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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至南朝梁武帝时达到鼎盛，时风所及，梁代皇侃《论语义疏》深受影响，解经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是大量选择佛语词解经，二是仿照译经文法自造个人特色的语句。从中可看出佛教文化对皇著的影响是非常独特的。
佛教文化与皇侃《论语义疏》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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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至南朝梁武帝时达到鼎盛，时风所及，梁代皇侃《论语义疏》深受影响，解经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是大量选择佛语词解经，二是仿照译经文法自造个人特色的语句。从中可看出佛教文化对皇著的影响是非常独特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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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学院中文系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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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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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期
其他文献
2009年5月9-12日,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学理论研究室和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灾难与宗教———‘5.12汶川地震’周年祭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4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刚教授,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任梁燕城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副局长余孝恒先生和我国著名宗教学家、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创始人卿希泰先生先后在会议上致辞。发言嘉宾以求实、严谨、创新的学术原则,依照个人的
期刊
从儒家礼的角度看,基督教的法度比较教条化,关系相对僵化,神的权威性绝对不可以挑战,但基督徒的反抗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因此受到有效的限制,有时甚至得到鼓励,致使自由的个体和强大的约束力之间产生明显的冲突,容易使人们在冲破戒律时产生罪感。礼的法度比较灵活,其关系比较近人情,没有绝对不可动摇的权威,不鼓励有意识地对抗自己制定出来的规定,不太反抗的个体和相对有弹性的约束力之间没有强大的张力,即便有人超越了礼的规定,也不容易有罪感,但同样能够规范人的行为。
本文尝试阐析圣约对于全球经济生活的意义来理解基督教神学与当今公共生活的关联性。文章主要以基督教圣约之神学为框架,阐释其应用在经济问题中"职份"和"责任"的涵义,一方面体现于对职业生涯、财富和环境的理解,另一方面关涉企业的德性或灵性以及商业的道德、文化和政治责任,包含兼顾自由与平等、爱对自我利益的规整、对于穷人的责任等。经济生活离不开道德和精神上的引导和支持,从基督宗教的视角来看,这种精神力量和道德责任应诉诸于神圣的旨意。
2006年10月10日至12日，全国社科媒体发展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举行，这次会议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和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91人，其中外地代表来自北京、河北、辽宁、江苏、广东、新疆、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参会代表有新闻与传播研究、传媒研究、社科期刊、杂志社、新闻网站、社科网站的负责人，也有栏目责任编辑、业务编辑骨干，以及从事社科媒体发展研究的专业人员。
道教一方面高倡"道反于俗",认为道教之"道"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追求,应与世俗的生活理想有所区别。另一方面,道教本身就是在世俗化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宗教,其重视"此岸生活"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有着与现实社会中占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以及大众文化和光同尘的一面,尤其在文化昌盛、宗教兴隆的大唐盛世,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以唐代道教诗歌为例,对道教行走于"道"、"俗"之间的这一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试图揭示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伦理美学追求。
"妙本-道美"是唐玄宗道教美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妙本-道美"就是道教最高信仰的美学观念化。在唐玄宗看来,事物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有"与"无"都是可以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诗体,中古汉译佛经偈颂的诗学价值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描述。佛经偈颂本皆由歌唱而造就。萧子良的呗赞活动在佛偈歌唱性经由印度向中土的传承过程中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标志了中国佛教音乐发展的新纪元,也标志了佛教对中国古代文人文学影响的真正开始。中古译偈的体式选择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土诗歌文化的影响,这决定了中古译偈所赋有的诗学价值和诗歌史意义。译偈的程式特征,部分表现在汉武帝时代郊庙歌辞的改制及张衡《四愁诗》、陆机《百年歌》的创作中,而在中古僧侣的文学活动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伴随佛教进一步本土化,
在佛玄融通上,延寿立足于佛学立场,用佛学的观点分别对"三玄"(《周易》、《老子》、《庄子》)进行了融释,从"体"、"用"、"体用"三个层面会通了"三玄"与佛学关系。在佛玄判别上,延寿以佛学为标尺对"三玄"作出总的料简,从"体用"关系层面,破斥《老子》的自然因生观、《庄子》的无因生观和《周易》的因生观,评判的焦点集中在"宇宙生成论"上。
在内丹学中,乾为性,坤为命。内丹修炼从炼精化气得"大药",再由"大药"炼就"金丹",中间必须经"乾坤相交"。本文发掘和梳理了丹经中的相关线索,认为"乾坤相交"即是性命相交,在内景中表象为"日月合明"。它是"复命"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乾坤交后经"炼气化神",可回复先天的生命形式(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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