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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灾难书写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尊重，正是被现实灾难所激发的“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以人的生命为本”作为当下的普遍共识，既广泛渗透进现实生活中，使人面对灾难群起抗争，毅然决然地振奋出全部的生命力量，体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也体现在灾难书写中，使文艺创作蕴含对生命的悲悯。但灾难书写还须进一步高扬生命的大旗，对人的生存本质进行反思，才能真正催生伟大的作品。
〔关键词〕 “以人的生命为本”；灾难书写；悲悯；崇高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008－06
〔作者简介〕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黎 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从2008年初的雪灾，到汶川、玉树地震，再到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数年间，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自然灾难。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中所展现的人性的光辉却令人深深动容。面对灾难，“以生命为本”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共识。从人的生命出发所迸发出的“大爱”，完成了悲剧性这一审美范畴的现代升华。对生命陨灭的深深痛惜，对生命价值的真挚赞美，正是被现实灾难所激发和高扬的“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而对苦难进行回忆与梳理。自省与反思，正是现实对文艺创作的呼吁与要求，当今的文艺创作，亟待充分承担起这一抚慰伤痛、高扬人性、讴歌生命的任务。
一、以人的生命为本
三年前的汶川地震，国旗首次为普通国民的遇难而降。国旗低垂，举国哀悼，设立国难日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民、敬畏个体生命的理念。地震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中折射出的人性光辉、人的“大爱”，表明对生命价值的高扬、“以生命为本”的观念已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
从国家层面来看，领导人多次强调“以人的生命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不抛弃，不放弃”，这都是对生命为本、生命至上的诠释。从普通百姓来看，在灾难幸存者身上，可以看到生命的顽强和崇高。汶川地震中映秀镇村民虞锦华在被埋150小时后获救。在地震的遇难者身上，可以看到生命的高尚。地震中遇难的年轻母亲，在临死之前，用身体给自己幼小的孩子提供了废墟下生存的空间。身旁散落的手机上，写着母亲的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在营救人员、医护人员身上，可以看到对生命救援的巨大努力和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四川绵竹一所小学的救援现场，余震突然来临，教学楼的废墟即将二次坍塌，消防战士荆利杰却不愿撤退，向拉着他的战友们跪下哭喊，“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吧！我还能再救一个！”在新闻从业者身上，可以看到对逝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汶川地震后的第五天，死亡人数达28,881人。四川电视台主播宁远，在念出这个可怕的数字时，泣不成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也在提及伤亡数字时，数度哽咽。在这一刻，职业的冷静与理性让位于对遇难者的泣血悲鸣。此外还有无数普通的百姓共同关注着灾难，为灾难中的生者尽一份力，向灾难中的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举国上下，所有的普通民众所体现出的对生命的坚持、尊重、珍视和关爱，汇聚成了巨大的生命光辉，共同谱写了大写的“人”对生命的“大爱”。
我们经常说“以人为本”，何为以人为本？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高扬，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人的生命，准确地说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首先具有惟一性。正是这许多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与不可复制，造就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其次，生命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将永无可能挽回。可以这样说，“以人为本”本质地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只有“以生命为本”，将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放在它应有的崇高地位上，才能真正将“以人为本”落实在最坚固和宽广的基础上。同时，“以生命为本”又是“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社会现实下的进一步深化。地震灾难是无情的，它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也难以计量；但如何应对灾难却是一个契机，人们充分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第一，“以人的生命为本”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以人的权利和需要为本，而生命，恰恰是人最为根本的权利和需要，是其他一切生而为人允许有的权利实现的前提和载体。
生命的权利是人一切权利的前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毋庸置疑，生命權正是第一位的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必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只有拥有生命，一切生而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民主、自由、财富等）和义务（如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和遵守社会的公德、法律等）才能得以实现。而一旦失去生命，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权利都随之丧失。没有这一基本权利的保证及保障，整个人权将毫无基础可言。因此，生命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已成今日全世界的普遍共识。
生命的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生理的需求，即人类维持自身生存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安全的需求，即人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丧失事业和财产的威胁等方面的需要；社交的需求，这包括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需要和人与群体之间的所属关系；被尊重的需求，即自我给与的尊重和从他人那里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也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指的是人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自我的完善。很显然，人的真正完整的生命需求正应该包括这五个层次，而不仅仅是第一、第二个层次。人的生命之所以崇高，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绝不仅仅意味着维持简单的肉体生存，而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超越动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唯一拥有智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伟大生命；人的生命的伟大之处正体现在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智慧和实践能力上，这也正是将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存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因素。马克思说：“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自由的活动”——实践活动。〔1〕同时，对情感和尊严的共同需求，对自由和理想的共同渴望，也赋予了人类一种普遍的人性光辉。这种人类才有的庄严夺目的自觉，显然是动物性生存中难以体现的。如果我们仅仅将人对生命的需求理解为生理的、肉体的需求，那么导致的只能是生命意义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生命理应包含人作为个体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内容和过程。
第二，“以人的生命为本”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现实中的进一步深化。
“以人为本”的人，既是一个集体概念，又是一个个体概念。集体概念的“人”，显然意指全人类。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承认和肯定人类有超越阶级、民族、国家、制度、信仰等等之上的共同需求、利益和特性，解放和发展全人类，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应有之义。作为个体概念的“人”，指的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生存在“地球村”中的生命个体。“以人的生命为本”，不仅要尊重和保障个体生命的生存，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过去数个人类社会阶段中，由于历史的局限，个体的发展往往需要让位于群体的发展；极端情况下为了群体的利益，个体的生命甚至会被牺牲。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2〕在今天，“以人为本”之所以被视作时代思想的伟大进步，就在于它高扬对个体的尊重和珍视、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体现了对人类诸个体生命的价值认同。
“以人的生命为本”首先体现在，人的生命价值和其他物不可比较。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衡量人的生命的体积和重量。人的生命不存在等价物，不可与任何他物置换。唯一能够解释个体生命价值的，是生命本身。这就要求我们，在生命的天平面前，去除一切利益的考量。这在面临灾难之际显得尤其重要。当大灾发生，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任何将生命与利益挂钩的权衡与取舍，都违背了“以人的生命为本”的宗旨。只有真正做到“以生命为本”，才能避免陷入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泥淖。“以人的生命为本”其次体现在生命平等，个体生命之间的价值不可比较，没有大小。这就意味着，所有个体的生命价值都是同等的崇高。无论是外貌的美丽或丑陋，身体的健康或疾病，个人的富有或贫穷，地位的高贵或卑微，都不能成为区别个体生命价值的理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往往认为，那些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们生命的意义要大于普通人。“以生命为本”思想的进步，就在于厘清了对个体生命价值平等的认识。自汶川地震设立国难日之后，从玉树地震，到舟曲泥石流灾害，国旗为普通国民而降已成为一种惯例。这显然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进步，充分闪耀着“以人的生命为本”的光辉。须知所有的生命都是唯一的且不可逆的，对每个人来说，其生命价值都是无限大。人类社会是无数个体的结合。每个人不论健康状况、财富地位、品性才能,都是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便自然成为缔结和组成社会的一份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也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把普通人的生命、普通个体的人性尊严放到最高位置，才能算作是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价值，真正做到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重。
二、“以生命为本”，实现悲剧性的现代升华
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所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和生命至上的理念，却彰显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一方面，“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使人面对灾难奋起抗争；另一方面，“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使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对生命的陨灭报以最深挚的同情。正是这种从生命出发的抗争与同情，将灾难中的悲剧性升华为崇高与悲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作为人类主体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审美关系，悲剧性完全可以超越文学艺术的范围而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可悲的并不限于悲剧。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在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各种各样悲惨的遭遇，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诉说悲剧性的命运。这样，悲剧性这一审美的范畴，虽然来自于悲剧，但却又不限于悲剧。”〔3〕
第一，人的生命力量将悲剧性升华为崇高。
人的生命本质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就具有悲剧性。任何生命都有自我保存、保护的强烈本能。而人，作为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物，更是不仅仅会主动地保存、保护自我，而且会积极地发展自我。人类许多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就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任何对生命的威胁和戕害，都会促使人爆发出自我保护的生命本能。与人的强烈的生存渴望相对应的是，人最终必然走向死亡。虽然动物也必然走向死亡，但动物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人却清醒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宿命。因此生命本质的悲剧性就在于人类以个体生命的偶然、有限去抗争人类死亡的普遍、必然，因自身作为个体生命的有限去想象和渴望无限。从这个特定角度来看，个体生命永远具有某种悲剧性。因为对死亡的抗争最终永远以失败结束，可以向无限不断接近却永远不能达到。苦难与死亡成为生命有限的人的无可逃避的命运。
但人毕竟不同于自然的其他的造物。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4〕人既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因而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面对自己苦难和死亡的宿命；同时人又是超感性的、普遍的、道德的存在物，人必然会群起而抗争，必然会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来与苦难和死亡抗争。正是这种从人的生命本质中迸发出的力量，开启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使人在面对自然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不单是具有自然的规定性并受其支配的自然存在物，更是具有普遍道德规定性并藉此实现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性和尊严的社会道德存在物。“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不能不受到压抑，遭到阻遏。但是，人不是自然的人，匍匐在自然的面前，他有整个人类文化所蓄积起来的精神教养和人格理想，他以文化人的本质力量和外界野生的自然力量相搏斗，他自己的本质力量有了舒展和用武的场合，感到自己提高了，胜利了。”〔5〕正是在人作为道德存在物对自然的抵抗中，人完成了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克服了生命本身的悲剧性，达到了康德所谓的“崇高”。
康德将“崇高”分为了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指的是单纯直观把握到的体积的大。而力学的崇高则是就威力而言。康德说：“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与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抗的能力太渺小了。”〔6〕但仅就自然的对象本身，还不能构成力学的崇高。康德说：“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超越影响我们的心内的自然和外面的自然时。”〔7〕自然的威力必须首先作用于人，使人感受到压迫与阻碍，进而反观自身，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但这种压迫与阻碍并不能使人灰心丧气，反而使人毅然决然地振奋出全部的生命力量，与自然作斗争，并在这斗争中提升自己、解放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崇高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当人的精神力量发扬后，能够克服巨大的自然给他造成的困难和痛苦，与之抗衡，從而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卓越与高超，人不仅是动物的本能的人，而且成为新的领域的开拓者，新的价值的创造者，他的生命力得到提高，他的精神进入新的境界”。〔8〕
因此，作为对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命价值的一种描述，崇高在悲剧性范畴中所呈现的意义在于，人面对难以避免的生存苦难和必然的生命毁灭，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生存意志，迸发出极其顽强的自救和抗争，从而使人的生命得到提升。而当苦难和毁灭以自然灾难的形式体现，并危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时，崇高就体现为，人们群起奋争，不仅努力自救，也积极帮助他人，从而将苦难的悲剧性升华为崇高。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与毁灭，人们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存意志、为了挽救他人生命而放弃自己生存的伟大人格力量、为了营救更多生命而挑战自然的超凡勇气，这些人类抗争的全部品质，使我们体悟到人类心灵的伟大和人之为人的超越之处，共同构成了崇高的悲剧精神。
第二，“以生命为本”，将悲剧性升华为悲悯。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论最早奠定了悲剧性范畴的基础。他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功效在于引发怜悯和恐惧，并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而怜悯和恐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9〕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怜悯和恐惧的目的在于观众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而为了实现这种快感，悲剧最好从神话史诗或英雄传说中取材，其主要人物不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产生怜悯之情，有一个感情上的‘距离’问题——太远了不行，十分亲近也不行”。〔10〕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并不在于让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而是让观众体验和宣泄这两种情绪，并在宣泄中将痛感转化为快感，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这种怜悯与恐惧归根结底还是安全距离下对不幸的欣赏和玩味。
而关于悲剧，鲁迅先生有一著名论断，即“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人的在场，这一论断可以说是进一步升华了悲剧性的内涵。
悲剧性内涵的第一层次在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有价值的、美好的、正面的东西的毁灭，才能带来痛感，这正是悲剧性的核心，也是悲剧性的决定因素。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人的生命无疑是最为宝贵和美好的；人所遭受到的苦难乃至人的生命的毁灭，正是最强烈的悲剧性的毁灭。
悲剧性内涵的第二层次在于，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只有这毁灭与人发生关系，这毁灭的观看者产生悲剧感，才有所谓的悲剧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正是“人的苦难和死亡”，灾难题材文艺作品中的悲剧性正可以概括为“将人毁灭给人看”。一方面，人的生命是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人的苦难与死亡是将这最宝贵的东西毁灭了。这种毁灭所带来的痛感无疑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人作为“看”的主体，他观看的不是其他物体的毁灭而正是人自身的苦难和死亡。这必然会引起他深层心理中潜伏的死亡意识，勾起他对死亡的自然恐惧，触动他对其他人的怜悯。对人类而言，对自己生命苦难和死亡的恐惧，对他人的生命痛苦与毁灭的怜悯正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和心理效应。
“以生命为本”的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并超越了“怜悯与恐惧”，即将悲痛升华为悲悯：一种出于对同为生命的深切“同情”和无比关爱，一种人性的大悲悯。在灾难中人们充分体现了这种尊重生命、贴近生命的大悲悯。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表明，灾难当前，他人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他人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人和人之间，是如此的息息相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1〕
三、灾难书写：生命价值的彰显
“以生命为本”作为当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既渗透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也广泛体现在灾难题材的文艺创作中。
以汶川地震为例，震后涌现出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从专业的文学创作者，到普通网民，人们选择了文艺创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灾难的震惊和对生命的哀悼。文艺创作呈现出井喷状态：诗歌因其体裁的短小，情感的强烈成为人们直抒胸臆的首选。著名诗歌刊物《星星诗刊》更是在5月12日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首优秀诗歌，《压不垮的脊梁》、《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等一批抗震诗歌也通过网络广为流传，感人肺腑，备受好评。一时间诗歌成为了人们彼此之间传递爱与力量的强大载体。《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学》等期刊也相继刊登地震诗歌专辑,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诗集。其次，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也相继发表与出版。如何建明的《撤离死城——北川纪事》(《中国作家·小说》2008年第7期)、江宛柳的《英雄唐家山》(《当代》2008年第5期)、张蜀梅的《生死八天》(《花城》2008年第4期)、李春雷《夜宿棚花村》(《中国作家·纪实》2008年第7期)、李西闽的《幸存者》(《收获》2008年第5期)、谢映红、闫星华的《有一种生死叫堅强》(《中国作家·纪实》2008年第7期)等。另外，中国的影视文艺工作者们也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迅速赶往灾区。除尹力导演的《汶川》、灏然导演的《我们在一起》、八一厂摄制的纪录片《汶川大地震》、西影和峨影合拍的《5·12北川不相信眼泪》外，还有抗震救灾为题材的电视系列剧《震撼世界的七日》。此外，反映汶川大地震的话剧《坚守》也在震后迅速完成。首都的话剧舞台还分别上演了由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艺突击取材、创排的大型话剧。
和过去相比，灾难书写在歌颂民族精神、赞美祖国的同时，闪现出了更多关怀个体生命的光芒；生命意识、生命价值，在灾难生与死的考验下表现得格外突出。尊重人、尊重生命，构成了灾难书写的主体内容，体现出作为文艺创作者所秉持的一种最高、最深远的人文关怀。有学者曾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归纳为五个层次：一是科学层面的含义，即对知识、科学的重视与求索；二是道德层面的关注，即对道德修养、道德行为的看重；三是原则层面的关注，即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要原则的呼唤；四是人本主义层面，即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五是终极关怀的层面，即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的关怀。〔12〕这个概括是颇有见地的，其中第五个层面中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扬、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就是灾难书写的主要内容。
这种人文关怀首先体现为对个体生命陨灭的痛惜，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的尊重。在灾难题材的文艺创作中，有不少流传极广、令人深深动容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创作者们不是将生命的逝去视作一组黑色冰冷的数字，不是将灾难中死去的人简单地冠以“遇难者”的抽象名词。而是对每一个逝去的生命致以最深刻的哀悼与惋惜。
没有比这更令人悲痛/一朵朵花蕾/竟然这样凋谢了/还没来得及盛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夏天的热情/还没来得及结出秋天的果子/就在暴风雨中凋落了
——谭旭东《那些不幸的花蕾》
诗人们还借助想象，或是重现生命戛然而止的那个瞬间，或是抒发物在人亡的悲戚。
来不及向你们告别/一切都那么突然，仿佛闪电/撕开地狱，立刻又合上/来不及向你们告别，来不及对你们说/我走了，亲人啊，废墟已将墓园/筑在了我的头顶/通往课堂的小路还那么欢畅吗/少先队的礼敬还那么庄严吗/幼儿园的孩子还在等着妈妈吗/同学啊，来不及向你们告别/来不及跟你们讨论考试和未来的难题/以及生与死在生命里究竟怎样抒写/……
——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
面对一排排整齐叠放的书包，我的泪流下来了！/在废墟前，五颜六色，像一簇开得触目惊心的花苞/仿佛刚刚各自与家人告别，配合着顽皮的蹦跳/被翻过的书页里还夹着童音与小手的热气/铅笔盒传来轻微的声息，收藏了父母的叮咛，老师有些沙哑的声音/现在，它们炫目地被放在这里/软绵绵的体积里仿佛还保留着童真的形象与体温，一个人生之初/的梦。
——俞强《废墟上的书包》
其次，这种人文关怀体现为文艺创作者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出发，对生命美好的由衷赞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彰显和称颂。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在开拓人类生存空间的同时，也逐渐侵蚀了人们对生命的美好感受。人们的生存本身被消磨于日常化的琐碎状态中。而灾难中生命的突然陨灭将人从漠然的生存状态中惊醒，感受到这种对生命的毁灭所带来的巨大悲痛，进而痛定思痛，反思活着的美好和生命的崇高。
活着,多么幸福/想哭就可以/伏在亲人的肩头痛哭/想笑就可以/拍着朋友的手掌大笑/每一秒每一分/都属于自由自在的生命
——谭旭东《活着,多么幸福》
李西闽的长篇纪实散文《幸存者》讲述的正是作家被困于地震废墟下的亲身经历。在70多个小时等待救援的漫长体验之后，李西闽《幸存者》的题记中写到：“记录下危难中的生死体验,作为一种纪念。愿活着的人快乐,死去的人安息。崇高的、卑微的都是人生,都应该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13〕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对人的生命陨灭的痛惜，还是对生命价值的称颂，文艺创作者普遍地意识到了人的个体生命的惟一性与不可逆。他们在创作中哀悼的，不仅是作为群像的遇难者，更是一个又一个的“人”；他们在作品中悲鸣的，也正是个体生命逝去永无可能挽回的莫大哀痛；只有将他们还原成为曾经鲜活的生命个体，人们才会感受到灾难给生命造成了多大的伤痛，才会在灾难书写中涌动着悲悯的情感。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艺术是一种人类活动……它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中。”〔14〕从个体生命出发，尊重生命、珍视生命，正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在灾难书写中的集中体现。
第三，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在对灾难中人性的开掘上。以最近上映的《唐山大地震》为例，此片并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灾难片。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商业电影类型的灾难片，强调的是物理层面的破坏与摧毁，通过高科技手段营造的种种视觉奇观，力图给观众带来感官印象上的巨大冲击。《唐山大地震》显然意不在此，与其说它是灾难片，不如说这是一个表现劫后余生的人们对抗废墟与心灵创伤的故事。它通过地震中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折射和演绎了民族的灾难记忆。
灾难书写关注的从来就不是天崩地裂破坏摧毁的灾难本身，而是灾难中人的悲欢命运。
从徐帆扮演的艰难抉择的母亲，到被母亲放弃后长期无法释怀的女儿，影片中充满了痛苦的煎熬。灾难是无情的，在灾难面前，人往往会显得渺小和绝望；但绝望中的救赎恰恰在于灾难中爱、理解、宽容和坚韧等美好人性的闪光。在媒体的调查中，有高达76%的被调查观影者坦言，自己在观看《唐山大地震》时情不自禁流下了泪水。还有观众写下了这样的留言：“人性和爱很感人，天佑中华。”〔15〕
影片的投资方之一为唐山市政府，其相关负责人曾这样表达拍摄的初衷：“我们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期望，就是去掉当时的‘文革’色彩和意识形态，还原到人性，展现人的大爱，让感情本身去理解那场灾难。虽然我们目前仍叫它主旋律片，但却是一个‘主旋律’的人性灾难片。”〔16〕灾难的受害者，并不仅仅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而是基于共同人性“感同身受”的所有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难的民族，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军阀割据，以及众多的自然灾害，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多难兴邦”，现实中苦难民族的崛起必然需要借助对苦难历史的梳理和反思；“国家不幸诗家幸”，只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高扬尊重生命的旗帜，从沉重的苦难记忆里反思，将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为民众的公共记忆，才能真正催生伟大的、足以與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相匹配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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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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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西闽.幸存者〔J〕.收获，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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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唐山大地震》令七成多被调查观影者落泪〔N〕.东方早报，2010-07-28.
〔16〕《唐山大地震》：一次主流价值观的主题策划〔J〕.三联生活周刊，2010,(29).
〔关键词〕 “以人的生命为本”；灾难书写；悲悯；崇高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2－0008－06
〔作者简介〕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黎 明，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从2008年初的雪灾，到汶川、玉树地震，再到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数年间，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自然灾难。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中所展现的人性的光辉却令人深深动容。面对灾难，“以生命为本”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共识。从人的生命出发所迸发出的“大爱”，完成了悲剧性这一审美范畴的现代升华。对生命陨灭的深深痛惜，对生命价值的真挚赞美，正是被现实灾难所激发和高扬的“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而对苦难进行回忆与梳理。自省与反思，正是现实对文艺创作的呼吁与要求，当今的文艺创作，亟待充分承担起这一抚慰伤痛、高扬人性、讴歌生命的任务。
一、以人的生命为本
三年前的汶川地震，国旗首次为普通国民的遇难而降。国旗低垂，举国哀悼，设立国难日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民、敬畏个体生命的理念。地震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中折射出的人性光辉、人的“大爱”，表明对生命价值的高扬、“以生命为本”的观念已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
从国家层面来看，领导人多次强调“以人的生命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不抛弃，不放弃”，这都是对生命为本、生命至上的诠释。从普通百姓来看，在灾难幸存者身上，可以看到生命的顽强和崇高。汶川地震中映秀镇村民虞锦华在被埋150小时后获救。在地震的遇难者身上，可以看到生命的高尚。地震中遇难的年轻母亲，在临死之前，用身体给自己幼小的孩子提供了废墟下生存的空间。身旁散落的手机上，写着母亲的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在营救人员、医护人员身上，可以看到对生命救援的巨大努力和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四川绵竹一所小学的救援现场，余震突然来临，教学楼的废墟即将二次坍塌，消防战士荆利杰却不愿撤退，向拉着他的战友们跪下哭喊，“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吧！我还能再救一个！”在新闻从业者身上，可以看到对逝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汶川地震后的第五天，死亡人数达28,881人。四川电视台主播宁远，在念出这个可怕的数字时，泣不成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也在提及伤亡数字时，数度哽咽。在这一刻，职业的冷静与理性让位于对遇难者的泣血悲鸣。此外还有无数普通的百姓共同关注着灾难，为灾难中的生者尽一份力，向灾难中的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举国上下，所有的普通民众所体现出的对生命的坚持、尊重、珍视和关爱，汇聚成了巨大的生命光辉，共同谱写了大写的“人”对生命的“大爱”。
我们经常说“以人为本”，何为以人为本？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高扬，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人的生命，准确地说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首先具有惟一性。正是这许多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与不可复制，造就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其次，生命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将永无可能挽回。可以这样说，“以人为本”本质地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只有“以生命为本”，将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放在它应有的崇高地位上，才能真正将“以人为本”落实在最坚固和宽广的基础上。同时，“以生命为本”又是“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社会现实下的进一步深化。地震灾难是无情的，它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也难以计量；但如何应对灾难却是一个契机，人们充分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第一，“以人的生命为本”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以人的权利和需要为本，而生命，恰恰是人最为根本的权利和需要，是其他一切生而为人允许有的权利实现的前提和载体。
生命的权利是人一切权利的前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毋庸置疑，生命權正是第一位的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必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只有拥有生命，一切生而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民主、自由、财富等）和义务（如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和遵守社会的公德、法律等）才能得以实现。而一旦失去生命，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权利都随之丧失。没有这一基本权利的保证及保障，整个人权将毫无基础可言。因此，生命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已成今日全世界的普遍共识。
生命的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生理的需求，即人类维持自身生存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安全的需求，即人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丧失事业和财产的威胁等方面的需要；社交的需求，这包括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需要和人与群体之间的所属关系；被尊重的需求，即自我给与的尊重和从他人那里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也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指的是人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自我的完善。很显然，人的真正完整的生命需求正应该包括这五个层次，而不仅仅是第一、第二个层次。人的生命之所以崇高，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绝不仅仅意味着维持简单的肉体生存，而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超越动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唯一拥有智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伟大生命；人的生命的伟大之处正体现在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智慧和实践能力上，这也正是将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存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因素。马克思说：“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自由的活动”——实践活动。〔1〕同时，对情感和尊严的共同需求，对自由和理想的共同渴望，也赋予了人类一种普遍的人性光辉。这种人类才有的庄严夺目的自觉，显然是动物性生存中难以体现的。如果我们仅仅将人对生命的需求理解为生理的、肉体的需求，那么导致的只能是生命意义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生命理应包含人作为个体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内容和过程。
第二，“以人的生命为本”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现实中的进一步深化。
“以人为本”的人，既是一个集体概念，又是一个个体概念。集体概念的“人”，显然意指全人类。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承认和肯定人类有超越阶级、民族、国家、制度、信仰等等之上的共同需求、利益和特性，解放和发展全人类，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应有之义。作为个体概念的“人”，指的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生存在“地球村”中的生命个体。“以人的生命为本”，不仅要尊重和保障个体生命的生存，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过去数个人类社会阶段中，由于历史的局限，个体的发展往往需要让位于群体的发展；极端情况下为了群体的利益，个体的生命甚至会被牺牲。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2〕在今天，“以人为本”之所以被视作时代思想的伟大进步，就在于它高扬对个体的尊重和珍视、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体现了对人类诸个体生命的价值认同。
“以人的生命为本”首先体现在，人的生命价值和其他物不可比较。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衡量人的生命的体积和重量。人的生命不存在等价物，不可与任何他物置换。唯一能够解释个体生命价值的，是生命本身。这就要求我们，在生命的天平面前，去除一切利益的考量。这在面临灾难之际显得尤其重要。当大灾发生，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任何将生命与利益挂钩的权衡与取舍，都违背了“以人的生命为本”的宗旨。只有真正做到“以生命为本”，才能避免陷入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泥淖。“以人的生命为本”其次体现在生命平等，个体生命之间的价值不可比较，没有大小。这就意味着，所有个体的生命价值都是同等的崇高。无论是外貌的美丽或丑陋，身体的健康或疾病，个人的富有或贫穷，地位的高贵或卑微，都不能成为区别个体生命价值的理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往往认为，那些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们生命的意义要大于普通人。“以生命为本”思想的进步，就在于厘清了对个体生命价值平等的认识。自汶川地震设立国难日之后，从玉树地震，到舟曲泥石流灾害，国旗为普通国民而降已成为一种惯例。这显然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进步，充分闪耀着“以人的生命为本”的光辉。须知所有的生命都是唯一的且不可逆的，对每个人来说，其生命价值都是无限大。人类社会是无数个体的结合。每个人不论健康状况、财富地位、品性才能,都是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便自然成为缔结和组成社会的一份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也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把普通人的生命、普通个体的人性尊严放到最高位置，才能算作是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价值，真正做到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重。
二、“以生命为本”，实现悲剧性的现代升华
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所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和生命至上的理念，却彰显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一方面，“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使人面对灾难奋起抗争；另一方面，“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使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对生命的陨灭报以最深挚的同情。正是这种从生命出发的抗争与同情，将灾难中的悲剧性升华为崇高与悲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作为人类主体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审美关系，悲剧性完全可以超越文学艺术的范围而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可悲的并不限于悲剧。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在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各种各样悲惨的遭遇，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诉说悲剧性的命运。这样，悲剧性这一审美的范畴，虽然来自于悲剧，但却又不限于悲剧。”〔3〕
第一，人的生命力量将悲剧性升华为崇高。
人的生命本质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就具有悲剧性。任何生命都有自我保存、保护的强烈本能。而人，作为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物，更是不仅仅会主动地保存、保护自我，而且会积极地发展自我。人类许多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就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任何对生命的威胁和戕害，都会促使人爆发出自我保护的生命本能。与人的强烈的生存渴望相对应的是，人最终必然走向死亡。虽然动物也必然走向死亡，但动物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人却清醒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宿命。因此生命本质的悲剧性就在于人类以个体生命的偶然、有限去抗争人类死亡的普遍、必然，因自身作为个体生命的有限去想象和渴望无限。从这个特定角度来看，个体生命永远具有某种悲剧性。因为对死亡的抗争最终永远以失败结束，可以向无限不断接近却永远不能达到。苦难与死亡成为生命有限的人的无可逃避的命运。
但人毕竟不同于自然的其他的造物。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4〕人既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因而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面对自己苦难和死亡的宿命；同时人又是超感性的、普遍的、道德的存在物，人必然会群起而抗争，必然会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来与苦难和死亡抗争。正是这种从人的生命本质中迸发出的力量，开启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使人在面对自然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不单是具有自然的规定性并受其支配的自然存在物，更是具有普遍道德规定性并藉此实现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性和尊严的社会道德存在物。“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不能不受到压抑，遭到阻遏。但是，人不是自然的人，匍匐在自然的面前，他有整个人类文化所蓄积起来的精神教养和人格理想，他以文化人的本质力量和外界野生的自然力量相搏斗，他自己的本质力量有了舒展和用武的场合，感到自己提高了，胜利了。”〔5〕正是在人作为道德存在物对自然的抵抗中，人完成了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克服了生命本身的悲剧性，达到了康德所谓的“崇高”。
康德将“崇高”分为了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指的是单纯直观把握到的体积的大。而力学的崇高则是就威力而言。康德说：“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与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抗的能力太渺小了。”〔6〕但仅就自然的对象本身，还不能构成力学的崇高。康德说：“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超越影响我们的心内的自然和外面的自然时。”〔7〕自然的威力必须首先作用于人，使人感受到压迫与阻碍，进而反观自身，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但这种压迫与阻碍并不能使人灰心丧气，反而使人毅然决然地振奋出全部的生命力量，与自然作斗争，并在这斗争中提升自己、解放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崇高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当人的精神力量发扬后，能够克服巨大的自然给他造成的困难和痛苦，与之抗衡，從而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卓越与高超，人不仅是动物的本能的人，而且成为新的领域的开拓者，新的价值的创造者，他的生命力得到提高，他的精神进入新的境界”。〔8〕
因此，作为对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命价值的一种描述，崇高在悲剧性范畴中所呈现的意义在于，人面对难以避免的生存苦难和必然的生命毁灭，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生存意志，迸发出极其顽强的自救和抗争，从而使人的生命得到提升。而当苦难和毁灭以自然灾难的形式体现，并危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时，崇高就体现为，人们群起奋争，不仅努力自救，也积极帮助他人，从而将苦难的悲剧性升华为崇高。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与毁灭，人们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存意志、为了挽救他人生命而放弃自己生存的伟大人格力量、为了营救更多生命而挑战自然的超凡勇气，这些人类抗争的全部品质，使我们体悟到人类心灵的伟大和人之为人的超越之处，共同构成了崇高的悲剧精神。
第二，“以生命为本”，将悲剧性升华为悲悯。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论最早奠定了悲剧性范畴的基础。他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功效在于引发怜悯和恐惧，并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而怜悯和恐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9〕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怜悯和恐惧的目的在于观众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而为了实现这种快感，悲剧最好从神话史诗或英雄传说中取材，其主要人物不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产生怜悯之情，有一个感情上的‘距离’问题——太远了不行，十分亲近也不行”。〔10〕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并不在于让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而是让观众体验和宣泄这两种情绪，并在宣泄中将痛感转化为快感，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这种怜悯与恐惧归根结底还是安全距离下对不幸的欣赏和玩味。
而关于悲剧，鲁迅先生有一著名论断，即“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人的在场，这一论断可以说是进一步升华了悲剧性的内涵。
悲剧性内涵的第一层次在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有价值的、美好的、正面的东西的毁灭，才能带来痛感，这正是悲剧性的核心，也是悲剧性的决定因素。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人的生命无疑是最为宝贵和美好的；人所遭受到的苦难乃至人的生命的毁灭，正是最强烈的悲剧性的毁灭。
悲剧性内涵的第二层次在于，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只有这毁灭与人发生关系，这毁灭的观看者产生悲剧感，才有所谓的悲剧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正是“人的苦难和死亡”，灾难题材文艺作品中的悲剧性正可以概括为“将人毁灭给人看”。一方面，人的生命是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人的苦难与死亡是将这最宝贵的东西毁灭了。这种毁灭所带来的痛感无疑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人作为“看”的主体，他观看的不是其他物体的毁灭而正是人自身的苦难和死亡。这必然会引起他深层心理中潜伏的死亡意识，勾起他对死亡的自然恐惧，触动他对其他人的怜悯。对人类而言，对自己生命苦难和死亡的恐惧，对他人的生命痛苦与毁灭的怜悯正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和心理效应。
“以生命为本”的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并超越了“怜悯与恐惧”，即将悲痛升华为悲悯：一种出于对同为生命的深切“同情”和无比关爱，一种人性的大悲悯。在灾难中人们充分体现了这种尊重生命、贴近生命的大悲悯。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表明，灾难当前，他人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他人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人和人之间，是如此的息息相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1〕
三、灾难书写：生命价值的彰显
“以生命为本”作为当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既渗透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也广泛体现在灾难题材的文艺创作中。
以汶川地震为例，震后涌现出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从专业的文学创作者，到普通网民，人们选择了文艺创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灾难的震惊和对生命的哀悼。文艺创作呈现出井喷状态：诗歌因其体裁的短小，情感的强烈成为人们直抒胸臆的首选。著名诗歌刊物《星星诗刊》更是在5月12日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首优秀诗歌，《压不垮的脊梁》、《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等一批抗震诗歌也通过网络广为流传，感人肺腑，备受好评。一时间诗歌成为了人们彼此之间传递爱与力量的强大载体。《人民文学》、《收获》、《北京文学》等期刊也相继刊登地震诗歌专辑,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诗集。其次，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也相继发表与出版。如何建明的《撤离死城——北川纪事》(《中国作家·小说》2008年第7期)、江宛柳的《英雄唐家山》(《当代》2008年第5期)、张蜀梅的《生死八天》(《花城》2008年第4期)、李春雷《夜宿棚花村》(《中国作家·纪实》2008年第7期)、李西闽的《幸存者》(《收获》2008年第5期)、谢映红、闫星华的《有一种生死叫堅强》(《中国作家·纪实》2008年第7期)等。另外，中国的影视文艺工作者们也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迅速赶往灾区。除尹力导演的《汶川》、灏然导演的《我们在一起》、八一厂摄制的纪录片《汶川大地震》、西影和峨影合拍的《5·12北川不相信眼泪》外，还有抗震救灾为题材的电视系列剧《震撼世界的七日》。此外，反映汶川大地震的话剧《坚守》也在震后迅速完成。首都的话剧舞台还分别上演了由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艺突击取材、创排的大型话剧。
和过去相比，灾难书写在歌颂民族精神、赞美祖国的同时，闪现出了更多关怀个体生命的光芒；生命意识、生命价值，在灾难生与死的考验下表现得格外突出。尊重人、尊重生命，构成了灾难书写的主体内容，体现出作为文艺创作者所秉持的一种最高、最深远的人文关怀。有学者曾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归纳为五个层次：一是科学层面的含义，即对知识、科学的重视与求索；二是道德层面的关注，即对道德修养、道德行为的看重；三是原则层面的关注，即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要原则的呼唤；四是人本主义层面，即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五是终极关怀的层面，即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的关怀。〔12〕这个概括是颇有见地的，其中第五个层面中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扬、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就是灾难书写的主要内容。
这种人文关怀首先体现为对个体生命陨灭的痛惜，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的尊重。在灾难题材的文艺创作中，有不少流传极广、令人深深动容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创作者们不是将生命的逝去视作一组黑色冰冷的数字，不是将灾难中死去的人简单地冠以“遇难者”的抽象名词。而是对每一个逝去的生命致以最深刻的哀悼与惋惜。
没有比这更令人悲痛/一朵朵花蕾/竟然这样凋谢了/还没来得及盛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夏天的热情/还没来得及结出秋天的果子/就在暴风雨中凋落了
——谭旭东《那些不幸的花蕾》
诗人们还借助想象，或是重现生命戛然而止的那个瞬间，或是抒发物在人亡的悲戚。
来不及向你们告别/一切都那么突然，仿佛闪电/撕开地狱，立刻又合上/来不及向你们告别，来不及对你们说/我走了，亲人啊，废墟已将墓园/筑在了我的头顶/通往课堂的小路还那么欢畅吗/少先队的礼敬还那么庄严吗/幼儿园的孩子还在等着妈妈吗/同学啊，来不及向你们告别/来不及跟你们讨论考试和未来的难题/以及生与死在生命里究竟怎样抒写/……
——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
面对一排排整齐叠放的书包，我的泪流下来了！/在废墟前，五颜六色，像一簇开得触目惊心的花苞/仿佛刚刚各自与家人告别，配合着顽皮的蹦跳/被翻过的书页里还夹着童音与小手的热气/铅笔盒传来轻微的声息，收藏了父母的叮咛，老师有些沙哑的声音/现在，它们炫目地被放在这里/软绵绵的体积里仿佛还保留着童真的形象与体温，一个人生之初/的梦。
——俞强《废墟上的书包》
其次，这种人文关怀体现为文艺创作者从各自的生命体验出发，对生命美好的由衷赞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彰显和称颂。现代社会中，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在开拓人类生存空间的同时，也逐渐侵蚀了人们对生命的美好感受。人们的生存本身被消磨于日常化的琐碎状态中。而灾难中生命的突然陨灭将人从漠然的生存状态中惊醒，感受到这种对生命的毁灭所带来的巨大悲痛，进而痛定思痛，反思活着的美好和生命的崇高。
活着,多么幸福/想哭就可以/伏在亲人的肩头痛哭/想笑就可以/拍着朋友的手掌大笑/每一秒每一分/都属于自由自在的生命
——谭旭东《活着,多么幸福》
李西闽的长篇纪实散文《幸存者》讲述的正是作家被困于地震废墟下的亲身经历。在70多个小时等待救援的漫长体验之后，李西闽《幸存者》的题记中写到：“记录下危难中的生死体验,作为一种纪念。愿活着的人快乐,死去的人安息。崇高的、卑微的都是人生,都应该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13〕
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对人的生命陨灭的痛惜，还是对生命价值的称颂，文艺创作者普遍地意识到了人的个体生命的惟一性与不可逆。他们在创作中哀悼的，不仅是作为群像的遇难者，更是一个又一个的“人”；他们在作品中悲鸣的，也正是个体生命逝去永无可能挽回的莫大哀痛；只有将他们还原成为曾经鲜活的生命个体，人们才会感受到灾难给生命造成了多大的伤痛，才会在灾难书写中涌动着悲悯的情感。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艺术是一种人类活动……它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中。”〔14〕从个体生命出发，尊重生命、珍视生命，正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在灾难书写中的集中体现。
第三，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在对灾难中人性的开掘上。以最近上映的《唐山大地震》为例，此片并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灾难片。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商业电影类型的灾难片，强调的是物理层面的破坏与摧毁，通过高科技手段营造的种种视觉奇观，力图给观众带来感官印象上的巨大冲击。《唐山大地震》显然意不在此，与其说它是灾难片，不如说这是一个表现劫后余生的人们对抗废墟与心灵创伤的故事。它通过地震中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折射和演绎了民族的灾难记忆。
灾难书写关注的从来就不是天崩地裂破坏摧毁的灾难本身，而是灾难中人的悲欢命运。
从徐帆扮演的艰难抉择的母亲，到被母亲放弃后长期无法释怀的女儿，影片中充满了痛苦的煎熬。灾难是无情的，在灾难面前，人往往会显得渺小和绝望；但绝望中的救赎恰恰在于灾难中爱、理解、宽容和坚韧等美好人性的闪光。在媒体的调查中，有高达76%的被调查观影者坦言，自己在观看《唐山大地震》时情不自禁流下了泪水。还有观众写下了这样的留言：“人性和爱很感人，天佑中华。”〔15〕
影片的投资方之一为唐山市政府，其相关负责人曾这样表达拍摄的初衷：“我们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期望，就是去掉当时的‘文革’色彩和意识形态，还原到人性，展现人的大爱，让感情本身去理解那场灾难。虽然我们目前仍叫它主旋律片，但却是一个‘主旋律’的人性灾难片。”〔16〕灾难的受害者，并不仅仅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而是基于共同人性“感同身受”的所有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难的民族，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军阀割据，以及众多的自然灾害，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多难兴邦”，现实中苦难民族的崛起必然需要借助对苦难历史的梳理和反思；“国家不幸诗家幸”，只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高扬尊重生命的旗帜，从沉重的苦难记忆里反思，将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为民众的公共记忆，才能真正催生伟大的、足以與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相匹配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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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西闽.幸存者〔J〕.收获，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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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唐山大地震》令七成多被调查观影者落泪〔N〕.东方早报，2010-07-28.
〔16〕《唐山大地震》：一次主流价值观的主题策划〔J〕.三联生活周刊，2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