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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公共危机问题的主要范式之一。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2003—2021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对公共危机治理问题的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研究视角呈现学科交融的多元化发展态势，研究内容丰富多元，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持续加大，促进该研究的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既有研究也存在概念内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局限性，据此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现状；演化路径；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D63；G35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8-0019-13
基金项目：广东省创新强校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疫情防控专题“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复合治理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2019KZDZX1035）。
“在危机中”是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各种潜在的与显现的公共危机日益成为我们经常面临的危难现象和发展难题，研究危机和破解危机越来越成为中国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1]27。关于公共危机治理路径的研究源于世界银行和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理念的大力倡导。目前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公共危机问题的普遍语境，公共危机治理这一主题亦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以“公共危机治理”为关键词检索项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5月31日，共检索到719条结果，其中学术期刊465条，学位论文223条，报纸会议31条记录。研究者以相关理论或公共危机事件为切入点，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范畴、治理体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初步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但基于公共危机常态化、动态化的现代特征，新时代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的难度在加大，相应地，基于新发展阶段的公共危机演化规律和治理路径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少数学者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性工作，如刘智勇、刘文杰（2012）对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的研究述评；鹿斌、周定财（2014）等对国内协同治理問题的研究述评与展望；张玉磊（2016）对整体性治理及其在公共危机治理领域运用的研究述评；张美云、杨徐美（2020）对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进展评价及未来展望。这些述评类文献，多数侧重于梳理公共危机治理的某个方面，如主体协同或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这两种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目前仅有1篇是从整体上分析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现状的，但其文献样本的选取是基于治理的模糊概念，将公共危机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应对、公共危机处置这些主题都包括在内。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以公共危机治理或突发事件治理作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2003—2021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系统描述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现状，分析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方向和路径。这一方面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更精准地把握公共危机演化的内在机理，以便构建更为成熟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有益于助推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的相关研究，为具体的实施层面提供模式和路径方面的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样本和研究概况分析
本文以关键词=公共危机或者关键词=公共危机事件或者关键词=突发事件与关键词=治理为检索条件，时间范围不限，选取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作为数据来源，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5月底，共检索到471条文献记录。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有效性，在正式展开文本的定量分析之前，进行了数据清理：第一步，对篇首语、编者按、学人推荐、期刊总结、选题指南、通知、新闻报道等无作者的期刊内部管理事项类文献一律删除；第二步，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是对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进展和趋势进行全面分析，因此剔除了会议综述、研究综述、研究热点等述评类文献以及书评；第三步，清理了少数乱入的与本主题无关的文献；最后，用CiteSpace软件将初步清理后的数据输入进行去重处理。经过数据清理后得到447条有效的文献数据，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样本。
（一）从发表年度分布来看，研究总体上趋热，2020年达到峰值
从图1来看，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热度总体上呈蜿蜒上升的趋势。研究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3-2007）为研究的起步阶段。五年间平均每年有4篇高质量论文发表，虽然数量不多，但可持续性强，表明这个领域持续受到学术界关注；第二个阶段（2008-2017）为研究的活跃阶段。2008年到2010年是快速增长时期，2010年发文量出现小高峰，达到36篇；随后的6年发文量在每年28篇左右小幅波动，直至2017年达到34篇。这表明在本阶段该领域的研究相当活跃，涌现了很多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成果，促使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不断成熟和完善。第三个阶段（2018-2019），研究趋冷，降至与2008年相同的水平。第四个阶段（2020年）为研究的井喷阶段，仅2020年一年的发文量就达到了峰值，约占2020年以前年度文献总和的三分之一。总体来看，本领域研究始于2003年，因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引致的治理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2008年至今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二）从研究的学科分布来看，以公共管理、政治学为主，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显端倪
由图2可知，由于公共危机治理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等领域的核心术语，也是公共管理学科、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因此，这些学科占据研究的主流，发文量占比高达90%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也有其他学科陆续加入研究行列，如新闻与传播、社会学、医学、安全科学、情报学科、经济学、环境科学等。这一方面说明新形势下公共危机事件的新发展、新特点，特别是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二、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并进行寻径处理后，设置节点频数为6，得到图3的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也展现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热词和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概念范畴的热词，包括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社会等；第二类是领域或事件范畴的热词，范围层次不一，包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社会风险、舆情治理、公共治理等；第三类是治理体系方面的热词，涉及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析，如治理模式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主体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数字共同体，治理方式有积极型政府、整体性动员、大数据等。
（二）研究脈络演进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变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1，值为0.8）得到前25位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见表1）：
从表1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可以管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是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论体系。由于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的张力，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延展。其中，早期阶段（2003—2007年）关注的主题有数字治理、社会动员、积极型政府构建等；中期阶段（2008—2015年）出现了众多的突变主题，如治理理论的探讨、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协同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近期（2016年至今）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热度激增。
三、核心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中心度较大的11个聚类导出，由于部分子聚类的成员归属不具有唯一性，经过重组归类最终形成四大类11个子聚类（见表2）：
（一）类I为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构建研究
包括#0公共危机和#10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关注的主题有公共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政府信任、公权力、网络社会治理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公共危机决策方面的研究
公共危机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决策结构、决策能力、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多个要素。如刘霞、向良云认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的决策主体形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是现实的选择。其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各成员组织之间在知识资本平台上持续有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2]。万朝珠从信息的传播、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互动性、组织基础和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指出了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3]。赖英腾则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胡象明认为公共危机治理转型就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黄健荣、胡建刚经过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再思考：在危机决策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为本，在危机决策权力结构上坚持多元参与和政治共识，在危机治理决策方式上聚焦于前瞻性预警决策，在危机治理决策基础方面走向合作共治[6]。此外，祝大勇、侯雅洁对公权力下沉执行中出现的基层工作人员公权力执行能力不足与越界等典型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陈岩提出了循证领导力概念框架[7]。
2.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危机与日俱增，产生了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如熊光清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8]。王娟丽在互联网状态下针对148起公共危机事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公共危机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客观参量、载体参量以及环境参量。并据此提出构建网络发言人模式和构建公共危机数据监管模式的有效建议[9]。
显然，这些关于公共危机的探讨，虽然主题多样、观点不一，但都围绕着“治理”的理念和逻辑展开，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公共危机研究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向。
（二）类II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2公共危机治理、#4治理、#9危机治理、#7协同治理、#8整体性治理，这三个子聚类有相似的成分，归为一大类，可以涵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内容，包括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的研究。
1.治理视角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民治理视角[10]、风险管理视角[11]、“善治”视野[12]和国家治理体系视阈[13]。此外，唐庆鹏、钱再见提出了政策工具视角[14]；周芳检、何振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15]。 2.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方面的研究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治理主体合作研究。如唐波勇基于利益相关者模式提出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路径[16]；刘霞、张小进认为应确立以政府为核心、合理配置各主体的权责关系、实行统分结合的危机治理结构和加强监督的合作博弈制度[17]；徐双敏、罗重谱分析了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外部阻滞因素，提出应健全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内外部机制[18]；李想则提出应从搭建大数据平台、信息交换机制、合作协调体制、长效合作机制等方面构建双方合作路径[19]。二是各类主体参与危机治理的研究。包括：政府治理主体的建设问题研究，如杨静娴对政府公信力缺失与重塑的探讨[20]，周定财提出的前瞻型政府模式[21]，诸葛福民、原光基于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角度分析信息公开问题[22]；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如陈秀峰、聂国欣、于海龙、张勤、胡洁虹等，认为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需要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互动机制、耦合机制及应对机制[23][24][25][26]。
3.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
如刘霞、向良云指出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当代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的现实选择[27]；容志则探讨了治理框架的现代化问题[28]。
4.治理模式方面的研究
目前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较为成熟的是整体性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的主要代表是张玉磊和韦彬，张玉磊从治理的理念、主体、结构、环节、手段等构建了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概念框架，即民生治理、多元治理、协作治理、全流程治理和数字治理，进而结合跨界公共危机的具体治理實践，从理念、体制、结构、机制、流程、技术、保障、环境等方面采取系统化的整合策略，构建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模式[29][30]。韦彬则针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功能和治理结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策略[31][32]。关于协同治理模式的研究有多重维度：一是协同治理路径，如杨永慧、熊代春从独立性、沟通协调、体制性环境和非政府组织的职责和地位等方面指出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实现“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33]；于丽英、蒋宗彩运用协同熵分析城市群公共危机多主体系统的演化机理，并进一步构建城市群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网络，最后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三方面提出城市群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34]。二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如高雪静、魏永忠提出应完善由社会公众、社会组织、辅警力量、市场化保安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妥善解决我国农村社会安全突发事件[35]。三是信息协同机制。如樊博、于洁在借鉴Dorothy等的资源基础框架、Comfort的4Cs模型、Paul等的协作网络界定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资产、能力、行动、协调网络四位一体的城市突发事件协同治理信息协同机制，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36]。四是跨域协同治理。如吕孝礼等使用内容分析法对京津冀应急府际协议的结构、类型及变迁进行了分析[37]；贾鼎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协同取代竞争”“碎片走向整合”“协同参与”“形成共治”主张，从合作认知、体制机制创设以及系统平台建设三个方面提出加强京津冀三地应对突发事件联动指挥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38]。
（三）类III为突发事件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1疫情防控、#3公共管理、#5突发事件，囊括了公共突发事件、网络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公共安全和风险治理问题，往往透过具体的事件揭示其机理。这类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预警机制、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等三个方面。
1.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随着以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舆论在突发事件的演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对于网络舆情治理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如王维、高会燕认为应辩证看待网络舆论的利与弊，政府应该及时公开信息，建立网络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加强大数据研判及完善舆情治理法治体系等方式，实现网络舆论的有效治理[39][40]；周广艳、张亦工借鉴国外在网络立法、机构监管、行业自律、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网络舆情治理的中国路径[41]。赵蓉英、王旭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提出了针对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结构本身的控制对策[42]；孙振良、宋绍成基于信息生态链理论、协同学理论及系统动力学方法，阐述突发事件舆情信息生态链系统的协同演化机理[43]；吴锋从博弈视角探讨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博弈机制[44]。此外，网民的社会情绪、网络谣言、媒体环境、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社会组织参与等都会影响网络舆情的发展。如朱代琼、王国华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结合三元交互决定论，从个、环境、行为三个方面对突发事件中网络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45]；张会平等运用计划行为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威慑理论构建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识别行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46]；翁士洪、顾佩丽以H7N9型禽流感事件中的微博谣言为例探讨了微博谣言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产生机制，提出公共突发事件中微博谣言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之对策[47]。吴志敏认为，新媒体产生了网络舆情的放大效应，应了解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积极影响机制，构建城市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体系[48]。袁振龙、左袖阳针对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不足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重塑政府结构、重构政媒关系、重组政社关系，提升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率[49]。徐顽强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制度设计，以明晰社会组织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角色、功能，构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50]。
2.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研究
如翁列恩基于预见性政府治理视角提出要从组织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建立系统、完善的社会突发事件预警机制[51]；童星也进一步提出战略性治理的新思维，对于突发事件的治理应该具有全局性、前瞻性、规划性和防御性[52]。 3.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专题研究
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发了井喷式的研究热潮，形成了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和疫情防控专项议题研究。如肖荣辉、曾光辉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对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信用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建议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监管制度，出台公共突发事件专项信用监管办法，明确社会主体失信行为边界，注重激励措施的落实，完善信用豁免机制，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53]。高静、武彤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采用事件史分析法构建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响应的三阶段模型，选取案例样本，对地方政府响应机制和响应效能进行诊断和评价。进而从协同治理、信息公开、分享机制、基层组织、督导力度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54]。贾哲敏、孟天广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一次全国性调查，提出基于信息需求与供给之匹配关系的信息治理框架来理解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媒介与公众的关系[55]。唐皇凤、吴瑞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新冠肺炎疫情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整体性治理的优化路径[56]。张海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深刻反思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不足及成因，从疫情应对评估、构建两级治理体制和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三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57]。张超汉、冯启伦针对全球卫生合作机制的实践困境，认为应搭建公共卫生治理全球统一框架，补齐全球卫生治理赤字[58]。
（四）类IV为治理语境下的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这类研究由#6子聚类组成。应急管理是传统的研究主题，基于治理理论视角的研究主要体现为灾害预警的创新研究、构建制度化的应急管理合作框架和多维治理视角的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研究。
1.灾害预警的创新研究
周利敏、龙智光以阳江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为案例开展大数据灾害预警研究，提出要健全不同应急部门主动响应机制及跨部门预警合作机制[59]。
2.构建制度化的应急管理合作框架研究
鲍芳修、方雷提出地方政府间亟须构建一种常态的、稳定的和制度化的应急管理合作框架[60]。必须破除地域主义观念，培养合作文化，进而在法律法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管理处置流程、资源整合与补偿、中央宏观政策等方面搭建制度化平台，以增强公共危机的处置能力。而在法律法规方面，谭波、王玉进一步提出应单列应急行政法，并要契合社会共治趋势[61]；林淞则在应急资源整合方面从剖析协同理念的内生性诉求出发，以优化应急资源的配置结构为旨归，在分析现行应急资源管理制度所直面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三大挑战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62]。
3.多维治理视角的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研究
多維治理视角包括：风险治理的视角，如卢文刚、刘晋、詹承豫从系统脆弱性、“社会风险-公共危机”演化逻辑以及“情景-冲击-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出发对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完善[63][64][65]，童星提出了风险危机管理研究新视角：熵[66]；社会治理的视角，如卢文刚根据社会治理理论、危机全生命周期理论及应急管理的PPRR四过程维度，初步构建了城市公交全生命周期应急治理框架体系[6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如吕志奎构建了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急管理新体制[67]；整体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的视角，如王莹、王义保构建了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并互相合作的应急治理网络结构[68]，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对城市应急管理中多主体协同进行SWOT分析，以实现城市应急管理模式的创新[69]。
四、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一）既有研究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国内公共危机治理领域的研究由浅入深，从多维对象、多维视角展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并行发展。其中，研究对象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公共危机、突发事件以及应急管理。研究内容从概念体系到涵盖治理各个要素的治理框架和体系建设再到治理实践解析。多维视角主要表现为：“善治”理论、风险治理、社会治理、公民治理、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治理视角；分析框架方面运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比较丰富，有利益相关者模式、博弈理论、协同熵、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信息生态链理论、协同学理论及系统动力学方法、计划行为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威慑理论；具体的研究方法多采用案例研究、内容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既有研究内容丰富多元，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的参考与借鉴，但经过梳理，我们发现既有研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局限性：
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的对象分析：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三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细微的区别，且公共危机治理研究以公共危机的内涵和治理理论为基础，而应急管理则主要以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来构建应急机制和体系，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的概念内涵并非完全一致，这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既有研究在三种维度上的分析基本上各自为政，呈现碎片化现象，如何在治理的语境下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统一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研究着重探讨了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和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各要素问题，但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层面上，主要基于已有的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进行分析，在治理实践中具体怎么运用的研究比较少。如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的演化逻辑，并基于此构建了治理的机制、机理或框架，但对于具体怎么去应用、实施的有效性等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此外，对于公共危机的发生机制、主体行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治理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比较丰富，但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内容分析法为主，占比九成以上，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资料开展定量研究的仅有寥寥几篇。基于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是本主题研究的特色，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能细致、深入地分析具体事件的本质和规律，但获得的结论难以在较大范围中推论到总体。因此，本主题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使得现有文献缺少从宏观层面、整体性看待公共危机的视野，不利于探究公共危机治理的普遍规律和内在机理。 （二）研究展望
目前学界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还存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这正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地方。
1.进一步明确公共危机及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形成统一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框架
目前学界的研究对象维度多元，也说明了在理论层面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共危机及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辨析公共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关系，公共危机治理与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在厘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整合。如何明晰公共危机及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以及如何构建统一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框架是后续研究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2.开展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与模式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治理的诸要素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但治理理论更多的是理念和指导层面的变革，在执行层面是抽象而模糊的，因此在治理的普遍语境下，派生了诸如协同治理、协作治理、合作治理、整体性治理、复合治理等多种说法，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问题。这些治理模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又有所不同，应该如何应用于治理实践，如何整合，适用性和局限性如何，对这些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3.智慧治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从2009年开始规划和发展智慧城市项目，2015年提出了“互联网+”行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发的行程卡、防疫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数字治理研究在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两方面的科研成果也很多，但从公共危机领域的研究来看，智慧治理理论应用于治理实践的并不多见，零星可见的文献涉及的仅是从技术层面单一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缺乏系统的应用研究。因此，后续研究应关注公共危机智慧治理系统建设和运行模式。
4.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公共危机治理的整体性分析
如上所述，由于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已有文献大多倾向于事件分析、理论阐释、框架构建等内容的探讨，但对公共危机发生机制、主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缺乏整体维度的思考，后续研究应关注运用定量分析技术（样本模型）或运用大数据技术（总体模型）开展公共危机演化规律和内在机理方面的整体性分析，以便更加有效地解决治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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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钰涵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现状；演化路径；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D63；G35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8-0019-13
基金项目：广东省创新强校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疫情防控专题“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复合治理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2019KZDZX1035）。
“在危机中”是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各种潜在的与显现的公共危机日益成为我们经常面临的危难现象和发展难题，研究危机和破解危机越来越成为中国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1]27。关于公共危机治理路径的研究源于世界银行和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理念的大力倡导。目前治理理论已成为研究公共危机问题的普遍语境，公共危机治理这一主题亦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以“公共危机治理”为关键词检索项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5月31日，共检索到719条结果，其中学术期刊465条，学位论文223条，报纸会议31条记录。研究者以相关理论或公共危机事件为切入点，围绕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范畴、治理体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初步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但基于公共危机常态化、动态化的现代特征，新时代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的难度在加大，相应地，基于新发展阶段的公共危机演化规律和治理路径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少数学者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性工作，如刘智勇、刘文杰（2012）对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的研究述评；鹿斌、周定财（2014）等对国内协同治理問题的研究述评与展望；张玉磊（2016）对整体性治理及其在公共危机治理领域运用的研究述评；张美云、杨徐美（2020）对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进展评价及未来展望。这些述评类文献，多数侧重于梳理公共危机治理的某个方面，如主体协同或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这两种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目前仅有1篇是从整体上分析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现状的，但其文献样本的选取是基于治理的模糊概念，将公共危机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应对、公共危机处置这些主题都包括在内。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以公共危机治理或突发事件治理作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国知网2003—2021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系统描述国内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现状，分析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方向和路径。这一方面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更精准地把握公共危机演化的内在机理，以便构建更为成熟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有益于助推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的相关研究，为具体的实施层面提供模式和路径方面的借鉴和参考。
一、文献样本和研究概况分析
本文以关键词=公共危机或者关键词=公共危机事件或者关键词=突发事件与关键词=治理为检索条件，时间范围不限，选取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作为数据来源，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5月底，共检索到471条文献记录。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有效性，在正式展开文本的定量分析之前，进行了数据清理：第一步，对篇首语、编者按、学人推荐、期刊总结、选题指南、通知、新闻报道等无作者的期刊内部管理事项类文献一律删除；第二步，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是对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进展和趋势进行全面分析，因此剔除了会议综述、研究综述、研究热点等述评类文献以及书评；第三步，清理了少数乱入的与本主题无关的文献；最后，用CiteSpace软件将初步清理后的数据输入进行去重处理。经过数据清理后得到447条有效的文献数据，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样本。
（一）从发表年度分布来看，研究总体上趋热，2020年达到峰值
从图1来看，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热度总体上呈蜿蜒上升的趋势。研究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3-2007）为研究的起步阶段。五年间平均每年有4篇高质量论文发表，虽然数量不多，但可持续性强，表明这个领域持续受到学术界关注；第二个阶段（2008-2017）为研究的活跃阶段。2008年到2010年是快速增长时期，2010年发文量出现小高峰，达到36篇；随后的6年发文量在每年28篇左右小幅波动，直至2017年达到34篇。这表明在本阶段该领域的研究相当活跃，涌现了很多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成果，促使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体系不断成熟和完善。第三个阶段（2018-2019），研究趋冷，降至与2008年相同的水平。第四个阶段（2020年）为研究的井喷阶段，仅2020年一年的发文量就达到了峰值，约占2020年以前年度文献总和的三分之一。总体来看，本领域研究始于2003年，因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引致的治理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2008年至今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二）从研究的学科分布来看，以公共管理、政治学为主，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显端倪
由图2可知，由于公共危机治理是公共管理、政府治理等领域的核心术语，也是公共管理学科、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因此，这些学科占据研究的主流，发文量占比高达90%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也有其他学科陆续加入研究行列，如新闻与传播、社会学、医学、安全科学、情报学科、经济学、环境科学等。这一方面说明新形势下公共危机事件的新发展、新特点，特别是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二、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选择关键词并进行寻径处理后，设置节点频数为6，得到图3的关键词词频共现图谱，也展现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热词和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概念范畴的热词，包括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治理、治理、公共危机管理、危机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社会等；第二类是领域或事件范畴的热词，范围层次不一，包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社会风险、舆情治理、公共治理等；第三类是治理体系方面的热词，涉及治理的各个方面分析，如治理模式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主体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数字共同体，治理方式有积极型政府、整体性动员、大数据等。
（二）研究脈络演进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变可视化分析（设置时间切片为1，值为0.8）得到前25位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见表1）：
从表1的高频热词知识图谱可以管窥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是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衍生出的一个分支理论体系。由于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危机事件常态化的现实需求的张力，研究的热度、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延展。其中，早期阶段（2003—2007年）关注的主题有数字治理、社会动员、积极型政府构建等；中期阶段（2008—2015年）出现了众多的突变主题，如治理理论的探讨、公共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协同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近期（2016年至今）由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以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如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层面的研究热度激增。
三、核心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样本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中心度较大的11个聚类导出，由于部分子聚类的成员归属不具有唯一性，经过重组归类最终形成四大类11个子聚类（见表2）：
（一）类I为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构建研究
包括#0公共危机和#10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内容，关注的主题有公共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政府信任、公权力、网络社会治理等，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公共危机决策方面的研究
公共危机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其中涉及决策结构、决策能力、信息沟通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多个要素。如刘霞、向良云认为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公民、企业等多元的决策主体形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是现实的选择。其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各成员组织之间在知识资本平台上持续有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2]。万朝珠从信息的传播、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互动性、组织基础和法律与制度保障方面指出了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的困境[3]。赖英腾则针对公共危机中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胡象明认为公共危机治理转型就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黄健荣、胡建刚经过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再思考：在危机决策价值导向上坚持以人为本，在危机决策权力结构上坚持多元参与和政治共识，在危机治理决策方式上聚焦于前瞻性预警决策，在危机治理决策基础方面走向合作共治[6]。此外，祝大勇、侯雅洁对公权力下沉执行中出现的基层工作人员公权力执行能力不足与越界等典型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陈岩提出了循证领导力概念框架[7]。
2.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网络为载体的公共危机与日俱增，产生了网络社会治理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如熊光清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出应积极引导网络舆论，有效防控网络突发事件，不断推动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8]。王娟丽在互联网状态下针对148起公共危机事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公共危机的形成与以下因素相关：客观参量、载体参量以及环境参量。并据此提出构建网络发言人模式和构建公共危机数据监管模式的有效建议[9]。
显然，这些关于公共危机的探讨，虽然主题多样、观点不一，但都围绕着“治理”的理念和逻辑展开，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公共危机研究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向。
（二）类II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2公共危机治理、#4治理、#9危机治理、#7协同治理、#8整体性治理，这三个子聚类有相似的成分，归为一大类，可以涵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内容，包括治理视角、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的研究。
1.治理视角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民治理视角[10]、风险管理视角[11]、“善治”视野[12]和国家治理体系视阈[13]。此外，唐庆鹏、钱再见提出了政策工具视角[14]；周芳检、何振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15]。 2.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方面的研究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治理主体合作研究。如唐波勇基于利益相关者模式提出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路径[16]；刘霞、张小进认为应确立以政府为核心、合理配置各主体的权责关系、实行统分结合的危机治理结构和加强监督的合作博弈制度[17]；徐双敏、罗重谱分析了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外部阻滞因素，提出应健全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内外部机制[18]；李想则提出应从搭建大数据平台、信息交换机制、合作协调体制、长效合作机制等方面构建双方合作路径[19]。二是各类主体参与危机治理的研究。包括：政府治理主体的建设问题研究，如杨静娴对政府公信力缺失与重塑的探讨[20]，周定财提出的前瞻型政府模式[21]，诸葛福民、原光基于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角度分析信息公开问题[22]；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如陈秀峰、聂国欣、于海龙、张勤、胡洁虹等，认为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需要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互动机制、耦合机制及应对机制[23][24][25][26]。
3.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
如刘霞、向良云指出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当代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的现实选择[27]；容志则探讨了治理框架的现代化问题[28]。
4.治理模式方面的研究
目前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较为成熟的是整体性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的主要代表是张玉磊和韦彬，张玉磊从治理的理念、主体、结构、环节、手段等构建了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概念框架，即民生治理、多元治理、协作治理、全流程治理和数字治理，进而结合跨界公共危机的具体治理實践，从理念、体制、结构、机制、流程、技术、保障、环境等方面采取系统化的整合策略，构建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模式[29][30]。韦彬则针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功能和治理结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策略[31][32]。关于协同治理模式的研究有多重维度：一是协同治理路径，如杨永慧、熊代春从独立性、沟通协调、体制性环境和非政府组织的职责和地位等方面指出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实现“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33]；于丽英、蒋宗彩运用协同熵分析城市群公共危机多主体系统的演化机理，并进一步构建城市群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网络，最后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三方面提出城市群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34]。二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如高雪静、魏永忠提出应完善由社会公众、社会组织、辅警力量、市场化保安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妥善解决我国农村社会安全突发事件[35]。三是信息协同机制。如樊博、于洁在借鉴Dorothy等的资源基础框架、Comfort的4Cs模型、Paul等的协作网络界定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资产、能力、行动、协调网络四位一体的城市突发事件协同治理信息协同机制，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36]。四是跨域协同治理。如吕孝礼等使用内容分析法对京津冀应急府际协议的结构、类型及变迁进行了分析[37]；贾鼎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协同取代竞争”“碎片走向整合”“协同参与”“形成共治”主张，从合作认知、体制机制创设以及系统平台建设三个方面提出加强京津冀三地应对突发事件联动指挥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38]。
（三）类III为突发事件治理体系研究
包括#1疫情防控、#3公共管理、#5突发事件，囊括了公共突发事件、网络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公共安全和风险治理问题，往往透过具体的事件揭示其机理。这类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预警机制、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等三个方面。
1.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随着以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舆论在突发事件的演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对于网络舆情治理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如王维、高会燕认为应辩证看待网络舆论的利与弊，政府应该及时公开信息，建立网络舆情控制和引导机制，加强大数据研判及完善舆情治理法治体系等方式，实现网络舆论的有效治理[39][40]；周广艳、张亦工借鉴国外在网络立法、机构监管、行业自律、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网络舆情治理的中国路径[41]。赵蓉英、王旭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提出了针对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网络结构本身的控制对策[42]；孙振良、宋绍成基于信息生态链理论、协同学理论及系统动力学方法，阐述突发事件舆情信息生态链系统的协同演化机理[43]；吴锋从博弈视角探讨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博弈机制[44]。此外，网民的社会情绪、网络谣言、媒体环境、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社会组织参与等都会影响网络舆情的发展。如朱代琼、王国华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结合三元交互决定论，从个、环境、行为三个方面对突发事件中网络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45]；张会平等运用计划行为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威慑理论构建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识别行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46]；翁士洪、顾佩丽以H7N9型禽流感事件中的微博谣言为例探讨了微博谣言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产生机制，提出公共突发事件中微博谣言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之对策[47]。吴志敏认为，新媒体产生了网络舆情的放大效应，应了解新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积极影响机制，构建城市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体系[48]。袁振龙、左袖阳针对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不足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重塑政府结构、重构政媒关系、重组政社关系，提升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率[49]。徐顽强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制度设计，以明晰社会组织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角色、功能，构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50]。
2.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研究
如翁列恩基于预见性政府治理视角提出要从组织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建立系统、完善的社会突发事件预警机制[51]；童星也进一步提出战略性治理的新思维，对于突发事件的治理应该具有全局性、前瞻性、规划性和防御性[52]。 3.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专题研究
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发了井喷式的研究热潮，形成了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和疫情防控专项议题研究。如肖荣辉、曾光辉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对公共突发事件中的信用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建议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监管制度，出台公共突发事件专项信用监管办法，明确社会主体失信行为边界，注重激励措施的落实，完善信用豁免机制，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53]。高静、武彤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采用事件史分析法构建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响应的三阶段模型，选取案例样本，对地方政府响应机制和响应效能进行诊断和评价。进而从协同治理、信息公开、分享机制、基层组织、督导力度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54]。贾哲敏、孟天广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一次全国性调查，提出基于信息需求与供给之匹配关系的信息治理框架来理解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媒介与公众的关系[55]。唐皇凤、吴瑞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新冠肺炎疫情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整体性治理的优化路径[56]。张海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深刻反思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不足及成因，从疫情应对评估、构建两级治理体制和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三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57]。张超汉、冯启伦针对全球卫生合作机制的实践困境，认为应搭建公共卫生治理全球统一框架，补齐全球卫生治理赤字[58]。
（四）类IV为治理语境下的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这类研究由#6子聚类组成。应急管理是传统的研究主题，基于治理理论视角的研究主要体现为灾害预警的创新研究、构建制度化的应急管理合作框架和多维治理视角的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研究。
1.灾害预警的创新研究
周利敏、龙智光以阳江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为案例开展大数据灾害预警研究，提出要健全不同应急部门主动响应机制及跨部门预警合作机制[59]。
2.构建制度化的应急管理合作框架研究
鲍芳修、方雷提出地方政府间亟须构建一种常态的、稳定的和制度化的应急管理合作框架[60]。必须破除地域主义观念，培养合作文化，进而在法律法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管理处置流程、资源整合与补偿、中央宏观政策等方面搭建制度化平台，以增强公共危机的处置能力。而在法律法规方面，谭波、王玉进一步提出应单列应急行政法，并要契合社会共治趋势[61]；林淞则在应急资源整合方面从剖析协同理念的内生性诉求出发，以优化应急资源的配置结构为旨归，在分析现行应急资源管理制度所直面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三大挑战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62]。
3.多维治理视角的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研究
多維治理视角包括：风险治理的视角，如卢文刚、刘晋、詹承豫从系统脆弱性、“社会风险-公共危机”演化逻辑以及“情景-冲击-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出发对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完善[63][64][65]，童星提出了风险危机管理研究新视角：熵[66]；社会治理的视角，如卢文刚根据社会治理理论、危机全生命周期理论及应急管理的PPRR四过程维度，初步构建了城市公交全生命周期应急治理框架体系[6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如吕志奎构建了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急管理新体制[67]；整体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的视角，如王莹、王义保构建了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并互相合作的应急治理网络结构[68]，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对城市应急管理中多主体协同进行SWOT分析，以实现城市应急管理模式的创新[69]。
四、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一）既有研究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国内公共危机治理领域的研究由浅入深，从多维对象、多维视角展开，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并行发展。其中，研究对象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公共危机、突发事件以及应急管理。研究内容从概念体系到涵盖治理各个要素的治理框架和体系建设再到治理实践解析。多维视角主要表现为：“善治”理论、风险治理、社会治理、公民治理、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治理视角；分析框架方面运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比较丰富，有利益相关者模式、博弈理论、协同熵、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信息生态链理论、协同学理论及系统动力学方法、计划行为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威慑理论；具体的研究方法多采用案例研究、内容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既有研究内容丰富多元，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的参考与借鉴，但经过梳理，我们发现既有研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局限性：
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的对象分析：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三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细微的区别，且公共危机治理研究以公共危机的内涵和治理理论为基础，而应急管理则主要以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来构建应急机制和体系，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的概念内涵并非完全一致，这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既有研究在三种维度上的分析基本上各自为政，呈现碎片化现象，如何在治理的语境下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统一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研究着重探讨了公共危机的理论范畴和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各要素问题，但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层面上，主要基于已有的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进行分析，在治理实践中具体怎么运用的研究比较少。如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危机或突发事件的演化逻辑，并基于此构建了治理的机制、机理或框架，但对于具体怎么去应用、实施的有效性等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此外，对于公共危机的发生机制、主体行为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治理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比较丰富，但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内容分析法为主，占比九成以上，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资料开展定量研究的仅有寥寥几篇。基于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是本主题研究的特色，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能细致、深入地分析具体事件的本质和规律，但获得的结论难以在较大范围中推论到总体。因此，本主题研究方法的单一性使得现有文献缺少从宏观层面、整体性看待公共危机的视野，不利于探究公共危机治理的普遍规律和内在机理。 （二）研究展望
目前学界对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还存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这正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地方。
1.进一步明确公共危机及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形成统一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框架
目前学界的研究对象维度多元，也说明了在理论层面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共危机及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辨析公共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关系，公共危机治理与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在厘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整合。如何明晰公共危机及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以及如何构建统一的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框架是后续研究应关注的重要课题。
2.开展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与模式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等治理的诸要素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但治理理论更多的是理念和指导层面的变革，在执行层面是抽象而模糊的，因此在治理的普遍语境下，派生了诸如协同治理、协作治理、合作治理、整体性治理、复合治理等多种说法，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问题。这些治理模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又有所不同，应该如何应用于治理实践，如何整合，适用性和局限性如何，对这些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3.智慧治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5G、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从2009年开始规划和发展智慧城市项目，2015年提出了“互联网+”行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发的行程卡、防疫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数字治理研究在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两方面的科研成果也很多，但从公共危机领域的研究来看，智慧治理理论应用于治理实践的并不多见，零星可见的文献涉及的仅是从技术层面单一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缺乏系统的应用研究。因此，后续研究应关注公共危机智慧治理系统建设和运行模式。
4.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公共危机治理的整体性分析
如上所述，由于案例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已有文献大多倾向于事件分析、理论阐释、框架构建等内容的探讨，但对公共危机发生机制、主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缺乏整体维度的思考，后续研究应关注运用定量分析技术（样本模型）或运用大数据技术（总体模型）开展公共危机演化规律和内在机理方面的整体性分析，以便更加有效地解决治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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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