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浙江的一所高校创办道德银行，将道德行为折合成“货币”的形式储存后，最近，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紧随其后，也推出了“道德银行”。该校的“道德银行”是参照银行运作模式，将学生志愿者参加的志愿服务、好人好事等以“道德币”这一虚拟货币的形式，记录在学院开办的“道德银行”的存折上。学生在活动中获得的“道德币”，成为自己的“道德资产”。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引发了诸多争议。反对“道德银行”的人认为，道德和无私是不可分离的。道德是建立在无私的基础之上的。布莱希特曾说，无私是稀有的道德，因为从它身上是无利可图的。然而，“道德银行”将此规律打破，变道德为有私，为“银行存款”。如此道德还能称其为“道德”吗?道德银行的做法是否可行，不妨再让我们从其根本上去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对道德行为说过这样的话，即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假如一个人对志愿工作没有感情，那么即便参加了志愿工作，也是“违心”的，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高尚。只能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受某种利益驱动，或者迫于某些压力而已。这种行为，根本就不值得奖励，更不值得提倡。
　　而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所推行的“道德银行”，实际上是将“道德”和“利益”挂上了钩。比如积累了多少“道德币”，就可以参加年度评先等等。评比先进学生，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它不但使人脸面上有“光彩”，还能获得诸多实质性的好处，比如物质上的奖励，甚至是毕业后找工作、进一步升学等，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由此可见，一些学生是在“道德币”背后隐藏的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之下，去参加志愿服务的。他们对志愿服务，并没有什么“感情”。他们的感情是奔着诸如“评先”等奖励来的，他们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利己”倾向，而非发自内心的高尚的道德行为。
　　一个人之所以愿意成为志愿者，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志愿行为本身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他们的志愿服务显现为自觉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志愿者庞大的美国，大学生普遍把参加志愿者活动作为实现理想与抱负、显示自己才能、扩大社会交往、积累工作经验和赢得社会尊敬的途径。志愿服务，也就是相当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对一名学生的成长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大学生的志愿行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奖励”。设立道德银行，将志愿行为与“利益”挂钩，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和变味了。
　　
　　从“被署名”谈起
　　陈　曦
　　
　　日前，研究生论文抄袭现象频现报端，这些学生的导师也身陷“抄袭门”，引起社会广泛热议。不少导师回应，自己事先不知情，只是被署了名，有的导师还“很委屈”“很伤心”。
　　乍一看，这些导师似乎有些情非得已，很委屈，因为他们只是“被署了名”。然而，一个轻描淡写的“被署名”，很有意味。也许导师们对学生抄袭论文的确并不知情，但对于“被署名”是否知情不得而知，抑或是已经习惯了这种“被署名”?事后，有学者也曾反思过，但仅限于导师对学生抄袭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并未涉及“署名”问题。一些抄袭的学生也通过媒体向导师道歉，称自己犯下严重的错误，希望不要影响到导师，也丝毫未谈及“署名”问题。
　　试想，如果学生的论文没有抄袭，那么“被署名”的导师岂不又多了一项学术成果?在这些学者已发表的论文中有多少属于“被署名”?现实中，又有多少学者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了?
　　据了解，学生论文署上导师名字已成为学术圈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生透露，发论文时，作者在学术圈的地位和影响很重要，在读研究生想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什么学术声誉。不少杂志也倾向于刊登知名作者的文章。于是，很多研究生为了便于发论文，便把导师的名字署在前面。
　　那些被署名的导师，有的默认，有的半推半就，有的甚至鼓励。“被署名”无疑是一种双赢的潜规则：一方面，学生可以借导师名义多发些论文；另一方面，导师可以不付出任何劳动而坐享其成，在评职称或统计科研成绩时，大大方方地拿出这些“成果”来。这样于生于师都有利，何乐而不为?久而久之，“被署名”成为一种学术惯例。
　　但潜规则毕竟是不正当的，长期默享潜规则的人，终有一天会付出代价。那些被媒体曝光的学者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在享受潜规则好处时，固然心安理得，而一旦学生论文涉嫌抄袭，就一味澄清“毫不知情”，甚至言之有“被伤害”“被冤枉”的感觉，这是不会被公众接受的。这些潜规则享受者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也让人们对学术不端有了更多的拷问。
　　笔者认为，这种不正当的学术署名，反映出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学术抄袭更可怕，它会滋生更严重的学术腐败。已曝光的事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督机制，严惩这些不端学术行为。唯有荡涤学术风气，才能迎来学术健康、良性、长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