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云：五十知天命，七十从心所欲。这是千古圣人对人的生命状态的至高观照。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福气逾过这道槛让生命步入从心之年，仿佛命有定数，有的人不足六十为百年，便是遗憾。譬如王铎，这位乱世中祸福多舛、命不假年的人，一生享年六十又一，命里就没有从心之福。但是他的书法不为生命所囿，恣意挥洒，意象万千，管毫在握，字字从心，生理生命不逾从心之槛，艺术生命却早早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进入从心状态了。这是天意，让两种生命互补，并且，一种生命延续另一种生命。
　　《行书五言诗》轴作于“辛卯春二月”，即顺治八年(1651)王铎去世前一年，所录是他十年前的一首五言旧作，绫本，纵210厘米，横49.5厘米。顺治八年前后是王铎晚年的创作高产期，仅以《王铎书法全集》(河南人美版)所收作品统计，这年一至三月就有近二十幅之多，以致王铎当年遭人闲话，以为敷衍，不务正业。其实他有难言之苦。虽然此时他身居礼部侍郎职位，官阶从二品，按顺治元年清廷所颁标准，他的年俸银加上柴薪银合到一起有264.5两，这个收入与一品大员的收入虽然有近100两的差距，但是已经相当高了，当时一名正五品官员的年收入是96.7两，而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清代前期江南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家庭的年生存消费支出约为32.6两。但是王铎家口众多，且晚年多病，常常问医服药，所以日子依然窘困，为人作书实乃贴补生活之需。这些在他写给亲家张玉调等人的信札及作品中多有叙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为了释放降清仕清后内心压抑的心情。所以当年求一幅王铎书法并不难，据王士祯《分甘余话》记载，当年京城人士为求王铎书法，往往设局邀其饮酒，多劝几杯酒，多烹几个蛋就能如愿以偿得到一幅王铎书法作品，当然这类索书者得自备绢纸(其实王铎的亲家张玉调当年请王铎作书也是自备绢纸，事见王铎“为张玉调亲家草书《琅华馆仿古帖》”署款，中州书画社《王铎书法选》第163页)，要不然王铎得不偿失了。这自然不是王铎最开心的作书状态，晚年王铎最开心的作书状态是孟津老家的乡亲或者一些故交老友来探望他，每每这种时候他就会放松心情，开怀畅叙，聊到兴致了，就取出绢纸写一幅书法送给人家，那是皆大欢喜的事。我们今天所见他的许多得意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
　　《行书五言轴》为“勉翁刘老公祖”作，刘老公祖何许人无考，但是既得王铎如此礼敬就不会是等闲之人，抑或就是一位前明遗老。此作书体在行草之间，结字狡倔，雅野兼顾，笔线韧而不滞，通幅书法写的笔翰墨畅，颇有从心之态。落款更是随心所欲。其实王铎作书法落款常常很随意，许多作品正文书写撑满篇幅了，就落一个纪年，署一个名字算数。但有的作品不是这样，比如有位置并且正逢心情高涨，他就会信手拈辞，随意挥毫，所题往往参差错落最有韵味。就像这幅《行书五言诗》，三四行字随意写来，乍一看都不知让人怎么去读款，其实是王铎题完两行之后才发现，上款还没有写而署款位置已经局促，若将上款的大名挤在窄窄的空隙里，那不仅有违书款格式，而且有失礼数，显然不行。于是轻轻一挑，将“勉翁刘老公祖一品博笑”写成抬头款，这一来不仅和谐了通轴布局，又礼敬了“刘老公祖”，真所谓皆大欢喜。不假思索，信手写来，所谓从心就是这样。
　　
　　(王铎《行书五言诗》为2008年西泠拍卖秋拍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