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花，种棉花！”
　　父亲种棉花的热情无人能比。
　　谷雨前后，父亲会选一块肥沃的土地精心育苗，我们叫它“营养杯”。待到麦子割完，父亲便套上牲口把麦茬耘起来，然后把“营养杯”整整齐齐移栽进满是麦茬的农田，一场雨，一遍肥，不到二十天光景，曾经的麦田就变成了碧绿碧绿的棉花地。
　　秋季的农作物棉花最吃功夫，懒人种不得棉花。从棉花半尺高，田间管理就得跟上，锄草、浇水、施肥、打岔、掐顶、捉虫、喷农药……样样马虎不得。棉花四个月才能收获，若哪一个环节跟不上，轻则减产，重则绝收。
　　在所有的活计当中，最要紧的是与虫打“持久战”。起初是蚜虫，然后是红蜘蛛，杀伤力最大的是棉铃虫，棉铃虫专咬含苞待放的棉铃，让即将开花结果的棉花毁于一旦。
　　我对蚜虫、红蜘蛛、棉铃虫的痛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做梦都想把它们消灭干净。这种痛恨源于少年时代刻骨铭心的劳累。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连续四五年的暑假，我天天都要背着噴雾器穿梭在自家的棉花地里。那几年，父亲要种十几亩棉花，十四五岁的我就得顶半个劳力。一天到晚泡在棉花地里，早晨蹚着露水，中午顶着烈日，下午干到摸黑，一天下来骨头架子都快散了。
　　给棉花喷药绝对是个辛苦活。那种辛酸不仅仅是负重之累、炎热之苦，还要冒着农药侵蚀之毒。那时候，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不戴口罩、手套，没有防护眼镜，更没有隔离衣，你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站在上风头，往返之间，时常得倒着走，农药吸进鼻孔、揉进眼睛、灼伤皮肤总是难以避免。
　　我们家有三块棉花地，每块三四亩，即便是父亲和我同时干，喷一遍农药也得六七天，常常是一遍刚喷完，第二遍、第三遍又接上。上初中的时候，我还没有夏天的棉花棵高，在烈日下的中午，我常常望着看不到尽头的棉花地绝望到哭。哭，也是一个人偷偷地哭，因为哭没有用，虫情上来如临大敌，不容你懈怠。用手背抹一把泪，吸一吸酸酸的鼻子，还得挺起腰杆继续干。
　　那时候的暑假，最盼望的是下大雨。在地里正干着活，一阵东南风，黑压压的乌云涌过来，瞬间电闪雷鸣，来不及往家跑，雨点子便噼里啪啦砸下来，只好躲到附近的机井房避雨。最令人高兴的是一早醒来天在下雨，翻个身继续睡，睡它个天昏地暗，好好缓解缓解连续多日的疲惫。
　　田间劳作也不全是辛苦。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会了苦中寻乐——在距离村庄最远的“南河”棉花地里偷偷种上十几棵甜瓜、七八棵西瓜。那是我的秘密，更是我的希冀，眼看着瓜秧一天天拖长，瓜妞儿一天天膨胀，心中的憧憬能抵消不少筋骨劳苦。结束一天的劳作，背着空空的喷雾器，胳膊弯里挎着水桶，水桶上面覆着一把青草，青草下面藏着一窝刚刚摘下的又鲜又俊的“布鸽青”甜瓜，暮霭里遥望村头的袅袅炊烟，怀想着到家后祖母、母亲、小妹看到甜瓜的喜出望外，心里美滋滋的，比自己吃了瓜还甜。
　　这个秘密是瞒不了父亲的。父亲在棉花地锄草的时候早就发现了，曾经严厉到不近人情的父亲这次不仅替我保守秘密，还替我管护瓜秧，及时掰掉不坐瓜妞儿的荒秧，放任西瓜甜瓜与他心爱的棉花争夺养分。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你对棉花越用心，棉花给你的回报就越丰厚。待到秋后，透明的骄阳洒满棉花地，一株株棉花缀满洁白的棉絮，白花花的像下了一场大雪。白云似乎要与大地上的棉花一比高下，在村庄和田野的上空久久窥视，高远的蓝天令人心旷神怡，夏日劳作的辛酸一扫而空。拾棉花的喜悦写在父亲和母亲的脸上。打麦场上晾晒的棉花堆积如山，母亲像打理自己的孩子一样，坐在棉花堆里挑挑拣拣，把品质不好的单独存放，分别打包拉回家。
　　父亲会选一个星期天，叫上我去十五华里之外的国营棉厂缴棉花。父亲种的棉花每年都有一两千斤卖到一级，“一级棉”不仅仅是价格高收入好，它更是一种荣耀。往大处说，是为国家做贡献，往小里讲，证明你是勤劳能干的庄稼汉，十里八村口口相传，街坊邻居交口称赞。
　　父亲很享受这种荣耀。他认为老百姓的口碑就是一个家庭的声誉和尊严。
　　卖完棉花，平日里十分节俭的父亲会带我去下馆子，到公社食堂吃烧饼喝丸子汤。父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笑着抚摸我的头：“别把丸子吃完喽，没有丸子师傅不给添汤！”下完馆子，父亲要去供销社采购母亲嘱咐的生活用品，我常常趁热打铁，提出买个书包、钢笔、文具盒、带电影明星的日记本或是一双心仪已久的运动鞋，父亲总会爽快地答应，能让我高兴整整一个学期。
　　包产到户的第三年，父亲在村头盖起了五间大瓦房。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令村里人刮目相看，我大哥刚满十八岁，登门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这让父亲很有成就感，种棉花的心劲儿更足了。
　　父亲常说，棉花浑身都是宝，籽棉缴到国棉厂立马就能拿到现金，一两个月之后还能领到棉籽油和棉籽饼，棉籽油足够全家人一年吃的，棉籽饼是种麦子的上好底肥，能保证来年粮食丰收，棉花柴是农家烧火做饭的好燃料，咱们辛苦一点儿，多种几亩棉花，就能让咱有吃有喝有钱花。
　　父亲的“棉花经”很朴素很实用，但是他忘了说一条：棉花让咱农家儿女有衣穿，寒冬腊月不受冻。
　　等忙完秋收、种完麦子，就迎来了农家的冬闲季节。然而，这种闲是相对的，于我的母亲，恰恰开始了另一段忙碌。
　　父亲把弹好的棉绒子铺在屋当门，在方桌上铺一张报纸，用光滑的高粱杆把棉绒子卷成一米长的棉花筒，我们叫它“棉布吉”。每天晚饭之后，母亲收拾完锅灶，便把纺车支在煤油灯下，把一个又一个“棉布吉”纺成棉线穗子。冬日寒夜长，为了赶活儿，我不清楚母亲要纺到深夜几点，往往是睡醒一觉仍看见灯光下的母亲还在纺纱，在她嗡嗡的纺纱声中我又安甜地重返梦乡。
　　冬日里晴好的时候，母亲会在祖母和父亲的帮助下，把一个个棉线穗子倒到线拐子上，然后进行浆染。待这些繁琐的工序完成之后，才能上织布机，开始飞梭织布。纺纱织布，是祖祖辈辈几千年传下来的手工活，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印象中，母亲整整一个冬天都在不分昼夜地纺织，发髻间沾着棉絮，眼睛里布满血丝，那一双四季劳作的大手裂开许多口子，那一道道血口子该有多么疼！为了一家人的温暖，母亲早忘了疼痛，她把岁月和心愿都一线一线织进了棉布里。
　　记忆中的冬天常常是冰天雪地。母亲拿出家织的棉布仔细裁剪，填上厚厚的棉絮，为我们缝制棉衣、棉鞋、棉被，让我们白天黑夜都裹在温暖的棉花里。现在想来，我不仅要感恩母亲，还要感恩父亲，也要感恩棉花，感恩自己在棉花地里经受的那些苦难。
　　1984年是甲子年。“六十一甲子”，老人们说：甲子年要多织布，甲子年织就的床单、被里能保佑子孙后代健康平安。母亲对此深信不疑。那一年，她更是不知疲倦地纺纱织布，她要为四个子女和孙辈们准备足够的布匹。
　　十几年之后的初冬，我要在城市里结婚。父亲母亲从数百里之外的乡下赶来，母亲用顶级的棉花为我们缝制了“两铺四盖”，还郑重地为我们的婚床铺上她甲子年织就的床单。在城市里长大的妻子嫌老棉布床单粗糙、土气，她哪里懂得老母亲朴素的心愿？“六十一甲子”，她分明是希望我们能白头到老，祝愿我们六十年不分离。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母亲又从老家带来用棉布做的小包被，用新棉花缝制的小棉袄小棉裤，还有洁白柔软的棉尿布，让我女儿一出生就裹进老家的棉花里。
　　如今，父母已是耄耋之年，我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这个黑夜最漫长的冬至，我想给女儿讲述遥远的棉花，讲述那个从棉花地里走出来的倔强少年，讲述棉花给我的辛酸、喜悦和温暖，以及她的爷爷奶奶如棉花一般的品质。