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集聚于各个大中小城市，这些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造成了诸多城市病，如城市空间的高度挤压和城市住房难等问题。伴随着1990年代开始的住房商品化进程，中国城市住房的生产和分配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城市住房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广州，户籍制度始终与城市住房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的住房制度基本都是为本地人而设计。本地人由于地缘优势和制度上的优势，往往居住在城市中心或郊区环境较好的小区；大量外来人口一直被高居不下的房价和城市住房制度排斥在城市的边缘或城中村。这种居住格局不仅造成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居住空间不平等，而且拉大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　　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居住隔离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利用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从宏观层面分析广州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空间隔离历程及其隔离程度；利用2005年和2010年的《市场化下住宅搬迁与城市重构》问卷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定量分析广州市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居住条件的不平等和社会交往、社区认同差异；选取石牌村为典型案例，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石牌村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居住条件差异和社区交往现状；最后根据广州市目前面临的新形势，借鉴国内外相关住房政策提出缩小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居住隔离的对策。　　本研究通过宏观分析发现，转型期广州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空间分布经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过程，人口分布呈现逐步走向均匀化的趋势；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较高，城市内部隔离程度差异明显，核心区的隔离程度低于外围区。微观分析发现，不同户籍的居民之间存在住房接近途径、住房产权、住房性质和住房条件等差异，本地人口跟外来人口相比，拥有较多的住房获取途径和住房类型、较高的住房自置率和较好的居住条件；居民的户籍类型和职业类型是影响住房条件不平等的显著原因；不同户籍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区认同感程度也有较大差异，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区认同程度均比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和社区认同程度深。以石牌村为例，在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彼此发生了自愿隔离：本地村民大多居住在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居住条件好的社区，而外来人口大多居住在脏、乱、差的“城中村”，形成较为明显的差别；本地人与外地人除了房东房客的租赁关系外，基本上并不存在其它实质性的联系，社会交往程度浅。　　在当前城市房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居住矛盾难以协调的情况下，广州市应当利用建设“首善之区”和开展“三旧”改造的契机，通过加快社会管理制度改革、消除住房市场中的制度障碍；以城市规划为先导、促进城市居住空间的合理布局；探索居住地块开发建设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利用“三旧”改造契机建设混合社区等措施，努力缩小居住隔离，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