彤对我说，“芒种之夜的古琴雅集源起是你”。其实只是我的一声探问，源起还在“湖上书院”，这个与中华文化源头携手、聚集了作为“士”的知识分子的教师发展之所。今年早春，我收到彤寄给我的“湖上书院”院刊，顷刻之间即爱不释手：“春”那一卷，兰交斋青瓦灰砖一袭剪影，似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湖上书院”行楷题字典雅素朴，我在这个名字里流连忘返。湖上，历来是中华文人生命里的后花园，古今多少“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亦是文人墨客游目骋怀之境，抒发个人的悠悠情思，抒发国家天下兴亡之叹。
　　无锡是既可享湖上之抽象情怀，又可享江南太湖蠡湖之波光。中华教育史里的书院，始自718年唐玄宗创设的丽正修书院，而其风格宗旨，可追溯至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间齐桓公创建的稷下学宫，其时其地都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源头。诸子百家汇聚于齐国临淄稷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不仅致力于教学与学术研究，且议论国事与“干政”，为君主问政提供治国安邦之策。更何况，无锡本就是有可传世的书院之地，“东林书院”与“湖上书院”相距仅16公里，那是北宋理学家杨时、明代思想家顾宪成先后聚众讲学之地。“东林书院”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丽泽堂，有士人议政的依庸堂，我们青少年时代就镌刻于心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顾宪成所拟，镌刻于此。书院的英译名也匠心独具，不知谁最早将中华的“书院”英译为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经典学习学园），颇得西方文化之妙。Academy（学园）是与西方文化史一样漫长的学术机构。巧合的是，Academy诞生的其时其地，也是西方文化史的重要源头。公元前387年，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柏拉图在雅典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创立了学园，其创立时间不仅与稷下学宫相若，职能亦然，亦为授受知识、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之所。
　　“湖上书院”其实是别称，大约相当于文人名字里的“字”，它的大名是“无锡市滨湖区教师发展中心”。奇特的是，似乎有了“湖上书院”这个跨越时空、与中华文化史源头续接的好名字，它的风格、涵义与职能立刻卓然独立，不仅着眼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更着眼于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乃至朝向作为“士”的知识分子的发展，这是院刊中教师们写就的随笔传达的讯息，我就是在这些描述中得知2013年3月30日书院首场古琴雅集的消息的。
　　那天，我手捧刚拿到的院刊，舍不得放下，就坐在车中一篇一篇地翻阅，遍览“春”卷后，才在余味悠长中启动车子。京城一路车水马龙，有诗词琴书萦绕于心，我百喧不侵。这“春”卷，起首居然是教师们描述与余光中先生夫妇在兰交斋品茗对谈的回忆，实在是太过“奢侈”，让我倾羡不已。《乡愁》那些诗词、散文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片段，江苏省锡山高中的梁国祥老师则写到他那三个深刻乃至犀利的提问，其中一则是问余先生所写的《听听那冷雨》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有何关系。梁老师用“如此谨慎”评论余先生的答词，并推断“余先生跟他的老师梁实秋先生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文化学者，跟龙应台等公共知识分子不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自觉地跟政治保持着距离，所以他们的作品即使在表达家国情怀时，也是非常克制的，有时甚至会刻意模糊作品的时代背景”。因此，在余先生的《乡愁》中“读出那么多的政治内涵，真真是天大的误会”。梁老师感叹余先生的许多诗文美艳、深刻得让他说不出话来，同时亦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与大师人格平等的精神、质疑的智勇，让我看到“士”“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的风度，这种平等论辩、探究学术的氛围，正闪烁着稷下学宫透过历史烟尘透射的光芒。“春”卷，古琴雅集是压轴之题。此外，文化的主题还有吟诵、摄影，教育领域有脑科学与学习理论、绘本与阅读、班集体建设，生活主题与女人节相关，谈“现代知识女性当下的生存境遇”，讲女性的内外兼修。
　　书院研习内容以“人”的丰富性涵括教师职业的专门化，回归到中西方对“人”的假设和期待。在这个强调专业化的时代，我们在专业化——包括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却往往悄然地成为专业的套中人、单面人，生命展开的空间逼仄到越来越狭小的范围，包括教师在内的任何一个职业，怎能完整地表达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呢？所幸人类文化漫漫长河中对一个完整的“人”的期待并非如是，我们还可以停下匆忙的脚步回观，如音乐的修养正等待一个中华式的文艺复兴。在中华，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皆有修为的人；古希腊的“七艺”理想，涵括的是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与音乐。我们当然要温故拓新，在回抱完整的“人”作为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在重新界定、修正和补充的基础上，重塑完整的“人”在当下的新阐释、新意义。“湖上书院”广博而深远的教师培训，超越了教师专业化，拓展到去实现一个个独特、完整的“人”的终生成长。“春”卷里，“半枝莲”在《又遇女人香》中讲述她和朋友互用“清平乐”与“江城子”词牌互酬唱和，我不仅看到了教师们的专业修养，也看到了生命对丰富绽放的渴望，看到了以文会友的情谊；我读到了“江南琴社”顾颖社长讲述的古琴与湖山之相通：古琴的“线状音迹”“很适于表现山林秀水之间幽深渺远的意境”；我的好友、时任育红小学校长的潘望洁在古琴曲里发现了一个“桃花源”，她期待着一个又一个的雅集，“做一个沉醉不归的幸福旅人”。一篇篇描述让我心驰神往。李祥霆先生一袭长衫即兴演奏的《唐人诗意》已伴我多年，只是我还未亲聆古琴，这种愿望，已蛰伏在内心多时了。
　　于是，来无锡行前，有了对“湖上书院”陈彤院长的这一声探问：能否拜访古琴社？这声探问，终由书院设计成面向公众开放的古琴雅集——“湖上论琴”。彤拟的词，如此静美——“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静夜点灯，湖上天籁。一声入耳，万事离心”。多谢顾社长、中国民族音乐博物馆潘一东馆长和诸位琴人成全，我们不仅可以听琴，还能在潘馆长与顾社长的讲解中认识琴的中华意味。 　　《阳关三叠》、《忆故人》、《良宵引》、《秋江夜泊》、《鸥鹭忘机》……弹奏的乐曲皆从容沉静，吟咏文人真趣、操守、友谊。琴音悠远，一唱三叹，将兰交斋的我们带至松林，琴音、清风、明月。诚如望洁所言，琴音里有桃花源，可以“悠然见南山”，第一次亲聆古琴，却仿若是重逢，唐诗、宋词、元曲的魂魄中一直有它，它的节奏、韵律，它的悠远，它余音袅袅里的幽思。古琴与古筝同为弹拨乐器，我刚开始学古筝，第一次课后，在家中练习《春江花月夜》这最简单的改编单音曲，即便在那样简单的曲调里，在跨越一个音区的低吟唱和中，那个从容悠远的中华也萦绕心间。曲罢而意犹未尽，我不由得幽幽念诵柳永的那阙《雨霖铃》，流连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微醺，那一刻，乐音与诗词相遇相知，这就是音乐与诗词之间的通感吧。古琴的悠远从容，我在中国画欲说还休的留白中看到过，在京剧唱腔的“一唱三叹”里听到过，在“士”天人合一的“生而不有”中了悟过。登山之路不一，望巅之月相同，那是中华文化之“月”。
　　无论身在何处，中华文化所在之处，即是故乡。雅集讨论时分，潘院长一位挚友回顾自己1980年代留学美国期间，生活艰辛，原本偏好西洋古典音乐的他，竟蓦然发觉那些乐曲全都散发着冷色调，不忍猝听。所幸他还带着中华民乐磁带，一时之间，异国他乡地下室里琴筝笛箫的乐音听来全是暖色调，漂泊游子藉故乡之音取暖。我想，此间冷暖，哪里是乐曲自身的色调，实在是听者与音乐之间交汇的生命体验唤醒归属与否。不是唐诗、宋词、古琴里有一个故乡，它们就是故乡，我们在其间入世、出世，群居、独处，修齐治平、遗世独立，可以远隔重洋，可以物是人非，一句“床前明月光”，一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华人就置身故乡。
　　这个文化的故乡，道不远人，点点滴滴，浸润在日常生活里。2011年乍暖还寒的早春，彤带着望洁和我访“湖上书院”的前身，由“桐油大王”沈瑞洲先生于1937年创办的锡南中学，学校已于2003年与华庄中学合并为太湖高中。故址草衰楼危，我们在昔日学校教师宿舍昏暗的残垣断壁边找寻可下脚之地，边讨论它未来的模样，蓦的在二楼一间宿舍左侧墙壁上，发现半壁贴满了在毛边纸上写就的毛笔书法残篇（当然是繁体字），楷书“何處無明月清風”、隶书“會真趣，得天機”、行书“久經風雨心當泰，能讀詩書命亦佳”……那一刻，我们欣喜有如考古学家在故城废墟里意外发现熠熠发光的珠贝。
　　这次重返书院，彤和望洁告诉我，她们寻访到了珠贝的主人，太湖高中的生物教师徐广泊，业余时间写毛笔字是这位生物教师的爱好。毛笔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的文化器具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依稀留有它的笔迹，东周竹简、木简上的文字已广泛用它来书写，湖北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中便有春秋时期的毛笔。毛笔及其书写的汉字，就这样绵延两千余年，一代一代，活在华人的日常生活里。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果然不是遗迹，是拥有不同国籍、身处不同地域的华人共同的日常生活。
　　文化，包括古琴里的文化，亦在华人的日常语言中。潘馆长讲述孔子不仅善鼓琴，而且善作曲，创作了多首琴曲。有意思的是，但凡华人都免不了多少以万世师表的孔夫子自况，三十岁生日那天免不了要反思自己是否“立”，四十岁那天要自问是否已然“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既然孔子也是古琴演奏和作曲家，那么，华人也免不了以音乐家自况罢？
　　古琴甚至不是“士”的专利，它还属于山野村夫。我出生于子期的家乡，当年伯牙鼓琴，一曲志在《高山》，樵夫子期在乐音里看到“峨峨兮若泰山”；一曲志在《流水》，子期听到“洋洋兮若江河”。自此，《高山》与《流水》琴曲合一，“高山流水”也成为华人日常生活中的知音之喻。
　　在江南琴社古琴的悠韵里，我想，我们的文化没有断裂，它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活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阳春白雪里有它，下里巴人里也有它。书可以焚，儒可以坑，而文化已然融入华人的语言和生活，细流涓涓，代代相传。只要语言还在，文化就与我们须臾不离分；只要语言还在，文化的“离离原上草”定然“春风吹又生”，吹出文化的繁盛春天。
　　当然，书院能成为着眼于教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作为“士”的知识分子的发展之所，不仅因为它有一个好名字，还因为在无锡有一拨为书院称其为“书院”的教育人的盛襄共举，方能吸引志趣相投的朋友们来此相会，如切如磋。书院就在这悠悠文化中，春风化雨似的管理着。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中解释，“管”似“笛”，以玉作音，神人唱和，凤凰来仪；“理”为“治玉”。清代段玉裁于《说文解字注》中解释：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段注将“理”与“情”并举——“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书院在管理中应探索平衡“情”之仁慈与“理”之正义的中庸之道，由“管”及“理”，在“情”、“理”并举之间，“璞玉”遂成“美玉”，人变成潜能可以得到充分实现的人，即“仁者人也”之人。
　　清代文人张潮尝于《幽梦影》道：“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一与之定，千秋不移。”“湖上书院”有这许多“士”为知己，可以不恨。
　　一与之定，千秋不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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