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肿瘤医院陪护时，有一夜我在拜访病房旁的厕所后躺回行军床，半梦半醒中我想，在这体感已经近似于冬天的深秋，用着没有恒温功能的马桶圈，这简直就是小布尔乔亚的噩梦。
　　西方人来到北京胡同和上海石库门房子时，最迷恋的无非是居住空间看起来有种开放性——北京胡同里这家的窗下坐着那家的小孩，老太太和灰色的鸽子以及京巴犬在一处晒着太阳，人们来来往往问候着“吃了么您呐”，上海房屋外晾晒着内衣裤，虚掩的窄门能多少盖住些秘密，却也正因空间促生不断的来来往往而能衍生出谍战电视剧式的密斗与《繁花》中的情事。这种半开放的多户居住空间，与西方式独栋郊区住宅恰成对照。后者“内”与“外”分得清楚，“内”是家庭组织的派对聚会，“外”则是社区内相对固定的社交地点、经由组织才能够形成的社区活动。而“外”与“更外”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差异，则是郊区生活能得以形成的本质原因。用MIT历史学与城市研究教授罗伯特·M·福格尔森的话说，美式郊区那些不允许乱搞花园、说好了这栋房子是褐石墙那谁搬进来都不能换、投票攆走有色人种买家的条款，属于一种“限制性契约”——“这些契约不仅诉说了他们的希望也诉说了他们的恐惧。他们害怕他人，害怕少数族裔和穷人这些一度被指为‘危险阶层’的人。”
　　因此，从郊区走来的人看见胡同和石库门就仿佛看见乌托邦，砖砖瓦瓦都写着“有机”二字，这不管控的自然就像“反现代”的同义词。同时这些地方还带有一种异域风情，在他们眼中这种貌似平等又促进交流的密集空间里什么都可能像《碟中谍3》糅合着打麻将与晾衣服的上海场景中那样酿造奇异，突然发生：自由的社交、便利的监视、潜伏的间谍。
　　新的中国城市中人们追求，或者说不得不接受的居住状态，则正是对这些有机乌托邦的克服。小区有围墙，有大门，城市所缺乏的公共活动空间（例如开放、免费的户外儿童沙堆，例如小广场和园林），由小区提供。英文中并没有“小区”的完全同义词，最相近的可能是“Gated Community”，关起门来的封闭社区，房价保证小区内的居民处于类似的社会阶层，必须配建的公租房和商品房之间以硬性软性的方式隔开。实在不行，商品房居民还可以去维护自身权利，至少要把公租房“客人”隔离在健身房之外。小区居民不需要郊区居民那种“限制性契约”，反正有物业维护水系园林和墙壁清洁。新的中国城市里密密麻麻的花园和华苑、曼哈顿和威尼斯、世纪城和宝能城，让居民不必“远离肉铺、面包房和戏院”（19世纪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和景观设计师奥姆斯德评价郊区住宅时给牧师的信，转引自福格尔森），又能接近自己同阶层的人，房价成为一种隐形保险，正适合住户展开广场舞和无害的相亲仪式。学区又与住房对应，筛选出恰当的伙伴，在中学甚至小学寻找恰当的伙伴可比大学要靠谱多了。
　　这或许正是中国式小布尔乔亚上班族的美梦：安全、舒适、不需要付出体力劳动（“有事找物业！”体力劳动多么低级，是父母是祖辈力图摆脱的那一套东西，而年轻的上班族则“上班”也太久了）。此外，还得有门。
　　而让小布尔乔亚做起噩梦的是医院。别提什么特需病房和百万医疗险，今日的VIP病房与过去的干部病房不同，是公立医院提高附加值的“额外部门”，当脑部肿瘤患者住进消化道主治医师带领的VIP病房，星级酒店洗护用品和独立洗手间与观景台又能带来什么助益？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就比如在肿瘤医院，谁要什么VIP，都只想离自己那种专科医生的办公室近一点，让他每天来看自己三次，即便那意味着三人病房、公用洗手间、不恒温的马桶圈。
　　令人隔离的疫情，令人混杂的医院，这两种例外状态叠加下产生了奇特的社会关系。毕竟传染病下人们依旧生生死死，疫情以来医院住院部想出的政策是，每位患者只能有一人陪护，于是家属与护工齐飞，在床脚搭起行军床。这让二人、三人病房甚至更显得好过特需，高龄老人总是恐惧于护工的虐待，或者“不愿伺候我了怎么办”，在没有监控的病房内，反倒是多人病房提供了必要的眼睛。因此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患者混在一起，护工和家属住在一起，“SI老”“公费医疗”“外地医保”“外地农合”，80万的手术与5万的手术患者拼在一起，身体与身体的液体倒在一起。
　　其实小布尔乔亚的美梦无非是安全、舒适、便捷、富庶，这些词加在一起便是幸福。没有哪个上班族想要永生，也不敢去奢望“永远健康”。从中式小布尔乔亚的栖居地“小区”，来到病房;从正常状态，来到两种例外状态的叠加——医院或许是最痛苦的地方，但又是真正“有机”的地方。人不再是职业群体、来自某个地方的人、某种纳税比例下的人，而是另一种存在：必死的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