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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几位西方人士在中国滇藏地区一神奇山谷中的喇嘛寺院的经历。作品出版年代时值一战二战过渡期，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乐园，其各项设施与生活方式既古朴又现代，其中中国情调与“中国风”的突出，尤为引人注目。但小说中所创造的各种中国意象与所带来的中国情调与“中国风”，其意义的终点并非在于对东方的推崇与肯定，而在于西方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定义与对文明的自省。
[关键词]《消失的地平线》；中国风；乌托邦；东方学；身份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2-0186-03
1933年4月，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了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令出版商和作家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消失的地平线》一经出版立刻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并很快畅销到美国并被好莱坞高价买下翻拍成电影。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仍然毋庸置疑，其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康威等四位西方人士，在战时从南亚次大陆的巴斯库(作者虚构的某国城市名字)，乘机转移去白沙瓦时，被一个神秘的东方劫机者劫往香格里拉蓝月山谷的神奇经历。
小说出版的时间为一战结束不久，二战风雨欲来之时，作家希尔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人们一手打造这个完美的避风港和精神家园。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乐园是一个位于中国滇藏地区的喇嘛寺院。让人称奇的是。蓝月山谷香格里拉的环境氛围和生活方式十分奇妙，除开自然环境的偏僻隐蔽与壮美神秘，寺院内各种设施与器物中西合璧，既古朴又现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寺院里存在西方的生活方式与器物，但除此之外，作家希尔顿对这个乐园的“选址”和其中中国意象的描写与“中国风”的营造，却令人不禁深思。表面上看到的这些对中国或者东方的向往与推崇，经过仔细分析，也许另有深意。
(一)
每个民族与国家皆有自己的乌托邦史与乌托邦文学传统，东方西方皆是如此。我国比较著名的一个乌托邦典型便是出自东晋陶渊明之手的武陵“桃花源”。西方同样有着悠久的乌托邦文学史。
从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以来，这一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引申，拓展，阐释，关于乌托邦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根据众多学术成果，有研究者将乌托邦的定义大致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类。
狭义是来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乌托邦》。莫尔将“乌托邦”看作一种切实可行的“典范制度”，一种对人类理想社会或国家的理性设计，注重对其制度与设想的实际考察与研究。整体性、秩序和完美成为界定乌托邦的几大特征。
广义的理解把“乌托邦”等同于一切人类理想社会，注重其功能、作用和意义。英国学者利维塔斯(Ruth Lev-itas)在他的《乌托邦观念》(JPThe Concept of Utopia，1990)中综合考察了人们关于乌托邦功能的不同思考，总结出其首要功能是“疏离”——使我们与现实产生距离，以便从超越的视点观察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并针对性地设想一种或几种优于现状的、可能的理想社会，所以乌托邦代表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乌托邦针对现实苦难所描绘出的美好图景，能给予人们“慰藉”，支撑人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而德国思想家布洛赫(Ernest Bloch)则强调乌托邦有“教育”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还有众多学者将其定义为“与现实状态不一致的思想状态”、“人的可能性或期望的范畴”、“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表达形式中”。也就是说，“乌托邦”的确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不过前提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构成社会批判”。
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乌托邦”，也无论定义与结论如何的纷繁复杂，我们实际上都可以将其归结于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在精神上或者实际考量上来试图进行的一种超越。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和促进人们对于自身状态的反省与提升。
“香格里拉”，迪庆藏语中是“心中的日月”之意，它是藏民眼里美好与纯净的象征。希尔顿首次在英语中使用这一词汇，使之出现在西方文学的舞台上。作为一部在西方乌托邦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消失的地平线》创作与出版的年代，恰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期。可想而知，社会上普遍弥漫的是一种消沉与恐慌的情绪。工业革命为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也为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一战将30多个国家卷入其中，约185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在这场被人们称为“结束一切的战争”之后仅仅20年，世界大战再次爆发，全世界的独立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大约60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这是一场不可避免而百年不遇的风暴，那时候战争是无法取得和平的，权力也不能提供帮助，即便科学也无用武之地。所有的文明都会遭到践踏，人类的一切事物都会出现僵局……”
康威答道：“我认为你说得对，这种惨剧曾经发生过，并波及为一个世纪的灾难。”
“把这个与我们即将面临的黑暗比较，有些过了。因为那种灾难并非完全的灾难，它还是有着希望之光的，即便整个欧洲的文明都泯灭了，还有其他的文明，这文明的确源于中国，一直惠顾到秘鲁。但是我们所要面临的灾难时代将波及整个世界，无人可以幸免，也没人能够找到隐藏之地，只有那些过于偏僻且秘密的无人关注的地方才能幸免，香格里拉就是这种地方……”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局势动荡不安，人们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对于原本引以为荣的工业文明不禁产生了怀疑，失望和反思。家园被战争洗劫一空的人们，在动荡的时代面对破败的一切渴望一个远离一切的避风港，或者仅仅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园，这一点便很好理解。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与集体愿望的背景下，希尔顿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一人间乐园。
但是在香格里拉，整个格局都被奇异的平静所垄断……
香格里拉是如此可人，那种芯蕊般高雅的神秘令人迷恋，空气清凉安静得似乎静止了……
这样的描写贯穿于小说的始终。香格里拉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它的和谐、完满、神秘，都十分契合一个乌托邦应该具有的特征。它是人们眼中当之无愧的一个理想境界，一个与外界混乱与生存压力相对应的一种超越状态。虽然，在这一个隐藏于群山中小小的文化发祥地中，有亭台楼阁，有灯影荷池，有香茗和古琴，有宋瓷有漆器，也有中国式的“月夜花香”，“中国风”呼之欲出，然而审视“乌托邦”的意义，可以理解到作者希尔顿只是在借中国——这一片在西方代表着古老与宁静的土地，来构筑一个安全与美好的栖居地，借以超越残酷的现实，表达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对社会的不满与希望。
至此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种借他物来表述自身的做法。依据“乌托邦”的定义，无论香格里拉在希 尔顿眼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典范制度”，还是一种“期望的范畴”来用以支撑破碎的现实，其目的都在于表达自身的情绪与渴望。所以“香格里拉”代表的是与现实不一致的一种状态，不管它描述的是哪种异国情调，乐园又建于何处，其实都不像表面所表现的那么简单。它是对自身所处社会的一种谴责，一声批判与一套价值判断。
正是基于这一深层次的原因，希尔顿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一安置在中国，拥有着亭台楼阁灯影琴声，与西方山雨欲来风满楼形成鲜明对照的乐园。
(二)
从东方学的角度来分析《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中国风”，问题的本质将揭示得更为明显。
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身份”与定位。根据东方学家塞义德的观点，“身份”并非自然形成，也非永恒不变，而是人为建构所成，这是一个不断追寻与自我定义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塞义德认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一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也就是说，“自我”与“他者”正因为区别于彼此，才互为定义。二者相异质，又相辅相成。所以。每一个“自我”的建构都离不开众多的“他者”，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自我、他者、二者之间的作用力，三个元素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上都绝非静止，而是处于一个不断运动的状态中。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需要“他者”来帮助确立自身与完善对自身的定义与建构。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也是如此，东方作为一个历来的“他者”，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
东方作为有别于西方的一整套体系，在各个方面与西方相互对照而紧密相连。在西方整个书写东方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庞大而又在各方面不无微细的参照与比对，同时这个西方眼中的“东方”也无时无刻不在对西方起着深远的影响与作用。东方作为以往的殖民地、文明的源头和竞争者，有助于欧洲或者说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之相对照的形象、心性和概念，从而帮助其建立自身的定义，成为欧洲或西方文化与物质文明的一个无法抹掉的隐含的组成部分。
西方对东方的一系列想象与定位或者说描述，其实都是从作为自己的参照这个角度来进行的。在这个“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里，除开总体的文化态度，也有很多个人化的表现。例如在18世纪最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次之的，对东方某种程度上的“朝圣”：“福楼拜试图在一个孕育了众多宗教、想象和古典文化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家园。” “他们都试图寻找寓言般古老和新异的东方所能为西方提供的那种激发力。”
而在《消失的地平线》这部小说里，宏观上说，作者希尔顿向众多西方读者展示了一种与西方当时当地不同的社会标准。香格里拉作为一个小型然而完整的社会，其“适度”的原则、宁静和谐的氛围，与欧洲或整个西方世界紧张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西方反思与调整自身的文明走向。微观上说，它也表达了处于西方文明环境与社会形势下的个人对东方的“朝圣”心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朝圣”心理的重点也仍然是在自身，香格里拉的一切其实是作者在反思与审视自己的社会之后所希望去达到的状态与可能获得的归宿。
正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自我定义都需要其他一个或者众多民族与文化来参照，因此平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便可以理解为是两次大战期间西方文明形态的一个最为突出与戏剧化的参照。香格里拉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止于一个偏僻遥远的、人类文明与灵魂最后的救赎之地，而是在于推进西方文明认识、反思，以及定义自己。
进一步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在中西合璧、古朴与现代相结合的香格里拉，最高喇嘛竟是西方人，一个卢森堡来的天主教徒，而这位西方喇嘛在对于补充新成员的抉择上颇有意思：“汉人更能适应些，但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很明显，是来自欧洲的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也许美国人的适应能力也较强，我觉得我们的好运在于最终还是在你和你的同行者中发现了你们国家的人。”而躲开风暴，担负着人类文明新生的香格里拉的新主人，这位原先的卢森堡天主教徒最后选定了康威，一个具有西方救世者特点——平静、智慧、隐忍、勇敢的形象，来作为人类救赎地最后命运的承担者与责任人。大喇嘛甚至预言未来：“之后强权相互倾轧的时代，基督教的理想会体现出它的作用，那些隐忍的人们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这些细节的寓意不言自明。对于最高喇嘛，在蓝月山谷的香格里拉，在希尔顿那里，最后的选择仍是基督教与西方人，这便充分说明了一切是关乎西方，这才是背后的含义所在。香格里拉至此便只是一个场景，一个西方挽救世界或者说自身命运与前途的场景，它只是一个方舟，一个实现途径。
综上所述，从西方乌托邦史与乌托邦文学传统，以及西方用以描述定义东方的学科——东方学两个角度来研析，会得知：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消失的地平线》中所创造的各种中国意象与所带来的中国情调与“中国风”，其意义的终点并非在于对东方的推崇与肯定，而在于西方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定义与对文明的自省。
也许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康威的最终离开，说明希尔顿的这一审视与界定并未使作者自己得到满意的答案，对于西方文明的定位和出路仍感到隐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这一努力是否得到确定的结果，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对于他者的描述，实际上却总是起于己，而终于己。
(责任编辑：谢 科)
[关键词]《消失的地平线》；中国风；乌托邦；东方学；身份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2-0186-03
1933年4月，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了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令出版商和作家本人始料不及的是，《消失的地平线》一经出版立刻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并很快畅销到美国并被好莱坞高价买下翻拍成电影。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仍然毋庸置疑，其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康威等四位西方人士，在战时从南亚次大陆的巴斯库(作者虚构的某国城市名字)，乘机转移去白沙瓦时，被一个神秘的东方劫机者劫往香格里拉蓝月山谷的神奇经历。
小说出版的时间为一战结束不久，二战风雨欲来之时，作家希尔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人们一手打造这个完美的避风港和精神家园。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乐园是一个位于中国滇藏地区的喇嘛寺院。让人称奇的是。蓝月山谷香格里拉的环境氛围和生活方式十分奇妙，除开自然环境的偏僻隐蔽与壮美神秘，寺院内各种设施与器物中西合璧，既古朴又现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寺院里存在西方的生活方式与器物，但除此之外，作家希尔顿对这个乐园的“选址”和其中中国意象的描写与“中国风”的营造，却令人不禁深思。表面上看到的这些对中国或者东方的向往与推崇，经过仔细分析，也许另有深意。
(一)
每个民族与国家皆有自己的乌托邦史与乌托邦文学传统，东方西方皆是如此。我国比较著名的一个乌托邦典型便是出自东晋陶渊明之手的武陵“桃花源”。西方同样有着悠久的乌托邦文学史。
从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以来，这一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引申，拓展，阐释，关于乌托邦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根据众多学术成果，有研究者将乌托邦的定义大致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类。
狭义是来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乌托邦》。莫尔将“乌托邦”看作一种切实可行的“典范制度”，一种对人类理想社会或国家的理性设计，注重对其制度与设想的实际考察与研究。整体性、秩序和完美成为界定乌托邦的几大特征。
广义的理解把“乌托邦”等同于一切人类理想社会，注重其功能、作用和意义。英国学者利维塔斯(Ruth Lev-itas)在他的《乌托邦观念》(JPThe Concept of Utopia，1990)中综合考察了人们关于乌托邦功能的不同思考，总结出其首要功能是“疏离”——使我们与现实产生距离，以便从超越的视点观察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并针对性地设想一种或几种优于现状的、可能的理想社会，所以乌托邦代表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乌托邦针对现实苦难所描绘出的美好图景，能给予人们“慰藉”，支撑人们在苦难中顽强生存。而德国思想家布洛赫(Ernest Bloch)则强调乌托邦有“教育”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还有众多学者将其定义为“与现实状态不一致的思想状态”、“人的可能性或期望的范畴”、“存在于人类的一切表达形式中”。也就是说，“乌托邦”的确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不过前提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构成社会批判”。
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乌托邦”，也无论定义与结论如何的纷繁复杂，我们实际上都可以将其归结于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在精神上或者实际考量上来试图进行的一种超越。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和促进人们对于自身状态的反省与提升。
“香格里拉”，迪庆藏语中是“心中的日月”之意，它是藏民眼里美好与纯净的象征。希尔顿首次在英语中使用这一词汇，使之出现在西方文学的舞台上。作为一部在西方乌托邦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消失的地平线》创作与出版的年代，恰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期。可想而知，社会上普遍弥漫的是一种消沉与恐慌的情绪。工业革命为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也为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一战将30多个国家卷入其中，约185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在这场被人们称为“结束一切的战争”之后仅仅20年，世界大战再次爆发，全世界的独立国家几乎无一幸免，大约60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这是一场不可避免而百年不遇的风暴，那时候战争是无法取得和平的，权力也不能提供帮助，即便科学也无用武之地。所有的文明都会遭到践踏，人类的一切事物都会出现僵局……”
康威答道：“我认为你说得对，这种惨剧曾经发生过，并波及为一个世纪的灾难。”
“把这个与我们即将面临的黑暗比较，有些过了。因为那种灾难并非完全的灾难，它还是有着希望之光的，即便整个欧洲的文明都泯灭了，还有其他的文明，这文明的确源于中国，一直惠顾到秘鲁。但是我们所要面临的灾难时代将波及整个世界，无人可以幸免，也没人能够找到隐藏之地，只有那些过于偏僻且秘密的无人关注的地方才能幸免，香格里拉就是这种地方……”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局势动荡不安，人们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对于原本引以为荣的工业文明不禁产生了怀疑，失望和反思。家园被战争洗劫一空的人们，在动荡的时代面对破败的一切渴望一个远离一切的避风港，或者仅仅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园，这一点便很好理解。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与集体愿望的背景下，希尔顿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一人间乐园。
但是在香格里拉，整个格局都被奇异的平静所垄断……
香格里拉是如此可人，那种芯蕊般高雅的神秘令人迷恋，空气清凉安静得似乎静止了……
这样的描写贯穿于小说的始终。香格里拉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它的和谐、完满、神秘，都十分契合一个乌托邦应该具有的特征。它是人们眼中当之无愧的一个理想境界，一个与外界混乱与生存压力相对应的一种超越状态。虽然，在这一个隐藏于群山中小小的文化发祥地中，有亭台楼阁，有灯影荷池，有香茗和古琴，有宋瓷有漆器，也有中国式的“月夜花香”，“中国风”呼之欲出，然而审视“乌托邦”的意义，可以理解到作者希尔顿只是在借中国——这一片在西方代表着古老与宁静的土地，来构筑一个安全与美好的栖居地，借以超越残酷的现实，表达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对社会的不满与希望。
至此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种借他物来表述自身的做法。依据“乌托邦”的定义，无论香格里拉在希 尔顿眼里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典范制度”，还是一种“期望的范畴”来用以支撑破碎的现实，其目的都在于表达自身的情绪与渴望。所以“香格里拉”代表的是与现实不一致的一种状态，不管它描述的是哪种异国情调，乐园又建于何处，其实都不像表面所表现的那么简单。它是对自身所处社会的一种谴责，一声批判与一套价值判断。
正是基于这一深层次的原因，希尔顿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一安置在中国，拥有着亭台楼阁灯影琴声，与西方山雨欲来风满楼形成鲜明对照的乐园。
(二)
从东方学的角度来分析《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中国风”，问题的本质将揭示得更为明显。
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身份”与定位。根据东方学家塞义德的观点，“身份”并非自然形成，也非永恒不变，而是人为建构所成，这是一个不断追寻与自我定义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塞义德认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一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也就是说，“自我”与“他者”正因为区别于彼此，才互为定义。二者相异质，又相辅相成。所以。每一个“自我”的建构都离不开众多的“他者”，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自我、他者、二者之间的作用力，三个元素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上都绝非静止，而是处于一个不断运动的状态中。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需要“他者”来帮助确立自身与完善对自身的定义与建构。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也是如此，东方作为一个历来的“他者”，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
东方作为有别于西方的一整套体系，在各个方面与西方相互对照而紧密相连。在西方整个书写东方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庞大而又在各方面不无微细的参照与比对，同时这个西方眼中的“东方”也无时无刻不在对西方起着深远的影响与作用。东方作为以往的殖民地、文明的源头和竞争者，有助于欧洲或者说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之相对照的形象、心性和概念，从而帮助其建立自身的定义，成为欧洲或西方文化与物质文明的一个无法抹掉的隐含的组成部分。
西方对东方的一系列想象与定位或者说描述，其实都是从作为自己的参照这个角度来进行的。在这个“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里，除开总体的文化态度，也有很多个人化的表现。例如在18世纪最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次之的，对东方某种程度上的“朝圣”：“福楼拜试图在一个孕育了众多宗教、想象和古典文化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家园。” “他们都试图寻找寓言般古老和新异的东方所能为西方提供的那种激发力。”
而在《消失的地平线》这部小说里，宏观上说，作者希尔顿向众多西方读者展示了一种与西方当时当地不同的社会标准。香格里拉作为一个小型然而完整的社会，其“适度”的原则、宁静和谐的氛围，与欧洲或整个西方世界紧张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西方反思与调整自身的文明走向。微观上说，它也表达了处于西方文明环境与社会形势下的个人对东方的“朝圣”心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朝圣”心理的重点也仍然是在自身，香格里拉的一切其实是作者在反思与审视自己的社会之后所希望去达到的状态与可能获得的归宿。
正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自我定义都需要其他一个或者众多民族与文化来参照，因此平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便可以理解为是两次大战期间西方文明形态的一个最为突出与戏剧化的参照。香格里拉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止于一个偏僻遥远的、人类文明与灵魂最后的救赎之地，而是在于推进西方文明认识、反思，以及定义自己。
进一步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在中西合璧、古朴与现代相结合的香格里拉，最高喇嘛竟是西方人，一个卢森堡来的天主教徒，而这位西方喇嘛在对于补充新成员的抉择上颇有意思：“汉人更能适应些，但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很明显，是来自欧洲的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也许美国人的适应能力也较强，我觉得我们的好运在于最终还是在你和你的同行者中发现了你们国家的人。”而躲开风暴，担负着人类文明新生的香格里拉的新主人，这位原先的卢森堡天主教徒最后选定了康威，一个具有西方救世者特点——平静、智慧、隐忍、勇敢的形象，来作为人类救赎地最后命运的承担者与责任人。大喇嘛甚至预言未来：“之后强权相互倾轧的时代，基督教的理想会体现出它的作用，那些隐忍的人们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这些细节的寓意不言自明。对于最高喇嘛，在蓝月山谷的香格里拉，在希尔顿那里，最后的选择仍是基督教与西方人，这便充分说明了一切是关乎西方，这才是背后的含义所在。香格里拉至此便只是一个场景，一个西方挽救世界或者说自身命运与前途的场景，它只是一个方舟，一个实现途径。
综上所述，从西方乌托邦史与乌托邦文学传统，以及西方用以描述定义东方的学科——东方学两个角度来研析，会得知：詹姆斯，希尔顿的作品《消失的地平线》中所创造的各种中国意象与所带来的中国情调与“中国风”，其意义的终点并非在于对东方的推崇与肯定，而在于西方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和定义与对文明的自省。
也许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康威的最终离开，说明希尔顿的这一审视与界定并未使作者自己得到满意的答案，对于西方文明的定位和出路仍感到隐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管这一努力是否得到确定的结果，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对于他者的描述，实际上却总是起于己，而终于己。
(责任编辑：谢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