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在那个寒风瑟瑟的初冬时节离开家乡，已经是第24个年头了，早就超过了当兵前在村里生活的时间。前不久在赴京学习的机缘巧合里，见到了同村的发小全，出来打拼多年的全此刻已是温文尔雅稳健发展的公司老总了，但和我一样，仍不失乡音，仍看重乡情，一起愉快的聊了很多很多，使我不禁想起了在家乡，那个地处偏僻的小村子里發生的许多喜闻乐事，想起了一直想下笔描述的家乡的日子，特别是儿时的光阴。
　　从我开始记事起，印象里我的母亲就在教我懂礼貌，知礼节。尽管出生在家道中落的一个大家庭里的母亲不曾进过一天学堂，可自幼天资聪颖的母亲却也是孔孟礼仪文化的实际传承者，小时候被送养的经历使她过早的感受了人间冷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却还要照看着收养自己那家的弟弟，背着弟弟拿着木棍出去要饭的场景，现在想来是多么的辛酸和凄楚。那副场景却也是那个苦难年代里常见的一幕，并不足为奇。母亲回忆起那段岁月的时候，总是感叹要饭时碰到的不同人家，有的人家古道热肠，尽管自己也是困顿拮据，却也肯拿出一点干粮施舍。有的人家可能就没那么仗义相助了，却反倒放出恶狗来相驱，吓得后背上的弟弟哇哇大哭，那人家的孩子反而乐的哈哈大笑。在这种人间的是非冷暖里，长大后的母亲一直秉承着善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见不得看到乞讨的，总是会伸手相助，而无论自己多么艰难。有一年来到了青岛，我和妻子陪着去栈桥游玩的时候，被那些职业乞丐困扰，经过我们好一阵劝说，母亲才似懂非懂的离开，临走还一直念叨着“谁条件好还能出来要饭啊”。其实老人家并不知道，这个年代的要饭的早已变了味，俨然成了一个职业，背后黑幕利益链更是惊人，也非三两句能够说得清。正是此前的遭遇原因吧，母亲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比如到邻居家串门，大人们聊天的时候，无聊的我总是喜欢找一点玩具玩一玩，其实哪有什么玩具可玩啊？所谓玩具就是烧火做饭拔拉柴草用的烧火棍，烧火棍一般材质都是铁的比较坚硬，可以在地上划来划去，可以握在手中当作武器一般挥舞着，划出自己想要的乱七八糟，挥舞出自己的惊天动地。提拉上烧火棍恣意妄为的时候，往往是趁着大人们纳着鞋底聊着天时的不注意。一旦被母亲发现了，总是被喝止“赶紧放回去！”“人家的东西，不要乱动”，也许这是最初的物权教育吧，现在想来，母亲的出发点，可能有三个，一是不该乱动了人家的物件，二是怕划坏划乱了人家的土地面，三是害怕那坚硬的铁家伙戳着我的眼睛或者伤到别人家的孩子，无外乎这些考虑吧。如此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也是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好像某些方面的延伸还真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平时的生活里，母亲就要求着我们在礼节礼貌上一点点做好。每逢拜年前，要求孩子们必须挨家挨户的前往，路上见了人也要远远的打招呼，该喊啥就喊啥，骑着自行车更要远远的下来推着车子，也是走近了该喊啥就喊啥，万万不能刷刷地疾驰而过视而不见……这一件件小事，回忆起来都似乎就在眼前，并不遥远，其实都有了几十年的时光流逝。
　　小的时候，淳朴的乡亲们扛着锄头村头走过，彼此友好的打着招呼，问询般“锄了哪块地，锄了几亩地”寒暄着，那定格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出务工的乡亲越来越多，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种地的乡亲们也为数不多，加上土地耕作机械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耗费人力田间地头劳作的少之又少，那副扛着锄头村头热情的寒暄自然也就很难看到了。
　　记得还在人民公社生产队挣工分的时候，大家都在地里集体拾棉花，我们个头刚够着一株棉花那么高的娃娃们，也在腰间扎了一个放棉花包袱，“放屁添风”的前去干活。小孩子们的加入，又多了一个大人们聊天的话题。也不知是哪位大娘婶子的逗问开始了与我们这帮孩子的互动。“拾了棉花挣了钱，你们去买啥啊？”“去买糖！”“去买包子吃”“去买果子吃”孩子们争相回答着。“去买洋火”我最后一个回答，一时间安静下来，似乎大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去买洋火，真是过日子的好孩子！这么懂事啊”听清了我答案的大人们纷纷表扬，“洋火能点灯，能烧火，有用处，一块糖吃没了就没了”我的补充回答，更是赢得了大人们的惊讶和喝彩。也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吧，那时的脱口而答多少有些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拾棉花的那年记不清自己几岁了，只是记得还没有上小学，至多是在村里上了“育红班”。
　　李叔同先生在《忆儿时》中写到“儿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如此这般，儿时的一幕幕虽已久远，却珍藏进了一生的梦里，时不时跳跃出来，令我回味一番。这回味，是纪念，是甜蜜，是珍重，捧在手中，化在心里。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