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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的乡村治理价值与实践路径日益受到关注。文章观察A村新农村建设历程中村委会与新乡贤群体的互动逻辑，提出“动员-网罗”的分析框架：乡村发展过程中新乡贤通过动员村委会合作介入乡村治理，实现非正式权威的借力运用，而村委会则相应地网罗新乡贤资源，借助其治理资源推进乡村建设。新乡贤与村委会“动员-网罗”的互动逻辑一方面直接提高了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另一方面新乡贤与村委会的互动合作不断深化，带动了乡村参与民主的发展，形成了乡村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动员-网罗”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7-0043-11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发展理念下城市社区治理标准化体系建设研究”（19YJCZH039）。
一、问题的提出
“乡政村治”时期以来，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治理的法定主体，是村民自治实践与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组织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情变化，其实践受到各项因素的干扰[1]。行政化导致村委会与村民关系疏离，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村庄空心化趋势，税费改革后村庄财政能力不足等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2]。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资源，由于在完善村庄文教、补充公共产品供给、化解悬浮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3]，重新受到政府与学术界的重视。自2014年以来，各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乡贤工程，并培育了大量新乡贤组织，以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在国家层面上，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应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然而，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背景下，新乡贤回归面临着参与乡村治理的内源性动力不足、制度体系保障不畅、参与目的遭受质疑等问题[4]，同时受到半熟人社会、权力基础、道德多元化、社会治理基础等因素阻碍[5]，因此，新乡贤参与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村委会能否整合资源与意志以促进权威融合[6]。探究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形式、内在机理，以及其形成的乡村治理结构，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
二、文献综述
自新乡贤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起，学界对新乡贤及其组织的认识，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研究视角：
一是从历史溯源的角度出发。季中扬等人认为当代乡贤组织形式、乡贤的评选标准、乡贤文化建设是对古代“三老制”、乡贤推举制度、“书写乡贤”等构成的乡贤文化体系的传承[7]，从历史依据的角度阐明了新乡贤的权力基础与作用机理，并认为有益于破解当代乡村治理难题。萧子扬认为新乡贤是近现代以来后乡土中国知识分子为探求农村脱贫、农业振兴而进行的社会知觉运动，对应古代乡贤的“乡治”传统，并强调对社会知觉能力的重视[8]。
二是从文化网络的视角出发。陈天祥等人提出“权威三角”分析模型，描述了乡村文化符号影响下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互动及其形成的权力格局[9]，突出了文化因素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万涛认为旧符号异化、新符号产生扩张导致的权力失衡的状况，是新乡贤返乡的主要困境[10]。
三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在强调村委会行政化的基础上，将组织化的新乡贤视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人发挥作用，何朝银用双轨政治的重构来解释这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对接[11]；原超则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视为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强调政府对于新乡贤组织的培育作用，其实质是政府培养下建构的社会与国家在乡村场域的互信和资源共享[12]；李传喜等人将乡贤回归看作行政嵌入的典型，即受到政府政策与内生性的双重影响[13]。
四是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效关联起来，蔡禾等人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看作村庄治理的制度探索与基层治理创新，主要关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组织形式、正式制度、运作程序[14]；黄文记将新乡贤治理与“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相结合，强调新乡贤促进三治融合的机理作用[15]。
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已获得普遍认同，文化网络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对于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具有较强的解释性，也是进一步研究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形式的基础内容。“国家-社会”视角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开展的研究，对于新乡贤群体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和正式制度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上述文献一方面在“强乡村-弱乡贤”视角下将新乡贤嵌入村庄视为被动行为，认为是由基层政府或村委会逐步吸纳运作起来的，另一方面多在组织层面解释新乡贤群体，而忽视个体乡贤的行动诉求。
中国乡村的发展具有非均衡性特点，并不是所有乡村都具备成立新乡贤组织并配套相关制度的条件。在新乡贤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且新乡贤政策尚未完善的乡村，个体新乡贤如何嵌入乡村治理，如何与村委会等治理主体互动，以及对乡村治理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在这方面是存在不足的。因此，本文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A村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聚焦个体化的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的主體意识及其与村委会的互动逻辑，以补充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的解释模式。
三、“动员-网罗”：新乡贤与村委会的互动分析框架
“动员”一词泛指集中人力、物力、资源为集体服务的任何活动。政治领域中的政府动员一般用于描述政府对公众行为的某种诱导或操纵，是指政府在一定名义下（一般表现为一定的意识形态），采用大众舆论、宣传教育、典型推介、利益诱导、组织控制等方式，以获取、集中、配置资源来实现特定目标、任务的行为过程[16]。本文中的“动员”概念，指的是新乡贤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合法身份，通过沟通劝导、建言献策促使村委会这一法定建设主体共同行动，以获得政治资源，实现特定目标、任务的行为过程。“网罗”有搜罗、招致、以网捕物之意。有研究者在项目制研究中引入“项目网罗”的概念，描述政府在经济管理领域中不以强权威来动员基层，也不以强资源来吸纳外部的社会组织，而是以提供多元服务支持为运作形式来吸纳外部的优质市场主体的政府管理行为[17]。本文“网罗”概念，借鉴了上述“项目网罗”中网罗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吸引、招纳特定对象的意味。具体来说，村委会的“网罗”概念是指其通过顺化新乡贤的治理构想，或者通过参与激励等方法将新乡贤群体及其资源“捕获”至乡村治理结构中，利用新乡贤群体资源完成乡村建设。
“动员-网罗”是村委会与新乡贤的一种互动逻辑：首先，新乡贤群体基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通过建言献策、个人资源等动员村委会这一乡村事务的法定组织者落实其个人的乡村治理构想，以实现非正式权威的借力运用；另一方面，村委会囿于组织架构、个人资源、制度运行扭曲等原因，而面临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在回应新乡贤的动员行为时，往往顺势而为，通过共同行动、参与激励将新乡贤的治理资源如话语权优势、知识、财力等网罗至村委会的治理框架之中（如图1）。
（一）新乡贤的动员：非正式权威的借力运用
乡贤是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社会力量，是德行高尚且对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18]。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19]。新乡贤作为乡村的一份子，虽然不具有村委会的正式权威，但因其身份特征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是介于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一种治理力量。根据“在乡性”特征与程度，本文将新乡贤划分为常住乡村的在乡乡贤、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走动的两栖乡贤、旅居外地、较少回到乡村的在外乡贤。其中，在乡乡贤、两栖乡贤与乡土的联系较为紧密，其主体范围包括村里的教师等文化人士、离退休干部、企业家以及受到村民尊重的乡村重孝悌的人等，是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力军。在外乡贤已经远离乡土，尽管心系乡村，但对乡村情况缺乏了解，难以直接参与具体事务，常常成为村委会与在乡乡贤、两栖乡贤“化缘”的对象。
在历史上，乡贤起到了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组织公共服务供给、协助国家征派赋税等作用。进入“乡政村治”时期后，乡村治理的正式权威自然也就落在村委会上，而新乡贤介入村庄发展，并没有任何正式权威。但由于其资源富足和对家乡发展热心等因素，也能够形成强大的非正式权威，并借助一系列方式发挥正式作用。首先是利用自身的雄厚资源建设村庄的公共项目，如修路、架桥、修建学校或其他公共设施等，以项目建设方式驱动村委会合作建设，在项目申报和审批方面借助村委会来向上级政府走程序，从而获得主动性；其次，利用自身优势，主导村庄的公共议题，影响村委会决策；最后，通过回应村委会的需求，用资源注入赢得村委会的认同和支持。新乡贤非正式权威的运用实际上借助了村委会正式权威的力量。其想法先要获得村委会的认同，再转变为乡村发展的正式议题；在行动阶段，与村委会共同行动为项目提供正式权威支持，以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另外，新乡贤可能还需要在其他乡村事务上为村委会提供协助。
新乡贤通过项目动员、建言献策和资源注入等渠道对村委会进行自下而上的动员，对乡村治理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没有具体的政策制度与组织形式支持的情况下，新乡贤通过动员村委会共同介入乡村事務，落实其治理构想，是乡村发展自主意识觉醒的体现。
（二）村委会的网罗：资源从向上争取到向下获取
近年来，村委会普遍既面临乡村空心化困境[20]，又受制于治理资源不足[21]。在“悬浮型”体制下，村委会获取资源的渠道基本来自于向上争取，然而这种竞争性项目获取难以满足每个村庄有效运作。因此，新乡贤的主动动员为村委会提供了治理资源的向下获取渠道，其提议、参与出资的公共工程能够直接提高乡村的公共供给水平，满足村民的公共需求。
村委会对新乡贤资源的网罗策略可概括为顺化乡贤、参与激励、情感联系三种：一是在新乡贤向村委会提出关于乡村建设的构想时，村委会基于实际情况予以回应，顺化乡贤的想法以直接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项目建设；二是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搭建正式的对话平台，通过主动与新乡贤分享乡村发展情况，征求新乡贤想法意见，激励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帮助村委会处理相关问题，通过对特定事件的参与激励新乡贤的参与意识；三是情感联系，即通过合作之外的拜访、联系加深彼此的乡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回应新乡贤的动员行为时，实际上也是村委会理性选择的过程，通过共同行动积累合作基础，进一步通过参与激励、情感联系进行资源网罗，整合新乡贤的经济、话语权等多种资源来推动乡村建设。
（三）“动员-网罗”的结果：构建治理共同体
新乡贤与村委会“动员-网罗”的互动逻辑直接提高了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持续的合作中形成了新乡贤与村委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一是新乡贤群体内部的交流与黏合，虽然新乡贤在介入初期以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形式参与乡村建设，但是随着乡村建设项目的推进与正式沟通平台的搭建，新乡贤彼此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化；二是村委会与乡贤权威的融合，村委会的法理型权威与新乡贤的魅力型权威在合作中逐渐融合，并通过乡村建设项目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重塑村委会的形象，改善干群关系；三是参与民主的扩大，参与民主的核心观点是通过群众的直接参与来确保决策的民主与公平，一方面，新乡贤介入乡村事务后能够促使民意表达渠道通畅，另一方面，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可以激励村民关注乡村公共事务，起到黏合作用；另外，近年来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普通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以及基层决策的民主化，倡导通过村委会、村党支部的作用影响乡村治理结构，引导村委会、新乡贤重视决策中的普通村民在场。
四、案例呈现：以A村新农村建设历程为例
（一）A村背景介绍
A村位于中国侨都G省J市，面积9平方公里，下辖8个自然村，共389户，户籍总人口约1300人，全部为客家人。A村三面环山，没有城市依托和工业辐射，20世纪90年代仍然属于贫困村，但是，自2007年起，A村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小康村”“G省文明村镇”“全国绿色村庄”等。
A村的新乡贤资源比较丰富，其治理意愿也较为强烈。一是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A村是革命老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位村民参与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在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助力乡村公益事业、教育事业，这些老一辈乡贤在村里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培育了A村后辈主动关心村务的意识；二是华侨具有新乡贤群体的特性。目前A村旅外华侨约有1000人，大多分布在美国、秘鲁、巴拿马、智利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旅外华侨往往会形成大陆华人文化圈，也会根据地域成立很多同乡会，华侨对于家乡有较强烈的归属感，造就了他们热衷家乡建设的特性。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有离休的新乡贤回到乡村生活，长期在乡让他们热衷于乡村规划与发展，甚至愿意以个人资金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新乡贤群体不具备组织乡村公共工程项目的法理身份，在推动乡村建设时，他们只能通过动员村委会参与。 “要搞什么项目要看体制、机制，规矩很多嘛，不是说一群乡贤，说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还要经过政府批准。（访谈资料1131）”
另一方面，受地理因素影响，A村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村委会的治理资源十分有限。村委会感到发展经济比较困难，长期鼓励村民外出务工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村民的收入都是靠去外边城镇打工来维持。（访谈资料1221）”
经济基础薄弱加上长期鼓励村民外出打工导致村庄空心化是A村治理面临的常态，再加上村委会组织架构不合理以及村干部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村委会开展工作急需网罗体制外资源。
（二）“动员-网罗”：村委会与新乡贤的互动逻辑
1.新乡贤动员村委会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A村村委会成员只有6人，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加之村庄经济基础薄弱，凭借自身资源组织乡村建设比较困难。而返乡的新乡贤则拥有相对资源优势与浓厚的乡村建设热情，但却缺乏组织乡村建设的合法身份，于是新乡贤主动找到村委会，以其拥有的资源、项目设想、群众威望等动员村委会，希望获得其支持，以共同行动。
“乡贤是我们村委会的贵人。A村有今日多靠他们支持，他们推着我们走，不走都不行，村委会的蓝图设想，都是他们想出来的。（访谈资料1241）”
A村的自来水工程就是新乡贤与村委会合作推进的。最初，A村几位华侨、商人在外获得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后，非常希望回馈乡土，促进乡村发展，由此萌生了让村庄通自来水的想法。困难是，这些新乡贤长期在外，只有资金，既不熟悉乡村建设规矩，也缺乏合法身份。为了落实通自来水的想法，几位新乡贤找到村委会商量，动员村委会建设自来水工程，由村委会负责请示政府部门、联系工程队，几位新乡贤承担主要费用，在建设中新乡贤又与村委会共同行动，自来水项目最终得以落地，A村也成为当地首先用上自来水的乡村。
“当时我（前村支部书记）刚刚上任，他们（新乡贤）过来坐，就说他们拿着钱回来第一件事呢，想搞个自来水，说如果你愿意做的话我们几个人就回来支持你（田野资料2111）。”
“这个事省里当时来开过现场会议，后期扩大到其他村全部用上。（田野资料2112）”
此外，20世纪90年代的A村因为经济落后，村委会开展工作缺乏资金，乡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村里的新乡贤为寻求乡村发展，商量出要一步一步进行乡村建设、一年办成一件事的想法，新乡贤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主动去做村委会的思想工作，要求村委会一年做一件实事，实现乡村发展。
“当时真的这样说啊，说村委会没钱，他们（新乡贤）说，那你一年做一件啦，大家凑一点钱，他们（新乡贤）回来也凑一点钱，也出力，也出谋划策，到时候有十件八件整个村一定可以改变的。（访谈资料2113）”
村委会于是听取新乡贤的建议，提出“一年做一件实事”的口号，开始了新农村建设的探索，每年定下公共工程计划，依靠新乡贤团结村民参与公共工程，一步步修筑乡道、桥梁、学校、文化室等公共设施，逐步改善村庄环境。又定期向新乡贤、村民汇报工作进度，充分给予村民信心。
2.村委会网罗乡贤
由于村委会自身的治理资源相对匮乏，要改变村庄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需要外力投入，在新乡贤动员村委会进行各项建设的同时，实际上村委会也在相对地网罗这些新乡贤的资源，将其投入到乡村建设当中。以A村为案例，笔者将村委会的行动分为顺化乡贤、参与激励、情感联系三种。
首先，对于新乡贤主动提出的想法，村委会是积极听取且支持的；其次，村委會对于乡村建设有想法，也主动找新乡贤商量，广泛征求意见。在开展乡村美化工作时，村委会曾想建设一个牌坊，希望能够获得新乡贤的支持，于是主动邀请了一批在乡的新乡贤，询问其意见。经过热烈讨论，新乡贤们提出了更好的想法——建设思乡楼，比普通的牌坊更能够体现A村华侨文化，也能成为村民的活动空间。由于新乡贤在讨论中获得了较强的参与感，村委会的最初设想转换成村委会与新乡贤群体的共同目标。讨论之后，新乡贤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思乡楼的建造当中，从思乡楼的选址、协调动员普通村民参与，到与村委会共同到澳门等地动员在外乡贤参与以筹集资金，可以说思乡楼建造的每个环节，都整合了新乡贤的资源。
“思乡楼是2003年‘非典’的时候做的，我（前村干部）一开始想搞个牌坊，希望改善一下村容村貌。他们（新乡贤）说牌坊太单一了，希望又能让人看又能娱乐又能体现侨乡文化，因为我们这里华侨比较多，能够体现华侨对乡村工作的支持，对他们工作的认可，对华侨而言，思乡楼就是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对我们在家乡的人而言，思乡楼就是对他们的回报。”（访谈资料2211）
思乡楼选址在村委会办公室旁边，建造完成后，出于凝心聚力的想法，思乡楼的大门钥匙也交由新乡贤保管，成为新乡贤聚集商议乡村事务的阵地，连A村的村民也戏称思乡楼是“第二村委会办公室”。新乡贤每天都聚集在思乡楼谋划乡村发展，普通村民也可以随时来思乡楼闲话家常，或反馈问题请新乡贤帮忙。村委会干部则经常往思乡楼跑，与新乡贤聊天，听取在乡乡贤的想法，遇到问题，也到思乡楼找新乡贤商量。
“村委会上班的时候，旁边思乡楼就开门了，我们还没上班，他们已经买完菜回到思乡楼了，他们买菜也经过那里，回来也经过。”（访谈资料2224）
“乡贤一回来他们都会聚在思乡楼。你也看到我们做的思乡楼了，这个是A村的第二村委会的办公室，好多人，一些有识之士、文化人啊，经常在这里聚会，然后和一些干部，村委会干部、外出的乡亲干部，经常在这里聚会，出谋划策帮助村委会做新农村建设。”（访谈资料2222）
除了密切联系每天在思乡楼聚会的在乡乡贤，村委会还通过乡贤座谈会的形式，与在城里居住的两栖乡贤、旅外的华侨乡贤进行沟通。在每年清明节、春节等在外乡贤回乡的节日，村委会就会组织新乡贤开会，主动汇报村委会的工作，宣传村委会正在推行的建设项目，并询问新乡贤意见，引导他们关注家乡建设。 “我们会举行乡贤座谈会，召开时间通常就是在外乡贤回来的时候，多数是春节、清明节前后以及国庆节前后，都选在传统节日或者长假期间。在座谈会上由我们村委会介绍乡村发展状况；也会有村委会工作报告，主动接受乡贤的监督；也会讨论一下乡村规划设想，因为我们的很多乡贤也会写规划方案，对于我们村怎样建设，也会进行讨论、落实的。”（访谈资料2221）
最后，村委会非常重视与乡贤的情感联系，关注各个乡贤的特殊情况，加强联系沟通。
“家在外地的乡贤，登门慰问，乡贤回乡时，登门拜访；乡贤有病，前去探望；乡贤家中有喜，上门祝贺；乡贤家中有丧，村干部前去吊唁，乡情深化了，情感自然拉近了。”（访谈资料2232）
“每一年乡贤有什么特殊情况，都去拜访，即使在广州都会去的，当时有个乡贤在广州要住院，我们几个村委会干部都去探望，拉近了我们的情感，那他们当然有家乡观念。”（访谈资料2231）
正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交流，村委会将新乡贤的治理资源网罗到乡村建设的框架中。自20世纪90年代自主进行新农村建设起，A村村委会秉承“一年办一件实事”的构想，组织动员各方力量，推动了村里文化室、村道、桥梁、学校等基础工程的建设。A村的每项公共工程均由村委会与新乡贤共同推进，在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行政力量推进的情况下，通过村委会组织、乡贤参与、村民支持的集体行动，改变了貧穷落后的村貌，并在2007年由于乡村的巨大转变开始被地方政府关注，陆续获得多个荣誉称号，开始名声向外。
（三）“动员-网罗”互动下的治理共同体构建
新乡贤与村委会互动合作有效推动了A村的新农村建设。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除了自来水工程外，新乡贤与村委会还共建了各自然村的文化室、村内的文化公园、思乡楼、桥梁、学校、乡道等等，并在在外务工村民回乡建设居民楼时协调村民做了乡村布局规划，以美化乡村环境。在村庄文教方面，新乡贤和村委会将思乡楼的二三楼打造成农家书屋，书籍均由新乡贤捐献，由新乡贤运营，帮助村民办理借书还书并做日常的维护管理。在集体生活方面，新乡贤向村委会建议成立曲艺社、歌舞队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村委会听取建议，与新乡贤共同向村民宣传，并出钱为村民购置音响设备，又邀请村里文人改编流行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以歌曲表达A村的精神面貌。集体文化活动让村民逐渐凝聚在一起，目前，A村的歌舞队可以随时组成演出队，在村里的“春晚”等集体文艺活动的大小舞台上表演。此外，新乡贤还致力于记载革命斗争历史、族谱等乡村历史与乡贤事迹，营造文化氛围。在民生关怀方面，针对公开评选的低保户，在外乡贤则通过村委会进行关怀慰问，每年捐钱补贴困难村民。
1.基层政府对治理成效的认可
经过十余年的奋斗，A村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提高，新乡贤群集，干群关系融洽。为了记录A村的变化，其中一位新乡贤在村委会支持下，以DVD的形式记录了A村的发展模式，后来，这张DVD被当地政府注意到，认为其真正做到了群策群力，又具备可复制性，于是当地政府在A村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专门对A村模式进行研讨。自此，政府的治理力量开始投入A村，在资金支持方面，地方政府推行“三三四”工程，A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由市政府出三成、镇政府出三成、村委会自己承担四成；在环境治理方面，投资建设沼气池处理养殖业的粪便等问题；在民生工程方面，投资建设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并向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入驻服务，专门为村里的残疾人、老人服务，设置多个服务项目包括手工课、基础健身等。养老助残服务中心成了老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旅外乡贤也给这个平台补充资金，让社工组织老人一起活动，村委会则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政府的认同，让村委会与新乡贤建设乡村的信心更足了，建设步子也进一步加快。
2.参与民主的扩大：从思乡楼议事到禾堂议事模式
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新乡贤与村委会深度融合，并深嵌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各个环节。依托思乡楼这一平台，新乡贤一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各项乡村规划构想中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充分充当中介人的角色，表达村民的意见。
“我们经常做的就是听到什么意见建议，就去思乡楼第二次讨论、开会；群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提建议，和他们（村委会）一起商量、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会帮忙想办法解决的。”（访谈资料2121）
新乡贤群体的充分参与，一方面促进了村庄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另一方面也在普通村民中起到示范作用。A村的参与民主逐渐扩大，表现为普通村民的声音越来越多，并形成了禾堂议事模式：禾堂是客家人的晒谷场，禾堂议事是指包括村委会干部、新乡贤、普通村民在场，通过村委会干部与新乡贤牵头，引导普通村民在禾堂共同讨论乡村公共事务的模式。禾堂议事是目前A村解决村务问题最常用的模式。思乡楼议事到禾堂议事的转变有自主建设的部分，也有政府政策的影响。其一是新乡贤治理空间的压缩。随着乡村各项基础工程的建设，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基础设施的完善，也让乡村由过去需要较多资金、知识文化与社会资源投入转变为更多需要村民协调解决乡村生活秩序或集体活动问题，村民的参与性更强了。其二是政府政策的转变与引导。2012年，当地政府开展“乡贤回归工程”，要求各村成立乡亲联谊会，A村也在地方政府要求下，成立了乡亲联谊会，并由政府组织了挂牌仪式。但在实际运行中，A村的乡亲联谊会只是起到了交流沟通的作用，并没有成为新乡贤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在当地其他一些乡村，在乡贤与村委会的磨合上甚至发生过冲突。因此，从2019年年底开始，当地县市通过了多个乡亲联谊会的注销申请，A村也在2019年底注销了其乡亲联谊会。
“当时的联谊会就是上面（政府）一个常委提议，是统战部要求，这种形式现在也不推广。这个要看形势了，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不提倡这个的啦，现在提倡禾堂议事，不提倡很多的民间组织啦。”（访谈资料3331） 事实上，由于各个乡村的乡贤资源、村委会治理情况不同，即使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成立了新乡贤组织并建立了相关规章制度，在各村的运行也有较大差异，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工作重点也由此逐渐转向，更多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党建引领的作用。因此，村委会受上级政府影响，更加重视普通村民的直接参与，与新乡贤共同引导村民参与村务的事例也越来越多。在乡村大事上，村委会坚持进行一事一议，由村委会组织、新乡贤协调整合各方意见、普通村民充分参与的禾堂模式，取代了过去由新乡贤在思乡楼规划设想乡村建设的模式，民主参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禾堂成为A村新的议事地点。
“在厕所革命工作中，A村着手建造公厕。在选址时，由于邻避效应，曾一度陷入僵局，这时候，还是村中党员站出来，和村长一起，去到村民家门口，坐在禾堂，邀上周边几户人家聚在一起，商议公厕的选址，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情与理交融。正是这种禾堂议事模式，令很多小事不出村就解决了。”（访谈资料3321）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动员-网罗”为分析框架，尝试描述在缺乏正式组织与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新乡贤群体介入乡村治理的形式，以及在过程中与村委会的互动逻辑及影响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乡贤群体对于乡村发展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基于自身以及普通村民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新乡贤通过建言献策、资源注入等方式动员村委会共同行动组织公共物品供给，以实现非正式权威的借力运用；另一方面，村委会在回应这些公共需求时会相应地将新乡贤的治理资源网罗至村委会的治理格局中，借助新乡贤的话语权、资金、知识进行乡村建设；新乡贤与村委会的持续互动不断深化其合作关系，实现了治理资源互补与整合，并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参与民主的发展。
这一结论补充了目前学界对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方式的研究。新乡贤群体介入乡村治理没有形成赖以运行的正式组织形式，在发展前中期的行动没有受到政府政策与程序规制。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國家-社会”视角下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视为国家在乡村社会进行政权建设的理解，即将新乡贤回归看作受到乡贤回归政策影响的行政嵌入过程，也不同于“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将其视为地方政府为实现治理有效而进行的基层治理创新，其更多地展现了新乡贤与村委会对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另外，不同于部分案例中，由于乡村治理焦点事件形成新乡贤组织正式介入乡村治理并形成“双轨政治”的模式，本案例中新乡贤的介入过程具有渐进性特点，更多地表现为关系与文化网络视角下，新乡贤角色的回归与非正式权力的运用。最后，基于对A村的田野观察，“动员-网罗”互动模式一方面体现了新乡贤的动员行为，另一方面体现了村委会对于新乡贤资源的网罗，正是两个关键的行动双向构建了新乡贤与村委会的合作治理关系，因此，本文得出与郎友兴等人类似的结论，即新乡贤有效治理受到村委会资源整合能力的影响。
文章关注的个体化的新乡贤介入乡村公共事务的形式，其理论意义在于，目前文献聚焦于政府培育的新乡贤组织运行的情况下，解释不具备组织化条件与政策支持的新乡贤群体介入乡村事务的行动模式，是对目前新乡贤作用模式及其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的互动模式的补充。“动员-网罗”模式展现了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新乡贤与村委会对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其合作开展基于双方对于乡村现代化的目标耦合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培育；二是乡村民主发展的渐进性，新乡贤介入公共事务的行动带动了乡村参与民主的发展，从分散的个体新乡贤逐渐形成新乡贤群体共同议事，再到普通村民的参与，乡村民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三是村委会的组织者角色有所体现，在与新乡贤的互动过程中，由于面对的是个体的新乡贤，村委会需要整合新乡贤群体的不同社会资源，其角色身份不是政府的代理人而是作为乡村建设的组织者。本文的现实意义则是要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置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维度下理解，同时把握中国乡村的非均衡性，即仍然有众多乡村并不具备建立完备的新乡贤组织的条件。在探索创新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时，除了看到自上而下培育的新乡贤组织模式与作用，也要关注乡村社会内生的新乡贤群体与村委会的发展意识与互动模式，将发挥新乡贤作用与基层队伍建设关联起来看待。不具备建设新乡贤组织条件的乡村，应该在理解新乡贤行为的基础上，提升村委会对乡村治理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意识，并在其形成的合作模式基础上加以规制引导，确保基层参与民主的发育。
最后，本文仍有不足之处：一是“动员-网罗”框架聚焦新乡贤与村委会的互动逻辑，但是对互动后期政府行为的介入及其规制的影响没有进行深入讨论；二是基于单个案例进行深描，不能周全乡村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如对村委会缺乏足够的资源整合能力回应新乡贤的动员行为、新乡贤对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薄弱等情况没有进行深入讨论。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不同，乡村之间的异质性较大，对新乡贤进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探索、乡村治理中村委会的整合能力等仍然需要更多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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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春燕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动员-网罗”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7-0043-11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发展理念下城市社区治理标准化体系建设研究”（19YJCZH039）。
一、问题的提出
“乡政村治”时期以来，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治理的法定主体，是村民自治实践与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组织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情变化，其实践受到各项因素的干扰[1]。行政化导致村委会与村民关系疏离，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村庄空心化趋势，税费改革后村庄财政能力不足等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2]。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资源，由于在完善村庄文教、补充公共产品供给、化解悬浮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3]，重新受到政府与学术界的重视。自2014年以来，各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乡贤工程，并培育了大量新乡贤组织，以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在国家层面上，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应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然而，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背景下，新乡贤回归面临着参与乡村治理的内源性动力不足、制度体系保障不畅、参与目的遭受质疑等问题[4]，同时受到半熟人社会、权力基础、道德多元化、社会治理基础等因素阻碍[5]，因此，新乡贤参与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村委会能否整合资源与意志以促进权威融合[6]。探究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形式、内在机理，以及其形成的乡村治理结构，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
二、文献综述
自新乡贤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起，学界对新乡贤及其组织的认识，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研究视角：
一是从历史溯源的角度出发。季中扬等人认为当代乡贤组织形式、乡贤的评选标准、乡贤文化建设是对古代“三老制”、乡贤推举制度、“书写乡贤”等构成的乡贤文化体系的传承[7]，从历史依据的角度阐明了新乡贤的权力基础与作用机理，并认为有益于破解当代乡村治理难题。萧子扬认为新乡贤是近现代以来后乡土中国知识分子为探求农村脱贫、农业振兴而进行的社会知觉运动，对应古代乡贤的“乡治”传统，并强调对社会知觉能力的重视[8]。
二是从文化网络的视角出发。陈天祥等人提出“权威三角”分析模型，描述了乡村文化符号影响下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互动及其形成的权力格局[9]，突出了文化因素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万涛认为旧符号异化、新符号产生扩张导致的权力失衡的状况，是新乡贤返乡的主要困境[10]。
三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在强调村委会行政化的基础上，将组织化的新乡贤视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人发挥作用，何朝银用双轨政治的重构来解释这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对接[11]；原超则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视为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强调政府对于新乡贤组织的培育作用，其实质是政府培养下建构的社会与国家在乡村场域的互信和资源共享[12]；李传喜等人将乡贤回归看作行政嵌入的典型，即受到政府政策与内生性的双重影响[13]。
四是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效关联起来，蔡禾等人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看作村庄治理的制度探索与基层治理创新，主要关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组织形式、正式制度、运作程序[14]；黄文记将新乡贤治理与“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相结合，强调新乡贤促进三治融合的机理作用[15]。
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已获得普遍认同，文化网络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对于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具有较强的解释性，也是进一步研究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形式的基础内容。“国家-社会”视角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开展的研究，对于新乡贤群体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和正式制度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上述文献一方面在“强乡村-弱乡贤”视角下将新乡贤嵌入村庄视为被动行为，认为是由基层政府或村委会逐步吸纳运作起来的，另一方面多在组织层面解释新乡贤群体，而忽视个体乡贤的行动诉求。
中国乡村的发展具有非均衡性特点，并不是所有乡村都具备成立新乡贤组织并配套相关制度的条件。在新乡贤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且新乡贤政策尚未完善的乡村，个体新乡贤如何嵌入乡村治理，如何与村委会等治理主体互动，以及对乡村治理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在这方面是存在不足的。因此，本文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A村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聚焦个体化的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的主體意识及其与村委会的互动逻辑，以补充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的解释模式。
三、“动员-网罗”：新乡贤与村委会的互动分析框架
“动员”一词泛指集中人力、物力、资源为集体服务的任何活动。政治领域中的政府动员一般用于描述政府对公众行为的某种诱导或操纵，是指政府在一定名义下（一般表现为一定的意识形态），采用大众舆论、宣传教育、典型推介、利益诱导、组织控制等方式，以获取、集中、配置资源来实现特定目标、任务的行为过程[16]。本文中的“动员”概念，指的是新乡贤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合法身份，通过沟通劝导、建言献策促使村委会这一法定建设主体共同行动，以获得政治资源，实现特定目标、任务的行为过程。“网罗”有搜罗、招致、以网捕物之意。有研究者在项目制研究中引入“项目网罗”的概念，描述政府在经济管理领域中不以强权威来动员基层，也不以强资源来吸纳外部的社会组织，而是以提供多元服务支持为运作形式来吸纳外部的优质市场主体的政府管理行为[17]。本文“网罗”概念，借鉴了上述“项目网罗”中网罗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吸引、招纳特定对象的意味。具体来说，村委会的“网罗”概念是指其通过顺化新乡贤的治理构想，或者通过参与激励等方法将新乡贤群体及其资源“捕获”至乡村治理结构中，利用新乡贤群体资源完成乡村建设。
“动员-网罗”是村委会与新乡贤的一种互动逻辑：首先，新乡贤群体基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通过建言献策、个人资源等动员村委会这一乡村事务的法定组织者落实其个人的乡村治理构想，以实现非正式权威的借力运用；另一方面，村委会囿于组织架构、个人资源、制度运行扭曲等原因，而面临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在回应新乡贤的动员行为时，往往顺势而为，通过共同行动、参与激励将新乡贤的治理资源如话语权优势、知识、财力等网罗至村委会的治理框架之中（如图1）。
（一）新乡贤的动员：非正式权威的借力运用
乡贤是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社会力量，是德行高尚且对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18]。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19]。新乡贤作为乡村的一份子，虽然不具有村委会的正式权威，但因其身份特征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是介于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一种治理力量。根据“在乡性”特征与程度，本文将新乡贤划分为常住乡村的在乡乡贤、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走动的两栖乡贤、旅居外地、较少回到乡村的在外乡贤。其中，在乡乡贤、两栖乡贤与乡土的联系较为紧密，其主体范围包括村里的教师等文化人士、离退休干部、企业家以及受到村民尊重的乡村重孝悌的人等，是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力军。在外乡贤已经远离乡土，尽管心系乡村，但对乡村情况缺乏了解，难以直接参与具体事务，常常成为村委会与在乡乡贤、两栖乡贤“化缘”的对象。
在历史上，乡贤起到了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组织公共服务供给、协助国家征派赋税等作用。进入“乡政村治”时期后，乡村治理的正式权威自然也就落在村委会上，而新乡贤介入村庄发展，并没有任何正式权威。但由于其资源富足和对家乡发展热心等因素，也能够形成强大的非正式权威，并借助一系列方式发挥正式作用。首先是利用自身的雄厚资源建设村庄的公共项目，如修路、架桥、修建学校或其他公共设施等，以项目建设方式驱动村委会合作建设，在项目申报和审批方面借助村委会来向上级政府走程序，从而获得主动性；其次，利用自身优势，主导村庄的公共议题，影响村委会决策；最后，通过回应村委会的需求，用资源注入赢得村委会的认同和支持。新乡贤非正式权威的运用实际上借助了村委会正式权威的力量。其想法先要获得村委会的认同，再转变为乡村发展的正式议题；在行动阶段，与村委会共同行动为项目提供正式权威支持，以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另外，新乡贤可能还需要在其他乡村事务上为村委会提供协助。
新乡贤通过项目动员、建言献策和资源注入等渠道对村委会进行自下而上的动员，对乡村治理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没有具体的政策制度与组织形式支持的情况下，新乡贤通过动员村委会共同介入乡村事務，落实其治理构想，是乡村发展自主意识觉醒的体现。
（二）村委会的网罗：资源从向上争取到向下获取
近年来，村委会普遍既面临乡村空心化困境[20]，又受制于治理资源不足[21]。在“悬浮型”体制下，村委会获取资源的渠道基本来自于向上争取，然而这种竞争性项目获取难以满足每个村庄有效运作。因此，新乡贤的主动动员为村委会提供了治理资源的向下获取渠道，其提议、参与出资的公共工程能够直接提高乡村的公共供给水平，满足村民的公共需求。
村委会对新乡贤资源的网罗策略可概括为顺化乡贤、参与激励、情感联系三种：一是在新乡贤向村委会提出关于乡村建设的构想时，村委会基于实际情况予以回应，顺化乡贤的想法以直接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项目建设；二是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搭建正式的对话平台，通过主动与新乡贤分享乡村发展情况，征求新乡贤想法意见，激励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帮助村委会处理相关问题，通过对特定事件的参与激励新乡贤的参与意识；三是情感联系，即通过合作之外的拜访、联系加深彼此的乡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回应新乡贤的动员行为时，实际上也是村委会理性选择的过程，通过共同行动积累合作基础，进一步通过参与激励、情感联系进行资源网罗，整合新乡贤的经济、话语权等多种资源来推动乡村建设。
（三）“动员-网罗”的结果：构建治理共同体
新乡贤与村委会“动员-网罗”的互动逻辑直接提高了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持续的合作中形成了新乡贤与村委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一是新乡贤群体内部的交流与黏合，虽然新乡贤在介入初期以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形式参与乡村建设，但是随着乡村建设项目的推进与正式沟通平台的搭建，新乡贤彼此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化；二是村委会与乡贤权威的融合，村委会的法理型权威与新乡贤的魅力型权威在合作中逐渐融合，并通过乡村建设项目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重塑村委会的形象，改善干群关系；三是参与民主的扩大，参与民主的核心观点是通过群众的直接参与来确保决策的民主与公平，一方面，新乡贤介入乡村事务后能够促使民意表达渠道通畅，另一方面，新乡贤参与村庄治理可以激励村民关注乡村公共事务，起到黏合作用；另外，近年来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普通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以及基层决策的民主化，倡导通过村委会、村党支部的作用影响乡村治理结构，引导村委会、新乡贤重视决策中的普通村民在场。
四、案例呈现：以A村新农村建设历程为例
（一）A村背景介绍
A村位于中国侨都G省J市，面积9平方公里，下辖8个自然村，共389户，户籍总人口约1300人，全部为客家人。A村三面环山，没有城市依托和工业辐射，20世纪90年代仍然属于贫困村，但是，自2007年起，A村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小康村”“G省文明村镇”“全国绿色村庄”等。
A村的新乡贤资源比较丰富，其治理意愿也较为强烈。一是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A村是革命老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位村民参与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在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助力乡村公益事业、教育事业，这些老一辈乡贤在村里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培育了A村后辈主动关心村务的意识；二是华侨具有新乡贤群体的特性。目前A村旅外华侨约有1000人，大多分布在美国、秘鲁、巴拿马、智利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旅外华侨往往会形成大陆华人文化圈，也会根据地域成立很多同乡会，华侨对于家乡有较强烈的归属感，造就了他们热衷家乡建设的特性。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有离休的新乡贤回到乡村生活，长期在乡让他们热衷于乡村规划与发展，甚至愿意以个人资金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新乡贤群体不具备组织乡村公共工程项目的法理身份，在推动乡村建设时，他们只能通过动员村委会参与。 “要搞什么项目要看体制、机制，规矩很多嘛，不是说一群乡贤，说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还要经过政府批准。（访谈资料1131）”
另一方面，受地理因素影响，A村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村委会的治理资源十分有限。村委会感到发展经济比较困难，长期鼓励村民外出务工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村民的收入都是靠去外边城镇打工来维持。（访谈资料1221）”
经济基础薄弱加上长期鼓励村民外出打工导致村庄空心化是A村治理面临的常态，再加上村委会组织架构不合理以及村干部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村委会开展工作急需网罗体制外资源。
（二）“动员-网罗”：村委会与新乡贤的互动逻辑
1.新乡贤动员村委会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A村村委会成员只有6人，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加之村庄经济基础薄弱，凭借自身资源组织乡村建设比较困难。而返乡的新乡贤则拥有相对资源优势与浓厚的乡村建设热情，但却缺乏组织乡村建设的合法身份，于是新乡贤主动找到村委会，以其拥有的资源、项目设想、群众威望等动员村委会，希望获得其支持，以共同行动。
“乡贤是我们村委会的贵人。A村有今日多靠他们支持，他们推着我们走，不走都不行，村委会的蓝图设想，都是他们想出来的。（访谈资料1241）”
A村的自来水工程就是新乡贤与村委会合作推进的。最初，A村几位华侨、商人在外获得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后，非常希望回馈乡土，促进乡村发展，由此萌生了让村庄通自来水的想法。困难是，这些新乡贤长期在外，只有资金，既不熟悉乡村建设规矩，也缺乏合法身份。为了落实通自来水的想法，几位新乡贤找到村委会商量，动员村委会建设自来水工程，由村委会负责请示政府部门、联系工程队，几位新乡贤承担主要费用，在建设中新乡贤又与村委会共同行动，自来水项目最终得以落地，A村也成为当地首先用上自来水的乡村。
“当时我（前村支部书记）刚刚上任，他们（新乡贤）过来坐，就说他们拿着钱回来第一件事呢，想搞个自来水，说如果你愿意做的话我们几个人就回来支持你（田野资料2111）。”
“这个事省里当时来开过现场会议，后期扩大到其他村全部用上。（田野资料2112）”
此外，20世纪90年代的A村因为经济落后，村委会开展工作缺乏资金，乡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村里的新乡贤为寻求乡村发展，商量出要一步一步进行乡村建设、一年办成一件事的想法，新乡贤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主动去做村委会的思想工作，要求村委会一年做一件实事，实现乡村发展。
“当时真的这样说啊，说村委会没钱，他们（新乡贤）说，那你一年做一件啦，大家凑一点钱，他们（新乡贤）回来也凑一点钱，也出力，也出谋划策，到时候有十件八件整个村一定可以改变的。（访谈资料2113）”
村委会于是听取新乡贤的建议，提出“一年做一件实事”的口号，开始了新农村建设的探索，每年定下公共工程计划，依靠新乡贤团结村民参与公共工程，一步步修筑乡道、桥梁、学校、文化室等公共设施，逐步改善村庄环境。又定期向新乡贤、村民汇报工作进度，充分给予村民信心。
2.村委会网罗乡贤
由于村委会自身的治理资源相对匮乏，要改变村庄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需要外力投入，在新乡贤动员村委会进行各项建设的同时，实际上村委会也在相对地网罗这些新乡贤的资源，将其投入到乡村建设当中。以A村为案例，笔者将村委会的行动分为顺化乡贤、参与激励、情感联系三种。
首先，对于新乡贤主动提出的想法，村委会是积极听取且支持的；其次，村委會对于乡村建设有想法，也主动找新乡贤商量，广泛征求意见。在开展乡村美化工作时，村委会曾想建设一个牌坊，希望能够获得新乡贤的支持，于是主动邀请了一批在乡的新乡贤，询问其意见。经过热烈讨论，新乡贤们提出了更好的想法——建设思乡楼，比普通的牌坊更能够体现A村华侨文化，也能成为村民的活动空间。由于新乡贤在讨论中获得了较强的参与感，村委会的最初设想转换成村委会与新乡贤群体的共同目标。讨论之后，新乡贤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思乡楼的建造当中，从思乡楼的选址、协调动员普通村民参与，到与村委会共同到澳门等地动员在外乡贤参与以筹集资金，可以说思乡楼建造的每个环节，都整合了新乡贤的资源。
“思乡楼是2003年‘非典’的时候做的，我（前村干部）一开始想搞个牌坊，希望改善一下村容村貌。他们（新乡贤）说牌坊太单一了，希望又能让人看又能娱乐又能体现侨乡文化，因为我们这里华侨比较多，能够体现华侨对乡村工作的支持，对他们工作的认可，对华侨而言，思乡楼就是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对我们在家乡的人而言，思乡楼就是对他们的回报。”（访谈资料2211）
思乡楼选址在村委会办公室旁边，建造完成后，出于凝心聚力的想法，思乡楼的大门钥匙也交由新乡贤保管，成为新乡贤聚集商议乡村事务的阵地，连A村的村民也戏称思乡楼是“第二村委会办公室”。新乡贤每天都聚集在思乡楼谋划乡村发展，普通村民也可以随时来思乡楼闲话家常，或反馈问题请新乡贤帮忙。村委会干部则经常往思乡楼跑，与新乡贤聊天，听取在乡乡贤的想法，遇到问题，也到思乡楼找新乡贤商量。
“村委会上班的时候，旁边思乡楼就开门了，我们还没上班，他们已经买完菜回到思乡楼了，他们买菜也经过那里，回来也经过。”（访谈资料2224）
“乡贤一回来他们都会聚在思乡楼。你也看到我们做的思乡楼了，这个是A村的第二村委会的办公室，好多人，一些有识之士、文化人啊，经常在这里聚会，然后和一些干部，村委会干部、外出的乡亲干部，经常在这里聚会，出谋划策帮助村委会做新农村建设。”（访谈资料2222）
除了密切联系每天在思乡楼聚会的在乡乡贤，村委会还通过乡贤座谈会的形式，与在城里居住的两栖乡贤、旅外的华侨乡贤进行沟通。在每年清明节、春节等在外乡贤回乡的节日，村委会就会组织新乡贤开会，主动汇报村委会的工作，宣传村委会正在推行的建设项目，并询问新乡贤意见，引导他们关注家乡建设。 “我们会举行乡贤座谈会，召开时间通常就是在外乡贤回来的时候，多数是春节、清明节前后以及国庆节前后，都选在传统节日或者长假期间。在座谈会上由我们村委会介绍乡村发展状况；也会有村委会工作报告，主动接受乡贤的监督；也会讨论一下乡村规划设想，因为我们的很多乡贤也会写规划方案，对于我们村怎样建设，也会进行讨论、落实的。”（访谈资料2221）
最后，村委会非常重视与乡贤的情感联系，关注各个乡贤的特殊情况，加强联系沟通。
“家在外地的乡贤，登门慰问，乡贤回乡时，登门拜访；乡贤有病，前去探望；乡贤家中有喜，上门祝贺；乡贤家中有丧，村干部前去吊唁，乡情深化了，情感自然拉近了。”（访谈资料2232）
“每一年乡贤有什么特殊情况，都去拜访，即使在广州都会去的，当时有个乡贤在广州要住院，我们几个村委会干部都去探望，拉近了我们的情感，那他们当然有家乡观念。”（访谈资料2231）
正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交流，村委会将新乡贤的治理资源网罗到乡村建设的框架中。自20世纪90年代自主进行新农村建设起，A村村委会秉承“一年办一件实事”的构想，组织动员各方力量，推动了村里文化室、村道、桥梁、学校等基础工程的建设。A村的每项公共工程均由村委会与新乡贤共同推进，在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行政力量推进的情况下，通过村委会组织、乡贤参与、村民支持的集体行动，改变了貧穷落后的村貌，并在2007年由于乡村的巨大转变开始被地方政府关注，陆续获得多个荣誉称号，开始名声向外。
（三）“动员-网罗”互动下的治理共同体构建
新乡贤与村委会互动合作有效推动了A村的新农村建设。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除了自来水工程外，新乡贤与村委会还共建了各自然村的文化室、村内的文化公园、思乡楼、桥梁、学校、乡道等等，并在在外务工村民回乡建设居民楼时协调村民做了乡村布局规划，以美化乡村环境。在村庄文教方面，新乡贤和村委会将思乡楼的二三楼打造成农家书屋，书籍均由新乡贤捐献，由新乡贤运营，帮助村民办理借书还书并做日常的维护管理。在集体生活方面，新乡贤向村委会建议成立曲艺社、歌舞队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村委会听取建议，与新乡贤共同向村民宣传，并出钱为村民购置音响设备，又邀请村里文人改编流行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以歌曲表达A村的精神面貌。集体文化活动让村民逐渐凝聚在一起，目前，A村的歌舞队可以随时组成演出队，在村里的“春晚”等集体文艺活动的大小舞台上表演。此外，新乡贤还致力于记载革命斗争历史、族谱等乡村历史与乡贤事迹，营造文化氛围。在民生关怀方面，针对公开评选的低保户，在外乡贤则通过村委会进行关怀慰问，每年捐钱补贴困难村民。
1.基层政府对治理成效的认可
经过十余年的奋斗，A村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提高，新乡贤群集，干群关系融洽。为了记录A村的变化，其中一位新乡贤在村委会支持下，以DVD的形式记录了A村的发展模式，后来，这张DVD被当地政府注意到，认为其真正做到了群策群力，又具备可复制性，于是当地政府在A村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专门对A村模式进行研讨。自此，政府的治理力量开始投入A村，在资金支持方面，地方政府推行“三三四”工程，A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由市政府出三成、镇政府出三成、村委会自己承担四成；在环境治理方面，投资建设沼气池处理养殖业的粪便等问题；在民生工程方面，投资建设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并向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入驻服务，专门为村里的残疾人、老人服务，设置多个服务项目包括手工课、基础健身等。养老助残服务中心成了老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旅外乡贤也给这个平台补充资金，让社工组织老人一起活动，村委会则负责监督资金的使用。政府的认同，让村委会与新乡贤建设乡村的信心更足了，建设步子也进一步加快。
2.参与民主的扩大：从思乡楼议事到禾堂议事模式
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新乡贤与村委会深度融合，并深嵌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各个环节。依托思乡楼这一平台，新乡贤一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各项乡村规划构想中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充分充当中介人的角色，表达村民的意见。
“我们经常做的就是听到什么意见建议，就去思乡楼第二次讨论、开会；群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我们可以提建议，和他们（村委会）一起商量、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会帮忙想办法解决的。”（访谈资料2121）
新乡贤群体的充分参与，一方面促进了村庄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另一方面也在普通村民中起到示范作用。A村的参与民主逐渐扩大，表现为普通村民的声音越来越多，并形成了禾堂议事模式：禾堂是客家人的晒谷场，禾堂议事是指包括村委会干部、新乡贤、普通村民在场，通过村委会干部与新乡贤牵头，引导普通村民在禾堂共同讨论乡村公共事务的模式。禾堂议事是目前A村解决村务问题最常用的模式。思乡楼议事到禾堂议事的转变有自主建设的部分，也有政府政策的影响。其一是新乡贤治理空间的压缩。随着乡村各项基础工程的建设，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基础设施的完善，也让乡村由过去需要较多资金、知识文化与社会资源投入转变为更多需要村民协调解决乡村生活秩序或集体活动问题，村民的参与性更强了。其二是政府政策的转变与引导。2012年，当地政府开展“乡贤回归工程”，要求各村成立乡亲联谊会，A村也在地方政府要求下，成立了乡亲联谊会，并由政府组织了挂牌仪式。但在实际运行中，A村的乡亲联谊会只是起到了交流沟通的作用，并没有成为新乡贤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在当地其他一些乡村，在乡贤与村委会的磨合上甚至发生过冲突。因此，从2019年年底开始，当地县市通过了多个乡亲联谊会的注销申请，A村也在2019年底注销了其乡亲联谊会。
“当时的联谊会就是上面（政府）一个常委提议，是统战部要求，这种形式现在也不推广。这个要看形势了，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不提倡这个的啦，现在提倡禾堂议事，不提倡很多的民间组织啦。”（访谈资料3331） 事实上，由于各个乡村的乡贤资源、村委会治理情况不同，即使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成立了新乡贤组织并建立了相关规章制度，在各村的运行也有较大差异，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工作重点也由此逐渐转向，更多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党建引领的作用。因此，村委会受上级政府影响，更加重视普通村民的直接参与，与新乡贤共同引导村民参与村务的事例也越来越多。在乡村大事上，村委会坚持进行一事一议，由村委会组织、新乡贤协调整合各方意见、普通村民充分参与的禾堂模式，取代了过去由新乡贤在思乡楼规划设想乡村建设的模式，民主参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禾堂成为A村新的议事地点。
“在厕所革命工作中，A村着手建造公厕。在选址时，由于邻避效应，曾一度陷入僵局，这时候，还是村中党员站出来，和村长一起，去到村民家门口，坐在禾堂，邀上周边几户人家聚在一起，商议公厕的选址，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情与理交融。正是这种禾堂议事模式，令很多小事不出村就解决了。”（访谈资料3321）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动员-网罗”为分析框架，尝试描述在缺乏正式组织与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新乡贤群体介入乡村治理的形式，以及在过程中与村委会的互动逻辑及影响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乡贤群体对于乡村发展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基于自身以及普通村民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新乡贤通过建言献策、资源注入等方式动员村委会共同行动组织公共物品供给，以实现非正式权威的借力运用；另一方面，村委会在回应这些公共需求时会相应地将新乡贤的治理资源网罗至村委会的治理格局中，借助新乡贤的话语权、资金、知识进行乡村建设；新乡贤与村委会的持续互动不断深化其合作关系，实现了治理资源互补与整合，并带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与参与民主的发展。
这一结论补充了目前学界对新乡贤介入乡村治理方式的研究。新乡贤群体介入乡村治理没有形成赖以运行的正式组织形式，在发展前中期的行动没有受到政府政策与程序规制。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國家-社会”视角下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视为国家在乡村社会进行政权建设的理解，即将新乡贤回归看作受到乡贤回归政策影响的行政嵌入过程，也不同于“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将其视为地方政府为实现治理有效而进行的基层治理创新，其更多地展现了新乡贤与村委会对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另外，不同于部分案例中，由于乡村治理焦点事件形成新乡贤组织正式介入乡村治理并形成“双轨政治”的模式，本案例中新乡贤的介入过程具有渐进性特点，更多地表现为关系与文化网络视角下，新乡贤角色的回归与非正式权力的运用。最后，基于对A村的田野观察，“动员-网罗”互动模式一方面体现了新乡贤的动员行为，另一方面体现了村委会对于新乡贤资源的网罗，正是两个关键的行动双向构建了新乡贤与村委会的合作治理关系，因此，本文得出与郎友兴等人类似的结论，即新乡贤有效治理受到村委会资源整合能力的影响。
文章关注的个体化的新乡贤介入乡村公共事务的形式，其理论意义在于，目前文献聚焦于政府培育的新乡贤组织运行的情况下，解释不具备组织化条件与政策支持的新乡贤群体介入乡村事务的行动模式，是对目前新乡贤作用模式及其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的互动模式的补充。“动员-网罗”模式展现了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新乡贤与村委会对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其合作开展基于双方对于乡村现代化的目标耦合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培育；二是乡村民主发展的渐进性，新乡贤介入公共事务的行动带动了乡村参与民主的发展，从分散的个体新乡贤逐渐形成新乡贤群体共同议事，再到普通村民的参与，乡村民主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三是村委会的组织者角色有所体现，在与新乡贤的互动过程中，由于面对的是个体的新乡贤，村委会需要整合新乡贤群体的不同社会资源，其角色身份不是政府的代理人而是作为乡村建设的组织者。本文的现实意义则是要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置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维度下理解，同时把握中国乡村的非均衡性，即仍然有众多乡村并不具备建立完备的新乡贤组织的条件。在探索创新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时，除了看到自上而下培育的新乡贤组织模式与作用，也要关注乡村社会内生的新乡贤群体与村委会的发展意识与互动模式，将发挥新乡贤作用与基层队伍建设关联起来看待。不具备建设新乡贤组织条件的乡村，应该在理解新乡贤行为的基础上，提升村委会对乡村治理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意识，并在其形成的合作模式基础上加以规制引导，确保基层参与民主的发育。
最后，本文仍有不足之处：一是“动员-网罗”框架聚焦新乡贤与村委会的互动逻辑，但是对互动后期政府行为的介入及其规制的影响没有进行深入讨论；二是基于单个案例进行深描，不能周全乡村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如对村委会缺乏足够的资源整合能力回应新乡贤的动员行为、新乡贤对于乡村发展的自主意识薄弱等情况没有进行深入讨论。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不同，乡村之间的异质性较大，对新乡贤进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探索、乡村治理中村委会的整合能力等仍然需要更多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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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