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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不同，印度是民主国家，我们所选择的改革方向和道路是基于广大印度人民的选择和意愿。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正是基于对我们遵循的发展道路的有效实施
● 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独特的情况是，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收购活动和对外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流入印度国内的直接投资
● GDP数字的连年高增长，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正面、持续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国家还需要为全球事务制定新的议程。在目前包括气候变化、能源、食品安全以及多哈谈判等全球议题中，我们必须确立一个稳固的“前线”，共同为一个全面的、合作的以及环保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而奋斗
● 如今中国公司在印度进行的项目总值已达120亿美元，这些中国公司包括中钢集团、首钢国际、宝钢、中国煤建、中兴通讯等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谓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两个原本就禀赋相似的国家，在各自进行了道路不同的改革之后，便被时时拿出来进行比较。从宏观角度来看，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GDP计算，印度紧跟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是：2035年，世界的经济三极将是美国、中国和印度。
21世纪属于谁？自信的印度人认为属于自己。诚然，单从产业的角度来比较，印度的IT软件产业已经远胜中国，金融系统也比中国稳定，制药工业发展迅速，同时，发展势头良好的纺织业也是中国纺织业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
然而，从新世纪初对于印度经济的一片乐观，到最近受到通货膨胀累及，正遭受卢比贬值和股市下滑而危机四伏，印度持续17年、以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引擎的经济改革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无论结论如何，它对于中国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经验。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Nirupama Rao）就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模式以及国际环境等问题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谈到印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您觉得用哪个词来形容更恰当——竞争还是互补？
拉奥琦：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2007年，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贸易总额达到390亿美元。2008年，根据中国海关提供的数据，印度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7大贸易伙伴。每年有近50万人往来于印度和中国两国，其中多数是商务人士。印中之间的月贸易额目前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鉴于这样的增长势头，我们两国的经贸关系将成为未来世界双边贸易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极。
对于国家说，首要的任务是增加国民的福利，因此这就有必要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在这方面，国家之间，并不像公司那样相互竞争。同时，无论是“竞争”还是“互补”，这样的字眼都不能够完整表达出印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而印度以其服务业方面的发展闻名于世界。但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例如印度在制造业的某些领域具有竞争性的优势，而中国则在某些服务领域做的更出色。
另外，如果单谈论所谓的“竞争”关系，则会抹杀两国旨在获得共赢的合作机会。例如，中国公司已经在印度获得了价值上十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项目，并正在着手开展；同样，印度大型的IT公司也都落户中国市场。人们通常都会认为，印度和中国会固守各自在IT和基础建设方面的竞争优势。但是你也看到了，市场规律吸引了双方进行合作，从而共同来分享优势和利益。全球市场是巨大的，是可以容纳得下印中以及更多的国家。当然，两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互补和合作关系将会持续。
《商务周刊》：继中国之后，印度也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成功的另一个典范。不过印度与中国的改革道路不同，印度自1991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一直未曾涉及广泛的制造业本身，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服务业上，它也成为目前支撑印度经济的主要动力。您如何评价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
拉奥琦：没错，正如你所说，印度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开始于1991年。如今，印度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过去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我们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很有信心。其中，储蓄达到了GDP的35%，投资则超过了36%。
由于印度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结合了来自国际的因素，印度的IT产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服务产业目前占到印度GDP的50%以上，其主要的产业构成已经远远超过了IT行业，还有企业与金融服务、建筑、交通和通信等。服务产业无疑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制造业和农业，后者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源泉。印度制造业近几年的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0%。过去两年，农业的发展也萌发了新的活力。
作为国家政策，印度并没有仅仅依赖服务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数目都相当大的国家来说，印度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不依靠制造业和初级产业。
《商务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较印度，在您看来，哪一种发展模式更具持续性？
拉奥琦：中国迈向强国的道路令人称赞。1949年之后的30年间，中国主要集中于社会和政治，而在那之后，则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增长。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获得了8%—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这一基本模式与自己的国情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上亿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就国家的规模、历史经历以及人口情况，印度和中国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然而我们在很多方面也存在不同。印度是一个在宗教、语言以及种族方面很多元化的国家，同时印度也是一个极其民主的国家，因为民众选举被视为国家最重要的基础。印度认为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应该同步。我们所选择的改革方向和道路是基于广大印度人民的选择和意愿。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正是基于对我们遵循的发展道路的有效实施。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靠外资和出口，而印度则靠的是内资和内需。这可能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显著差别之一。有人说，中国更加务实，而印度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体现在了排外情绪上。您如何看待这一不同？印度在这方面确实趋于保守吗？
拉奥琦：确实，在印度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贸易只占到了印度经济增长的很小比例。在当时，印度国内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国内储蓄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情况在后来发生了变化。印度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法规进一步放开，仅对有限的几个领域进行了限制，政府对于外国投资非常欢迎。很多调查都将印度作为了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之一。
在制造企业持续关注印度国内市场的同时，这些公司也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印度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是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的。如今的印度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国际接轨。外贸如今占到国家GDP总额的40%，这一比例比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都要高。2007年，印度接受的外国投资额达到250亿美元，同时，印度国内也在发展上百个“经济特区”，涵盖了制造和服务产业的各个领域，以吸引直接投资。印度对于国际投资一贯持有的欢迎态度，已经得到了投资者的积极回应。
《商务周刊》：印度公司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锋”和“探路者”的作用，政府和公司的关系更多是“后者充当了前者在世界各地的信使”。印度政府和公司之间是怎样形成这种互动关系的？
拉奥琦：从1991年的经济改革开始，我们国家制定的政策就倾向于倡导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这一政策同时也释放了印度企业的企业精神和发展活力。在很多方面，印度经济如今取得的成果都是由印度企业家们作为先锋队所开拓的，这些企业家领导着具有国际竞争力且受人尊敬的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为印度在制造和服务两个领域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这其中的很多企业，在一代企业家的手中，尤其是在1991年之后，一跃成长为塑造国家品牌级的企业，并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些企业有时被称为“改革的孩子”。成熟于一个激烈竞争的国内市场之上，越来越多的印度企业成为见证印度经济全球化的令人为之骄傲的代表，印度私营部门的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也将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前进。如今，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独特的情况是，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收购活动和对外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流入印度国内的直接投资。
有关私营部门为国家经济带来活力这一点，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如今拥有更多的金融、管理以及技术人才，这些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知名的公司和跨国集团的领导者。
《商务周刊》：伴随着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您如何看待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
拉奥琦：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都处在西方殖民统治下。20世纪初首先涌现了亚非解放运动，之后则是这些曾经在殖民统治之下的国家出现了经济繁荣。21世纪，几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证明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并不是西方国家独享的“专利”。正如很多中国人所了解到的，历史曾经见证过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在18世纪初期生产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因此对我们来说，如今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只是重新显示了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获得的辉煌。
GDP数字的连年高增长，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正面、持续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国家还需要为全球事务制定新的议程。在目前包括气候变化、能源、食品安全以及多哈谈判等全球议题中，我们必须确立一个稳固的“前线”，共同为一个全面的、合作的以及环保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而奋斗。如今，我们正站在了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商务周刊》：对于那些想要前往印度投资的中国公司，您有什么建议？印度的哪些行业欢迎他们投资？印度政府对于外国企业的投资有何优惠和支持政策？
拉奥琦：我很高兴能够告诉《商务周刊》的读者们一个信息，那就是印度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司目前对外承包和项目建设的最大海外市场之一，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如今中国公司在印度进行的项目总值已达120亿美元，这些中国公司包括中钢集团、首钢、宝钢、中国煤建、中兴通讯等。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公司在钢铁和能源领域投资将可能大幅增长。事实上，已经有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钢铁的管道建设中。除此之外，我还建议中国的企业家们关注化工、医疗、IT、汽车、电信、生物科技、可替代能源以及低碳技术等等，在这些领域，双边投资可以使得印度和中国同时受益。
印度对于外资的管理非常灵活。在大多数领域，外国投资可以自由进入，无需事先获得批准。印度政府还提供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让政策。对于那些愿意来到印度，享受其低制造成本、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些优势条件的外国企业，印度人民和政府非常欢迎。
《商务周刊》：印度企业目前在中国都主要从事哪些行业？他们的业绩表现和赢利状况如何？
拉奥琦：已经扎根中国的印度企业达到了100多家，涉及很多行业，包括制造业（医药、耐火材料、层压管、汽车配件以及风能等）、IT以及相关产业（IT教育、软件方案以及特殊软件产品）和贸易。印度主要的9家银行以及一家律师事务所都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印度产业联合会（CII）以及印度工商会（FICCI）等行业协会也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印度航空公司和印度捷特航空公司作为连接两国的主要交通工具，也已进入中国市场。
在中国的印度公司主要从事设备和制造业的生产，包括出口到世界各地或印度本国市场。同时，从事服务业的印度公司也遍及各个环节。在中国的印度公司逐年增加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他们对其在中国的业务运行是满意的。
● 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独特的情况是，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收购活动和对外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流入印度国内的直接投资
● GDP数字的连年高增长，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正面、持续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国家还需要为全球事务制定新的议程。在目前包括气候变化、能源、食品安全以及多哈谈判等全球议题中，我们必须确立一个稳固的“前线”，共同为一个全面的、合作的以及环保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而奋斗
● 如今中国公司在印度进行的项目总值已达120亿美元，这些中国公司包括中钢集团、首钢国际、宝钢、中国煤建、中兴通讯等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谓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两个原本就禀赋相似的国家，在各自进行了道路不同的改革之后，便被时时拿出来进行比较。从宏观角度来看，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GDP计算，印度紧跟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是：2035年，世界的经济三极将是美国、中国和印度。
21世纪属于谁？自信的印度人认为属于自己。诚然，单从产业的角度来比较，印度的IT软件产业已经远胜中国，金融系统也比中国稳定，制药工业发展迅速，同时，发展势头良好的纺织业也是中国纺织业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
然而，从新世纪初对于印度经济的一片乐观，到最近受到通货膨胀累及，正遭受卢比贬值和股市下滑而危机四伏，印度持续17年、以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引擎的经济改革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无论结论如何，它对于中国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经验。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Nirupama Rao）就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模式以及国际环境等问题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谈到印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您觉得用哪个词来形容更恰当——竞争还是互补？
拉奥琦：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2007年，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两国贸易总额达到390亿美元。2008年，根据中国海关提供的数据，印度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7大贸易伙伴。每年有近50万人往来于印度和中国两国，其中多数是商务人士。印中之间的月贸易额目前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鉴于这样的增长势头，我们两国的经贸关系将成为未来世界双边贸易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极。
对于国家说，首要的任务是增加国民的福利，因此这就有必要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在这方面，国家之间，并不像公司那样相互竞争。同时，无论是“竞争”还是“互补”，这样的字眼都不能够完整表达出印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而印度以其服务业方面的发展闻名于世界。但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例如印度在制造业的某些领域具有竞争性的优势，而中国则在某些服务领域做的更出色。
另外，如果单谈论所谓的“竞争”关系，则会抹杀两国旨在获得共赢的合作机会。例如，中国公司已经在印度获得了价值上十亿美元的基础建设项目，并正在着手开展；同样，印度大型的IT公司也都落户中国市场。人们通常都会认为，印度和中国会固守各自在IT和基础建设方面的竞争优势。但是你也看到了，市场规律吸引了双方进行合作，从而共同来分享优势和利益。全球市场是巨大的，是可以容纳得下印中以及更多的国家。当然，两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互补和合作关系将会持续。
《商务周刊》：继中国之后，印度也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成功的另一个典范。不过印度与中国的改革道路不同，印度自1991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一直未曾涉及广泛的制造业本身，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服务业上，它也成为目前支撑印度经济的主要动力。您如何评价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
拉奥琦：没错，正如你所说，印度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开始于1991年。如今，印度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过去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我们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很有信心。其中，储蓄达到了GDP的35%，投资则超过了36%。
由于印度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结合了来自国际的因素，印度的IT产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服务产业目前占到印度GDP的50%以上，其主要的产业构成已经远远超过了IT行业，还有企业与金融服务、建筑、交通和通信等。服务产业无疑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制造业和农业，后者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源泉。印度制造业近几年的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0%。过去两年，农业的发展也萌发了新的活力。
作为国家政策，印度并没有仅仅依赖服务产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数目都相当大的国家来说，印度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不依靠制造业和初级产业。
《商务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较印度，在您看来，哪一种发展模式更具持续性？
拉奥琦：中国迈向强国的道路令人称赞。1949年之后的30年间，中国主要集中于社会和政治，而在那之后，则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增长。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获得了8%—10%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这一基本模式与自己的国情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上亿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就国家的规模、历史经历以及人口情况，印度和中国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然而我们在很多方面也存在不同。印度是一个在宗教、语言以及种族方面很多元化的国家，同时印度也是一个极其民主的国家，因为民众选举被视为国家最重要的基础。印度认为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应该同步。我们所选择的改革方向和道路是基于广大印度人民的选择和意愿。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正是基于对我们遵循的发展道路的有效实施。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靠外资和出口，而印度则靠的是内资和内需。这可能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显著差别之一。有人说，中国更加务实，而印度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体现在了排外情绪上。您如何看待这一不同？印度在这方面确实趋于保守吗？
拉奥琦：确实，在印度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贸易只占到了印度经济增长的很小比例。在当时，印度国内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国内储蓄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然，情况在后来发生了变化。印度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法规进一步放开，仅对有限的几个领域进行了限制，政府对于外国投资非常欢迎。很多调查都将印度作为了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国之一。
在制造企业持续关注印度国内市场的同时，这些公司也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印度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是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的。如今的印度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国际接轨。外贸如今占到国家GDP总额的40%，这一比例比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都要高。2007年，印度接受的外国投资额达到250亿美元，同时，印度国内也在发展上百个“经济特区”，涵盖了制造和服务产业的各个领域，以吸引直接投资。印度对于国际投资一贯持有的欢迎态度，已经得到了投资者的积极回应。
《商务周刊》：印度公司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锋”和“探路者”的作用，政府和公司的关系更多是“后者充当了前者在世界各地的信使”。印度政府和公司之间是怎样形成这种互动关系的？
拉奥琦：从1991年的经济改革开始，我们国家制定的政策就倾向于倡导更为高效的企业行为，这一政策同时也释放了印度企业的企业精神和发展活力。在很多方面，印度经济如今取得的成果都是由印度企业家们作为先锋队所开拓的，这些企业家领导着具有国际竞争力且受人尊敬的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为印度在制造和服务两个领域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这其中的很多企业，在一代企业家的手中，尤其是在1991年之后，一跃成长为塑造国家品牌级的企业，并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些企业有时被称为“改革的孩子”。成熟于一个激烈竞争的国内市场之上，越来越多的印度企业成为见证印度经济全球化的令人为之骄傲的代表，印度私营部门的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也将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前进。如今，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独特的情况是，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收购活动和对外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流入印度国内的直接投资。
有关私营部门为国家经济带来活力这一点，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如今拥有更多的金融、管理以及技术人才，这些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知名的公司和跨国集团的领导者。
《商务周刊》：伴随着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您如何看待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
拉奥琦：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都处在西方殖民统治下。20世纪初首先涌现了亚非解放运动，之后则是这些曾经在殖民统治之下的国家出现了经济繁荣。21世纪，几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证明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并不是西方国家独享的“专利”。正如很多中国人所了解到的，历史曾经见证过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在18世纪初期生产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因此对我们来说，如今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只是重新显示了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获得的辉煌。
GDP数字的连年高增长，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正面、持续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国家还需要为全球事务制定新的议程。在目前包括气候变化、能源、食品安全以及多哈谈判等全球议题中，我们必须确立一个稳固的“前线”，共同为一个全面的、合作的以及环保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而奋斗。如今，我们正站在了一个革新变化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商务周刊》：对于那些想要前往印度投资的中国公司，您有什么建议？印度的哪些行业欢迎他们投资？印度政府对于外国企业的投资有何优惠和支持政策？
拉奥琦：我很高兴能够告诉《商务周刊》的读者们一个信息，那就是印度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司目前对外承包和项目建设的最大海外市场之一，尤其是在基础建设领域。如今中国公司在印度进行的项目总值已达120亿美元，这些中国公司包括中钢集团、首钢、宝钢、中国煤建、中兴通讯等。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公司在钢铁和能源领域投资将可能大幅增长。事实上，已经有大约2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钢铁的管道建设中。除此之外，我还建议中国的企业家们关注化工、医疗、IT、汽车、电信、生物科技、可替代能源以及低碳技术等等，在这些领域，双边投资可以使得印度和中国同时受益。
印度对于外资的管理非常灵活。在大多数领域，外国投资可以自由进入，无需事先获得批准。印度政府还提供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让政策。对于那些愿意来到印度，享受其低制造成本、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些优势条件的外国企业，印度人民和政府非常欢迎。
《商务周刊》：印度企业目前在中国都主要从事哪些行业？他们的业绩表现和赢利状况如何？
拉奥琦：已经扎根中国的印度企业达到了100多家，涉及很多行业，包括制造业（医药、耐火材料、层压管、汽车配件以及风能等）、IT以及相关产业（IT教育、软件方案以及特殊软件产品）和贸易。印度主要的9家银行以及一家律师事务所都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印度产业联合会（CII）以及印度工商会（FICCI）等行业协会也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印度航空公司和印度捷特航空公司作为连接两国的主要交通工具，也已进入中国市场。
在中国的印度公司主要从事设备和制造业的生产，包括出口到世界各地或印度本国市场。同时，从事服务业的印度公司也遍及各个环节。在中国的印度公司逐年增加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他们对其在中国的业务运行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