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对比看《最后的莫希干人》中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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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最后的莫希干人》是库柏的杰出作品。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它紧张的情节,却忽视了更深意义上的文化内涵。本文试图从人物的对比分析上,揭示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和男权价值观,进而深入的透视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冲突。
  关键词: 人物的对比分析 《最后的莫希干人》 文化冲突
  
  《最后的莫希干人》讲述的是美国早期的历史,它用生动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一派壮观的景色,用扣人心弦的情节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殖民时期的动人故事。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故事中的人物往往都是成对出现的,人物之间具有很大的可比性。通过对人物的比较,我们能够发现深藏其中的文化冲突,正是这一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以下作者将对主要人物进行逐对分析。
  
  一、鹰眼和钦加哥
  
  在小说中,鹰眼和钦加哥是两位性格相似的勇士。他们崇尚自由,骁勇善战又充满智慧。数十年的丛林生活,使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但如细细搜寻,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差异。文中鹰眼曾多次夸耀过自己高贵的血统和出身,总称自己是“纯血统的白人”。而在与钦加哥谈话时,他也常自诩为“文明人”。这种身份的界定,无疑在他和印第安朋友之间划了条线,将印第安人边缘化为野蛮的种族。这种对“他者”身份的界定充分暴露了他白人至上的观念。尽管他们曾并肩战斗,他也常钦佩钦加哥的勇气和忠诚,但这都不足以消除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鹰眼认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差异是由天性决定的。因此,虽然他理解印第安人出于天性而做出的种种举动,他却无法赞同。例如,他不同意在敌人睡觉时发动突袭,却赞同伏击。因为伏击是战术的一种,而袭击睡着的敌人则显得不够光明磊落。当钦加哥杀死了那名巡逻的法国军官后,鹰眼只能无奈而懊恼地将其归咎于印第安人的天性,从而不加评论。殊不知,这种表面上的不表态正是实际意义上无声的批评。由此可见,他始终是站在一个白人殖民者的角度,居高临下地以白人的道德标准来审视钦加哥的行为,并在与自身的比较中不断提醒自己作为白人的优越性,加深自己的民族优越感。在某种意义上,鹰眼和钦加哥分别代表了双方的文化,即白人文化和印度安文化,而这两种文化的历史性对立并不会因个人之间的合作而消融。在对殖民历史的争论中,这一不可调和的对立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两个民族对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两种讲述。而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文明对印度安文明的压制,势必将印度安人的声音淹没。就这样,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明重新改写了殖民历史,掩盖了丑恶的侵略行径,将自己的野蛮形象转嫁给了受害的印第安人,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为荒蛮世界的改造者。由于鹰眼是在西方文明下长大的,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者的烙印,使他不能或不愿再去接受另一种说法。他与钦加哥的友谊并不是超然的、不带种族偏见的,而是建立在现实需要和钦加哥帮助英军这一基础之上的。无论他与钦加哥的友谊有多深厚,他也不可能因为钦加哥去背叛自己的国家,就像虽然他的肤色晒黑了,却并不能改变他的白人身份一样。
  
  二、科拉和爱丽丝
  
  小说中,两位同父异母的女主人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科拉有黑人血统,她美丽、勇敢而坚定。当爱丽丝由于恐惧而浑身发抖时,她却能勇敢地和敌人对质。但最后,柔弱的爱丽丝活了下来,而科拉却被杀死了。这样的安排意味着什么呢?
   在殖民时代,男权占统治地位。社会上不仅有种族冲突,在白人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强势的主流文化对弱势群体的压迫。男权思想认为,男人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导,而妇女则处于从属地位。妇女柔弱、胆怯,需要男人的保护。男性将女性视为财产和所有物,是一件昂贵的摆设品。这种偏见使妇女必须依赖于男性,从而丧失了独立地位。白人男性一直把保护妇女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妇女不仅是一项传统,更是男性赖以确立和巩固自己绝对权威的途径。正是在保护妇女的过程中,男性实现了自身作为文明捍卫者的价值。白人男性需要的,不是一个可以和他并肩战斗的妇女,更不是一个可以在他和印第安人之间斡旋,为他分忧解难的伴侣,而是一个可以为之战斗的女人。因此,在白人文化里,一个女人的弱点恰恰成了她的优点,因为它能促使像邓肯一样的文明捍卫者为她战斗。爱丽丝就是这一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她柔弱、天真,总喜欢依靠别人。每到危急时刻,她总是瘫倒在地,等着别人搀扶。正是由于她的无用,凸现了邓肯的英勇无畏,给他提供了充分表现的空间。在拯救爱丽丝的过程中,邓肯的男性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而爱丽丝似乎也习惯了充当被救者,安于自己的社会角色。科拉则不同,她独立、坚定。在危机中,她能较为冷静地思考和积极应对。可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勇气、智慧和决心这一系列男性所推崇的品行,放在女人身上就完全成了浪费甚至是缺点。因为妇女只应以一种社会角色出现,那就是被动的被拯救者。如果她超出了社会为她限定的范围,她就将遭受惩罚。在科拉身上,这种惩罚是以个体毁灭的终极形式完成的。她的勇气和智慧不仅没有为她带来幸福,反而使她遭受了灭顶之灾。她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几度将她置于危险的境地,最终也正是为救妹妹而送了命。科拉这一坚毅的形象有悖于人们期待的传统女性角色,代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她的存在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和否定,因而是社会所不容许的。在强大的男权文化下,她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三、邓肯和恩卡斯
  
   邓肯和恩卡斯有很多共同点,但却属于不同的民族。邓肯是一名白人军官,他勇敢、忠诚,尽管有些冒失,却无损于他的英雄形象。他是整个任务的负责人和决策者,也是姐妹俩最信赖的人。恩卡斯则是印第安首领的后代,是土著文化的继承者。尽管恩卡斯的勇气和忠诚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相对于邓肯来说,他仍是个未开化的土著。不难看出,身为印第安人的恩卡斯在文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句英语。当他用本族语讲话时,只被旁听者当作毫无意义的咕哝。就这样,一路随行的恩卡斯被奇妙地“禁了声”,人们常能听到的只剩他在胜利后发出的欢呼声,与动物无异。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媒介。恩卡斯象征性的禁声,意味着英语对土著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摧残。西方的价值观,正是借助语言的渗透,逐步毁灭了当地文化。结果,英语成为主导语言,说英语的殖民者是统治者,而印第安人都被简化成了只有行动没有语言的“哑巴”。他们失去的不止是语言,而是整个印第安文明。
   邓肯和恩卡斯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也命运迥异。邓肯对爱丽丝的追求得到了父亲的特许,而恩卡斯与科拉却没有未来。恩卡斯的同情心和对科拉的爱慕,将他这个“野蛮人”文明化了。作者实际上是将邓肯的许多优点赋予恩卡斯,以便将恩卡斯提升成文明世界所认可的绅士。恩卡斯能够追求科拉,不是因为他是印第安人,而是因为他有别于印第安人。这正说明作者坚信白人文化的优越性。但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作者不能接受异族通婚的可能,这种偏见使不全是白人的科拉和恩卡斯的结合也成为不可能。传统上,婚姻只能发生在同一种族、同一社会阶层内部,从而进一步加深阶层间的界限。任何试图打破这一成规的“越界”行为都会受到反对和惩罚。具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当然更不容许自己社会的一员“下嫁”给被他们视为野蛮民族的印第安人,即使是他们中最优秀的一员。因而,恩卡斯对科拉的爱慕,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作为一名优秀而年轻的首领后代,恩卡斯的身上寄托着部落甚至是整个民族的复兴希望,他的死象征着印第安文明走向衰落的命运。尽管恩卡斯不是死于白人之手,但他实际上是被殖民文化杀死的。殖民者打着传播文明的幌子,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烧杀抢掠,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产。而被剥夺了土地,流离失所的当地人,又能有多少复兴的希望呢?在强大的历史趋势面前,单个人或部落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恩卡斯的英勇,并没能让他摆脱灭亡的厄运,更不能扭转整个民族的命运。恩卡斯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缩影。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强势的白人文化势必击败印第安文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四、结论
  
   由此可见,在殖民运动中,作为弱者的印第安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殖民者对土地的掠夺就意味着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在故事的结尾,恩卡斯死了,麦格瓦也死了,年事已高的钦加哥回到了丛林。这是印第安民族命运的缩影。虽然作者同情印第安人的遭遇,也力图公正地对待这段历史,但由于受到时代和种族观念的局限,作品中不免露出一些偏见。当时,种族优越论和男权价值观盛行,他们构成了新大陆移民价值体系的基础。这就形成了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压迫以及针对女性的种族内部压迫。种族歧视导致了大屠杀和侵略行为,而男权思想则更隐蔽、更长期地禁锢了妇女。文中,恩卡斯和科拉的命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隐含意义。代表民族复兴希望的恩卡斯和代表女性独立意识的科拉都是当时主流观念的牺牲品,他们的灭亡反映了主流文化的排他性。
   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刻画了一些友善的印第安人,改变了文学作品中印第安人都是野蛮人的思维定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殖民历史,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特别是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美国文化中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詹·费·库柏著.宋兆霖译.最后的莫希干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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