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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藏品的征集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截至目前，国博的近现代藏品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一级藏品更是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对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1+2)”数学论文手稿、姚桐斌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生死牌、入世槌和红手印等藏品的征集引起世入广泛的关注。
这里，介绍几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收藏的当代文物，从一个侧面纪念伟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1+2)”数学论文手稿
陈景润院士是我们所崇敬的著名数学家。自从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下同)从事征集工作以来，我便一直关注着他和他所从事的数论领域的研究。1996年3月21日，陈景润去世的消息见诸媒体后，馆里曾建议我们，马上着手有关文物资料的征集工作。考虑到陈景润刚刚去世，其亲朋好友正处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因此只好等待时机。
1997年金秋，我偶然从兄弟馆的一个朋友处得知，陈景润院士的夫人由昆医生有意将“歌德巴赫猜想(1+2)”数学论文手稿无偿地捐赠给革博，便马上与中国科学院联系，找到曾经给陈景润院士做过8年秘书的李小凝先生，他证实了我所得到的消息。当表明革博愿意收藏手稿后，李小凝表示，他会尽快与由昆医生商量后再与我联系。半个小时后，他打来电话说，由昆医生愿意将手稿无偿地捐赠我馆，他将带着由昆医生的委托书来与我馆接洽。
不久后的一个上午，李小凝带着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公函及由昆医生的委托书来到我馆，并送给我一本新华社记者王丽丽与他合著的《陈景润传》。
由昆医生在委托书中写道：
先夫景润去世后，国内某拍卖公司曾书面致函有关人士，间接向我探询是否有意拍卖景润的数学手稿。我当即表示，景润一生并不富有，但是为了他所奋斗的数学事业，他始终保有着安贫乐道的本色。如有机会我愿意将景润的(1+2)数学论文手稿无偿捐献给国家。如果景润在天有知，也会赞成我的这种做法。因为景润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来自于祖国的培养教育，所以他身后的一切理所当然地属于人民。如蒙贵馆接受我的捐献，我将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中科院数学所在来函中表示，十分钦佩和支持由昆女士的这一想法，希望在1998年3月19日陈景润逝世两周年之际，举行手稿的捐赠仪式，以纪念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并愿为捐赠活动提供一切便利。
从《陈景润传》中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数学呆子”：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低很低，与世无争；而在科学上的奋斗目标却很高很高，要在国际前沿为中华民族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成就是刻苦攻读与钻研的结晶，是用心和血铸成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登上了一座又一座数学高峰!
捐赠仪式前几天，《北京青年报》的一位记者把手稿将捐赠革博的消息捅了出来。弥足珍贵的手稿没有最终拿到，盘子中的“鸭子”随时有可能飞走，我有些寝食难安。于是，从天津出差回京当晚，我便约请李小凝一起拜访了由昆医生。由昆当即表示，捐赠手稿的承诺没有改变。接下来，我们好像一见如故，谈了很多很多。坐在简陋的沙发上，看到客厅里陈旧的方桌，我体味了更多、更真实的陈景润的生活。
捐赠仪式前，我先后拜访了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文汇报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20家新闻单位，请他们派记者配合报道，捐赠仪式上记者却有50多位。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仪式的报道后，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千山晚报、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等新闻媒体还做了追踪报道。
姚桐斌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9月18日，我从外地出差返京。在回博物馆的车上看到中央电视台正在播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颁发功勋奖章和证书的画面。这些“两弹一星”功臣们在建国初期，纷纷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历尽坎坷，回到祖国。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在较短的时间里研制出“两弹一星”，为我国赢得了大国的地位，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即“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里要谈的这枚奖章就是追授给姚桐斌同志的。
奖章直径80毫米，为99.9％足金所制，重量约515克。奖章主体图案以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组成，突出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奖的特征。中心的五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城既象征了中华民族精神，又象征了坚不可摧的国防，众志成城，捍卫祖国的主权；橄榄枝则表达了我国研制“两弹一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意义。奖章背面署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一九九九年九月”。奖章为绶带佩挂式，也可插挂于钛金质地的背板上摆放。背板描绘了“两弹一星”的具体内容，原子弹爆炸蘑菇云、火箭发射架、东方红一号卫星和研制人员欢呼雀跃的组合场面，将奖章与背板图案自然地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奖章的设计思想。奖章还配有红木外盒及江泽民同志亲笔签章的证书，整体显得庄重、华丽。
姚桐斌(1922—1968)是我国杰出的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他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粘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年他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领导和指导了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 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一生治学严谨，以身作则，为科研人员培养和作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枚奖章如今已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不仅展示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伟大民族精神，也凝聚了我们对老一辈国防科技工作者深深的怀念与景仰之情。
生死牌
1998年入夏，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广大军民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在国家最需要的严峻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团结奋战，顽强拼搏，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谱写了一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壮丽凯歌。
那年的8月11日，当我们翻阅当天的《北京青年报》时，该报第一版有关“生死牌”的图片和新闻报道，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生死牌”矗立在武汉市江汉区防汛指挥部把守的武汉龙王庙闸口。这里是汉江与长江交汇处，更是武汉全市14个险段中的险中之险。此处如果出现问题，七百万江城人民的生命将会受到洪水的直接威胁。同时，由于此处长期受到两股方向相反的水流的冲刷，极易造成崩堤、溃口等险情。为此，驻守在闸上的32名抗洪勇士24小时轮流昼夜值班。随着长江抗洪抢险形势的日趋严峻，为了表达守闸人员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决心，其中的16名共产党员在“生死牌”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与“严防死守、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确保安全”的横幅一起，表达了抗洪勇士与洪水拼搏到底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长江抗洪抢险前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如何将“生死牌”这一见证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文物征集入馆，成了一道难题。我们如果上大堤，就会给处于前线的抗洪大军增加许多额外负担；如果不上大堤，而只是在武汉城里等文物，那与在北京等毫无差别。
在当时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们征得馆领导的同意，通过《北京青年报》社，与在武汉抗洪前线采访的记者取得联系，讲明我馆的征集意图，委托他们代为征集。
当记者结束采访，从武汉将“生死牌”和武汉海军工程学院院旗、该院205系在长江抗洪抢险过程中使用过的潜水探摸设备，其中包括：人水砣(30公斤)、氧气瓶、氧气面罩、潜水服、脚蹼、信号绳等珍贵文物运抵北京后，我馆举行了隆重的收藏仪式。
中国革命博物馆原馆长黄高谦在收藏仪式上表示，我们将把这次收藏的“生死牌”“入水砣”等长江抗洪抢险文物在“当代中国”大型陈列中展出，使之成为我们对后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形象的教材。当江泽民总书记将抗洪精神提升为民族精神后，收藏“生死牌”的意义也得到了升华。这块牌子不再是一块简单的牌子，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革博收藏的这批文物还有：《北京青年报》社赴长江抗洪抢险前线记者戴菁菁的记者证、采访笔记、撰写的新闻稿，反映科技抗洪的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拍摄的洪区卫星云图和有十万抗洪将士签名的百米长卷等珍贵文物。
入世槌
在国博新千年的收藏中，最引人注目的藏品之一要算是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多哈会议宣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使用的木槌(以下简称人世槌)了。
入世槌，木质，长32.2厘米，高10.5厘米，深6.3厘米。
2001年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GTT)，其总部设在日内瓦，是1947年由美国等国家发起成立的，它的宗旨和基本原则是通过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1995年1月1日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142个成员国、地区，和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会并列为世界三大国际组织。
加入WTO对我国经贸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机遇。二是加入WTO能够为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中争取更有利的生存环境。三是有利解决贸易矛盾。四是有利促进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五是有利我国和其它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
经过多年谈判，中国先后和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国家联盟达成加入WTO的协议。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举行，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手中木槌轻落，一槌定音，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草案。
11月11日，在喜来登酒店马佳利大厅，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签字文本上正式签字后，约见WTO总干事迈克尔·穆尔，向他递交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批准书》。30天后，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
《北京晚报》社派赴多哈采访的记者与革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受到博物馆工作氖围的广泛熏陶，有着很强的文物意识。他们在会议和采访工作结束，征得会议主办方的许可后，将见证中国加入WTO这一历史瞬间的入世槌和印有CHINA(中国)的WTO席位椅套带回国内。
新闻见报当晚，我们便与《北京晚报》社取得联系，表达收藏意愿。报社为如何保存入世槌和椅套向社会广泛征询意见，各新闻媒体也热炒这两件“宝贝”。全国多家博物馆和相关机构与革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表示诚意，我们带上鲜花主动到首都机场去迎接赴多哈采访记者的凯旋。馆领导也主动与报社领导进行接触，作了诸多的沟通工作。报社最终同意将“人世槌”捐赠革博收藏，并在2001年12月12日我国正式加入WTO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
馆领导在捐赠仪式结束后接受CCTV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我馆近现代藏品现有20万件，其中一级品有2200多件，无论藏品数量还是一级品数量在全国同类型博物馆中都是最多的。“入世槌”现在是一件重要文物，将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级后，它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
正如革博的一位专家所说，入世槌虽小，但是，它和开国大典用过的话筒、第一辆“解放”卡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珍贵文物一样，都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见证!
入世槌为革博收藏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外经贸部也将石广生部长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有关文件的笔等一批珍贵文物拨交革博。
王映东与“红手印”
发起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黑会”、写契约、按手印，偷搞包产到户的故事广为流传。而见证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合同书”，俗称“红手印”。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于2002年8月3日起，多次拜访、就教于王映东老人。2005年11月1日，经做工作，王映东老人将其精心保存多年的“红手印”原件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王映东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在安徽省拍摄一部反映皖北农村包干到户的改革成果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这是国内第一部涉及小岗“红手印”纪录片。由于王映东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比较熟悉农村的情况，厂领导决定由王映东执导影片的拍摄。此前，王映东曾执导过多部著名新闻纪录影片。
1982年9月，王映东前往安徽采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12个县。期间，凤阳县委秘书曾向王映东详细介绍了该县小岗村偷搞大包干到户的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王映东决定到小岗村了解情况。
10月7日，王映东从县里要了一辆车，来到小岗村，在村口巧遇会计严立学。王映东拿出证件，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严立学带王映东来到家里，拿出烘好的柿子招待王映东。他们边吃边谈，从建国初期的土改谈到后来的合作化，以及大跃进时期的公社化。当严立学谈到1979年春风阳县搞大包干到组，小岗村先分四个组，没过几天又分八个组，公社知道了要他们合起来，村里开社员会没合起来反而分田到户了，大家在一张纸上签了名字、按了手印的时候，王映东出于职业习惯，要严立学把这个签了名字、按了手印的纸拿出来看看。严立学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才在一本旧账簿里把它翻了出来。
那是一张灰白色有紫色横格儿的纸，高约16厘米，宽约19厘米，是从学生用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又脏又皱。其下半部有六条折痕，横四竖五写着全生产队20家户主的名字。12个人名上有手印，4个人名上有私章，4个人名上既没有手印也没有私章。人名上边约一半纸留有空白。人名下边纸被撕掉约一指宽，但又有约1厘米没被撕掉。纸的背面写着生活救济款账单，横排竖写有19个人名和钱数，最上边写着“8月20号生救款数字如下：严立苻10.10、严立华5.70、严国昌3.20……”
拿到这“红手印”，王映东疑惑了。他有三个疑问：为什么人名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会议的内容?下边空白该写时间的地方被撕掉了?重要的合同与账单写在了同一张纸上?他要严立学再找找，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红手印”。严立学说，只写了一个，没有第二个，这个就是原件。
在与严立学告别前，王映东提出要拿走这个“红手印”，拿到北京拍电影用。严立学二话没说，就让王映东将“红手印”放进笔记本里了。
事后，王映东反复琢磨，严立学给的这个“红手印”，乍看起来扑朔迷离，但是，联系到小岗村农民准备坐牢的心态就好理解了：空白处写上开会的内容就成了坐牢的证据。人名手印下边如写上“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和年月日，不撕掉的话，也同样是坐牢的证据。生救款账单怎么能写在生死契约的背面呢?显然是个障眼法，而且，生救款绝不会在8月下旬秋收时节发放，却正好是在偷搞包干到户的春天发放。“红手印”就这样被包装起来，自己人看了还是契约，良心账，外人看了很难定位。这样做既保契约，又保安全。如此煞费苦心，实在是不得已。
1982年11月7日，王映东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写出了纪录片的拍摄提纲。新影厂领导看后，认为还可以，要王映东在春节前去安徽抢拍农民过节的镜头。不久，王映东就带着摄制组，来到了安徽。
1983年2月4日，王映东带领摄制组到达小岗村，大家都想看看小岗村。小岗村的3位干部，即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给摄制组讲了他们偷搞包干到户的前前后后。同时，与摄制组研究了全年四季的拍摄计划。最后，摄制组约定8日来村里拍摄3位个干部讲述包产到户的故事。
8日上午，王映东率摄制组准时到达。拍电影的屋子围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
拍摄工作很顺利，主人讲得绘声绘色，真实自然，摄制组很满意。拍完片子后，生产队长严俊昌热情地留摄制组吃饭，他说现在不是4年前了，家家户户的余粮和年货都不少。王映东说，去年10月来村里只见到会计，两位队长不在，他给了一个“红手印”。今天队长在影片里讲到按手印那一段，将来要把“红手印”这个镜头用上。副队长严宏昌打断王映东的话说，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这使王映东很惊讶，怎么两个人都说“红手印”是自己写的呢?王映东看着队长严俊昌和会计严立学，他们两个谁也不吭声。
一阵沉默后，王映东请严宏昌把他写的“红手印”拿出来看看。严宏昌却说，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接着又说，这事好办，他再写一个，让大家重按一次手印。队长和会计还是不吭声。王映东以为，小岗村的人觉得原来的那个“红手印”留了空白，没有写会议的内容不圆满，队长和会计默认了副队长的提议。
当时，王映东也觉得，会计给的那个“红手印”被“加工”得确实不好在拍电影时用了。况且，小岗村开“黑会”、搞大包干、按“红手印”是真实的。拍电影用复制件并不违背原则，是经常有的事。这样，王映东表示就按严宏昌的提议办，但要给群众说清楚，这个“红手印”是为拍电影做的复制件，是道具。
第二天，摄制组又到小岗村拍摄村容村貌和水利工地，副队长严宏昌把一张全新的“红手印”交给了王映东。这个“红手印”加上了开会讨论的内容、会议的时间。严宏昌还在两处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红手印”，就是王映东用在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中的那个“红手印”。
1984年9月，王映东带领摄制组经过两个春夏秋冬拍摄的《来自农村的报告》，被选为共和国成立35周年献礼片，在全国公映。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偷搞大包干，写契约、按手印、赌咒发誓、准备坐牢的故事，迅速传遍国内外。
影片公映后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张新文就坐在了赶往安徽的火车上。可到了当地才知道，电影中的那个“红手印”已被新影厂的王映东带到了北京。张新文返回北京后，通过新影厂找到王映东，讲明为筹办“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拟征集新影厂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中的那个。“红手印”。王映东请示后告诉张新文，你带个函来吧。没 几天，张新文拿着介绍信来到新影厂。王映东了解到，张新文先去过小岗村，接触过村干部，以为他知道复制“红手印”的情况，就没有主动向他介绍。在厂领导同意后，王映东从道具库拿出“红手印”，交给张新文带回中国革命博物馆，并在“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中展出。展览结束后交革博保管部收藏。
“红手印”至此本应功德圆满，但遗憾的是争议却悄悄地开始了。
王映东为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严宏昌主动提议再写一个“红手印”。那时，大家都没有经济上的利益。从1985年起，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厂、电视台纷纷造访小岗村，为使所制作的节目好看，不惜花钱让小岗人摆出签名按手印场面，参与按手印的小岗村村民每人每次可得到10至20元不等的劳务费。如此制作出的道具“红手印”，有的不慎流传于世，造成一些人的误解。
1998年6月12日《南方周末》发表署名曹俊的《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的文章，对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红手印”提出5点疑问：一为纸白，十分平展几无皱折；二为那次秘密会议到底在谁家开的，有两种说法；三为谁执笔写的，有两种版本；四为出席秘密会议的人数说法不一；五为秘密会议的具体时间。因而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这个秘密会议到底开过没有，二是到底有没有写过这个纸条?
更有甚者，有的文章从质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黑会”、写契约、按手印，偷搞包产到户的真假，到质疑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假。
看过这些文章，王映东感到非常不安。作为“红手印”的当事人，他当时就准备写文章，把有关“红手印”的问题说清楚，以平息争议。
1998年12月15日至1999年2月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历史的丰碑——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展览”中，“红手印”再一次在显著位置展出，受到媒体和观众的广泛关注，再次浮出真与假的争议。
2000年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严立学和关友江三人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想要领取“红手印”的证书。按照有关规定，需有当时文物捐赠者的授权证明才能办理。经领导批准，他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在库房走廊查看了“红手印”。王映东也闻讯赶来，见没有“红手印”真假之争，就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合同书，是我于1983年拍摄电影《来自农村的报告》时，从小岗村借的(经手人严宏昌)，1984年我将此件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经手人张新文、林谷良)”的证明书上签上了名字。有了证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马上为小岗村村委会打印了“承惠赠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合同书 为表彰您热爱祖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积极支持我馆工作的崇高精神，特发此证”的文物捐赠证书，到馆长办公室盖上馆章后，通过领导，交给严宏昌等。三人在保管部办公室接过证书，喜极而泣，并让随行的记者为其拍照留念。而王映东此时则来到馆长办公室，向馆领导讲述“红手印”的流传经过，并言明“红手印”原件仍保存在他手里，会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给革博收藏。
2002年8月2日，领导要我与王映东联系。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赶到老人的家。他大病初愈，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在介绍完“红手印”的流传经过后，他说，如果国博能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三家在一起，召开一次“红手印”研讨会，证明他所藏为“红手印”原件后，他就捐赠。从此，逢年过节，我就到老人的家拜访，一来了解老人的想法，二来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再者就是聆听老人关于“红手印”的流传经过。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红手印”的研讨会一直没有开成。一次，我登门拜访时，老人有点生气地说，在我有生之年，你们馆如不组织有关“红手印”的研讨会，我就把“红手印”“带走”!我则心平气和地说，您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不可能干这种事!但是我能感到，老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2005年11月1日下午，王映东打来电话，要我下班后去他家。我如约到他家，一进门他就说：“哥们儿，我不行了!”我有些诧异。老人说：“我要把‘红手印’交给你们馆，它太重要了，也只有你们能把它保管好!”老人断断续续又说了很多很多。
由于没有准备，我没有带文物收据，只好给老人打了一张白条，收据和证书只能待日后再补了。办好相关手续后，我想请老人去吃个便饭，但他执意不肯，却为文物安全起见，非要送送我去车站。来到学知桥的西边，我找到车站后，担心老人回家路上的安全，又将老人送回他家楼下。老人回身又要送，在我再三坚持下，老人才让我独自离去。我快步离开，几步一回头，但见寒夜下老人的身影越来越小……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藏品的征集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截至目前，国博的近现代藏品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一级藏品更是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对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1+2)”数学论文手稿、姚桐斌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生死牌、入世槌和红手印等藏品的征集引起世入广泛的关注。
这里，介绍几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收藏的当代文物，从一个侧面纪念伟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陈景润“歌德巴赫猜想(1+2)”数学论文手稿
陈景润院士是我们所崇敬的著名数学家。自从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下同)从事征集工作以来，我便一直关注着他和他所从事的数论领域的研究。1996年3月21日，陈景润去世的消息见诸媒体后，馆里曾建议我们，马上着手有关文物资料的征集工作。考虑到陈景润刚刚去世，其亲朋好友正处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因此只好等待时机。
1997年金秋，我偶然从兄弟馆的一个朋友处得知，陈景润院士的夫人由昆医生有意将“歌德巴赫猜想(1+2)”数学论文手稿无偿地捐赠给革博，便马上与中国科学院联系，找到曾经给陈景润院士做过8年秘书的李小凝先生，他证实了我所得到的消息。当表明革博愿意收藏手稿后，李小凝表示，他会尽快与由昆医生商量后再与我联系。半个小时后，他打来电话说，由昆医生愿意将手稿无偿地捐赠我馆，他将带着由昆医生的委托书来与我馆接洽。
不久后的一个上午，李小凝带着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公函及由昆医生的委托书来到我馆，并送给我一本新华社记者王丽丽与他合著的《陈景润传》。
由昆医生在委托书中写道：
先夫景润去世后，国内某拍卖公司曾书面致函有关人士，间接向我探询是否有意拍卖景润的数学手稿。我当即表示，景润一生并不富有，但是为了他所奋斗的数学事业，他始终保有着安贫乐道的本色。如有机会我愿意将景润的(1+2)数学论文手稿无偿捐献给国家。如果景润在天有知，也会赞成我的这种做法。因为景润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来自于祖国的培养教育，所以他身后的一切理所当然地属于人民。如蒙贵馆接受我的捐献，我将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中科院数学所在来函中表示，十分钦佩和支持由昆女士的这一想法，希望在1998年3月19日陈景润逝世两周年之际，举行手稿的捐赠仪式，以纪念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并愿为捐赠活动提供一切便利。
从《陈景润传》中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数学呆子”：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低很低，与世无争；而在科学上的奋斗目标却很高很高，要在国际前沿为中华民族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成就是刻苦攻读与钻研的结晶，是用心和血铸成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登上了一座又一座数学高峰!
捐赠仪式前几天，《北京青年报》的一位记者把手稿将捐赠革博的消息捅了出来。弥足珍贵的手稿没有最终拿到，盘子中的“鸭子”随时有可能飞走，我有些寝食难安。于是，从天津出差回京当晚，我便约请李小凝一起拜访了由昆医生。由昆当即表示，捐赠手稿的承诺没有改变。接下来，我们好像一见如故，谈了很多很多。坐在简陋的沙发上，看到客厅里陈旧的方桌，我体味了更多、更真实的陈景润的生活。
捐赠仪式前，我先后拜访了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文汇报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20家新闻单位，请他们派记者配合报道，捐赠仪式上记者却有50多位。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仪式的报道后，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千山晚报、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等新闻媒体还做了追踪报道。
姚桐斌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9月18日，我从外地出差返京。在回博物馆的车上看到中央电视台正在播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颁发功勋奖章和证书的画面。这些“两弹一星”功臣们在建国初期，纷纷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历尽坎坷，回到祖国。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在较短的时间里研制出“两弹一星”，为我国赢得了大国的地位，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即“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里要谈的这枚奖章就是追授给姚桐斌同志的。
奖章直径80毫米，为99.9％足金所制，重量约515克。奖章主体图案以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组成，突出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奖的特征。中心的五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城既象征了中华民族精神，又象征了坚不可摧的国防，众志成城，捍卫祖国的主权；橄榄枝则表达了我国研制“两弹一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意义。奖章背面署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一九九九年九月”。奖章为绶带佩挂式，也可插挂于钛金质地的背板上摆放。背板描绘了“两弹一星”的具体内容，原子弹爆炸蘑菇云、火箭发射架、东方红一号卫星和研制人员欢呼雀跃的组合场面，将奖章与背板图案自然地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奖章的设计思想。奖章还配有红木外盒及江泽民同志亲笔签章的证书，整体显得庄重、华丽。
姚桐斌(1922—1968)是我国杰出的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他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粘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年他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领导和指导了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 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一生治学严谨，以身作则，为科研人员培养和作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枚奖章如今已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不仅展示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伟大民族精神，也凝聚了我们对老一辈国防科技工作者深深的怀念与景仰之情。
生死牌
1998年入夏，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广大军民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在国家最需要的严峻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团结奋战，顽强拼搏，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谱写了一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壮丽凯歌。
那年的8月11日，当我们翻阅当天的《北京青年报》时，该报第一版有关“生死牌”的图片和新闻报道，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生死牌”矗立在武汉市江汉区防汛指挥部把守的武汉龙王庙闸口。这里是汉江与长江交汇处，更是武汉全市14个险段中的险中之险。此处如果出现问题，七百万江城人民的生命将会受到洪水的直接威胁。同时，由于此处长期受到两股方向相反的水流的冲刷，极易造成崩堤、溃口等险情。为此，驻守在闸上的32名抗洪勇士24小时轮流昼夜值班。随着长江抗洪抢险形势的日趋严峻，为了表达守闸人员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决心，其中的16名共产党员在“生死牌”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与“严防死守、人在堤在、水涨堤高、确保安全”的横幅一起，表达了抗洪勇士与洪水拼搏到底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长江抗洪抢险前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如何将“生死牌”这一见证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文物征集入馆，成了一道难题。我们如果上大堤，就会给处于前线的抗洪大军增加许多额外负担；如果不上大堤，而只是在武汉城里等文物，那与在北京等毫无差别。
在当时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们征得馆领导的同意，通过《北京青年报》社，与在武汉抗洪前线采访的记者取得联系，讲明我馆的征集意图，委托他们代为征集。
当记者结束采访，从武汉将“生死牌”和武汉海军工程学院院旗、该院205系在长江抗洪抢险过程中使用过的潜水探摸设备，其中包括：人水砣(30公斤)、氧气瓶、氧气面罩、潜水服、脚蹼、信号绳等珍贵文物运抵北京后，我馆举行了隆重的收藏仪式。
中国革命博物馆原馆长黄高谦在收藏仪式上表示，我们将把这次收藏的“生死牌”“入水砣”等长江抗洪抢险文物在“当代中国”大型陈列中展出，使之成为我们对后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形象的教材。当江泽民总书记将抗洪精神提升为民族精神后，收藏“生死牌”的意义也得到了升华。这块牌子不再是一块简单的牌子，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革博收藏的这批文物还有：《北京青年报》社赴长江抗洪抢险前线记者戴菁菁的记者证、采访笔记、撰写的新闻稿，反映科技抗洪的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拍摄的洪区卫星云图和有十万抗洪将士签名的百米长卷等珍贵文物。
入世槌
在国博新千年的收藏中，最引人注目的藏品之一要算是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多哈会议宣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使用的木槌(以下简称人世槌)了。
入世槌，木质，长32.2厘米，高10.5厘米，深6.3厘米。
2001年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GTT)，其总部设在日内瓦，是1947年由美国等国家发起成立的，它的宗旨和基本原则是通过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推动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1995年1月1日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142个成员国、地区，和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会并列为世界三大国际组织。
加入WTO对我国经贸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机遇。二是加入WTO能够为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中争取更有利的生存环境。三是有利解决贸易矛盾。四是有利促进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五是有利我国和其它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
经过多年谈判，中国先后和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国家联盟达成加入WTO的协议。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举行，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手中木槌轻落，一槌定音，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草案。
11月11日，在喜来登酒店马佳利大厅，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签字文本上正式签字后，约见WTO总干事迈克尔·穆尔，向他递交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批准书》。30天后，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
《北京晚报》社派赴多哈采访的记者与革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受到博物馆工作氖围的广泛熏陶，有着很强的文物意识。他们在会议和采访工作结束，征得会议主办方的许可后，将见证中国加入WTO这一历史瞬间的入世槌和印有CHINA(中国)的WTO席位椅套带回国内。
新闻见报当晚，我们便与《北京晚报》社取得联系，表达收藏意愿。报社为如何保存入世槌和椅套向社会广泛征询意见，各新闻媒体也热炒这两件“宝贝”。全国多家博物馆和相关机构与革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表示诚意，我们带上鲜花主动到首都机场去迎接赴多哈采访记者的凯旋。馆领导也主动与报社领导进行接触，作了诸多的沟通工作。报社最终同意将“人世槌”捐赠革博收藏，并在2001年12月12日我国正式加入WTO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
馆领导在捐赠仪式结束后接受CCTV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我馆近现代藏品现有20万件，其中一级品有2200多件，无论藏品数量还是一级品数量在全国同类型博物馆中都是最多的。“入世槌”现在是一件重要文物，将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级后，它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
正如革博的一位专家所说，入世槌虽小，但是，它和开国大典用过的话筒、第一辆“解放”卡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珍贵文物一样，都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见证!
入世槌为革博收藏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外经贸部也将石广生部长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有关文件的笔等一批珍贵文物拨交革博。
王映东与“红手印”
发起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黑会”、写契约、按手印，偷搞包产到户的故事广为流传。而见证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合同书”，俗称“红手印”。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于2002年8月3日起，多次拜访、就教于王映东老人。2005年11月1日，经做工作，王映东老人将其精心保存多年的“红手印”原件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王映东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在安徽省拍摄一部反映皖北农村包干到户的改革成果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这是国内第一部涉及小岗“红手印”纪录片。由于王映东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比较熟悉农村的情况，厂领导决定由王映东执导影片的拍摄。此前，王映东曾执导过多部著名新闻纪录影片。
1982年9月，王映东前往安徽采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12个县。期间，凤阳县委秘书曾向王映东详细介绍了该县小岗村偷搞大包干到户的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王映东决定到小岗村了解情况。
10月7日，王映东从县里要了一辆车，来到小岗村，在村口巧遇会计严立学。王映东拿出证件，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严立学带王映东来到家里，拿出烘好的柿子招待王映东。他们边吃边谈，从建国初期的土改谈到后来的合作化，以及大跃进时期的公社化。当严立学谈到1979年春风阳县搞大包干到组，小岗村先分四个组，没过几天又分八个组，公社知道了要他们合起来，村里开社员会没合起来反而分田到户了，大家在一张纸上签了名字、按了手印的时候，王映东出于职业习惯，要严立学把这个签了名字、按了手印的纸拿出来看看。严立学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才在一本旧账簿里把它翻了出来。
那是一张灰白色有紫色横格儿的纸，高约16厘米，宽约19厘米，是从学生用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又脏又皱。其下半部有六条折痕，横四竖五写着全生产队20家户主的名字。12个人名上有手印，4个人名上有私章，4个人名上既没有手印也没有私章。人名上边约一半纸留有空白。人名下边纸被撕掉约一指宽，但又有约1厘米没被撕掉。纸的背面写着生活救济款账单，横排竖写有19个人名和钱数，最上边写着“8月20号生救款数字如下：严立苻10.10、严立华5.70、严国昌3.20……”
拿到这“红手印”，王映东疑惑了。他有三个疑问：为什么人名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会议的内容?下边空白该写时间的地方被撕掉了?重要的合同与账单写在了同一张纸上?他要严立学再找找，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红手印”。严立学说，只写了一个，没有第二个，这个就是原件。
在与严立学告别前，王映东提出要拿走这个“红手印”，拿到北京拍电影用。严立学二话没说，就让王映东将“红手印”放进笔记本里了。
事后，王映东反复琢磨，严立学给的这个“红手印”，乍看起来扑朔迷离，但是，联系到小岗村农民准备坐牢的心态就好理解了：空白处写上开会的内容就成了坐牢的证据。人名手印下边如写上“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和年月日，不撕掉的话，也同样是坐牢的证据。生救款账单怎么能写在生死契约的背面呢?显然是个障眼法，而且，生救款绝不会在8月下旬秋收时节发放，却正好是在偷搞包干到户的春天发放。“红手印”就这样被包装起来，自己人看了还是契约，良心账，外人看了很难定位。这样做既保契约，又保安全。如此煞费苦心，实在是不得已。
1982年11月7日，王映东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写出了纪录片的拍摄提纲。新影厂领导看后，认为还可以，要王映东在春节前去安徽抢拍农民过节的镜头。不久，王映东就带着摄制组，来到了安徽。
1983年2月4日，王映东带领摄制组到达小岗村，大家都想看看小岗村。小岗村的3位干部，即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给摄制组讲了他们偷搞包干到户的前前后后。同时，与摄制组研究了全年四季的拍摄计划。最后，摄制组约定8日来村里拍摄3位个干部讲述包产到户的故事。
8日上午，王映东率摄制组准时到达。拍电影的屋子围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
拍摄工作很顺利，主人讲得绘声绘色，真实自然，摄制组很满意。拍完片子后，生产队长严俊昌热情地留摄制组吃饭，他说现在不是4年前了，家家户户的余粮和年货都不少。王映东说，去年10月来村里只见到会计，两位队长不在，他给了一个“红手印”。今天队长在影片里讲到按手印那一段，将来要把“红手印”这个镜头用上。副队长严宏昌打断王映东的话说，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这使王映东很惊讶，怎么两个人都说“红手印”是自己写的呢?王映东看着队长严俊昌和会计严立学，他们两个谁也不吭声。
一阵沉默后，王映东请严宏昌把他写的“红手印”拿出来看看。严宏昌却说，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接着又说，这事好办，他再写一个，让大家重按一次手印。队长和会计还是不吭声。王映东以为，小岗村的人觉得原来的那个“红手印”留了空白，没有写会议的内容不圆满，队长和会计默认了副队长的提议。
当时，王映东也觉得，会计给的那个“红手印”被“加工”得确实不好在拍电影时用了。况且，小岗村开“黑会”、搞大包干、按“红手印”是真实的。拍电影用复制件并不违背原则，是经常有的事。这样，王映东表示就按严宏昌的提议办，但要给群众说清楚，这个“红手印”是为拍电影做的复制件，是道具。
第二天，摄制组又到小岗村拍摄村容村貌和水利工地，副队长严宏昌把一张全新的“红手印”交给了王映东。这个“红手印”加上了开会讨论的内容、会议的时间。严宏昌还在两处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红手印”，就是王映东用在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中的那个“红手印”。
1984年9月，王映东带领摄制组经过两个春夏秋冬拍摄的《来自农村的报告》，被选为共和国成立35周年献礼片，在全国公映。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偷搞大包干，写契约、按手印、赌咒发誓、准备坐牢的故事，迅速传遍国内外。
影片公映后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张新文就坐在了赶往安徽的火车上。可到了当地才知道，电影中的那个“红手印”已被新影厂的王映东带到了北京。张新文返回北京后，通过新影厂找到王映东，讲明为筹办“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拟征集新影厂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中的那个。“红手印”。王映东请示后告诉张新文，你带个函来吧。没 几天，张新文拿着介绍信来到新影厂。王映东了解到，张新文先去过小岗村，接触过村干部，以为他知道复制“红手印”的情况，就没有主动向他介绍。在厂领导同意后，王映东从道具库拿出“红手印”，交给张新文带回中国革命博物馆，并在“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中展出。展览结束后交革博保管部收藏。
“红手印”至此本应功德圆满，但遗憾的是争议却悄悄地开始了。
王映东为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严宏昌主动提议再写一个“红手印”。那时，大家都没有经济上的利益。从1985年起，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厂、电视台纷纷造访小岗村，为使所制作的节目好看，不惜花钱让小岗人摆出签名按手印场面，参与按手印的小岗村村民每人每次可得到10至20元不等的劳务费。如此制作出的道具“红手印”，有的不慎流传于世，造成一些人的误解。
1998年6月12日《南方周末》发表署名曹俊的《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的文章，对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红手印”提出5点疑问：一为纸白，十分平展几无皱折；二为那次秘密会议到底在谁家开的，有两种说法；三为谁执笔写的，有两种版本；四为出席秘密会议的人数说法不一；五为秘密会议的具体时间。因而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这个秘密会议到底开过没有，二是到底有没有写过这个纸条?
更有甚者，有的文章从质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黑会”、写契约、按手印，偷搞包产到户的真假，到质疑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假。
看过这些文章，王映东感到非常不安。作为“红手印”的当事人，他当时就准备写文章，把有关“红手印”的问题说清楚，以平息争议。
1998年12月15日至1999年2月7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历史的丰碑——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展览”中，“红手印”再一次在显著位置展出，受到媒体和观众的广泛关注，再次浮出真与假的争议。
2000年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严立学和关友江三人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想要领取“红手印”的证书。按照有关规定，需有当时文物捐赠者的授权证明才能办理。经领导批准，他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在库房走廊查看了“红手印”。王映东也闻讯赶来，见没有“红手印”真假之争，就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合同书，是我于1983年拍摄电影《来自农村的报告》时，从小岗村借的(经手人严宏昌)，1984年我将此件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经手人张新文、林谷良)”的证明书上签上了名字。有了证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马上为小岗村村委会打印了“承惠赠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合同书 为表彰您热爱祖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积极支持我馆工作的崇高精神，特发此证”的文物捐赠证书，到馆长办公室盖上馆章后，通过领导，交给严宏昌等。三人在保管部办公室接过证书，喜极而泣，并让随行的记者为其拍照留念。而王映东此时则来到馆长办公室，向馆领导讲述“红手印”的流传经过，并言明“红手印”原件仍保存在他手里，会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给革博收藏。
2002年8月2日，领导要我与王映东联系。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赶到老人的家。他大病初愈，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在介绍完“红手印”的流传经过后，他说，如果国博能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三家在一起，召开一次“红手印”研讨会，证明他所藏为“红手印”原件后，他就捐赠。从此，逢年过节，我就到老人的家拜访，一来了解老人的想法，二来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再者就是聆听老人关于“红手印”的流传经过。
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红手印”的研讨会一直没有开成。一次，我登门拜访时，老人有点生气地说，在我有生之年，你们馆如不组织有关“红手印”的研讨会，我就把“红手印”“带走”!我则心平气和地说，您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不可能干这种事!但是我能感到，老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2005年11月1日下午，王映东打来电话，要我下班后去他家。我如约到他家，一进门他就说：“哥们儿，我不行了!”我有些诧异。老人说：“我要把‘红手印’交给你们馆，它太重要了，也只有你们能把它保管好!”老人断断续续又说了很多很多。
由于没有准备，我没有带文物收据，只好给老人打了一张白条，收据和证书只能待日后再补了。办好相关手续后，我想请老人去吃个便饭，但他执意不肯，却为文物安全起见，非要送送我去车站。来到学知桥的西边，我找到车站后，担心老人回家路上的安全，又将老人送回他家楼下。老人回身又要送，在我再三坚持下，老人才让我独自离去。我快步离开，几步一回头，但见寒夜下老人的身影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