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到底该拿多少钱，一直没有定论。始行于2002年的国企高管年薪制，限定高管人员年薪不得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12倍，2005年又变更为不得超出职工平均工资14倍。是否国企都按这个标准执行，笔者不得而知，但浏览新闻时，却不免会被网页上那斗大的百万、千万年薪砸得眼冒金星——试问，全中国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有几个这辈子能赚到如此多的钞票？
　　去年3月，有媒体报道，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年薪高达6600多万元，平均每天收入18.12万元。尽管平安不属于国企，但作为国有参股企业，还是引发了人们对于国企高管薪酬的热议。前不久又报出，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在经营目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反而逆势大幅提升“薪酬和福利待遇”至32亿元，公司人均至少百万以上，虽过后公司予以澄清，但在笔者看来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这样的天价薪酬仍旧让广大工薪阶层感到很受伤。
　　但是，“受伤”并非独独是因为某人拿了几百万年薪，民众更关心的是，此人所作的贡献是否对得起这几百万年薪。国企高管的薪酬向来是个敏感话题，一者在于它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二者在于它顶着“国有”这个闪闪发光的大帽子。
　　国企中领高薪的行业，不外乎一是垄断性行业，如电力；二是一些特殊行业，如金融证券。在国家的政策保护和垄断体制下，很多央企所面对的市场竞争微乎其微，因此，虽是企业，但由国家任命的国企高管，工作性质其实与政府官员差别不大，多是一些行政事务性工作，并没有真正经历身处市场竞争中的巨大风险与压力。尤其是金融行业，近年来，政府更是频频为银行不良资产埋单，说到底，还是纳税人花钱。国企高管又凭什么坐享百万高薪？！
　　与私企相比，国企高管的高年薪也确实显得有些扎眼。原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骏在盛大网络供职4年之后，以10亿元的巨额身价被聘请担任一家民营企业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但是民众对此并未有何异议。从这一现象便很能说明问题：名为商、实为官的国企高管，在众多有利条件的呵护下，却仍拿着“市场薪酬”，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一边是国企高管百万、千万年薪，一边是被减薪裁员的广大普通劳动者，社会利益的严重分化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而当前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绝大多数是企业自定，再由主管机构审批，这样，原本作为激励机制的年薪制便沦为了国企高管的按“需”分配，使泱泱国企成为某些钻空子高管的自家后院，国企高管可以不经考核直接拿走高于员工10余倍的薪酬收入，也难怪有人认为一些国企高管拿百万薪酬是用人民的血汗钱作为少数人谋取高额利益的本钱，已涉嫌变相侵占国有资产。
　　近日，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高管发布限薪令，一场金融高管的“限薪运动”开始由金融风暴的中心向全球蔓延。我国财政部也下发了一纸“限薪令”，将国企高管的薪酬封顶在280万。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式限薪运动中”，上汽集团等9家大型国企高层率先带头减薪，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当即宣布2009年只领1元年薪。这多少给了国人一些信心，但却并不能让我们完全放心：高管限薪所限的仅是其能够公开的账面上的收入，而在“国有”权利笼罩的光环背后还有多少“灰色收入”呢？一位曾经的国企中层干部的披露让人大吃一惊：国企中一些名正言顺的“职务消费”，便可以弥补高管们在薪酬上的损失，这些“职务消费”包括几乎所有日常消费，甚至包括奢侈消费。
　　基于此，恐怕我们已经不能将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仅仅停留在舆论谴责上，对国企高管的身份进行准确鉴定，明确其“职业经理人”或“官员”的角色，并进一步将高管薪酬问题纳入法治渠道进行管控，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