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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酒何人作俑？若云仪狄或杜康，都是传说，并无确证。民初柴小梵《梵天庐丛录》里说得很有见地：“造酒原始，吾国所谓仪狄始造，为禹所绝者，不足信。盖上古之人，造兽皮为容器，盛兽乳于其中，荷于山羊驴马之肩，以游牧逐水草栖息。乃忽焉而兽皮器内酵母自然落下，逞其繁殖，又得日光之热，遂而发酵，天然生甘洌之味，成酒分。试尝其味，则甘香适口，遂相率饮之，此有酒之始也。”我以为，这是对造酒掌故较贴切的描述。
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公元前22世纪以前的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有尊（樽）、斝、盉、高脚杯、小壶等，都是用来盛酒，饮酒的。可是，从开始造酒发展到有专用的酒器，那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故而我相信，造酒原始约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早期。这与柴君所说的造酒原始似卑实同耳。
饮酒何来掌故？史籍未记，辞书无载，但又确有捧罂承醋、枕醑藉醪之辙踪，故而使世人循而成习俗。国人饮酒千年，对于酒之魅力、效用，饮酒之利害及情趣、逸兴等，已积识甚深。要找出饮酒掌故，需在樽俎佐觞的晕眩内界定和归纳出约定俗成的饮酒方式，并为这些饮酒方式匹配出典型或公认的事例。本文将饮酒掌故划分为“三酌六饮”，再各以“饮酒宗”以黍其列，欲似可达也。试述简稽如下。
一、独酌。大凡为：消磨寂寞，激发灵感，抑或读经品史时的饮酒行为。曾为州祭酒，写过“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之十四》）、“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三首》）的晋人陶渊明说过：“余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渊明集》）道出了他厌恶官场弊陋而归隐田园的凄清心态，可推其一者。唐人李白，不甘于“摧眉折腰事权贵”，受奸宦高力士谗谤，长期颠沛流离，故邀月而酌，以释精神寄托。他写的《月下独酌·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表达了“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的落寞情怀。是为独酌绝唱，当推其二者。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里记宋朝文学家苏舜钦：“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异，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刘邦）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这位“沧浪翁”读史以酒为伴，虽是斗饮，却能读得身心投入，情系其事其境，可谓独酌奇兀，堪推其三者。
二、浅酌。指轻饮，有节制者的饮酒行为。通常是事遂所愿，心情舒畅，或有嘉馔供桌，或是天寒飞雪，室内温馨，便引起酒兴，与素心人或知友浅斟慢酌，娓娓而谈，适可而止。此类者众多，但因饮酒不凸显，难以见文专记。虽说浅酌之益多有人倡之，但倡者也未必言行一致。这方面言规行矩、动止不失者，当推清初学者顾炎武。首先，他对酒有深切的认识，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说：“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天于酒而不觉也。”他还反对“夜饮”，斥“夜饮”不是正人君子应有的行为。这话虽不尽确，但长夜沉湎于酒，又有女性比肩杂坐，陪酒逗谑，醺醺然而不归，总是不算正经。然而，顾炎武虽是忌酒，但也喝酒，他的自规是“三釂既毕，既起还寓”，即是循守“一爵而色温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则冲然以退”之礼。如此毕生而浅酌，说得到做得到，这就是思想家的不同凡响，可称浅酌之典范。
三、雅酌。多是三五挚交好友，结伴游冶，聚酌于山椒水畔，一杯在握，吟诗诵文，情志超然；或坐卧花前月下，以酒引趣，怡然自得，其乐融融。南朝宋国名士“羊何”，即羊璿之、何长瑜的合称，两人与谢灵运、苟雍常相携而作山泽之游，择优景处品酒观光，互倾肝胆，逸兴遄飞。时人慕之，赞为“四友”。后世人则称情投意合者为“羊何”。此例当为前者之标榜。清初剧作家、戏曲家李渔，写过《闲情偶寄》《李笠翁行乐秘术》，其饮馔部分谈论食、酒，多有真知灼见，是与袁枚齐名的美食家。他一生嗜蟹，自称“蟹奴”。每至秋蟹上市前，他就开始节省支出，攒钱购蟹，准备选择一名胜之地，邀几位文友在仲秋朗月之下，或在菊花丛中持蟹对饮。至酌间，还宣传他的食蟹之法，要“剖一筐，食一筐；断一螯，食一螯。则气与味纤毫不漏出蟹之躯壳者，即入于人之口腹……”并琢磨如何能弄到瑞方太守的窖藏美禄……如此风趣之为，当谓后者之率例。
四、豪饮。多指性情中人得志如愿，于欢欣之下的饮酒行为。典型者为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以歌。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日：‘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免除税赋劳役）其民，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牛酒）。高祖复留止，张（设帐）饮三日……”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将刘邦建汉还乡，与父老乡亲纵酒，且高唱《大风歌》翩翩起舞，又当众泣下的情形写得出神入化，当推豪饮之薮出。
五、畅饮。多是逢庆遇节或朋友欢聚，同坐良俦，传杯唱斛，恣享宴饮乐趣的饮酒行为。刘禹锡《百花行》诗中“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的唐都长安，时逢昌盛之期而兴酒宴，为畅饮之地。被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称为“八仙”者，可谓“畅饮宗”。此“八仙”除了李白，还有李适之、贺知章、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他们畅饮时不分身份地位，习于酒肆，也不计较入席座次，只管饮酒会文享乐。官居左丞相的李适之，白日照常理事，逢夕聚必到，他的畅饮，杜甫形容为“长鲸吸百川”。礼部侍郎贺知章，他的畅饮被杜甫戏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与李白畅饮，竞解下身上配的饰物金龟，要换李的斛中酒。后来李白念及此事，就写下了“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的诗句。“草圣”張旭，畅饮后呼叫狂走，而后落笔，逸势奇状，连绵回绕，清醒后自己看了也觉得写“神”了，世称“张颠”，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曼舞剑，称“三绝”。焦遂，据说口吃，可是畅饮之后，居然能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故被杜甫记为“高谈雄辩惊四筵”。 六、忧饮。指顾虑杂生、心情沉郁，或感到人生苦短，胸塞抑闷，借酒遁世、以酒浇忧愁者的饮酒行为。这方面，曹操可为代表。他的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几乎尽人皆知，表达出了忧饮的意绪，虽显消极，但为人解忧，故而能传世。但这只是曹操的一个侧面，他还曾青梅煮酒论英雄，与刘备对饮时，“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足显其意气如云、胸怀大志。曹操不仅是个“樽中酒不空”的人，他还懂酿酒，曾向汉献帝献过一套他家乡谯郡（今安徽亳州）的酿酒秘法，叫“九醖酒法”（初谓“九酝春酒法”，为刘伶之父刘进发明），汉献帝便“准卿所奏，颁行天下”。此法是近代霉菌深层培养法即连续投料的酿酒法之发端。当时，这套方法对酿酒技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为节约粮食支持统一战争而主张禁酒，向汉献帝“表奏酒禁”。从而引发了他“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和孔子二十世孙孔融“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酒何负于政哉”——两者的著名论战。这都越出忧饮范围，又当另议。
七、痛饮。多指疾恶如仇、心生气怒，或意愿不遂、前景不开，借酒抒愤解悒者的饮酒行为。陆游堪称如此之锚。他痛饮并非出自贪杯恋盏，是感时忧国使然。北宋亡于金国，失掉半壁江山，激起他强烈的抗金意志。他极力主张收复中原，提出抗金大计，却为秦桧所忌，屡试不第。桧死后，始入仕，又遭到朝廷中“主和派”的攻讦和陷害，或被黜或被劾罢，并被诬为“恃酒颓放”。而他干脆就自号为“放翁”，以开怀痛饮抗拒之，借酒力激进诗句，抒发自己的愿望和抱负。对此，他的《送范舍人还朝》一诗里表达得最清楚：“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遗万事；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他的诗何以能今存竟有九千余首？一个重要原因，是后世人出于对他的诗的喜爱和珍重，报以情感回馈而产生的保护效应。其中，有甚多是陆游在执杯痛饮后发出的豪放之声。
八、狂饮。即指嗜酒成性，见酒不辞，且酒量似海，执觥不竭，唯酒是耽，不可须臾离者而轻世肆志的饮酒行为。西晋的“建威刘参军”刘伶，堪称“狂饮宗”。《晋书》里记他常携壶酒乘双鹿车出游，遇有赏心悦目之风景，便停车恣饮；车中还载一仆人，备荷锸之具。刘伶早已对他嘱咐：“死便埋我。”其形骸如此。有一次，他馋酒甚渴，求酒于其妻，妻怨而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刘伶道：“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讹妻买酒肉供神而发誓戒酒。俟妻买至，刘伶跪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斛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站起来，把祭神的酒全喝光了，“隗然复醉”。其妻拿他也没办法。然而，刘伶的狂饮自有苦衷。魏晋之世社稷离乱，道德沦丧，战争和死亡的阴影笼罩人心。刘伶抱匡济之才，却蒿目难言，他位不过参军，手无尺寸之柄，欲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又虑直言买祸，只好借酒麻醉自己，以浇胸中之块垒。他那篇著名的《酒德颂》中记：“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浮萍。”其实就是他狂饮后的自我写照。所以鲁迅说他：“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郭沫若也说：“世人皆大醉，乃为我酒徒。窃国者侯窃钩诛。礼教吃人猛如虎。我不姓刘不名伶，我乃宇宙一真主。”（《题刘伶醉酒图》）是把刘伶的狂饮说到点子上了。
九、暴饮。指嗜酒胜命，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恨不得将天下“快活汤”独吞己肚的饮酒行为。这种“暴饮宗”多为昏君。史书上说：夏王桀用肉堆成山，用酒充满于池，与妹喜等在旁不分昼夜饮酒。他敲一通鼓，即有三千人至池边如牛饮水般喝酒，皆酩酊大醉，落入酒池中淹死。有臣谏曰：“君王如此嗜酒，离灭亡之日近矣。”桀却回曰：“此为妖言。天上有日，如我有百姓；天日不灭，我何能灭耶？”商王纣，效桀，建造酒池大得可以行船，池旁悬肉为林，使裸体男女从中追逐嬉戏，他便与妲己佐觞取乐，传七天七夜饮之不歇。春秋时齐国国君姜杵臼（景公），效纣，亦能七日七夜饮酒不止。十六国时前秦国君苻生，“耽湎于酒，无复昼夜”，当夺位者苻坚（苻生父苻健之侄）领兵攻入宫内，他还“尤昏寐未寤”，临被杀前还要“饮数斗”一…但亦有非帝君而暴饮者，三国时吴国太中大夫郑泉，史书上记他“愿得美酒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佳肴）置两头，反复汲饮之，惫即往而啖肴膳”；又记他有遗嘱：“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岁后化而成泥，幸见取为酒壶，用以装酒，实获我心。”
上述“三酌六饮”，能梗概地涵括古人饮酒的基本状况。所例“饮酒宗”者，如果不说为我所仅见，那也要说可为主要的饮酒掌故之由。但也例犹未尽。如独酌，还有丢了江山，写过《独酌谣》的南朝陈末帝陈后主（叔宝）；如狂饮，还有三国魏人纵酒佯狂避祸的阮籍等，亦够典型。
谈论饮酒掌故，可从另一种角度窥视历史行进的踉跄形态，认识醉时的历史或许就是清晰的历史，从中能感悟到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饮品。中国自迎来文明曙光，就有了“若作呕酒醴，尔维曲蘖”的发轫。饮酒，大到能促进或破坏历史进程和文明推演，小到能勃兴或腐蚀人的心灵。而饮酒掌故，则是历史腾挪多变的摇晃侧影。
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公元前22世纪以前的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有尊（樽）、斝、盉、高脚杯、小壶等，都是用来盛酒，饮酒的。可是，从开始造酒发展到有专用的酒器，那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故而我相信，造酒原始约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早期。这与柴君所说的造酒原始似卑实同耳。
饮酒何来掌故？史籍未记，辞书无载，但又确有捧罂承醋、枕醑藉醪之辙踪，故而使世人循而成习俗。国人饮酒千年，对于酒之魅力、效用，饮酒之利害及情趣、逸兴等，已积识甚深。要找出饮酒掌故，需在樽俎佐觞的晕眩内界定和归纳出约定俗成的饮酒方式，并为这些饮酒方式匹配出典型或公认的事例。本文将饮酒掌故划分为“三酌六饮”，再各以“饮酒宗”以黍其列，欲似可达也。试述简稽如下。
一、独酌。大凡为：消磨寂寞，激发灵感，抑或读经品史时的饮酒行为。曾为州祭酒，写过“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之十四》）、“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三首》）的晋人陶渊明说过：“余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渊明集》）道出了他厌恶官场弊陋而归隐田园的凄清心态，可推其一者。唐人李白，不甘于“摧眉折腰事权贵”，受奸宦高力士谗谤，长期颠沛流离，故邀月而酌，以释精神寄托。他写的《月下独酌·其一》，“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表达了“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的落寞情怀。是为独酌绝唱，当推其二者。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里记宋朝文学家苏舜钦：“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异，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刘邦）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这位“沧浪翁”读史以酒为伴，虽是斗饮，却能读得身心投入，情系其事其境，可谓独酌奇兀，堪推其三者。
二、浅酌。指轻饮，有节制者的饮酒行为。通常是事遂所愿，心情舒畅，或有嘉馔供桌，或是天寒飞雪，室内温馨，便引起酒兴，与素心人或知友浅斟慢酌，娓娓而谈，适可而止。此类者众多，但因饮酒不凸显，难以见文专记。虽说浅酌之益多有人倡之，但倡者也未必言行一致。这方面言规行矩、动止不失者，当推清初学者顾炎武。首先，他对酒有深切的认识，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说：“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天于酒而不觉也。”他还反对“夜饮”，斥“夜饮”不是正人君子应有的行为。这话虽不尽确，但长夜沉湎于酒，又有女性比肩杂坐，陪酒逗谑，醺醺然而不归，总是不算正经。然而，顾炎武虽是忌酒，但也喝酒，他的自规是“三釂既毕，既起还寓”，即是循守“一爵而色温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则冲然以退”之礼。如此毕生而浅酌，说得到做得到，这就是思想家的不同凡响，可称浅酌之典范。
三、雅酌。多是三五挚交好友，结伴游冶，聚酌于山椒水畔，一杯在握，吟诗诵文，情志超然；或坐卧花前月下，以酒引趣，怡然自得，其乐融融。南朝宋国名士“羊何”，即羊璿之、何长瑜的合称，两人与谢灵运、苟雍常相携而作山泽之游，择优景处品酒观光，互倾肝胆，逸兴遄飞。时人慕之，赞为“四友”。后世人则称情投意合者为“羊何”。此例当为前者之标榜。清初剧作家、戏曲家李渔，写过《闲情偶寄》《李笠翁行乐秘术》，其饮馔部分谈论食、酒，多有真知灼见，是与袁枚齐名的美食家。他一生嗜蟹，自称“蟹奴”。每至秋蟹上市前，他就开始节省支出，攒钱购蟹，准备选择一名胜之地，邀几位文友在仲秋朗月之下，或在菊花丛中持蟹对饮。至酌间，还宣传他的食蟹之法，要“剖一筐，食一筐；断一螯，食一螯。则气与味纤毫不漏出蟹之躯壳者，即入于人之口腹……”并琢磨如何能弄到瑞方太守的窖藏美禄……如此风趣之为，当谓后者之率例。
四、豪饮。多指性情中人得志如愿，于欢欣之下的饮酒行为。典型者为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以歌。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日：‘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免除税赋劳役）其民，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牛酒）。高祖复留止，张（设帐）饮三日……”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将刘邦建汉还乡，与父老乡亲纵酒，且高唱《大风歌》翩翩起舞，又当众泣下的情形写得出神入化，当推豪饮之薮出。
五、畅饮。多是逢庆遇节或朋友欢聚，同坐良俦，传杯唱斛，恣享宴饮乐趣的饮酒行为。刘禹锡《百花行》诗中“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的唐都长安，时逢昌盛之期而兴酒宴，为畅饮之地。被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称为“八仙”者，可谓“畅饮宗”。此“八仙”除了李白，还有李适之、贺知章、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他们畅饮时不分身份地位，习于酒肆，也不计较入席座次，只管饮酒会文享乐。官居左丞相的李适之，白日照常理事，逢夕聚必到，他的畅饮，杜甫形容为“长鲸吸百川”。礼部侍郎贺知章，他的畅饮被杜甫戏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与李白畅饮，竞解下身上配的饰物金龟，要换李的斛中酒。后来李白念及此事，就写下了“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的诗句。“草圣”張旭，畅饮后呼叫狂走，而后落笔，逸势奇状，连绵回绕，清醒后自己看了也觉得写“神”了，世称“张颠”，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曼舞剑，称“三绝”。焦遂，据说口吃，可是畅饮之后，居然能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故被杜甫记为“高谈雄辩惊四筵”。 六、忧饮。指顾虑杂生、心情沉郁，或感到人生苦短，胸塞抑闷，借酒遁世、以酒浇忧愁者的饮酒行为。这方面，曹操可为代表。他的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几乎尽人皆知，表达出了忧饮的意绪，虽显消极，但为人解忧，故而能传世。但这只是曹操的一个侧面，他还曾青梅煮酒论英雄，与刘备对饮时，“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足显其意气如云、胸怀大志。曹操不仅是个“樽中酒不空”的人，他还懂酿酒，曾向汉献帝献过一套他家乡谯郡（今安徽亳州）的酿酒秘法，叫“九醖酒法”（初谓“九酝春酒法”，为刘伶之父刘进发明），汉献帝便“准卿所奏，颁行天下”。此法是近代霉菌深层培养法即连续投料的酿酒法之发端。当时，这套方法对酿酒技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为节约粮食支持统一战争而主张禁酒，向汉献帝“表奏酒禁”。从而引发了他“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和孔子二十世孙孔融“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酒何负于政哉”——两者的著名论战。这都越出忧饮范围，又当另议。
七、痛饮。多指疾恶如仇、心生气怒，或意愿不遂、前景不开，借酒抒愤解悒者的饮酒行为。陆游堪称如此之锚。他痛饮并非出自贪杯恋盏，是感时忧国使然。北宋亡于金国，失掉半壁江山，激起他强烈的抗金意志。他极力主张收复中原，提出抗金大计，却为秦桧所忌，屡试不第。桧死后，始入仕，又遭到朝廷中“主和派”的攻讦和陷害，或被黜或被劾罢，并被诬为“恃酒颓放”。而他干脆就自号为“放翁”，以开怀痛饮抗拒之，借酒力激进诗句，抒发自己的愿望和抱负。对此，他的《送范舍人还朝》一诗里表达得最清楚：“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遗万事；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他的诗何以能今存竟有九千余首？一个重要原因，是后世人出于对他的诗的喜爱和珍重，报以情感回馈而产生的保护效应。其中，有甚多是陆游在执杯痛饮后发出的豪放之声。
八、狂饮。即指嗜酒成性，见酒不辞，且酒量似海，执觥不竭，唯酒是耽，不可须臾离者而轻世肆志的饮酒行为。西晋的“建威刘参军”刘伶，堪称“狂饮宗”。《晋书》里记他常携壶酒乘双鹿车出游，遇有赏心悦目之风景，便停车恣饮；车中还载一仆人，备荷锸之具。刘伶早已对他嘱咐：“死便埋我。”其形骸如此。有一次，他馋酒甚渴，求酒于其妻，妻怨而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刘伶道：“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讹妻买酒肉供神而发誓戒酒。俟妻买至，刘伶跪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斛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站起来，把祭神的酒全喝光了，“隗然复醉”。其妻拿他也没办法。然而，刘伶的狂饮自有苦衷。魏晋之世社稷离乱，道德沦丧，战争和死亡的阴影笼罩人心。刘伶抱匡济之才，却蒿目难言，他位不过参军，手无尺寸之柄，欲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又虑直言买祸，只好借酒麻醉自己，以浇胸中之块垒。他那篇著名的《酒德颂》中记：“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浮萍。”其实就是他狂饮后的自我写照。所以鲁迅说他：“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郭沫若也说：“世人皆大醉，乃为我酒徒。窃国者侯窃钩诛。礼教吃人猛如虎。我不姓刘不名伶，我乃宇宙一真主。”（《题刘伶醉酒图》）是把刘伶的狂饮说到点子上了。
九、暴饮。指嗜酒胜命，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恨不得将天下“快活汤”独吞己肚的饮酒行为。这种“暴饮宗”多为昏君。史书上说：夏王桀用肉堆成山，用酒充满于池，与妹喜等在旁不分昼夜饮酒。他敲一通鼓，即有三千人至池边如牛饮水般喝酒，皆酩酊大醉，落入酒池中淹死。有臣谏曰：“君王如此嗜酒，离灭亡之日近矣。”桀却回曰：“此为妖言。天上有日，如我有百姓；天日不灭，我何能灭耶？”商王纣，效桀，建造酒池大得可以行船，池旁悬肉为林，使裸体男女从中追逐嬉戏，他便与妲己佐觞取乐，传七天七夜饮之不歇。春秋时齐国国君姜杵臼（景公），效纣，亦能七日七夜饮酒不止。十六国时前秦国君苻生，“耽湎于酒，无复昼夜”，当夺位者苻坚（苻生父苻健之侄）领兵攻入宫内，他还“尤昏寐未寤”，临被杀前还要“饮数斗”一…但亦有非帝君而暴饮者，三国时吴国太中大夫郑泉，史书上记他“愿得美酒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佳肴）置两头，反复汲饮之，惫即往而啖肴膳”；又记他有遗嘱：“必葬我陶家之侧，庶百岁后化而成泥，幸见取为酒壶，用以装酒，实获我心。”
上述“三酌六饮”，能梗概地涵括古人饮酒的基本状况。所例“饮酒宗”者，如果不说为我所仅见，那也要说可为主要的饮酒掌故之由。但也例犹未尽。如独酌，还有丢了江山，写过《独酌谣》的南朝陈末帝陈后主（叔宝）；如狂饮，还有三国魏人纵酒佯狂避祸的阮籍等，亦够典型。
谈论饮酒掌故，可从另一种角度窥视历史行进的踉跄形态，认识醉时的历史或许就是清晰的历史，从中能感悟到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饮品。中国自迎来文明曙光，就有了“若作呕酒醴，尔维曲蘖”的发轫。饮酒，大到能促进或破坏历史进程和文明推演，小到能勃兴或腐蚀人的心灵。而饮酒掌故，则是历史腾挪多变的摇晃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