存在很大局限。这严重影响了基于信息、情报和数据的决策咨询理论的落地。
4 智库信息能力建设提升路径
智库信息能力要素彼此之间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信息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调动4大要素，形成良性循环，发挥协同作用。笔者基于智库信息能力框架，从宏观外部环境和智库内部视角具有针对性地分别提出以下措施，以期更好地提升新型智库信息能力建设水平。 4.1 信息能力的提升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开放的数据文化
在完善政策环境方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及政府要通过“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等手段深化研究体制改革，各地也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出台了推动各类新型智库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目前我国智库的数据管理、信息资源建设虽已具备宏观政策条件，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才能对智库的运行环境起到引领、保护和监管作用，才能为智库形成良好的政治决策生态。当前，与智库信息能力相关的微观规划、数据管理标准和实施细则仍比较缺乏。因此，政府作为智库信息生态链的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首先，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包含开放政务信息、数据标准与质量管理、人才奖励扶持等更加全面、多维度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并推动其转化落地;其次，要支持各类智库完善、创新和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包括创新信息资源获取机制、落实信息公开制度、畅通成果转化机制、健全协同攻关机制等，打通各环节体制机制改革的堵点、断点，通过机制的灵活创新，努力为智库争取更多在信息报送、智政合作、经费筹措、奖励激励等方面的政策红利，同时，深化人才引进制度，探索采取聘任制、会员制、挂职交流等方式将信息能力优秀的人才引入外脑，扩大智库人才库资源;最后，要营造规范、健康、有效的智库业务环境，转变经费资助模式，以“领军人才计划”“项目招投标”“优秀成果奖评”等竞争性方式逐渐取代简单的“政府拨款”，取代所谓“内定”“任务委派式”的分配方式，保证智库市场的活力和公平性，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和动力。
在开放数据文化方面，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数据交换共享、处理分析和监测预警，增强宏观调控和决策支持能力”。由政府主导营造出开放、互通、共享的数据环境，能够方便智库利用数据信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决策分析活动，在工业、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政府公信力。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黄如花等人构建的开放政府数据价值体系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主要有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4大基本价值，能够助推智库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科学化和精准化[12]。政府特别要重视给予智库研究和决策信息的扶持，进一步扩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围，更多地共享面向研究和决策的信息，建立谋策互动机制，努力形成覆盖面广、一视同仁、同等开放的信息网络，更好地引导智库对宏观政策与前沿问题的把握，将政府定制化与市场化相结合。同时，政府还应积极倡导各智库在数据安全和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共享数据资源，搭建数据开放平台，为科学执政、智慧执政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4.2 开辟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重视信息处理与深加工
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为智库信息资源的获取提供了丰富路径。信息处理与深加工，为信息资源增值、开展科学政策分析并做出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提供前提条件。新型智库应针对社会研究热点问题开展应用型研究，全方位拓宽信息来源渠道，注重将机构内部和外部信息来源渠道相结合，将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综合利用，多层次、多方面搭建情报来源网络。同时要注重信息资源建设的持续积累，形成智库特色馆藏资源。根据研究领域需要，智库要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图书、期刊、报纸、手稿等纸质资料和电子书资料，以及电子期刊、网络社交媒体等数据化资源，并不断持续补充、更新，保证资源类型的全面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对各类碎片化信息及智库内部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处理与深加工，构建知识管理平台，按专题、学科等类别对成果进行收集、组织、管理，为研究人员提供充足的学术资源储备和便捷利用方式，充分发挥信息的价值性，提高信息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4.3 积极运用前沿信息技术，积极推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智库要着重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信息资源建设，探索信息时代的数据驱动型创新研究模式，将智库的传统研究方式转变为信息化、技术化、智能化研究方式，着力建设高水平信息型智库。科研人员应及时关注并学习移动通信、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采取检索技术、抓取技术、大数据技术获取基本信息，完善科研信息采集分析系统，聚合碎片信息来挖掘数据信息，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效果。智库应逐渐摆脱外界技术依赖，努力尝试自建特色研究类数据库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并定期发布研究报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围绕协同、合作、共享理念，智库要尽量避免单兵作战，应推动资源共建共享，进一步提升智库的研究水平。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其他智库、图书情报机构、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成立智库联盟，通过轮流举办智库专题峰会等高端论坛、共同承担决策咨询课题等方式，在广泛深入合作过程中实现信息资源深度共享，实现咨询与决策对接，利于研究人员接触和了解跨界观点，实现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研究，扩大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智库通过积极主导联盟的制度设计和构建日常运营模式，既利用存量的项目方资源，也积极拓展其他合作资源，建立能够高效运作的智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或数据库，共同对已有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组织、加工，解决研究过程资料过于分散的问题，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有效支持研究人员的科研需求，避免思维固化，提升信息实时性、内容交互性，发展成为具有特色的、由点到面的“合作网络+资源集合”型智库，为重大决策提供智慧保障，利于智库的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研究。
4.4 提升智库研究人员信息素养
在信息服务前端，大量碎片化信息要求作为服务主体的智库研究人员从过去“拍脑袋”时的经验判断转为以大量数据分析和总结为主的科学决策[13]，要在收集信息、解析信息的基础上匹配决策需求，有效供给智库产品，这对智库研究人员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信息服务过程中，智库及其科研人员要增强主动服务与主动宣传意识，积极进行智政互动、智社互动、智媒互动和智智互动[14]。在智政互动方面，智库要重视并加强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系与沟通，通过“多跑、多听、多看、多交流”的方式，掌握政府部门实际需求，积极打通内部成果报送渠道，并推动决策咨询成果“落地生根”;在智社互动方面，智库人员要主动保持对研究社会主体的密切追踪，保证第一手资料的获取与长期跟踪调研的进行，协同分析用户的具体问题和战略目标，在用戶需求分析基础上产出具有针对性的决策咨询成果。同时智库要努力形成品牌著作、旗舰型刊物、论坛和活动，向社会各界传播研究成果;在智媒互动平台，要建立横跨平面媒体、电视媒体、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传播矩阵，增加专家曝光率，提高成果见报率，加大活动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引导功能，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在智智互动方面，智库人员要加强与区域、行业智库人员的交流，拓展研究视野，展示研究成果，并适时寻求战略合作机会，集结同行力量，扩大研究广度，以产出更具思维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成果。 在信息服务终端，第一，智库要从战略规划上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为智库的文件管控流程提供系统性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指导，如制定完善的文件与数据归档制度，明确归档时间、内容，并考虑数字文件和实物资料的归档问题等。第二，智库应特别关注项目结项后建立数据集的问题。数据集的单独保存是为了满足未来研究项目的使用需求，首先要将其建设纳入到项目工作计划中加以实施，并在预算中列入相关编制费用;其次应注意在项目进程中按照普遍认可的标准来描述项目调查情况、编写问卷、收集统计数据和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信息以促进主要数据集和辅助数据集的创建[15]，为日后研究信息的挖掘工作提供更为便捷的渠道。此外，科研人员要增强文件管理意识，在日常工作中建立并加强自身的文件资产、信息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意识，学习如何有效管理文件，预防或减少业务活动中存在的安全风险[16]。
4.5 组建高水平专业信息与情报科辅团队
着力培养一批当前智库创新信息服务亟需的专业化信息技术人才，这直接决定了智库的咨政建言水平和决策服务能力。首先，通过社会招募、高校聘请、政府引进等方式广泛吸纳全方位、多学科的智库科研人才，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其次，为科辅团队人员提供多模式的实践机会，学习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等社会科学方法，为获取多样化信息做好准备，定期开展培训和对外交流，进入国内外知名情报决策咨询机构学习先进前沿经验和技术，如开发平台与数据库功能、提升数据分析与利用水平，以保障智库在开展科研活动中具有稳定的技术支撑，提升智库国际竞争力。再次，科技专家要注重多与软科学的管理专家、情报专家进行深度交流，逐渐磨合出以任务带动团队协同研究的网络化研究方式。最后，智库同时要注重组配专门人员配合成果的宣传推广，加快推进成果传播与共享进程，这也是信息能力的重要体现。
5 结语
在当今多变、进取、求新的新时代需要有新作为的智库，而信息能力建设便是新型智库在时代新需求下需要做出的新突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显现出来，各类政策与方针正在不断落地，我国智库建设大有潜力、大有可为，相信在不断推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智库能够为国家发展的科学决策贡献更多智慧。由于本文主要以体制内智库为分析对象，因此着重阐述体制内新型智库的信息能力现状与建设路径。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等非官方智库在体制机制、资金筹措渠道、人才招募引进等方面存在不同情况，所以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之处。在未来的研究与实践中，可以针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完整体系的信息能力建设进行更为详尽、更具有针对性的分析，完善与优化现有分析要素，制定属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信息能力建设与评估框架体系，不断推动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钱再见. 论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及其提升的创新路径[J]. 江海学刊， 2017（1）： 105-113， 238.
[2] 覃川， 戚天雷. 媒介化生存与大学生成长[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103.
[3] 曹明， 刘兰兰. 社科型智库信息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 2014， 31（5）： 85-90.
[4] 马浩. 竞争优势：解剖与集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
[5] 李长玲， 邵景. 信息与知识价值链[J]. 图书与情报， 2004（3）： 8-10， 27.
[6] 韩刚， 覃正. 信息生态链： 一个理论框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7（1）： 18-20， 32.
[7] 郑荣， 唐伟航， 杨竞雄， 等. 多元主体协同视角下的智库影响力提升机制研究[J]. 情报科学， 2020， 38（9）： 63-68.
[8] BANK T W.The contribution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capacity to achieving good governance outcomes[J]. Communication for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program（CommGAP）， 2011： 1-11.
[9] 吴雅威， 张向先， 卢恒. 国外一流智庫的数据管理模式解析及其启示[J].情报杂志， 2020， 39（11）： 126-133， 164.
[10] 徐艳芳， 李健捷. 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撑协同创新机制探索[J]. 智库时代， 2020， 15：1-2.
[11] 前滩总览[EB/OL]. [2021-03-01]. http：//www.idss.org.cn.
[12] 黄如花， 何乃东， 李白杨.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的价值体系构建[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20）： 6-11.
[13] 张海涛， 张念祥， 王丹， 等. 大数据背景下智库情报的服务创新： 基于协同理论视角[J]. 现代情报， 2018， 38（9）： 57-63.
[14] 刘德海. 江苏新型智库发展报告（2015–2018）[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93.
[15] RAYMOND J S， 丁怡， 李刚. 智库研究项目文件与数据的归档问题[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4）： 20-24.
[16] 邹婧雅， 李刚， 关琳. 面向内部利用的智库文件管控框架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9（3）： 29-37.
作者贡献说明：
彭洲红：负责论文选题、总体框架设计与论文修改; 陈 霏：负责资料收集及论文初稿撰写;
李 刚：负责提出观点与论文修改。
Information Capability Elements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New Think Tanks
Peng Zhouhong1 Chen Fei2 Li Gang2
1Nanjing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210009
2China Think Tank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formation capabilit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ccuracy and scientificity of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the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str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results of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new think tanks construction. On the premise of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capacity of new think tanks， namely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alent teams， and puts forward the think tank information capacity framework， then summarizes the current deficiency of information capability of the think tanks， and proposes the paths of improve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level and the think tank internal level. [Result/conclusion] To build the information capacity of think tank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ster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mprove information literacy， build network of think tanks， and introduce outstanding talents， so as to better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enhance the vitality and power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nd gradually grow into a new type of information think tank in the 2.0 era.
Keywords： new think tank information capability information element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21-02-19 修回日期：2021-03-02
本文系南京市社會科学基金一般（青年）项目“南京市新型智库建设与效能研究”（项目编号：20YB3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17JZD00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彭洲红 （ORCID：0000-0003-4387-558X），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硕士，E-mail：603393828@qq.com;陈霏（ORCID：0000-0002-1025-8510），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研究助理，E-mail：374209640@qq.com;李刚（ORCID：0000-0002-7356-7388），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教授，博士，E-mail：ligang@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