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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钧(1857—1920)是活动在清末的一位满族士人，他撰写有追忆晚清北京的《天咫偶闻》一书，在卷三写道：
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翁方纲)、阮仪征(阮元)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潘祖荫)、翁常熟(翁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蛊(蛊昱)、王(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蛮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盖駸駸乎承平盛事矣!
从震钧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的古玩市场在光绪初年以来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繁荣，在整个文化与知识界，古玩与古玩知识俨然成为最重要的学问，是士人中的流行风尚。在北京的历史上，古玩从未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比如，我们从明代后期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中也能够看到对北京古玩市场的描写，这个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但仍然集中在年节时的庙会以及每月的固定日子，并不是每天都有的常市。而在晚清北京，古玩市场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规模，成为晚清社会史中一个富有趣味的场所。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晚清古玩市场仍然是个有待深入的课题，本文当然也仅仅是浅层次的介绍，试图就古玩市场中最重要的古书画市场作一些探讨。
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北京，大概都有哪些主要的古书画收藏家呢?上面所引震钧的描述中，所提出的是潘祖荫、翁同龢、王懿荣与盛昱，他们是光绪初年以来京城的著名鉴藏家。此外，比震钧稍小一点的崇彝则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了咸丰、同治年间北京的著名鉴藏家：
咸丰、同治间收藏书画者，当时有“三李”之目，谓李季云恩庆、李西圊东、李竹朋佐贤也。后又益以李芝陔在铣，称“四李”。尝与大兴刘宽夫(名位坦)及心泉和尚(松筠庵住持，时名书画僧)相往还。一经诸公品题，若士之登龙门者。至周荇农侍郎寿昌，则以书画为市井矣。心泉上人亦然。
这里所标榜的几个人——李恩庆、李佐贤、李东、李在铣、周寿昌、心泉和尚——在年代上来说大多主要活动在咸丰、同治年间，年纪上较翁同龢、潘祖荫等略早。李恩庆约嘉庆元年至三年(1796—1798)生，卒于1864年至1869年之间。字季云，一字集园，直隶遵化人，汉军正白旗。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由御史官至两淮盐运史，晚年居平谷。李佐贤(1807—1876)，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道光十八年加科散馆，授翰林院编修，1846年任福建汀州知府，撰写有著录书《书画鉴影》。李在铣，字芝陔，号六亩道人，直隶通州人。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八十佘，曾为涿州知府。周寿昌(1814—1884)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做到内阁学士，撰有《思益堂日札》等。心泉和尚名叫明基，至少在1877年还在世。这几个人我们今天了解甚少，譬如名列“三李”之一的李东，我们今天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崇彝对他们的标榜显然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在当时的确享有较高的书画鉴藏声望。这一点可以从李玉菜《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得到证明。在书前吴元炳赠李玉菜的诗中写道：“季云都转竹朋守，更识君家司马贤。他日合将三李刻，丛书载得鉴藏编。”可见“三李”的名目确实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李玉棻书前有心泉和尚的题跋，说明李玉棻常常与其切磋，受其教导。
虽然“三李”或者“四李”享有声名，但似乎从光绪初年开始，随着他们的陆续辞世，北京的书画鉴藏圈开始活跃着另一批鉴藏家，即震钧《天咫偶闻》所提出的潘祖荫(1830—1890)、翁同龢(1830—1904)、王懿荣(1845—1900)、盛昱(1850—1900)。他们成为晚清北京鉴藏圈的“一代龙门”。
翁同龢与潘祖荫都是晚清重要的官僚，官至大学士，两人都是江苏人，为同僚挚友。围绕着他们的社交圈，活动着一些同治、光绪朝以来北京主要的鉴藏家。通过翁同龢的日记、书信等文献来看，在翁同稣的同辈友人中，重要的收藏家有吴大澂(1835—1902)、徐郙(1838—1903)、景其浚(?—1876)、李文田(1834—1895)、张荫桓(1837—1900)等，比翁同龢晚一辈的人中，主要有王懿荣、盛昱、端方(1861—1911)、邵松年(1848—1923)等。这些人大都是在晚清政治史上享有声名的人物，基本都是身居高位的官僚。
从“四李”到潘、翁、王、盛，大致对应的是北京鉴藏圈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年间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时间的变化，同时也是身份的变化。潘祖荫、翁同龢等都是科举进身的朝中重臣，公事繁忙。而“四李”则大多官位不高，咸丰、同治年间大都已经离开官场，心泉和尚更是方外释子。潘祖荫、翁同龢都是江苏人，他们的书画鉴赏圈子中很多都是南方人，而“四李”全都是北方人，除了李佐贤是山东人以外，其他三人都是北京地区人，具有更多的北京本土色彩。这些特点都使得“四李”与翁同龢、潘祖荫的鉴藏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实，翁同龢的日记显示，他与李佐贤、李在铣、周寿昌，包括心泉和尚都相识，与李在铣、周寿昌还曾是同僚友人，在翁同龠和母亲重病期间，周寿昌还曾经来进行过诊治。但是他们并不在翁同龢的鉴藏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其实在这里看到的是两类不同的鉴藏家，“四李”、周寿昌、心泉和尚等等，代表的是更具民间市井色彩的鉴藏家。而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盛昱则代表的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文人官僚的鉴藏。这两类鉴藏家的身份地位以及出身都不大相同，这使得他们的鉴藏声名在不同的渠道发生影响。
崇彝描述“四李”这一类的鉴藏家时说“(书画)一经诸公品题，若士之登龙门者”，表明他们影响的确很大。但是这个影响看来更多是在书画市场中，在古董商的圈子里。李恩庆、李佐贤、李在铣晚年都已经结束了官僚生涯，似乎是以职业鉴赏家的身份参与北京古玩市场。并且，崇彝还明确指出周寿昌与心泉和尚“以书画为市井”，也就是说他们直接从事书画的买卖与牟利。李佐贤其实很可能也从事古玩的交易。这从董文灿(1839—1876)光绪元年(1875)1月19日的日记中可以窥见一二(《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册五)。潘祖荫拿来一些古铜器的拓本要董文灿观看，显然是要他帮着鉴定这些铜器，其中就有李佐贤所藏的鼎、尊、匝、爵共四件，还有京城另一位古钱币与金石鉴藏家鲍康(1810—1881)的家藏器物。李佐贤与鲍康这时都还在世，这只能表明他们虽然享有鉴赏家的声 誉，但也进行古董的转卖。“四李”等人与古玩市场与古玩商人之间很可能有较多的利益往来。所谓“一经诸公品题，若士之登龙门者”，就是说书画一旦得到“四李”等人的鉴定品评会增值很多。那么是谁会拿来古书画让他们品题以增加价值呢?最有可能的就是京城众多的古玩商人了。虽然现在很难找到证据表明李恩庆、李佐贤等人为古玩商鉴定掌眼与题跋书画，但是这一现象在当时确实存在。
以董文灿为例。董氏是山西洪洞人，两个兄长当时都在京城为官，他本人是1861年举人，但是始终考不中进士，只能在北京充为国史馆校对官。他不论从经济状况还是社会地位来看都代表着当时活动在北京的一般读书士人，与所谓的“四李”等人一样都不属于社会地位很高的鉴藏家。他与古董商人有密切的交往。1875年2月21日，他的日记写道：“德宝斋送册匣至，属为伊篆王廉州、沈启南、白阳山人书画匣签，即书之。”琉璃厂德宝斋的商人向董文灿求题签条，显然是想借助他在鉴定与书法两方面的声名，而董文灿也乐意如此。他在1874年日记中还记有一次琉璃厂文会堂书商来家里向他借银26两。这都表明他和书画商人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董文灿是否会从为古玩商人题签这样的事情中收取报酬呢?现在还没有证据。但是他的日记显示，他偶尔也像古玩商人一样扮演着书画古玩交易的中间人角色。譬如，同治十二年(1873)4月，他为一位叫寻琯香的同乡与潘祖荫之间一桩交易齐钟的买卖做中间人，潘祖荫出价1200两买下这面齐钟。1875年，与董文灿一样在北京谋求科举进身的山西老乡杨秋湄(杨笃，1834—1894)又托他牵线潘祖荫售卖两件吉州器，可能也是铜器，这次议价585两，潘祖荫采取分期付款形式，每次的器款都由董文灿经手转交。董文灿之所以能够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无疑来自于他对古董知识与京城古董市场的了解。他年纪虽然不大，但参与古玩市场已经多年。早在同治四年(1865)6月，也即他来京城两年之后，就有人托其转售法书墨迹：“张汉槎来，出傅青主先生墨迹一册、张二水瑞图十八罗汉赞一册，嘱转售，皆家藏旧物也。”光绪元年(1875)4月11日，一位号“竹楼”的友人更是托其售卖书画碑帖多件：
竹楼来札，送仇十洲《上林秋猎图》手卷、沈石田诗画合卷、王石谷山水立轴、黄鹤山樵山水立轴、文衡山山水立轴、赵文度山水立轴各一，蔡君谟大对一幅、宋拓《汝帖》全册，托代售。仇卷尚可观，惟文书《上林赋》系伪作。王、赵画疑伪。沈画不见精彩。蔡对则伪作无疑，宋时安得有楹帖乎?《汝帖》尚旧，谓为宋拓，未必。然有陈香泉奕禧、朱昌颐、崇禹舲恩、杨继震各跋。
日记的这段记录向我们展示出董文灿确实具有相当的鉴定眼光。几乎全部作品都是伪作，怎么能够卖得出去呢?于是他在13号回复“竹楼”，根据自己对古玩市场的判断，认为其中只有王翠《秋暮寒鸦图》立轴可能能够卖得出去，但因为疑是伪作，定价不可能高，应该在18两左右。第二天竹楼回信，表示同意。并且又送来沈铨《五马图》、戴熙《仿米山水》求代售，董文灿又立即指出戴画是伪作无疑。董文灿的效率很高，在14号当天就将王翚的立轴出手，并在15号将18两画价以及未能卖出去的画转还给竹楼。董文灿没有说画卖给了谁，但是他在收到竹楼同意18两出售的信之后的当天去了一趟琉璃厂，之所以画能迅速出售，极有可能是转卖给了与他保持联系的琉璃厂某古玩铺的书画商人。这个例子鲜活地说明董文灿与古玩商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充当的正是古玩行、卖家、买家之间的一个中间人。
董文灿这样的士人在当时一定不在少数。他们身份地位虽然不高，但是具有较高的鉴赏眼力，并且往往与地位更高的官僚鉴藏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譬如董文灿与潘祖荫之间就具有融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由古玩买卖所建立起来的。
根据董文灿的日记显示，他与潘祖荫认识是在同治七年(1868)正月初四。这天潘祖荫等人来到在京城为官的董文灿二哥家里，董文灿与潘祖荫“与论金石久之”。但是之后几年，潘祖荫与董文灿似乎不再继续有交往，直到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潘祖荫突然给董文灿来信询问关于寻氏齐钟一事，这就是董文灿作为中介与潘祖荫做成第一笔大交易的开始。这之后，几乎每隔一两天，潘祖荫就会送来金石拓本要董文灿过眼，俨然已经把董文灿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谋”。实际上，一潘祖荫之所以会得知齐钟的消息，并突然联系董文灿，要其做中间人，与他的另一位重要的中间人鲍康关系极大。鲍康虽然比潘祖荫年长20岁，已是名声在外的金石鉴藏家，但却也像董文灿一样，是潘祖荫购买金石古器的中间人。他与潘祖荫之间往来的信札在当时已经由潘祖荫刊刻在《滂喜斋丛书》中，其中一札写道：“山西汾河岸崩却，出铜器不少，大率无字，只一钟，重百余斤，字颇多，青绿厚重不可剔视。寻琯香之弟以贱直得之，曾向索拓本，则以不善拓墨为词，已劝其运至都中，必获善价。足下如得此，亦足以豪也。”这封信显示出了古玩商人的敏感与鉴赏家的学识，显然，鲍康是潘祖荫重要的古玩“经纪人”之一。这一点可以从鲍康写给陕西古玩商人苏七的一封信札中得到证明，信中的“潘大人”就是潘祖荫：“七兄如晤：连寄二书均到否，时盼来信不得。……陈寿翁又有书，望捡收秦中近出铜器大件头寄寿翁，小件头及帛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源源寄京，至祷，至祷!陕中人便最多，或交袁大人，或交沈大老爷际清均可。瓦头出色者，潘大人托觅，均望留意。……弟鲍康顿，十二月廿一日。”(罗宏才《新发现的四通鲍康彩笺遗札》，《中国钱币》，1995年1期)
不论是鲍康还是董文灿，与潘祖荫显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人物，虽然同样都是北京城里的收藏鉴赏家，但显然不属于同一类。鲍康与李佐贤等“四李”属于同一个交际圈，都不是仕途顺利的士人。而董文灿虽然年纪稍小，但像他这样在京城为小官吏、生活处于中等水平、嗜好古董并从事中介买卖的士人大约与年纪更大一些的京城鉴赏家“四李”、鲍康、周寿昌、心泉和尚等人类似，属于北京古玩界中的“中坚分子”，是纯粹从事买卖、地位低下、往往由学徒出身的古玩商贾与具有良好修养的文人收藏家之间的润滑剂。他们与两者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掌握了买与卖的信息以及实际的古玩学识。
就古玩鉴赏学识来说，鲍康、董文灿这一类的鉴赏家是具有优势与自信的。董文灿就曾对潘祖荫以及另一位身居高位的鉴藏家李文田的眼力有过评论。潘祖荫在一封请董文灿鉴定铜器拓片的信中说自己“眼力不甚高”，董文灿就此评论道：“信如所云。”在1865年，董文灿更是在日记中对李文田的鉴藏眼光大加批评：
观李若农文田所藏《史晨》前后碑、《孔宙碑》、《孔彪碑》四种。春 初闻华延云：若农以九十金购旧拓汉碑十种，未获假观，殊深羡慕。昨家伯兄从若农处携此四种，展玩一过，全无神采，填抹痕迹显然可见，好事者为作赝物无疑。后虽有郭兰石跋，不足凭也。而李君竟以重值购之，且宝若拱璧，可见名士赏鉴不过尔尔。四册如此，其他可知。
李文田的眼力几乎被他说得不值一提。值得注意的是，他略带嘲讽地提到了李文田属于“名士赏鉴”，暗示出在当时人看来，鉴赏家的确是有分类的。“名士赏鉴”大致是潘祖荫、翁同龢、李文田等等这一批地位高的士人官僚，而与之相对的，大概就是“四李”、鲍康、董文灿、心泉和尚这类普通士人的赏鉴了。这两类赏鉴家，大致构成了京城鉴藏群体的最主要部分。两类赏鉴家的活动圈其实有不少重合的地方，可以想象，至少他们会经常在琉璃厂古玩店铺碰到。但是，既然处于同一个书画古玩市场中，竞争也在所难免。董文灿对李文田和潘祖荫鉴赏眼力的评论可以看作是关于古玩话语权的竞争。
这一点我们似乎还可以通过李玉棻(1842/1844—1904/1906)的例子作一个观察。李玉棻是与董文灿类似的非名士鉴赏家，没有良好的出身，没有获取过功名，他与心泉和尚交往密切。他的《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谈到了他所知道的晚清北京收藏家的收藏，其中在“王翚”一条中写道： “翁海珊中翰藏有(王翚)设色《长江万里图卷》，长约五丈，王澍、罗天池三跋。”这件《长江万里图》最早出现在1875年的琉璃厂中，但后来的收藏者却不是李玉棻所说的翁海珊，而是翁海珊的六叔翁同龢，是翁同龢最为宝贵的一件收藏品。翁海珊名叫翁曾翰(1837—1878)，是翁同龢五兄翁同爵之子。虽然翁曾翰后来成为翁同龢的嗣子，但是在翁同稣购入《长江万里图》的三年之后就病逝，从未成为这件长卷的收藏者，并且在北京也不和翁同龢住在一起。在李玉菜《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1897年刊刻的时候，翁曾翰早已去世，而收藏《长江万里图》的翁同龢却仍然健在，地位正处于最为鼎盛的时候，身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是最为重要的晚清政治人物之一。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李玉菜为何会把这件长卷安在不太知名的翁曾翰名下，而不是尽人皆知的大收藏家翁同龢呢?李玉菜并非不在书中收入翁同稣的藏品，比如在“陈洪绶”一条就提到了翁同龢的藏品。那么，要么是李玉菜真的不知道《长江万里图》真正的藏处，要么就是他故意混淆。前一种可能性看似合理其实很小。翁同龢自从买入《长江万里图》之后常常在同僚雅集之中拿出来给大家赏玩，并非秘不示人。而且李玉菜对此画的长度以及画后有三段题跋都一清二楚，那有什么理由把画的收藏者弄混呢?如果李玉棻是有意混淆收藏者，那么就意味着他刻意削弱作为收藏家的翁同龢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占据的分量。这是否体现出李玉菜这一类政治地位低下一些的鉴藏家与名士鉴藏家之间暗中存在的竞争关系?在这本书中，很少收入潘祖荫、翁同龢、王懿荣、吴大激等京城文人官僚收藏家的收藏，而频频收入的是普通士人或低级官僚的收藏，连只在北京寓居过一些年的赵之谦的藏品都有记载。可以说，李玉菜的编纂取向是非常有倾向性的。
两类鉴藏家所“竞争”的，当然不是政治权力，而是关于古玩的知识以及关于古玩市场的文化主导权。作为赏鉴家，他们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一个更为具有官僚文人政治色彩，另一个则更具有市井色彩，类似于古玩从业者的角色。二者就像董文灿与潘祖荫一样，处于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交易买卖中合作，而在古玩知识与古玩市场的主导权上展开竞争，共同促成了晚清北京繁盛的好古风尚。
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翁方纲)、阮仪征(阮元)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潘祖荫)、翁常熟(翁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蛊(蛊昱)、王(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蛮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盖駸駸乎承平盛事矣!
从震钧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的古玩市场在光绪初年以来经历了非同寻常的繁荣，在整个文化与知识界，古玩与古玩知识俨然成为最重要的学问，是士人中的流行风尚。在北京的历史上，古玩从未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比如，我们从明代后期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中也能够看到对北京古玩市场的描写，这个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但仍然集中在年节时的庙会以及每月的固定日子，并不是每天都有的常市。而在晚清北京，古玩市场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规模，成为晚清社会史中一个富有趣味的场所。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晚清古玩市场仍然是个有待深入的课题，本文当然也仅仅是浅层次的介绍，试图就古玩市场中最重要的古书画市场作一些探讨。
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北京，大概都有哪些主要的古书画收藏家呢?上面所引震钧的描述中，所提出的是潘祖荫、翁同龢、王懿荣与盛昱，他们是光绪初年以来京城的著名鉴藏家。此外，比震钧稍小一点的崇彝则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了咸丰、同治年间北京的著名鉴藏家：
咸丰、同治间收藏书画者，当时有“三李”之目，谓李季云恩庆、李西圊东、李竹朋佐贤也。后又益以李芝陔在铣，称“四李”。尝与大兴刘宽夫(名位坦)及心泉和尚(松筠庵住持，时名书画僧)相往还。一经诸公品题，若士之登龙门者。至周荇农侍郎寿昌，则以书画为市井矣。心泉上人亦然。
这里所标榜的几个人——李恩庆、李佐贤、李东、李在铣、周寿昌、心泉和尚——在年代上来说大多主要活动在咸丰、同治年间，年纪上较翁同龢、潘祖荫等略早。李恩庆约嘉庆元年至三年(1796—1798)生，卒于1864年至1869年之间。字季云，一字集园，直隶遵化人，汉军正白旗。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由御史官至两淮盐运史，晚年居平谷。李佐贤(1807—1876)，字仲敏，号竹朋，山东利津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道光十八年加科散馆，授翰林院编修，1846年任福建汀州知府，撰写有著录书《书画鉴影》。李在铣，字芝陔，号六亩道人，直隶通州人。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八十佘，曾为涿州知府。周寿昌(1814—1884)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做到内阁学士，撰有《思益堂日札》等。心泉和尚名叫明基，至少在1877年还在世。这几个人我们今天了解甚少，譬如名列“三李”之一的李东，我们今天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崇彝对他们的标榜显然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在当时的确享有较高的书画鉴藏声望。这一点可以从李玉菜《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得到证明。在书前吴元炳赠李玉菜的诗中写道：“季云都转竹朋守，更识君家司马贤。他日合将三李刻，丛书载得鉴藏编。”可见“三李”的名目确实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李玉棻书前有心泉和尚的题跋，说明李玉棻常常与其切磋，受其教导。
虽然“三李”或者“四李”享有声名，但似乎从光绪初年开始，随着他们的陆续辞世，北京的书画鉴藏圈开始活跃着另一批鉴藏家，即震钧《天咫偶闻》所提出的潘祖荫(1830—1890)、翁同龢(1830—1904)、王懿荣(1845—1900)、盛昱(1850—1900)。他们成为晚清北京鉴藏圈的“一代龙门”。
翁同龢与潘祖荫都是晚清重要的官僚，官至大学士，两人都是江苏人，为同僚挚友。围绕着他们的社交圈，活动着一些同治、光绪朝以来北京主要的鉴藏家。通过翁同龢的日记、书信等文献来看，在翁同稣的同辈友人中，重要的收藏家有吴大澂(1835—1902)、徐郙(1838—1903)、景其浚(?—1876)、李文田(1834—1895)、张荫桓(1837—1900)等，比翁同龢晚一辈的人中，主要有王懿荣、盛昱、端方(1861—1911)、邵松年(1848—1923)等。这些人大都是在晚清政治史上享有声名的人物，基本都是身居高位的官僚。
从“四李”到潘、翁、王、盛，大致对应的是北京鉴藏圈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年间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时间的变化，同时也是身份的变化。潘祖荫、翁同龢等都是科举进身的朝中重臣，公事繁忙。而“四李”则大多官位不高，咸丰、同治年间大都已经离开官场，心泉和尚更是方外释子。潘祖荫、翁同龢都是江苏人，他们的书画鉴赏圈子中很多都是南方人，而“四李”全都是北方人，除了李佐贤是山东人以外，其他三人都是北京地区人，具有更多的北京本土色彩。这些特点都使得“四李”与翁同龢、潘祖荫的鉴藏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实，翁同龢的日记显示，他与李佐贤、李在铣、周寿昌，包括心泉和尚都相识，与李在铣、周寿昌还曾是同僚友人，在翁同龠和母亲重病期间，周寿昌还曾经来进行过诊治。但是他们并不在翁同龢的鉴藏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其实在这里看到的是两类不同的鉴藏家，“四李”、周寿昌、心泉和尚等等，代表的是更具民间市井色彩的鉴藏家。而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盛昱则代表的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文人官僚的鉴藏。这两类鉴藏家的身份地位以及出身都不大相同，这使得他们的鉴藏声名在不同的渠道发生影响。
崇彝描述“四李”这一类的鉴藏家时说“(书画)一经诸公品题，若士之登龙门者”，表明他们影响的确很大。但是这个影响看来更多是在书画市场中，在古董商的圈子里。李恩庆、李佐贤、李在铣晚年都已经结束了官僚生涯，似乎是以职业鉴赏家的身份参与北京古玩市场。并且，崇彝还明确指出周寿昌与心泉和尚“以书画为市井”，也就是说他们直接从事书画的买卖与牟利。李佐贤其实很可能也从事古玩的交易。这从董文灿(1839—1876)光绪元年(1875)1月19日的日记中可以窥见一二(《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册五)。潘祖荫拿来一些古铜器的拓本要董文灿观看，显然是要他帮着鉴定这些铜器，其中就有李佐贤所藏的鼎、尊、匝、爵共四件，还有京城另一位古钱币与金石鉴藏家鲍康(1810—1881)的家藏器物。李佐贤与鲍康这时都还在世，这只能表明他们虽然享有鉴赏家的声 誉，但也进行古董的转卖。“四李”等人与古玩市场与古玩商人之间很可能有较多的利益往来。所谓“一经诸公品题，若士之登龙门者”，就是说书画一旦得到“四李”等人的鉴定品评会增值很多。那么是谁会拿来古书画让他们品题以增加价值呢?最有可能的就是京城众多的古玩商人了。虽然现在很难找到证据表明李恩庆、李佐贤等人为古玩商鉴定掌眼与题跋书画，但是这一现象在当时确实存在。
以董文灿为例。董氏是山西洪洞人，两个兄长当时都在京城为官，他本人是1861年举人，但是始终考不中进士，只能在北京充为国史馆校对官。他不论从经济状况还是社会地位来看都代表着当时活动在北京的一般读书士人，与所谓的“四李”等人一样都不属于社会地位很高的鉴藏家。他与古董商人有密切的交往。1875年2月21日，他的日记写道：“德宝斋送册匣至，属为伊篆王廉州、沈启南、白阳山人书画匣签，即书之。”琉璃厂德宝斋的商人向董文灿求题签条，显然是想借助他在鉴定与书法两方面的声名，而董文灿也乐意如此。他在1874年日记中还记有一次琉璃厂文会堂书商来家里向他借银26两。这都表明他和书画商人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董文灿是否会从为古玩商人题签这样的事情中收取报酬呢?现在还没有证据。但是他的日记显示，他偶尔也像古玩商人一样扮演着书画古玩交易的中间人角色。譬如，同治十二年(1873)4月，他为一位叫寻琯香的同乡与潘祖荫之间一桩交易齐钟的买卖做中间人，潘祖荫出价1200两买下这面齐钟。1875年，与董文灿一样在北京谋求科举进身的山西老乡杨秋湄(杨笃，1834—1894)又托他牵线潘祖荫售卖两件吉州器，可能也是铜器，这次议价585两，潘祖荫采取分期付款形式，每次的器款都由董文灿经手转交。董文灿之所以能够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无疑来自于他对古董知识与京城古董市场的了解。他年纪虽然不大，但参与古玩市场已经多年。早在同治四年(1865)6月，也即他来京城两年之后，就有人托其转售法书墨迹：“张汉槎来，出傅青主先生墨迹一册、张二水瑞图十八罗汉赞一册，嘱转售，皆家藏旧物也。”光绪元年(1875)4月11日，一位号“竹楼”的友人更是托其售卖书画碑帖多件：
竹楼来札，送仇十洲《上林秋猎图》手卷、沈石田诗画合卷、王石谷山水立轴、黄鹤山樵山水立轴、文衡山山水立轴、赵文度山水立轴各一，蔡君谟大对一幅、宋拓《汝帖》全册，托代售。仇卷尚可观，惟文书《上林赋》系伪作。王、赵画疑伪。沈画不见精彩。蔡对则伪作无疑，宋时安得有楹帖乎?《汝帖》尚旧，谓为宋拓，未必。然有陈香泉奕禧、朱昌颐、崇禹舲恩、杨继震各跋。
日记的这段记录向我们展示出董文灿确实具有相当的鉴定眼光。几乎全部作品都是伪作，怎么能够卖得出去呢?于是他在13号回复“竹楼”，根据自己对古玩市场的判断，认为其中只有王翠《秋暮寒鸦图》立轴可能能够卖得出去，但因为疑是伪作，定价不可能高，应该在18两左右。第二天竹楼回信，表示同意。并且又送来沈铨《五马图》、戴熙《仿米山水》求代售，董文灿又立即指出戴画是伪作无疑。董文灿的效率很高，在14号当天就将王翚的立轴出手，并在15号将18两画价以及未能卖出去的画转还给竹楼。董文灿没有说画卖给了谁，但是他在收到竹楼同意18两出售的信之后的当天去了一趟琉璃厂，之所以画能迅速出售，极有可能是转卖给了与他保持联系的琉璃厂某古玩铺的书画商人。这个例子鲜活地说明董文灿与古玩商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充当的正是古玩行、卖家、买家之间的一个中间人。
董文灿这样的士人在当时一定不在少数。他们身份地位虽然不高，但是具有较高的鉴赏眼力，并且往往与地位更高的官僚鉴藏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譬如董文灿与潘祖荫之间就具有融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由古玩买卖所建立起来的。
根据董文灿的日记显示，他与潘祖荫认识是在同治七年(1868)正月初四。这天潘祖荫等人来到在京城为官的董文灿二哥家里，董文灿与潘祖荫“与论金石久之”。但是之后几年，潘祖荫与董文灿似乎不再继续有交往，直到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潘祖荫突然给董文灿来信询问关于寻氏齐钟一事，这就是董文灿作为中介与潘祖荫做成第一笔大交易的开始。这之后，几乎每隔一两天，潘祖荫就会送来金石拓本要董文灿过眼，俨然已经把董文灿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谋”。实际上，一潘祖荫之所以会得知齐钟的消息，并突然联系董文灿，要其做中间人，与他的另一位重要的中间人鲍康关系极大。鲍康虽然比潘祖荫年长20岁，已是名声在外的金石鉴藏家，但却也像董文灿一样，是潘祖荫购买金石古器的中间人。他与潘祖荫之间往来的信札在当时已经由潘祖荫刊刻在《滂喜斋丛书》中，其中一札写道：“山西汾河岸崩却，出铜器不少，大率无字，只一钟，重百余斤，字颇多，青绿厚重不可剔视。寻琯香之弟以贱直得之，曾向索拓本，则以不善拓墨为词，已劝其运至都中，必获善价。足下如得此，亦足以豪也。”这封信显示出了古玩商人的敏感与鉴赏家的学识，显然，鲍康是潘祖荫重要的古玩“经纪人”之一。这一点可以从鲍康写给陕西古玩商人苏七的一封信札中得到证明，信中的“潘大人”就是潘祖荫：“七兄如晤：连寄二书均到否，时盼来信不得。……陈寿翁又有书，望捡收秦中近出铜器大件头寄寿翁，小件头及帛币、印章等务乞为弟留之，源源寄京，至祷，至祷!陕中人便最多，或交袁大人，或交沈大老爷际清均可。瓦头出色者，潘大人托觅，均望留意。……弟鲍康顿，十二月廿一日。”(罗宏才《新发现的四通鲍康彩笺遗札》，《中国钱币》，1995年1期)
不论是鲍康还是董文灿，与潘祖荫显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人物，虽然同样都是北京城里的收藏鉴赏家，但显然不属于同一类。鲍康与李佐贤等“四李”属于同一个交际圈，都不是仕途顺利的士人。而董文灿虽然年纪稍小，但像他这样在京城为小官吏、生活处于中等水平、嗜好古董并从事中介买卖的士人大约与年纪更大一些的京城鉴赏家“四李”、鲍康、周寿昌、心泉和尚等人类似，属于北京古玩界中的“中坚分子”，是纯粹从事买卖、地位低下、往往由学徒出身的古玩商贾与具有良好修养的文人收藏家之间的润滑剂。他们与两者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掌握了买与卖的信息以及实际的古玩学识。
就古玩鉴赏学识来说，鲍康、董文灿这一类的鉴赏家是具有优势与自信的。董文灿就曾对潘祖荫以及另一位身居高位的鉴藏家李文田的眼力有过评论。潘祖荫在一封请董文灿鉴定铜器拓片的信中说自己“眼力不甚高”，董文灿就此评论道：“信如所云。”在1865年，董文灿更是在日记中对李文田的鉴藏眼光大加批评：
观李若农文田所藏《史晨》前后碑、《孔宙碑》、《孔彪碑》四种。春 初闻华延云：若农以九十金购旧拓汉碑十种，未获假观，殊深羡慕。昨家伯兄从若农处携此四种，展玩一过，全无神采，填抹痕迹显然可见，好事者为作赝物无疑。后虽有郭兰石跋，不足凭也。而李君竟以重值购之，且宝若拱璧，可见名士赏鉴不过尔尔。四册如此，其他可知。
李文田的眼力几乎被他说得不值一提。值得注意的是，他略带嘲讽地提到了李文田属于“名士赏鉴”，暗示出在当时人看来，鉴赏家的确是有分类的。“名士赏鉴”大致是潘祖荫、翁同龢、李文田等等这一批地位高的士人官僚，而与之相对的，大概就是“四李”、鲍康、董文灿、心泉和尚这类普通士人的赏鉴了。这两类赏鉴家，大致构成了京城鉴藏群体的最主要部分。两类赏鉴家的活动圈其实有不少重合的地方，可以想象，至少他们会经常在琉璃厂古玩店铺碰到。但是，既然处于同一个书画古玩市场中，竞争也在所难免。董文灿对李文田和潘祖荫鉴赏眼力的评论可以看作是关于古玩话语权的竞争。
这一点我们似乎还可以通过李玉棻(1842/1844—1904/1906)的例子作一个观察。李玉棻是与董文灿类似的非名士鉴赏家，没有良好的出身，没有获取过功名，他与心泉和尚交往密切。他的《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谈到了他所知道的晚清北京收藏家的收藏，其中在“王翚”一条中写道： “翁海珊中翰藏有(王翚)设色《长江万里图卷》，长约五丈，王澍、罗天池三跋。”这件《长江万里图》最早出现在1875年的琉璃厂中，但后来的收藏者却不是李玉棻所说的翁海珊，而是翁海珊的六叔翁同龢，是翁同龢最为宝贵的一件收藏品。翁海珊名叫翁曾翰(1837—1878)，是翁同龢五兄翁同爵之子。虽然翁曾翰后来成为翁同龢的嗣子，但是在翁同稣购入《长江万里图》的三年之后就病逝，从未成为这件长卷的收藏者，并且在北京也不和翁同龢住在一起。在李玉菜《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1897年刊刻的时候，翁曾翰早已去世，而收藏《长江万里图》的翁同龢却仍然健在，地位正处于最为鼎盛的时候，身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是最为重要的晚清政治人物之一。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李玉菜为何会把这件长卷安在不太知名的翁曾翰名下，而不是尽人皆知的大收藏家翁同龢呢?李玉菜并非不在书中收入翁同稣的藏品，比如在“陈洪绶”一条就提到了翁同龢的藏品。那么，要么是李玉菜真的不知道《长江万里图》真正的藏处，要么就是他故意混淆。前一种可能性看似合理其实很小。翁同龢自从买入《长江万里图》之后常常在同僚雅集之中拿出来给大家赏玩，并非秘不示人。而且李玉菜对此画的长度以及画后有三段题跋都一清二楚，那有什么理由把画的收藏者弄混呢?如果李玉棻是有意混淆收藏者，那么就意味着他刻意削弱作为收藏家的翁同龢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占据的分量。这是否体现出李玉菜这一类政治地位低下一些的鉴藏家与名士鉴藏家之间暗中存在的竞争关系?在这本书中，很少收入潘祖荫、翁同龢、王懿荣、吴大激等京城文人官僚收藏家的收藏，而频频收入的是普通士人或低级官僚的收藏，连只在北京寓居过一些年的赵之谦的藏品都有记载。可以说，李玉菜的编纂取向是非常有倾向性的。
两类鉴藏家所“竞争”的，当然不是政治权力，而是关于古玩的知识以及关于古玩市场的文化主导权。作为赏鉴家，他们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一个更为具有官僚文人政治色彩，另一个则更具有市井色彩，类似于古玩从业者的角色。二者就像董文灿与潘祖荫一样，处于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交易买卖中合作，而在古玩知识与古玩市场的主导权上展开竞争，共同促成了晚清北京繁盛的好古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