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笔谈——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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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史学史”研究的设想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长成为史学苑中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成为一门学科结构体系完整、有自身的理论与方法、论文论著丰硕的现代学科。献身这门学科的学人们,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引为自豪。但是,学术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学科成熟的同时也透露出发展的危机,已经形成的理论、方法、研究体系、学术范式,也将会逐步成为封杀学术发展的惰性因素,局限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有鉴于此,本刊将中国史学史学科近百年的成就当做一个新的起点,在既有的学科基础上,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约请部分学者就此发表意见,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同时,也以此为题向学界征稿,欢迎有兴趣的学者热心参与进来,共同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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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与成败得失、历史价值、作用或者意义与影响等问题,中外学者至今见仁见智,聚讼纷纭。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特请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先生邀约来自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海峡两岸三地六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集中探讨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权建设的相关问题,包括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核心价值、法治精神、思想遗产、革命建国与秩序重建、民权政治的实效与艰难、临时约法制宪权的矛盾等等,视角迥异,内容翔实,力戒泛泛而论,可望有助于学界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辛亥革命与辛亥年的革命:省察辛亥革命的原因 在大众传媒领域里,“历史热”已经持续多年,辛亥革命成为时下公共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相对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媒体中的大部分受众,可能更倾向于喜欢“听故事”,而“故事”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偶然性。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世界史由原来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8个)升级为一级学科(3个),从历史学的八分之一提升为三分之一。世界史学界为此而欢欣鼓舞,认为迎来了山花烂漫的璀璨春天。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其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2012年元旦前夕,接友人电话,告知刘绪贻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问我是否能写篇回忆性文章,谈谈对刘先生的印象。我不假思索,欣然从命。因为一谈到刘绪贻先生,我的脑海中立即就浮现出一位说话带有湖北口音、满面红光、平易近人的谦谦长者,一位在学术上勇于开拓、勤于求索、磊落坦诚的学者形象。
东汉末年,帝国政权衰落,宦官外戚乱政,社会动荡不安。面对此现状,太学生和一些正直的士人试图通过“清议”来针砭时弊,对宦官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宦官们对参加“清议”运动的党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造成两次“党锢之祸”。其中颍川苟氏是较为著名的地方士族之一,有着自己的家学传统,并且保持家道不堕。其家族成员苟爽和苟悦著书立说,反映出当时儒士批判社会并试图有所挽救,本文试就以上问题做一浅显剖析。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金重远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于2012年6月7日7时54分在家中逝世,享年78岁。
北宋神宗元丰改制后,三省成为真正的宰相机构,掌管实际政务。枢密院在官制改革中得以保留,仍负责军政事务。改制后的“三省一枢密院”制在运作程序上较改制前的“中书一枢密院”制更为密切,但运作效率却有所降低。人事变动与派系之争往往成为“三省一枢密院”运作机制演变的内在推力,而这种机制也在不断地促动人为政治的发展。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三省与枢密院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北宋末期,“三省-枢密院”运作机制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因而元丰改制以后形成的中枢权力运作机制遭到彻底更革。、
犹太人文主义运动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研究以及西方学者对人文主义概念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学者出于不同目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有不同的阐释。而由于对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含义理解的不同,学者们对犹太人文主义或犹太文艺复兴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并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同时,西方学者也为我们留下了再研究的空间,犹太人文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哲学以及犹太人文主义运动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比较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尚书·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颊水,相被冕服,凭玉几。”对于这句中的“洮额水”的“洮”字,旧注有三种解释。一种释“洮”为盥手。孔颖达疏:“王将发大命、临群臣,必斋戒沐浴。今以疾病之故,不能沐浴,但洮额而已。《礼》洗手谓之盥,洗面谓之赜……颓是洗面,知洮为盥手。言水,谓洮额俱用水。”
本文就《战国策·齐三》“国子日秦破马服君之师”章的系年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展开讨论之前,先将该章文字中对于判断年代最为关键的部分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