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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基层检察官，年近花甲没有一官半职，却让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出批示：“检察机关需要树这样的典型。”这是怎样的一名检察官？他又做了些什么值得全国检察官学习呢？为了一探究竟，我带着采访本，走进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子昆的生活。
一、“写‘司法黑暗’的人是我，送锦旗的人还是我”
我去检察院采访的当天，在郑子昆的办公桌上看到一面锦旗，好奇地展开，只见上面写着：湘潭市人民检察院郑子昆检察官，六载诉讼正曲直，一堂明镜判是非。先锋社区王体梅，2016年2月敬赠。
直觉告诉我，这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对郑子昆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了。
郑子昆年近花甲，黝黑的脸上写满沧桑，自然卷曲的头发中露出一些白发，就像秋日的草地渐显岁月的沧桑。他很健谈，看得出，对于接受采访，他已经习惯了，他不是把接受采访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而是和我一起，将他的过往作一次梳理与分享，我很喜欢这种心态。
王体梅一生信命，不求多福，但求无祸，小日子过得心满意足。可他万万没想到，2010年1月3日，是他的大难之日，他的儿子王海峰（化名）因交通事故身负重伤，被送往市区某医院救治，十五天后，王海峰停止了呼吸，走到生命的终点。
王体梅夫妇已年过花甲，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人扼腕痛惜。
钱，不是万能的，有时候却是抚平悲伤最直接的良药。王体梅与交通肇事方达成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肇事方赔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二十一万元。老年丧子的王体梅在悲痛中缓过神儿来，想起儿子的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最后，他认定是医院擅自将进口消炎药换成了国产消炎药，造成王海峰脑死亡，最终导致死亡。于是，他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湘潭市卫计委组织交警、医院和司法鉴定部门进行了两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王体梅不服，2011年5月，王体梅以湘潭市某医院为被告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和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受理此案。2012年3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驳回了王体梅的诉讼请求。
王体梅不依不饶，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医院的过错，儿子就不会死，作为被告的医院在救治他儿子的过程中存在重大医疗过失行为，鉴定机关对此没有依照行政职权认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而是进行包庇和隐瞒，其行政不作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又于2014年12月26日向被告提交了申请报告，要求被告对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被告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王体梅再次诉讼至法院，提出医疗损害赔偿的请求。
从那时候起，王体梅开始了上访维权之路。市法院、市政法委、省高院、省政法委……不断出现他苍老的身影。在二审上诉期间，法院已批示同意他缓交诉讼费，但由于接待王体梅上诉的承办法官并不知晓该批示件，结果以未交诉讼费为由认定他放弃上诉权。
“简直是岂有此理！”王体梅认为自己受到了戏弄。
有人对他说：“想要打赢这种官司，只有去找郑子昆。”
郑子昆是何方神圣？他有那么大能耐？王体梅将信将疑。
但走投无路的王体梅還是找到了郑子昆，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把自己的疑惑、委屈和愤慨和盘托出，向检察院申请监督。他最后说：“郑检察官，只有你能帮我了。”
郑子昆一听，哭笑不得，我又不是神仙，不是说帮你就能帮你，得看你的具体材料才能判断。
看过王体梅的材料，郑子昆说：“这案子必须以鉴定结论为依据，要想推翻必须重新鉴定。”
“重新鉴定？”王体梅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不同意。”他知道，重新鉴定又得走很多程序，花很长时间。
郑子昆犯难了，如果不重新鉴定，依照现在的案卷来看，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他只能送达不支持申请监督的决定书，无法支持王体梅的诉求。
王体梅一看，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化作了泡影，气得在回执上签了四个字：“司法黑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王体梅不甘心，又到省检察院申诉，省院也驳回了他的申诉申请。王体梅仍然不服。
“郑检察官，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对你个人没意见，还得求你帮帮我。”王体梅缠上了郑子昆，几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还经常到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找他，有时还带着法律书去讨教，要求他帮着指条明路。
那段时间，市检察院的门卫都晓得，只要是王体梅一来，准是找郑子昆的。
接触次数多了，郑子昆也更加理解王体梅的心情。老年丧子的王体梅，是典型的“三悲”患者，凄惨之境可想而知，他坚持上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凡有点儿办法，谁愿意天天去上访呢？
王体梅每次到来，郑子昆都是客客气气，笑脸相迎，递上一杯热茶，然后，坐正身子，耐心听他讲，就像老朋友一样。王体梅说自己拿着鉴定书去请省检察院审查，省检察院认定是正确的，驳回了他的诉求。接着，他又去省委政法委上访，省委政法委批复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其间，他先后四次到北京上访，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被市政府列为重点息诉户，责成法院妥善处理。
事已至此，王体梅一脸疲惫和无奈，他既感到绝望，又不甘心。
郑子昆理解此时王体梅的处境，答应帮他再做工作。他先是向市委政法委专题汇报，建议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以尽快息访。市委政法委组织法院、涉事医院开协调会，医院答应出于人道主义赔偿他十万元，雨湖区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一万元，但这十一万元要分三年给付。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耀光为报私仇，采取不法手段，杀死原告的母亲和姐姐、砍伤原告，应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李耀光与刘月娥在婚姻存续期间共有一套房屋，2013年4月8日因征拆，获得某房地产公司2608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加上交通肇事方赔偿的72万元，其中一半应作为李耀光的遗产由两被告继承，故两被告应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014年7月28日，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刘月娥、李文华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李文、李思因其母亲、姐姐死亡的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等136536293元。
一审判决后，刘月娥、李文华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12月12日，经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后又经再审、再审申诉，法院依然驳回了刘月娥、李文华的诉讼请求。
在维权无果的情况下，刘月娥、李文华认为刑事案件未侦破，凶手未抓获归案，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就认定李耀光为故意杀人犯，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于2015年5月26日以立案错误、审判错误、程序违法为由，向湘潭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撤销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潭中民申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申请对本案予以监督。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民行科受理了该案，案件承办人正是郑子昆。
这时，被告方律师黄季甫找到郑子昆，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子，不能单独进行民事诉讼，现在刑事已经撤销，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
郑子昆认真审查了案件材料，从表面上看，由于意外的原因，刑事案件虽撤销，侵权事实存在，但全案特别是一、二审法院判决裁定疑点甚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可以单独起诉，各省做法不一，在我国诉讼史上尚无确切定论，况且在该案中，按照刑事证据规则，公安机关尚未查实李耀光涉嫌犯罪的有效证据，李耀光潜逃期间又遇车祸身亡。刑事案件撤销后，仅凭一些表象和推测能作为民事案件的有效证据使用吗？梯子是犯罪嫌疑人的，公安当初并没有调取指纹;李耀光家的房屋一楼租给他人经商，出事后，租户供述好像看见这个人，晓得是住在哪里的。犯罪嫌疑人出逃时乘坐的出租车司机证实，有个人上车讲了一句话，说我出事啦，但并没有讲杀人。再有，李耀光出逃期间，总共给家里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妻子刘月娥的，一封是给儿子李文华的，另一封是给朋友的。每一封信中都提到自己犯了事，并沒有提及直接杀人的事。况且这些都只是间接证据，法院却认定可以形成证据链，作为定案依据。
郑子昆找到李耀光的妻子刘月娥调查，更觉疑点重重。
刘月娥坦言，自己之所以应诉并答应赔偿，是她知道其夫在案发前与李建设素有过节，案发后潜逃，猜测是李耀光造成了李建设一家的悲剧，出于良心和道义才这么做的。假如公安机关查实杀人者确系李耀光，即使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李建设一家得到的赔偿充其量也就是几万元钱，不可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假如杀人者是李耀光，民事诉讼初始时原告要求李耀光及其妻子刘月娥共同赔偿情有可原，但在李耀光死亡后，恢复诉讼时原告请求追加李耀光的儿子李文华为被告并被法院认可不合情理，因李耀光犯案时李文华还是未成年人。法院审理中对李耀光的遗产认定和分割缺乏依据，事实上，李耀光潜逃后，其妻刘月娥在原有房屋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装修，此遗产范围已非彼遗产范围，认定和分割遗产时，应将原房屋和扩建后房屋有所区分，湘潭市某拆迁公司为刘月娥出具的房屋拆迁补偿费2608万元，明细表明确区分，该补偿费中，只有房屋主体、房屋装修、装饰及设施补偿款、搬迁费用、过渡费用及各项奖励归刘月娥所有，停产停业及营业补偿费则归租赁户所有。因此，在房屋拆迁费中，李耀光与刘月娥共有的财产应该是在扣除搬迁费用、过渡费用、各项奖励、停产停业及营业补偿费用后的余额即161万元，而不是法院所认定的2608万元，即使是这样，李耀光在房产上的遗产也只有805万元。
湘潭某拆迁公司确定刘月娥房屋拆迁的补偿费后，一审法院向该拆迁公司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但拆迁公司不但没有执行，反而将拆迁款直接给了刘月娥，是有意还是失误？
民事案件执行难，是全国共有的普遍现象。郑子昆深切地感受到，任何一个执行难案件的背后，都有其原因。针对该案，仅凭一份抗诉文书或一纸检察建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向法院提出案件中事实认定的歧议和疑点，对案件执法质量进行修正和“导航”，与办案法官沟通思想，统一执法认识。
郑子昆与法官交流后，深入原告、被告两家进行走访，全面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事发后十年里，原、被告两个家庭，均已支离破碎。
原告一家，事发后李建设为了安葬被凶手杀死的两个死者，医治受重伤的两个子女，忍痛将一套价值上百万的住宅以六十余万元廉价作为预征拆抵给某拆迁公司。李建设病故后，尚未成年的李文、李思姐弟相依为命，靠原本不太宽裕的姑姑接济艰难度日。刚成年的姐姐李文为生活所迫，已远嫁到湘西农村。李思当年因目睹现场惨状，患上了“恐慌症”。十年的索赔诉讼都是两个姑姑带着原告李思到处告状，为维权，为诉讼，他已筋疲力尽，甚至开始厌世了。
被告家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自李耀光出逃后，妻子刘月娥为将未成年的儿子李文华养育成人，靠着打零工度日，为了儿子成长她吃尽苦头。她借钱举债把原本只有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扩建成四百多平方米，多年来已是债台高筑。负罪感让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良心上总觉得对不起被害人一家，精神上饱受折磨。为了应诉她更是苦不堪言，是丈夫害了对方一家，赔偿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可房屋拆迁获得的补偿费，还了债就只剩下四十六万元，目前她自己还住着租来的房子。
如果走正当抗诉程序，审理、申诉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两个家庭都急于摆脱眼前困境，关键是赔偿问题。
郑子昆去做原告方工作，原告正在气头上，怪法官不作为。
郑子昆与法官沟通：“群众对执法的企盼就是公正，有失公正的判决当事人是不会满意的，这个案子的确有不少疑点，能不能解决好，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公正判决和有效执行。”他俩一起仔细分析了案中每一个细节和当事人对审判不服的原因，一起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求，双方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提出了解决疑点的办法。 郑子昆将案子所有疑点一一列出，法院的错误判决是将两个毫无法律关系的原、被告强扯在一起形成的结果。
除夕的前一天，郑子昆向科里要求讨论该案件，提出了立案和抗诉意见，得到了科里及分管院领导的一致赞同。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时，郑子昆已经提着案卷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
法官开玩笑地说：“哟，子哥，来拜个年就行了，还送什么礼喽？”
郑子昆笑着说：“我确实是送礼来了，还是一份关乎群众公道的大礼。”郑子昆将案卷和抗诉书交给了法官。
法官说：“只要找到能证明原、被告不存在法律关系的新证据，法院一定支持。”
然而，赵舟提供的线索毕竟有限，郑子昆和同事只得来回穿梭于湖南桃江、宁乡、湘潭三地银行，查询尹达与赵舟的银行往来账目。
要从几年的银行往来、成千上万张银行票据中查找出尹达与赵舟的货款票据谈何容易！
整整花了一个多月，郑子昆一行三人把数十万张银行票据，一张张甄别核对、一笔笔区分核算，终于查清了赵舟与尹达的全部货款往来票据以及尹达分别按时间段支付给娄国庆等人的往来票据，同时也查出了尹达多收赵舟预付的十万元蒙牛乳制品货款票据，确立了赵舟与尹达的法律关系，同样，与娄国庆之间有法律关系的也只能是尹达。该案抗訴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发还重审。重审开庭前，郑子昆又帮助赵舟按举证顺序，将查证的新的证据分门别类整理好。重审庭审中，赵舟以收集到的未被法院掌握的新证据进行举证，所有证据都被法院采信。2013年4月1日，重审法院将案件依法改判。
郑子昆觉得事情还没完，他一直在查找尹达的下落。
7月下旬，郑子昆找到尹达的父亲，讲了赵舟的为人和他一家的窘境，要求尹父联系尹达，劝其将多收的十万元预付货款退还给赵舟。尹父很是通情达理。几天后，郑子昆组织尹周两家协调，尹父代子还债，偿还了赵舟预付的全部货款。
赵舟的老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后，不顾医生的劝阻，拔掉吊针，硬要儿子搀扶他赶到湘潭市检察院民行科，送上一面写有“心系群众、执法为民”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
赵舟激动地说：“郑检察官不但为我讨回了公道，还救了我们一家啊。”
也就是这一年，郑子昆被授予了“湘潭市首届检察职业道德标兵”称号。郑子昆笑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就是我公正办案的源泉和动力。”
八、“能为申诉人讨回公道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有人问郑子昆：“你为什么能坚守这么多年，还做得这么好？”
郑子昆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这话讲得太好了，我也是这么做的。”
“你感到幸福吗？”
“幸福啊，”郑子昆爽朗地说，“能为申诉人讨回公道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郑子昆从1988年考入湘潭市郊区检察院，1992年调入湘潭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湘潭市第一起民行抗诉案就是他经办的，实现了零的突破。从此，守望正义也就成为郑子昆一辈子的信念。
在民行科一干就是二十四年，历经九任科长、六任主管副检察长，郑子昆一直就是个普通检察官，这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与他共过事的同事以及和他搭档过的律师都盛赞他是大专的文凭，本科的学识，研究生的办案水平。
二十多年，郑子昆全身心投入民行检察办案，把听取民众诉求及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作为执法办案的切入点和落脚点，用心去体会申诉人对公平正义的渴望，用倾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去对待每一件民事行政申诉，先后办理了一大批备受群众称赞的好案子。经他办理审查立案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四百二十二件，其中，提请或提出抗诉三百一十五件，抗诉后得到法院改判的占95%以上，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解一百零六件，均起到了超越抗诉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很多案件被评为全省、全市检察机关优秀案件，他自己因办案成绩突出先后四十多次被省、市记功表彰。他的事迹曾被《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湖南日报》等中央和省市级媒体报道。
湘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建军在接受采访时说：“民事行政检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国法治不断健全完善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行业务起步较晚，与公诉、反贪等执法业务相比，难得有办理轰动、出彩的大案难案而一举成名的机会，办理民行案件出彩难，坚持一贯出彩更难，只能靠一件件案子办出成效，不断在群众中扩大执法影响。郑子昆平时酷爱学习，进检察机关前从事过律师工作，对民商法律钻研较深，加之一心想做一个敢为群众撑腰的检察官的夙愿和做事追求完美的工作作风，不管什么民行案子他都努力办好，经他办理的案件可以说是民行科一串宝贵的珍珠。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多年来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办理了好案子也从不炫耀。他人品好，身上有一股正气，一心为老百姓说话办事，所办案件当事人满意，群众评价高，省市优案多。”
干了一辈子民行工作，办了数百件民事行政申诉案件，郑子昆早就成了当地的风云人物：有群众慕名而来的，有亲朋因官司找他的，也有法官、律师因案件情况复杂找他探讨的，这让他成了一个大忙人，也让一部分不知情的人产生了一些臆想。说他通过办案广为交际的有之，说他通过办案资源为他人帮忙的有之，说他上班见不着人的也有之……人言可畏啊！正是这些“人言”，造成他2001年解决正科级时“有待进一步考察”而未能获批。
遇到这种事，说没一点儿想法是假的。郑子昆不想多说，他看淡了，只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案子上去。
作为一个检察官，遇到送礼的是常有的事。郑子昆对拒礼有一套自己的绝招。
对随大流的，好言相劝。2009年，郑子昆办理一起借款纠纷案时，被申诉人一方出动好友为其说情，并到郑子昆办公室送给他现金五千元和一些高档香烟。郑子昆知道，这就是一部分案件当事人认为如今办事不送礼就办不成。对待这些人，郑子昆笑着要他们与申诉人换位思考，如果换成他们是申诉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再想想申诉人的艰难处境。第二天，郑子昆将事情经过如实向院纪检监察室汇报后，请纪检监察室通知送礼人将礼金礼物收回。
一、“写‘司法黑暗’的人是我，送锦旗的人还是我”
我去检察院采访的当天，在郑子昆的办公桌上看到一面锦旗，好奇地展开，只见上面写着：湘潭市人民检察院郑子昆检察官，六载诉讼正曲直，一堂明镜判是非。先锋社区王体梅，2016年2月敬赠。
直觉告诉我，这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对郑子昆的采访就从这里开始了。
郑子昆年近花甲，黝黑的脸上写满沧桑，自然卷曲的头发中露出一些白发，就像秋日的草地渐显岁月的沧桑。他很健谈，看得出，对于接受采访，他已经习惯了，他不是把接受采访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而是和我一起，将他的过往作一次梳理与分享，我很喜欢这种心态。
王体梅一生信命，不求多福，但求无祸，小日子过得心满意足。可他万万没想到，2010年1月3日，是他的大难之日，他的儿子王海峰（化名）因交通事故身负重伤，被送往市区某医院救治，十五天后，王海峰停止了呼吸，走到生命的终点。
王体梅夫妇已年过花甲，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人扼腕痛惜。
钱，不是万能的，有时候却是抚平悲伤最直接的良药。王体梅与交通肇事方达成交通事故赔偿协议，肇事方赔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二十一万元。老年丧子的王体梅在悲痛中缓过神儿来，想起儿子的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最后，他认定是医院擅自将进口消炎药换成了国产消炎药，造成王海峰脑死亡，最终导致死亡。于是，他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湘潭市卫计委组织交警、医院和司法鉴定部门进行了两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王体梅不服，2011年5月，王体梅以湘潭市某医院为被告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和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受理此案。2012年3月，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判，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驳回了王体梅的诉讼请求。
王体梅不依不饶，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医院的过错，儿子就不会死，作为被告的医院在救治他儿子的过程中存在重大医疗过失行为，鉴定机关对此没有依照行政职权认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而是进行包庇和隐瞒，其行政不作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又于2014年12月26日向被告提交了申请报告，要求被告对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被告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王体梅再次诉讼至法院，提出医疗损害赔偿的请求。
从那时候起，王体梅开始了上访维权之路。市法院、市政法委、省高院、省政法委……不断出现他苍老的身影。在二审上诉期间，法院已批示同意他缓交诉讼费，但由于接待王体梅上诉的承办法官并不知晓该批示件，结果以未交诉讼费为由认定他放弃上诉权。
“简直是岂有此理！”王体梅认为自己受到了戏弄。
有人对他说：“想要打赢这种官司，只有去找郑子昆。”
郑子昆是何方神圣？他有那么大能耐？王体梅将信将疑。
但走投无路的王体梅還是找到了郑子昆，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把自己的疑惑、委屈和愤慨和盘托出，向检察院申请监督。他最后说：“郑检察官，只有你能帮我了。”
郑子昆一听，哭笑不得，我又不是神仙，不是说帮你就能帮你，得看你的具体材料才能判断。
看过王体梅的材料，郑子昆说：“这案子必须以鉴定结论为依据，要想推翻必须重新鉴定。”
“重新鉴定？”王体梅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不同意。”他知道，重新鉴定又得走很多程序，花很长时间。
郑子昆犯难了，如果不重新鉴定，依照现在的案卷来看，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他只能送达不支持申请监督的决定书，无法支持王体梅的诉求。
王体梅一看，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化作了泡影，气得在回执上签了四个字：“司法黑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王体梅不甘心，又到省检察院申诉，省院也驳回了他的申诉申请。王体梅仍然不服。
“郑检察官，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对你个人没意见，还得求你帮帮我。”王体梅缠上了郑子昆，几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还经常到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找他，有时还带着法律书去讨教，要求他帮着指条明路。
那段时间，市检察院的门卫都晓得，只要是王体梅一来，准是找郑子昆的。
接触次数多了，郑子昆也更加理解王体梅的心情。老年丧子的王体梅，是典型的“三悲”患者，凄惨之境可想而知，他坚持上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凡有点儿办法，谁愿意天天去上访呢？
王体梅每次到来，郑子昆都是客客气气，笑脸相迎，递上一杯热茶，然后，坐正身子，耐心听他讲，就像老朋友一样。王体梅说自己拿着鉴定书去请省检察院审查，省检察院认定是正确的，驳回了他的诉求。接着，他又去省委政法委上访，省委政法委批复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其间，他先后四次到北京上访，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被市政府列为重点息诉户，责成法院妥善处理。
事已至此，王体梅一脸疲惫和无奈，他既感到绝望，又不甘心。
郑子昆理解此时王体梅的处境，答应帮他再做工作。他先是向市委政法委专题汇报，建议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以尽快息访。市委政法委组织法院、涉事医院开协调会，医院答应出于人道主义赔偿他十万元，雨湖区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一万元，但这十一万元要分三年给付。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耀光为报私仇，采取不法手段，杀死原告的母亲和姐姐、砍伤原告，应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李耀光与刘月娥在婚姻存续期间共有一套房屋，2013年4月8日因征拆，获得某房地产公司2608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加上交通肇事方赔偿的72万元，其中一半应作为李耀光的遗产由两被告继承，故两被告应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014年7月28日，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刘月娥、李文华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李文、李思因其母亲、姐姐死亡的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等136536293元。
一审判决后，刘月娥、李文华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12月12日，经审理，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后又经再审、再审申诉，法院依然驳回了刘月娥、李文华的诉讼请求。
在维权无果的情况下，刘月娥、李文华认为刑事案件未侦破，凶手未抓获归案，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就认定李耀光为故意杀人犯，并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于2015年5月26日以立案错误、审判错误、程序违法为由，向湘潭市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撤销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潭中民申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申请对本案予以监督。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民行科受理了该案，案件承办人正是郑子昆。
这时，被告方律师黄季甫找到郑子昆，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疑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子，不能单独进行民事诉讼，现在刑事已经撤销，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
郑子昆认真审查了案件材料，从表面上看，由于意外的原因，刑事案件虽撤销，侵权事实存在，但全案特别是一、二审法院判决裁定疑点甚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可以单独起诉，各省做法不一，在我国诉讼史上尚无确切定论，况且在该案中，按照刑事证据规则，公安机关尚未查实李耀光涉嫌犯罪的有效证据，李耀光潜逃期间又遇车祸身亡。刑事案件撤销后，仅凭一些表象和推测能作为民事案件的有效证据使用吗？梯子是犯罪嫌疑人的，公安当初并没有调取指纹;李耀光家的房屋一楼租给他人经商，出事后，租户供述好像看见这个人，晓得是住在哪里的。犯罪嫌疑人出逃时乘坐的出租车司机证实，有个人上车讲了一句话，说我出事啦，但并没有讲杀人。再有，李耀光出逃期间，总共给家里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妻子刘月娥的，一封是给儿子李文华的，另一封是给朋友的。每一封信中都提到自己犯了事，并沒有提及直接杀人的事。况且这些都只是间接证据，法院却认定可以形成证据链，作为定案依据。
郑子昆找到李耀光的妻子刘月娥调查，更觉疑点重重。
刘月娥坦言，自己之所以应诉并答应赔偿，是她知道其夫在案发前与李建设素有过节，案发后潜逃，猜测是李耀光造成了李建设一家的悲剧，出于良心和道义才这么做的。假如公安机关查实杀人者确系李耀光，即使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李建设一家得到的赔偿充其量也就是几万元钱，不可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假如杀人者是李耀光，民事诉讼初始时原告要求李耀光及其妻子刘月娥共同赔偿情有可原，但在李耀光死亡后，恢复诉讼时原告请求追加李耀光的儿子李文华为被告并被法院认可不合情理，因李耀光犯案时李文华还是未成年人。法院审理中对李耀光的遗产认定和分割缺乏依据，事实上，李耀光潜逃后，其妻刘月娥在原有房屋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装修，此遗产范围已非彼遗产范围，认定和分割遗产时，应将原房屋和扩建后房屋有所区分，湘潭市某拆迁公司为刘月娥出具的房屋拆迁补偿费2608万元，明细表明确区分，该补偿费中，只有房屋主体、房屋装修、装饰及设施补偿款、搬迁费用、过渡费用及各项奖励归刘月娥所有，停产停业及营业补偿费则归租赁户所有。因此，在房屋拆迁费中，李耀光与刘月娥共有的财产应该是在扣除搬迁费用、过渡费用、各项奖励、停产停业及营业补偿费用后的余额即161万元，而不是法院所认定的2608万元，即使是这样，李耀光在房产上的遗产也只有805万元。
湘潭某拆迁公司确定刘月娥房屋拆迁的补偿费后，一审法院向该拆迁公司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但拆迁公司不但没有执行，反而将拆迁款直接给了刘月娥，是有意还是失误？
民事案件执行难，是全国共有的普遍现象。郑子昆深切地感受到，任何一个执行难案件的背后，都有其原因。针对该案，仅凭一份抗诉文书或一纸检察建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向法院提出案件中事实认定的歧议和疑点，对案件执法质量进行修正和“导航”，与办案法官沟通思想，统一执法认识。
郑子昆与法官交流后，深入原告、被告两家进行走访，全面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事发后十年里，原、被告两个家庭，均已支离破碎。
原告一家，事发后李建设为了安葬被凶手杀死的两个死者，医治受重伤的两个子女，忍痛将一套价值上百万的住宅以六十余万元廉价作为预征拆抵给某拆迁公司。李建设病故后，尚未成年的李文、李思姐弟相依为命，靠原本不太宽裕的姑姑接济艰难度日。刚成年的姐姐李文为生活所迫，已远嫁到湘西农村。李思当年因目睹现场惨状，患上了“恐慌症”。十年的索赔诉讼都是两个姑姑带着原告李思到处告状，为维权，为诉讼，他已筋疲力尽，甚至开始厌世了。
被告家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自李耀光出逃后，妻子刘月娥为将未成年的儿子李文华养育成人，靠着打零工度日，为了儿子成长她吃尽苦头。她借钱举债把原本只有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扩建成四百多平方米，多年来已是债台高筑。负罪感让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良心上总觉得对不起被害人一家，精神上饱受折磨。为了应诉她更是苦不堪言，是丈夫害了对方一家，赔偿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可房屋拆迁获得的补偿费，还了债就只剩下四十六万元，目前她自己还住着租来的房子。
如果走正当抗诉程序，审理、申诉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两个家庭都急于摆脱眼前困境，关键是赔偿问题。
郑子昆去做原告方工作，原告正在气头上，怪法官不作为。
郑子昆与法官沟通：“群众对执法的企盼就是公正，有失公正的判决当事人是不会满意的，这个案子的确有不少疑点，能不能解决好，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公正判决和有效执行。”他俩一起仔细分析了案中每一个细节和当事人对审判不服的原因，一起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求，双方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提出了解决疑点的办法。 郑子昆将案子所有疑点一一列出，法院的错误判决是将两个毫无法律关系的原、被告强扯在一起形成的结果。
除夕的前一天，郑子昆向科里要求讨论该案件，提出了立案和抗诉意见，得到了科里及分管院领导的一致赞同。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时，郑子昆已经提着案卷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
法官开玩笑地说：“哟，子哥，来拜个年就行了，还送什么礼喽？”
郑子昆笑着说：“我确实是送礼来了，还是一份关乎群众公道的大礼。”郑子昆将案卷和抗诉书交给了法官。
法官说：“只要找到能证明原、被告不存在法律关系的新证据，法院一定支持。”
然而，赵舟提供的线索毕竟有限，郑子昆和同事只得来回穿梭于湖南桃江、宁乡、湘潭三地银行，查询尹达与赵舟的银行往来账目。
要从几年的银行往来、成千上万张银行票据中查找出尹达与赵舟的货款票据谈何容易！
整整花了一个多月，郑子昆一行三人把数十万张银行票据，一张张甄别核对、一笔笔区分核算，终于查清了赵舟与尹达的全部货款往来票据以及尹达分别按时间段支付给娄国庆等人的往来票据，同时也查出了尹达多收赵舟预付的十万元蒙牛乳制品货款票据，确立了赵舟与尹达的法律关系，同样，与娄国庆之间有法律关系的也只能是尹达。该案抗訴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发还重审。重审开庭前，郑子昆又帮助赵舟按举证顺序，将查证的新的证据分门别类整理好。重审庭审中，赵舟以收集到的未被法院掌握的新证据进行举证，所有证据都被法院采信。2013年4月1日，重审法院将案件依法改判。
郑子昆觉得事情还没完，他一直在查找尹达的下落。
7月下旬，郑子昆找到尹达的父亲，讲了赵舟的为人和他一家的窘境，要求尹父联系尹达，劝其将多收的十万元预付货款退还给赵舟。尹父很是通情达理。几天后，郑子昆组织尹周两家协调，尹父代子还债，偿还了赵舟预付的全部货款。
赵舟的老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后，不顾医生的劝阻，拔掉吊针，硬要儿子搀扶他赶到湘潭市检察院民行科，送上一面写有“心系群众、执法为民”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
赵舟激动地说：“郑检察官不但为我讨回了公道，还救了我们一家啊。”
也就是这一年，郑子昆被授予了“湘潭市首届检察职业道德标兵”称号。郑子昆笑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就是我公正办案的源泉和动力。”
八、“能为申诉人讨回公道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有人问郑子昆：“你为什么能坚守这么多年，还做得这么好？”
郑子昆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这话讲得太好了，我也是这么做的。”
“你感到幸福吗？”
“幸福啊，”郑子昆爽朗地说，“能为申诉人讨回公道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郑子昆从1988年考入湘潭市郊区检察院，1992年调入湘潭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湘潭市第一起民行抗诉案就是他经办的，实现了零的突破。从此，守望正义也就成为郑子昆一辈子的信念。
在民行科一干就是二十四年，历经九任科长、六任主管副检察长，郑子昆一直就是个普通检察官，这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与他共过事的同事以及和他搭档过的律师都盛赞他是大专的文凭，本科的学识，研究生的办案水平。
二十多年，郑子昆全身心投入民行检察办案，把听取民众诉求及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作为执法办案的切入点和落脚点，用心去体会申诉人对公平正义的渴望，用倾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去对待每一件民事行政申诉，先后办理了一大批备受群众称赞的好案子。经他办理审查立案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四百二十二件，其中，提请或提出抗诉三百一十五件，抗诉后得到法院改判的占95%以上，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解一百零六件，均起到了超越抗诉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很多案件被评为全省、全市检察机关优秀案件，他自己因办案成绩突出先后四十多次被省、市记功表彰。他的事迹曾被《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湖南日报》等中央和省市级媒体报道。
湘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建军在接受采访时说：“民事行政检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国法治不断健全完善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行业务起步较晚，与公诉、反贪等执法业务相比，难得有办理轰动、出彩的大案难案而一举成名的机会，办理民行案件出彩难，坚持一贯出彩更难，只能靠一件件案子办出成效，不断在群众中扩大执法影响。郑子昆平时酷爱学习，进检察机关前从事过律师工作，对民商法律钻研较深，加之一心想做一个敢为群众撑腰的检察官的夙愿和做事追求完美的工作作风，不管什么民行案子他都努力办好，经他办理的案件可以说是民行科一串宝贵的珍珠。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多年来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办理了好案子也从不炫耀。他人品好，身上有一股正气，一心为老百姓说话办事，所办案件当事人满意，群众评价高，省市优案多。”
干了一辈子民行工作，办了数百件民事行政申诉案件，郑子昆早就成了当地的风云人物：有群众慕名而来的，有亲朋因官司找他的，也有法官、律师因案件情况复杂找他探讨的，这让他成了一个大忙人，也让一部分不知情的人产生了一些臆想。说他通过办案广为交际的有之，说他通过办案资源为他人帮忙的有之，说他上班见不着人的也有之……人言可畏啊！正是这些“人言”，造成他2001年解决正科级时“有待进一步考察”而未能获批。
遇到这种事，说没一点儿想法是假的。郑子昆不想多说，他看淡了，只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案子上去。
作为一个检察官，遇到送礼的是常有的事。郑子昆对拒礼有一套自己的绝招。
对随大流的，好言相劝。2009年，郑子昆办理一起借款纠纷案时，被申诉人一方出动好友为其说情，并到郑子昆办公室送给他现金五千元和一些高档香烟。郑子昆知道，这就是一部分案件当事人认为如今办事不送礼就办不成。对待这些人，郑子昆笑着要他们与申诉人换位思考，如果换成他们是申诉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再想想申诉人的艰难处境。第二天，郑子昆将事情经过如实向院纪检监察室汇报后，请纪检监察室通知送礼人将礼金礼物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