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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常常反映事物的本质，世界的真正的模样。庄子笔下的樗树，树干臃肿，枝条卷曲，完全不合乎工匠的要求，因而得以免遭斤斧，自由生长。格拉斯的《铁皮鼓》中的主人公奥斯卡也正由于是鸡胸驼背的侏儒，才在二战的炮火中成功地躲过了好几次性命之虞。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大事不着急。
什么事让我们魂不守舍、心跳加快、血流加速？一篇一个小时内就要写出交稿的新闻特写，报纸就等它付印了;火车三分钟后就要开了，还未到检票口;内急得快憋不住了，却到处找不到厕所……这个时候，那件事就是整个世界。但很快，在那件事情做完后，世界又完整如初，它甚至丝毫不再被想起。它们是急事，但不是大事。
真正的大事是不着急的。开凿一条运河，建造一座城市，绝对着急不得。修筑长城用了几个朝代，有意思的是，卡夫卡在《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将之作为一个隐喻，表达其目标永远无法达到的思想。长城形体的巨大，恰好对应了人类生存的永久的、可悲的困境。
从甘地到曼德拉，大事也在另外的维度上展开。让一片土地挣脱桎梏，一个民族当家作主，也远不是几番声明、几次集会能做到的。答案在一双从南到北丈量印度半岛的光脚板里，在那一架手纺车的转动中。它纺织着次大陆的棉花，也纺织出一幅独立的梦想。答案还在罗本岛上的那间单人囚室中。室内，三十多年的阴暗潮湿;室外，三十多年的潮涨潮落。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当然无法和这些丰功伟业相比，然而平凡的一生中但凡称得上重要的事，也都是耗费时光的。把一个热爱的女人追成妻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将孩子从一团粉红的肉养育成高大的少男少女，还要小心不让他或她学坏，要多少个寒暑的操心劳神。
大事有时甚至和体积、数量这些空间范畴并无关系，而表现为一种深刻和纯粹，但大事却注定了和时间结缘。大事不是即时的催逼，而是长久的压迫。是一种苦乐交织的厮守，灵魂的纠缠不去的负担。如果它受到阻碍，那是钝物割肉的疼痛，如果它获得进展，那种喜悦也该像啜饮一杯清茶，而不会是大汗淋漓时痛饮冰镇汽水的畅快。它脱离了庆典、仪式的短暂和喧哗，而和日常的生活相依相偎，也因此具备大地的品性。真正的大事不事张扬，就像真正的劳动者不炫耀掌心的老茧。大事是以工作为发端的一条直线，抵达它的距离很长，它所能延伸的距离就更长，就像夕阳光里，大树和它的影子。它的光荣镌刻在时间里。
不着急，不是不能着急，是着急不得。当然，我们也熟悉这样的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它表明了一种进取态度，但仅靠它是不够的。大事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应取的态度。大事既然是卓越的，超常态的，就需要更多的悟性、心智和体力，更深入更持久的劳动，而这些是着急不得的。它是百年老树，而非那些速生的、用来做一次性筷子的树种。它的长成需要更多的阳光、风和养料，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和周期。佛经称“三界如火宅”，情境够危急的吧？但欲求解脱，还得靠修行，而修行是缓慢的功夫。菩提树下佛祖的正觉是一个伟大的寓言。
我想谈谈诗，还有文学，它们是精神生活的大事。记述这样的“大事记”用得上数字：歌德写《浮士德》花了六十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耗去的是一生。普鲁斯特用最后二十年的时光，息影绝交，在厚重的窗帷隔出的阴暗和寂静中，达成了与时间的和解。《追忆似水年华》，一个开放在时间深处的花园，芳馥幽雅，同时却具备了最为坚固的金属的性质。几个世纪后，一定还有人在它的旁边，徘徊流连。通过同时间最紧密持久的拥抱结合，作家连同作品得以超越时间，存在于时间之外。
里尔克写道：“我们应该以一生之久，尽可能那样久地去等待，采集真意与精华，最后或许能够写出十行好诗……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態。”
大事需要淳朴憨厚的心灵，坚信和虔诚，毅力和耐心，与时间的相守相忘。诚笃朴拙比机敏灵巧更值得称颂。大事的尺度是时间。然而我们这里多的是速度的大师，数量的模范，蔑视价值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他们争先恐后，一星期看不到自己印成铅字的名字就着急，一年没有新著出版就怀疑自己堕落了，他们本来也许是想做大事的，却不知不觉把大事做成了急事。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是对作家的劳动的生动的表述。一个巴黎的贫穷清洁工，多年中收集首饰作坊里的尘土带回家，因为里面混杂了极少量的金屑。每天，他筛出尘土，留下一点点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金屑。岁月流逝，金屑积少成多，终于铸成了一枚金锭。清洁工请人将它打成一朵金蔷薇，要送给一位他一直关心的、不幸的女性。作家在文章最后写道：这朵金蔷薇或多或少便是我们创作活动的写照。相信每一部小说，每一首诗，每一篇散文，只要具有足够的纯正，在其完成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图式。
还是里尔克曾说过：“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不能计算时间，年月都无效，就是十年有时也等于虚无。艺术家是：不算，不数;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面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归是会来的，但它只向着忍耐的人们走来（《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大事不着急。
什么事让我们魂不守舍、心跳加快、血流加速？一篇一个小时内就要写出交稿的新闻特写，报纸就等它付印了;火车三分钟后就要开了，还未到检票口;内急得快憋不住了，却到处找不到厕所……这个时候，那件事就是整个世界。但很快，在那件事情做完后，世界又完整如初，它甚至丝毫不再被想起。它们是急事，但不是大事。
真正的大事是不着急的。开凿一条运河，建造一座城市，绝对着急不得。修筑长城用了几个朝代，有意思的是，卡夫卡在《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将之作为一个隐喻，表达其目标永远无法达到的思想。长城形体的巨大，恰好对应了人类生存的永久的、可悲的困境。
从甘地到曼德拉，大事也在另外的维度上展开。让一片土地挣脱桎梏，一个民族当家作主，也远不是几番声明、几次集会能做到的。答案在一双从南到北丈量印度半岛的光脚板里，在那一架手纺车的转动中。它纺织着次大陆的棉花，也纺织出一幅独立的梦想。答案还在罗本岛上的那间单人囚室中。室内，三十多年的阴暗潮湿;室外，三十多年的潮涨潮落。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当然无法和这些丰功伟业相比，然而平凡的一生中但凡称得上重要的事，也都是耗费时光的。把一个热爱的女人追成妻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将孩子从一团粉红的肉养育成高大的少男少女，还要小心不让他或她学坏，要多少个寒暑的操心劳神。
大事有时甚至和体积、数量这些空间范畴并无关系，而表现为一种深刻和纯粹，但大事却注定了和时间结缘。大事不是即时的催逼，而是长久的压迫。是一种苦乐交织的厮守，灵魂的纠缠不去的负担。如果它受到阻碍，那是钝物割肉的疼痛，如果它获得进展，那种喜悦也该像啜饮一杯清茶，而不会是大汗淋漓时痛饮冰镇汽水的畅快。它脱离了庆典、仪式的短暂和喧哗，而和日常的生活相依相偎，也因此具备大地的品性。真正的大事不事张扬，就像真正的劳动者不炫耀掌心的老茧。大事是以工作为发端的一条直线，抵达它的距离很长，它所能延伸的距离就更长，就像夕阳光里，大树和它的影子。它的光荣镌刻在时间里。
不着急，不是不能着急，是着急不得。当然，我们也熟悉这样的话：“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它表明了一种进取态度，但仅靠它是不够的。大事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应取的态度。大事既然是卓越的，超常态的，就需要更多的悟性、心智和体力，更深入更持久的劳动，而这些是着急不得的。它是百年老树，而非那些速生的、用来做一次性筷子的树种。它的长成需要更多的阳光、风和养料，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和周期。佛经称“三界如火宅”，情境够危急的吧？但欲求解脱，还得靠修行，而修行是缓慢的功夫。菩提树下佛祖的正觉是一个伟大的寓言。
我想谈谈诗，还有文学，它们是精神生活的大事。记述这样的“大事记”用得上数字：歌德写《浮士德》花了六十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耗去的是一生。普鲁斯特用最后二十年的时光，息影绝交，在厚重的窗帷隔出的阴暗和寂静中，达成了与时间的和解。《追忆似水年华》，一个开放在时间深处的花园，芳馥幽雅，同时却具备了最为坚固的金属的性质。几个世纪后，一定还有人在它的旁边，徘徊流连。通过同时间最紧密持久的拥抱结合，作家连同作品得以超越时间，存在于时间之外。
里尔克写道：“我们应该以一生之久，尽可能那样久地去等待，采集真意与精华，最后或许能够写出十行好诗……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態。”
大事需要淳朴憨厚的心灵，坚信和虔诚，毅力和耐心，与时间的相守相忘。诚笃朴拙比机敏灵巧更值得称颂。大事的尺度是时间。然而我们这里多的是速度的大师，数量的模范，蔑视价值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他们争先恐后，一星期看不到自己印成铅字的名字就着急，一年没有新著出版就怀疑自己堕落了，他们本来也许是想做大事的，却不知不觉把大事做成了急事。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是对作家的劳动的生动的表述。一个巴黎的贫穷清洁工，多年中收集首饰作坊里的尘土带回家，因为里面混杂了极少量的金屑。每天，他筛出尘土，留下一点点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金屑。岁月流逝，金屑积少成多，终于铸成了一枚金锭。清洁工请人将它打成一朵金蔷薇，要送给一位他一直关心的、不幸的女性。作家在文章最后写道：这朵金蔷薇或多或少便是我们创作活动的写照。相信每一部小说，每一首诗，每一篇散文，只要具有足够的纯正，在其完成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图式。
还是里尔克曾说过：“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点地完成。”“不能计算时间，年月都无效，就是十年有时也等于虚无。艺术家是：不算，不数;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面没有夏天来到。夏天终归是会来的，但它只向着忍耐的人们走来（《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