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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之所以难于实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给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所定的目标太高，即要实现外来常住人口在户籍上的本地化。在我国户籍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显然很难实现。本文试图探讨符合我国现阶段现实情况的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供求层次问题。
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供需层次探讨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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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之所以难于实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给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所定的目标太高，即要实现外来常住人口在户籍上的本地化。在我国户籍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显然很难实现。本文试图探讨符合我国现阶段现实情况的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供求层次问题。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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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律社会咨询中心,上海200020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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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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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期
其他文献
文章分析北京市2010年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基本特征：集中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性别结构大致均衡；中青年人是人户分离人口的主体；受教育程度以中学文化程度为主；婚姻状况以有配偶为主；跨区县人户分离现象居多；跨区县人户分离人口户口所在地与现住地相邻；不愿意迁移户口是人户分离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大量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不仅削弱了户籍管理职能，影响了基层的政权建设和社区管理，影响着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的有效开展。文章为此提出改革方向及可行性建议。
春运作为交通运输体系每年必须承受的非常规、高成本、高风险的社会问题，是现行城乡与区域隔离制度安排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产物，2008年突如其来的“雪灾”危机让我们更加感受到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可能带给整个社会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又来临了。近期，国家发改委、铁道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部署了2009年全国春运工作，据估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3．2亿人次，比2008年春运增长3．5％。
自1989年以来，每年春节前后，春运都会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引发最广泛的热烈讨论，虽历经20年，仍未见衰减之兆。
春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运输现象，和中国人讲求春节家庭团圆的传统相联，更和工业化的社会变迁、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相关。上世纪80年代初农民尚少流动，春运并未引起关注。80年代中期，回家过春节的群体里增添了打工者，节后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多。
文章主要利用4个亚洲女性缺失型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专项抽样调查、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报告等相关资料，通过分析比较这些女性缺失型国家和地区性别比失衡的态势、原因及后果，评述针对性别失衡所采取的直接治理措施、文化制度改变的努力，以及改善女孩生存环境和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与公共治理，从这些国际公共治理措施中提炼出经验和模式，进而对中国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出可资借鉴的干预策略。
1调查背景和目的
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大量流动人口（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新情况，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谁都曾年轻，谁都将老去，如何解决退出工作领域后的经济供养和精神抚慰等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是每个自然人必然会、必须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作为社会人的养老与当时当地的政府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国民能否安享晚年更是责任政府与人文政府的风水岭。
家庭生育理论和研究集中于生育数量而忽略了子女性别组合。1990年代以来随着超声波技术在产前检查中的普遍应用，性别鉴定和选择生育在男孩偏好社会迅速扩展，并成为家庭实现子女目标组合的重要方式。本文根据全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新信息，通过子女匹配寻母的方法重建整个1990年代生育史，并据此推算每年生育水平和子女排序比例。发现育龄妇女二三胎次生育水平在90年代初大幅下滑。农村地区，特别在华中南地区，二胎女孩生育率明显低于二胎男孩生育率且男女差持续扩大，反映二胎生育选择性强，造成女孩乃至整体生育水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